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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批评家之死》在文本内外均呈现了某种公共道德和文艺理想的巨大梦魇
小说还未正式出版，就让作者身陷巨大争议，甚至差点被捕入狱
字句间流动着强大的反讽力量，折射出寓言家般的睿智光芒，让爱智慧的人常常会心一笑
请勿思考，让他人代你思考。
请勿怀疑，让他人替你否定。
权威即真理，表演即真相？
谎言的后果并非死亡，而是无尽的荣耀。
这是德国文坛泰斗马丁瓦尔泽创作的一部充满哲人智慧、具有高度启蒙性的妙趣横生的讽刺杰作，以德国当代文坛和电视媒体时代的文化霸权为揭露和讽刺的对象，映照出的却是人类普遍意义上的道德困境和内心迷局。本书语言蕴含浓郁的智性美感，洋洋铺陈出的隐喻和讽刺也因此水到渠成、直指人心。阅读的体验，犹如随着书中角色艰难的调查，一同不断摸索前行，试图看清雾中风景。其间，瓦尔泽天赋的幽默、睿智和一针见血的书写特质不断得以凸显。真相的揭晓并没能带来水落石出的清透，只是让现实与虚幻的边界更显模糊
瓦尔泽的文字，机智而富有哲理，我深深佩服。
莫言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托马斯曼之后，*伟大的德语作家是谁？当然是马丁瓦尔泽。他是当代的歌德。
李洱（著名作家）
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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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做批评家。这句让人惊诧的论断出自《批评家之死》中的主角之一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的原型，德国文学教皇，大批评家马塞尔莱希-兰尼斯基之口，且是他奉为圭臬的人生座右铭。2002年，马丁瓦尔泽写出了这部针锋相对的《批评家之死》，讽刺的矛头直指兰尼斯基，没成想却在德国文艺界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震荡
广受追捧的文学批评家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离奇死亡。作家汉斯拉赫不久前为其小说新作被埃尔-柯尼希大加贬损而向批评家当面发出了威胁，因此被认定嫌疑重大而遭逮捕。汉斯拉赫的朋友，学者米夏埃尔兰多尔夫坚信其无罪，就此展开单方面的调查，先后遭遇各色人物：警察、作家、学者、出版家等等。他与他们逐一交锋和对话，一幅德国当代文坛的写真图景也由此逐渐显现出来。随着调查深入，事件的样貌被不断修改和重塑，人心陷入言语的迷宫，悬念迭生，真相却依旧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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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马丁瓦尔泽
德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1927年生于德国博登湖畔瓦塞堡,是当代德语文坛中与西格弗里德伦茨、君特格拉斯等齐名的文学大师。主要作品有《惊马奔逃》（1978）、《迸涌的流泉》（1998）、《批评家之死》（2002）、《恋爱中的男人》（2008）、《死亡中的男人》（2016）等。他曾于1981年获毕希纳文学奖，1998年获德国书业和平奖，另外也曾获黑塞奖、席勒促进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其作品数度在德国引起强烈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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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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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之死》风波（译者序）
第一部 涉案
第二部 招供
第三部 粉饰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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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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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之死》风波
（译者序）
2002年5月上旬，苏尔坎普出版社社长君特贝格当着马丁瓦尔泽的面，把瓦尔泽的长篇新作《批评家之死》的打印稿交给了《法兰克福汇报》文学部主任胡伯特施皮格尔，希望按照老规矩办事。这家无论发行量还是影响力都首屈一指的德国报纸与瓦尔泽有着长期而密切的合作关系，此前他有六部长篇小说在正式出版之前由该报连载。5月28日，报社通知出版社，他们不会刊载《批评家之死》。次日，《法兰克福汇报》文艺部主任弗兰克席尔马赫发表了致马丁瓦尔泽的公开信，对《批评家之死》进行重炮轰击。他列举瓦尔泽两条罪状：
其一，用文学方式对批评家马塞尔莱希-兰尼斯基实施报复或者说谋杀；其二，具有反犹倾向，因为他不仅追杀了一位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而且上演了一系列反犹主义的保留节目。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德国社会随即爆发了一场以瓦尔泽和他尚未出版的《批评家之死》为主题的舆论大战。参战者有名人也有普通人，有读过《批评家之死》（电子版）的，也有没见过文本就已忿忿然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几十家传媒为这场舆论战推波助澜。打响第一枪的《法兰克福汇报》自然要冲锋陷阵，对瓦尔泽进行系列批判。其中既有义愤填膺的读者来信，也有冷静老道的分析文章。一位没有读过《批评家之死》的读者写道：瓦尔泽用如此险恶和残酷的方式表达对我们最优秀、最有趣的一位文学批评家的仇恨，真是难以置信。如果有朝一日德国的犹太人认为非离开德国不可，所有正派的公民都会跟他们一道走。善于对文学做外部研究的批评家马利乌斯梅勒告诉大家：在《门诊时间》中出现了犹太批评家（埃尔-柯尼希和玛莎弗莱迪）糟蹋德国作家（汉斯拉赫）并褒扬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局面他知道玛莎弗莱迪的原型是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菲利普罗斯是犹太作家。与《法兰克福汇报》势均力敌的《南德意志报》毫不犹豫地唱起了反调。评论家托马斯施泰因菲尔特认为，对一部尚未问世的作品横加挞伐，可谓闻所未闻；在与瓦尔泽和莱希-兰尼斯基都有密切私交的文学评论家约阿希姆凯泽看来，《批评家之死》没有反犹倾向，但是写得很漂亮，很恶毒，很放肆；奥地利犹太女作家伊尔瑟艾辛格悲叹瓦尔泽已成为一种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与此同时，诸多地方报纸和另外几家赫赫有名的报刊如《新苏黎世报》和《法兰克福评论》，如《时代周报》和《焦点周刊》也都做了相关的评论和报道，网上论坛也非常热闹。急剧升温的争论甚至让政界人士感到不安。德国联邦议会文化委员会主席、社民党人莫尼卡格利法恩认为，《批评家之死》紧跟在默勒曼事件之后出现，自然极具挑衅意味，基民党秘书长劳伦茨迈耶则呼吁文艺界人士在讨论反犹问题的时候要注意遣词造句，以免造成误解。在这场舆论大战中，有针锋相对的观点，也有前后矛盾的报道。一会传说瓦尔泽学生时代的女友、具有犹太血统并且被视为反犹问题专家的露特克吕格认为《批评家之死》不是反犹小说，一会又有报道说克吕格认为《批评家之死》的确具有反犹倾向；《法兰克福汇报》一度报道，瓦尔泽的小说使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深受伤害，几天之后又被迫进行更正，因为凯尔泰斯说的是瓦尔泽深受伤害。面对这等形势，苏尔坎普出版社也举棋不定，左右为难。一方面有人反对出版该书，其中包括莱希-兰尼斯基和哈贝马斯这类重量级人物：前者说瓦尔泽还没有写过这么次的小说，后者声称，如果这样一本触犯了道德底线的小说得以出版，他将退出苏尔坎普出版社基金会（哈贝马斯后来的确退出了基金会，但不是因为瓦尔泽，而是其他原因）。另一方面，社会上要求出版《批评家之死》的呼声日益高涨，网上盗版日益猖獗（出版社为此发出了起诉侵权的威胁）。6月5日，出版社终于拍板，决定将原定8月出版的《批评家之死》提前出版。6月26日，《批评家之死》终于在书市亮相。不到三周便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两个半月的销量就已接近20万。相关的讨论更加热烈。因资助德国国防军暴行展览而成为新闻人物的文学教授扬菲利普里姆茨玛（他也是《批评家之死》第三部第一章提及的烟草大亨的儿子）在《法兰克福汇报》历数《批评家之死》的反犹罪状，其中包括给批评家安上一根有点犹太特征的鼻子。《新苏黎世报》随即嘲笑里姆茨玛的阅读方式过于粗枝大叶，因为那根鼻子并没有长在埃尔-柯尼希，而是长在汉斯拉赫的脸上。不久，经常与瓦尔泽发生歧见的君特格拉斯也出来为瓦尔泽鸣不平。格拉斯不想对《批评家之死》的艺术水准发表评论，对于反犹说却是嗤之以鼻。他在《奥斯纳布吕克报》写道：那些据说有反犹倾向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反犹倾向。我认为那些批评家们言而无据。格拉斯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批评家之死》的读者十有八九难逃由席尔马赫的指控所决定的期待视阈，不得不把这部作品当作影射小说和反犹小说来读。说《批评家之死》是影射小说，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因为埃尔-柯尼希一望而知是莱希-兰尼斯基的漫画像，不管人们对这幅漫画有何道德或者艺术评判；说到反犹小说，读者多半要皱起眉头，因为席尔马赫所控诉的反犹主义的保留节目惟有透过席尔马赫的有色眼镜才能看到：用希特勒的语言反击从今夜零点开始这句话让无数犹太人失去了生命来恐吓具有犹太血统的批评家，用心何其歹毒；嘲笑批评家发音不标准，实际是在讽刺意第绪语（历史上生活在中、东欧的犹太人所使用的内部交流语言）；遇害可不符合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的形象，埃尔-柯尼希夫人这句耐人寻味的话是在影射因为辱骂耶稣而被罚永世流浪的犹太人（里姆茨玛则认为瓦尔泽在戏仿托马斯曼针对犹太学者特奥多莱辛被纳粹特务刺杀一事所做的恶毒评论：这么死符合他的形象）；把批评家描写成一个好女色、好贬低和否定他人的形象，这是文学中常见的反犹笔法，等等。许多反驳席尔马赫的学者都提醒他别忘了一个基本事实：
反犹思想的本质特征便是认定犹太人身上都有洗刷不掉的犹太本性，《批评家之死》从未将埃尔-柯尼希的审美缺陷和道德污点归咎于犹太本性（据统计，埃尔-柯尼希的突出特征有69个，其中能够与他悬而未决的犹太人身份勉强挂钩或者说能够解释为反犹滥调的仅占10%到15%），反犹滥调反倒有可能从席尔马赫的牵强附会中诞生。由于席尔马赫的观点没有得到起码的文本支持，他的动机也受到质疑。偏激者干脆斥之为恶意炒作或者说苦肉计。批评家乌尔利希格莱纳便指责当事各方不讲道德卫生，指责他们通过一场肮脏的游戏来扩大自身在媒体的影响力。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批评家之死》风波不是什么游戏，因为当事各方都当了真、都动了情、都挂了彩。瓦尔泽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和攻讦，史学家布里吉特哈曼甚至公开表示有必要采用法律手段来对付瓦尔泽，瓦尔泽本人一方面也声称要用法律手段来对付恶意损害其名誉的做法，另一方面承认自己万万没想到有人会把这本书跟大屠杀扯到一起，想到了就不会写了。一向威风凛凛的批评霸主莱希-兰尼斯基，第一次在德国文坛尝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滋味，所以他给瓦尔泽定了最为严重的罪名：《批评家之死》的中心思想是打死他，这个狗东西！他是犹太人（席尔马赫抨击瓦尔泽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歌德的名言：打死他，这个狗东西！他是评论家）。掀起《批评家之死》风波的《法兰克福汇报》，不仅留下派性、狭隘等恶名（与之合作近二十五年的著名学者迪特博希迈耶只因在别处发表了一篇观点相左的文章便遭到无情封杀），而且遭遇了一阵解除订报合同的风潮。赚钱的苏尔坎普出版社也算不上赢家：
德高望重的出版社老板西格弗里德翁塞尔德（他是路德维希皮尔格里姆的原型）在这场风波中去世，出版社随后出现众叛亲离的局面。与之分道扬镳的有社长和编辑，还有瓦尔泽这样的名作家。
有人说，《批评家之死》风波是一场小题大做的闹剧，也有人称之为联邦德国文学史上的头号丑闻。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不能就此把事情简单地归咎于《法兰克福汇报》的狭隘或者派性（莱希-兰尼斯基在《法兰克福汇报》担任了近30年的文学部主任，他也栽培过席尔马赫）。《批评家之死》之所以引发如此一场文学政治风波，是因为它牵涉到敏感的人物和敏感的话题，而且碰上比较敏感的时间。
《批评家之死》的作者是瓦尔泽，它所讽刺的对象是莱希-兰尼斯基。这已形成强强对峙的局面。莱希-兰尼斯基何许人耶？他1920年出生在波兰，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德国犹太人。他在德国念中学，随后作为犹太人被遣送到华沙的犹太隔离区，1943年得以逃脱，随后加入波兰共产党。1958年利用出国之机移居联邦德国，并在短时间内成为叱咤风云的文学批评家。如今他已是家喻户晓的文学教皇，是一个堪称超级巨星的批评家，一个让文学通俗化、大众化、娱乐化的奇才。公众喜欢他的文字，更欣赏他的现场或者电视形象。作家们畏惧他的批评，因为他把颁发死亡证书视为己任，喜欢将人一棍子打死，但是他们更怕他沉默，因为他的沉默会更加严重地损害他们的新作。与他对垒的瓦尔泽也绝非等闲之辈。瓦尔泽于1927年出生于博登湖畔瓦瑟堡，二战后期服过一年兵役，1946至1951年在图宾根和雷根斯堡攻读文学、哲学、历史，获博士学位，随后在南德意志电台做过几年记者和导演。1953年加入对联邦德国文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47社。他和同岁的格拉斯、和年长10岁的海因里希伯尔同属战后德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没有像他们二位那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并非因为他缺少艺术成就和艺术才华。他著述甚丰，涉猎广泛。他有创作有理论，既写长篇（多达十几部）也写中短篇，早年还写过剧本。他还撰写了诸多反响甚大，甚至具有轰动效果的政论、随笔、演说辞。从某种意义上讲，马丁瓦尔泽就等于忙于五彩斑斓的写作生活的汉斯拉赫加上醉心于高深学术研究的米夏埃尔兰多尔夫。瓦尔泽也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认可，他获得的各种奖项有十几个，其中包括德国顶尖级文学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和德国政府颁发的大十字功勋奖章。此外，他还享受着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德国作家在有生之年享受过的待遇：雕塑家彼特林克为瓦尔泽塑造了一尊具有怪诞风格的悬崖勒马的塑像（取材于他的中篇小说《一匹在逃的马》），塑像自1999年6月起便矗立在瓦尔泽的居住地博登湖畔的于伯林根。然而，这周身的荣誉勋章并不妨碍瓦尔泽成为争议人物： 20世纪70年代他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左派，20世纪80年代他因为主张两德统一而被怀疑具有民族主义思想，20世纪90年代人们议论他是否有逃避历史的倾向。瓦尔泽的名气也未能阻止莱希-兰尼斯基在将近四十年的批评实践中对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莱希-兰尼斯基对他的长篇小说《爱的彼岸》（1976）的评论在文学圈内无人不晓：这是一本无足轻重、糟糕透顶、惨不忍睹的小说。这本书不值得读，哪怕就一章、就一页为己为他，我们希望这本书尽快被人忘掉。当然，莱希-兰尼斯基也不否认瓦尔泽是个天才。他在评论长篇小说《时间过半》（1960）时便感叹说：也许还从来没有一本写得如此糟糕的作品表现出如此巨大的才华。他甚至把瓦尔泽看作他那一代作家中最有特色的一个。对于瓦尔泽来说，文学教皇既是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长期研究的对象。他自述在1976年9月的一个夜晚梦见莱希-兰尼斯基追着找他谈话，他在1977年写过一篇题为《论教皇们》的文章，1993年又把教皇写进了长篇小说《互不相干》。让瓦尔泽感受最深的，是批评家的话语霸权，特别是电视带来的绝对话语霸权。他用了一个德国式比喻来表达那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就我俩的关系而言，他是施暴者，我是受害者其实任何一位受他虐待的作家都可以对他说：莱希-兰尼斯基先生，就我俩关系而言，我是犹太人。如果没有对莱希-兰尼斯基在德国电视二台主持十三年之久的《文学四重奏》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瓦尔泽不可能把埃尔-柯尼希及其《门诊时间》写得如此活灵活现。
批评家得罪作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作家恨批评家同样自然（莱希-兰尼斯基更把作家对他的深仇大恨视为荣耀，他在自传《我的一生》中便不无快意地讲述了有多少德语作家想要他的命），所以让批评家死去的小说屡见不鲜，公众一般也都处之坦然。譬如，法国作家皮埃尔西尼亚克虚构过以法兰西的批评大家包括大名鼎鼎的贝尔纳皮沃为对象的连环杀人案（《费迪南塞利纳》，1997），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让一个作家把一个批评家推下了地铁站台（《脸在何方》，2002），德国作家博多基尔希霍夫也让一个酷似莱希-兰尼斯基的批评家命丧黄泉（《黄色小说》，2002）。并未让批评家死去的《批评家之死》，之所以掀起如此道德狂澜，主要因为触及到犹太人的问题。众所周知，德国是一个对犹太人犯下滔天大罪的民族，德国人也知罪认罪，所以才有联邦总理威利勃兰特1970年10月在华沙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庄严下跪。忏悔历史，杜绝一切反犹倾向，这是联邦德国所确立的一项基本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原则。反犹行动，反犹言论以及各种勾销或者淡化灭犹罪行的企图，全都受到舆论、法律乃至国家机器的约束（一些地方的犹太教堂门口常见荷枪实弹的宪兵把守）。一方面是根深蒂固、改头换面的反犹思想，另一方面是深刻的忏悔意识和高度的政治觉悟，这一形势决定了德国社会有关反犹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讨论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譬如，许多德国人对Der Jude（犹太人）这个词存有心理障碍。他们知道Der Jude过去是贬义词，他们也知道这个词现在不应该带有贬义，但是他们却因为担心对犹太人不敬而常常避免使用这个词（不说某某某是犹太人，只说某某某出生在犹太家庭等）。莱希-兰尼斯基就和《法兰克福汇报》的某个负责人讨论过能不能说Der Jude Kafka（犹太人卡夫卡）。由于那段史无前例的灭犹历史，德国人也闹不清楚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何时才能抬起悔罪的头。萨克森州司法部长、一度被提名为联邦总统候选人的斯特凡海特曼便因为说了一句我们必须成为普通民族中的普通一员而让人怀疑他想扔掉德国人的历史包袱。出于同样的原因，德国人也在能否以及如何批评以色列这个问题上感到困惑。德国自由民主党副主席、曾经担任过科学教育部和经济部部长的尤尔根默勒曼，就因为在和德国犹太人协会副主席弗利德曼的辩论中说了下面两句话而引起舆论哗然：可惜在德国有反犹分子，我们必须与他们进行斗争，但是我担心，恐怕没有谁比沙龙先生和德国的一位弗利德曼先生此人尖刻傲慢而且不宽容招来了更多的反犹分子。这样可不行，我们德国人必须能够做到可以批评沙龙的政策而不必被扣上反犹的帽子。人们纷纷谴责默勒曼的言论带有犹太人必有可恶之处的弦外之音。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人已经把足球术语嫁接到频繁而严肃的反犹问题讨论，他们越来越喜欢谈论A牌： A=Antisemitismus（反犹），A牌=给反犹份子准备的黄牌或者红牌。
默勒曼事件出现在2002年5月中旬，距离席尔马赫发难只有两周时间，所以瓦尔泽很快就被比作文学界的默勒曼。对此，有人替他喊冤，有人说他活该。说他冤枉，是因为他写过两篇带有振聋发聩标题的文章《我们的奥斯威辛》（1965）和《说不尽的奥斯威辛》（1979）；是因为他对犹太人，特别是德国犹太人的文化成就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他就研究起一个还不太惹人瞩目的犹太作家：卡夫卡，他也是德语国家撰写卡夫卡博士论文的第一人；他发现（1989年）并且促成了（1995年）犹太学者维克多克莱姆佩勒日记的出版，这些日记在读书界引起巨大反响；《批评家之死》又证明他对犹太神秘主义颇有研究。认为应该对瓦尔泽亮A牌的人，多半对他1998年10月11日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发表的演讲耿耿于怀。当时，因为让德国人理解了自己的国家，让世界理解了德国而获德国书业和平奖的瓦尔泽，在答谢致辞中再次谈到如何对待奥斯威辛的问题。他对奥斯威辛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了不满。他不仅承认自己至少有20次遇到恐怖的集中营画面时扭头不看（wegschauen）此举违背了正视（hinschauen）历史的道德律令，他还质问无休止地呈现我们的耻辱是否已经公式化和工具化，是否变成了一根道德大棒。瓦尔泽还明确反对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的计划，因为这无异于在首都的心脏用混凝土构筑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噩梦，无异于把耻辱化为巨型艺术。瓦尔泽的讲话结束后，包括联邦总统在内的现场听众起立鼓掌，唯有德国犹太人协会主席伊格纳茨布比斯夫妇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两天后，德国媒体纷纷报道布比斯说瓦尔泽搞精神纵火，同时就瓦尔泽是否想给德国人的悔罪历史划上句号这一问题展开如火如荼的讨论（相关争论已汇编成集）。12月12日，瓦尔泽和布比斯在《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进行对话，两人都认为还需要用更为恰当的词汇来谈论大屠杀历史，布比斯也收回了精神纵火的说法。12月31日，德国联邦议会决定实施修建大屠杀纪念碑的计划。犹太裔美国建筑大师、大屠杀纪念碑的设计者彼特艾森曼一针见血地指出，是瓦尔泽促使联邦议会做出了这一决定。当时的瓦尔泽对他的祖国和同胞感到非常失望，所以他有过移居奥地利的念头。
《批评家之死》的读者如果经历了《批评家之死》风波，多半会获得一个重大发现：第二部第二章开头所描写的反犹问题大讨论与2002年夏天德国舆论界围绕《批评家之死》展开的讨论有着惊人的相似，现实的风波成为虚构的风波的延续。瑞士作家阿道夫穆什格感叹说：现实在模仿瓦尔泽的模仿作品。博希迈耶则联想到王尔德的名言：Literature always anticipates life（文学乃生活之母）。可是，人们在佩服瓦尔泽的先见之明的同时不禁要问：瓦尔泽既然深知同胞们谈犹色变，他为什么偏偏要在这部旨在表达自己对电视时代文化界的权力运作的体验的作品里附带一笔敏感的犹太人问题？这一笔给他惹出不少的麻烦，席尔马赫便指责他用闲来之笔给全书点题，他本人也感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瓦尔泽是有意，还是无意？是考虑不周，还是打算摸摸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确）的老虎屁股？问题的答案恐怕需要读者自己去寻找。
黄燎宇
2004年5月
2017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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