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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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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占有大量学术资料的基础上，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角度，考察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取向，勾勒了20世纪中国近代政治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产生、发展、定型的历史，条分缕析地分析了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过程中各种话语代表性人物的政治取向和反映这一取向的近代史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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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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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中国近代史研究继承了传统中国史学为政治服务的传统。从其一开始产生，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历史科学，而且深受当时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和制约，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被纳入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中，为当时的统治合法性提供历史证明的工具。本书在占有大量史料基础上，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角度，采用宏观考察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和文本分析法，考察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取向。通过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形成、发展的学术政治史考察，总结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关系的经验教训，为21世纪正确处理中国近代史研究与中国政治关系提供历史借鉴，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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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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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云：1971年9月出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副秘书长,国家马工程重大课题首席专家。长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独立出版6本著作，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求是》、《党建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红旗文稿》和《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合著的《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合著的《中国道路》入选2013年国家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工程。获中组b重大课题调研成果二等奖，中国社科院信息对策特等奖1次、一等奖3次、二等奖3次和三等奖5次。多次承担中办、中宣部、中组b、中纪委、国务院新闻办、财政部等中央部门交办课题。撰写的内部报告3次获习近平总书记批示，4次获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1次获国务委员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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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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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第一章中国近代史学科产生的政治前提与学术渊源20
第一节中国近代史学科产生的政治前提21
第二节中国近代史学科产生的学术渊源30
第二章20世纪初3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萌生40
第一节20世纪初3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40
第二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萌生45
第三章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50
第一节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政治51
第二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60
第四章20世纪506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175
第一节20世纪506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175
第二节20世纪506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科的
发展185
第五章20世纪70年代末世纪末的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232
第一节20世纪70年代末世纪末的中国政治233
第二节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善237
第三节中国近代史新学科体系探索中的争鸣269
第四节探索中国近代史新学科体系中的歧路以《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为例310
第五节现代化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为例324
结束语348
参考书目362
后记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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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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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政育人的传统
一切历史研究都有自己的政治取向。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促进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培养爱国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资政育人的优良传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被列为全国大学生公共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就是坚持这个优良学术传统的直接体现，从而使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好地发挥它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应有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
史学关注现实政治，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世界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是一个有责任的史家无法推卸的社会责任。世界历史学的发展证明，任何一个思想深刻的人，都不可能站在政治之外，政治热情磨练着研究者的头脑，能成为发现真理的强有力的手段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对学生说：古今中外，哪里有做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
现代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需要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发展的原动力和出发点，正如常乃德所说：一切历史均属于现代的、创造的，过去者早已不能还原。伟大的历史家其任务决不仅以搜求史料为满足，历史家之任务在能接受时代的潮流以其个人伟大的天才与社会心灵相互渗入，反映社会之要求，并进而指导社会的新趋向，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具有伟大的生命力的史学杰作。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不仅仅是抱着为人们提供一种历史知识为目的的心态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而且他们都有着一种借历史研究参与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宏愿。中国近代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学术的身份参与和促进了20世纪中国政治的发展。
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研究中国近代史，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突出特点。
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是适应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政治需要去研究和考察近代中国历史的。致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z高宗旨，革命性和批判性是他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鲜明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史家看来，历史并不仅是一科学研究的工作，而是和实践不能分离的理论的研究。我们在当前严重的形势下，为着解决现实，不能不彻底的正确无误的把握现实，所以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追究上把握现阶段确定现阶段之唯一的动向；瞻往可以察来，这是一切科学预言的根本，社会科学也必然地能够预见着社会将来的进行，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逼迫着我们不能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萌生一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就属于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战线斗争的一个必要方面和革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史家看来，历史能告知未来，历史是有规律的，现实的方向是由历史指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为他们所追求向往的理想社会而研究历史。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他们手中是论证革命的手段，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领域，进行政治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一切历史家描写及批判过去的历史，都是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把历史当作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社会发展也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抨击了中国国情特殊论，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通过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论证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为中国革命对象、任务、动力的判断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和历史依据。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为了革命的需要，将中国近代史作为认识中国国情和理论教育的一部分，要求各级干部必须学习。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规定：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里，许多中小学都开设了中国近代史课程。
面对20世纪40年代蒋介石等人对中国近代史的歪曲，中国共产党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赢得国人的支持，就需要用中国近代历史证明中国统治者是如何与帝国主义勾结的，现实的统治者又是如何与近代史上的统治者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否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统治者，也就取消了现实中的统治者的合法性；要说明近代中国历史上人民群众代表了历史上的先进力量，他们阻止了中国进一步沉沦，而共产党正是近代中国人民群众未完事业的继承者，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把中国从黑暗的前途中挣脱出来，引领中国走向独立、统一、富强、民主的道路。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yi分册，就是为了驳斥蒋介石对中国近代史的歪曲和以蒋廷黻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学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错误认识而写的。1942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有着研究近代中国百年史的号召。依据这个号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人力编写四部著作，负责人分别是：经济史陈伯达，政治史范文澜，军事史郭化若，文化史欧阳山。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yi分册就是在接受这个任务后，以毛泽东的论述为依据，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进行初步研究的结果。
该书以毛泽东的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叙述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是怎样勾结反动统治者，通过多次侵略战争，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中国人民在这一过程中，又是如何反对外国列强侵略者和他们的走狗清政府的。他指出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一开始，中国人民与统治阶级走的就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统治阶级走的是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路线，中国人民走的是反侵略的人民革命路线。范文澜同时也注意将清朝z高统治者与一部分抵抗侵略的官僚区别开来，并不是简单地对统治阶级一棍子打死。从他自己的研究设计来看，他把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历史，根据毛泽东的论述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以他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以政治史框架建立起来的，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待近代中国历史的。该书突出地论述了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借鉴。在书中，通过对近代史的叙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了近代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近代中国人民走的是一条路线，共产党的奋斗方向就是代表近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共产党继承和代表了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革命事业。同时，他也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与近代历史上卖国的清王朝一样，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是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源，是不能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是要被历史抛弃的。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yi分册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从历史角度证明了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人民于水火之中，代表近代中国前进发展的方向。作者坚定的政治立场、强烈的政治动机和鲜明的政治观点，在这部著作中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部著作，成书于国共两党激烈政治斗争的政治环境中，是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鲜明的政治取向说明了现实政治对史家的高度支配。正是现实的政治需要，使范文澜对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寄予了高度的关注，并以此作为观察和思考中国近代史的视角，所构筑的是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以政治史为主干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
该书在国共决战的生死关头，通过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帮助人民认识到只有跟随中国共产党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是z好的政治选择；国民党所代表的政治前途，历史已证明了是一条民族不独立、人民不富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中间势力所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为历史所证明是走不通的，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当时，许多爱国者正是接受了这本书所表达的政治观点而投奔解放区的。所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在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关键时刻，起到了推动政治发展的作用。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参与了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政权的变更，是学术推动政治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本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后，该书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本。
1948年国共决战前夕，胡绳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总结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帝国主义同中国关系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正在与卖国、内战、独裁的蒋介石反动政权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搏斗、争取z后胜利的革命人民来说，起到了很好的启迪和教育的作用。胡绳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也极大地鼓舞了正在奋斗中的人们，坚定了他们革命必胜的信念，促使国统区更多的人走上了历史选择的道路。正因为该书满足了时代政治发展的需要，所以在其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后来一版再版。与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yi分册一样，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紧要关头，发挥了历史的战斗和借鉴作用，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极其尖锐的年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将回答现实中国政治问题作为研究的落脚点。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之时，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以学术参与民族救亡，推动了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在国共决战时，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通过近代史研究，动员追求进步的人们团结起来，参与完成了打倒近代专制政治的历史使命，推动了中国走向人民民主的民主政治。
新中国成立后，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继续发扬关注现实政治的传统，在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革命传统教育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方面，发挥了资政育人作用。
20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通过学术研究，捍卫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保证了中国政治的进步发展。
1950年7月28日，政务院批准《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规定高等学校开设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革命的政治课程。这是用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用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代替国民党反动统治时充满唯心论、机械论，以至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反动课程的重大措施。
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被中国共产党视为政治教育的工具，论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增强了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度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对帝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叙述和分析，激发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对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经验的总结，强化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弘扬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对近代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和宣传，对中国人民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对人民大众在中国近代史的作用的强调，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民众的主人翁意识；对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对这一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们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也都有着垂鉴的作用；对近代中国阶级、阶级斗争规律的总结，帮助中国人民认识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增强了识别力，避免了重犯历史上的错误；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使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了中国的国情，了解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明了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对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错误历史观点的批驳，对唯心主义的反击，为中国人民接受唯物史观起了很大作用。
20世纪5060年代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构建新中国全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指导思想，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虽然有不少学者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但人数少且处于不合法地位（在解放区是合法的）。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在第yi届全国政协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1949年7月1日成立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的宗旨明确规定：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
，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1951年7月28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的大会上，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发表了《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重要讲话，向广大史学工作者提出四个方面的要求：第yi，要认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劳动生产者自己发展的历史；第二，要注重现实，注重近代史的研究，特别是要注重近三十年史的研究；第三，要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第四，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当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历史材料作科学的研究，要把今天的历史，清清楚楚地写出来，然后以所学得的正确方法，应用到近代史的研究上去。我们今后的工作就是认真学习，认真研究，一点不能虚伪轻浮。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历史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史，经过一段时间的灌输式的学习，中国史学界实现了六种转向：①从旧的唯心史观转向新的唯物史观；②从个人研究变到集体研究；③从名山事业转变到群众事业；④从贵古贱今转变到注重现代史的研究；⑤从大汉族主义转变到注重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⑥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变到注重亚洲史以及其他各洲历史的研究。
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者要求必须解决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其中关键是立场问题。一个史家站在什么立场来处理，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胡绳认为：只有站在革命的立场，我们才能正确地研究历史的规律性，才能深刻地揭示历史的规律性。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问题》中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对于研究近代史，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为此在近代史研究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反对在学术和政治相互关系上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坚持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研究近代史必须从今天，即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必须有时代目的，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坚持两者的结合。在观点上，强调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运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具体问题中，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尤其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中国近代史。在方法上，要求首先要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然后运用阶级分析法等方法分析史料，透过历史现象抓住事物的根源和本质，上升到理性认识。
20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者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出版了一批中国近代通史性著作。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上、下），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第yi卷），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郭沫若主编、刘大年主持撰写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就是当时的主要著作。这些集中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著作的广泛流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教育了广大群众，促进了新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为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增强广大民众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在统一人民的思想认识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新中国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后，中国近代史学者们通过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参与了现实中国政治的历史创造，找到了介入现实的立足点。关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现代化问题，可以直接实现中国近代史学界以史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愿望。一个时代的主题往往会成为这个时代学术界首先关注的话题。龚自珍曾说过：一代之治有一代之学。马克思曾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现代化成为新时期中国的时代精神，使得中国近代史学界自觉地以现代化为视角去反思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发扬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政育人的传统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一个崭新的史学分支，不同于其他史学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其与中国现实政治息息相关。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更能介入现实政治的发展，并能影响现实政治的发展，也更能为社会所关注，发挥它的z大社会效用。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研究者们很好地把握了这一优势，并且自觉地利用了这一优势，推动了20世纪中国政治的发展，为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创了良好的学术方向。这个方向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学术传统，应该也是今天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继续坚持与前进的方向，不因过去一段时间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将这一传统遗弃。
重视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注重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是中国的一个优良传统，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42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号召研究者们投身于近代中国百年史的研究。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反复讲，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多次号召广大学人学一点历史。邓小平同志说过：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他提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1990年4月，他在会见外宾时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1990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时指出：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胡锦涛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z富哲理的教科书。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更是强调学习党史和国史,指出历史是z好的老师,历史是教科书,中国革命史是营养剂。
中国共产党的重视，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全国高校作为必修课开设，为普及中国近现代史知识提供了很好的载体，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服务社会、资政育人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一项国家事业，有义务向社会尤其是青年提供正确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诚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曾指出的：学者的使命是什么？学者同整个人类及其他各个阶层的关系怎样？他们用什么手段才能稳妥地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每个人都必须真正运用自己的文化来造福社会。谁也没有权利单纯为自己过得舒适而工作，没有权利与自己的同胞隔绝，没有权利使用自己的文化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正是靠社会的工作才能使自己获得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就是社会产物，社会所有物；如果他不愿由此给社会带来利益，他就是从社会攫取了社会所有物。
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历史。屈辱与苦难，奋斗与牺牲，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厘清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探索其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重现近代中国的丰富与斑斓的画面。这样的研究、重现与不断加强认识的过程，就能够为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据，为提高中国人民的人文素质及其爱国主义教育的水准提供现实依据，为加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力和凝聚力，增强他们的人文关怀意识，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中国近代史研究，就不只是在书斋中讨生活，也不仅是一种谋生的工具，而是对社会、对人民乃至对人类都有所贡献心力了。这样，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国社会中就不会失去其应有的位置了。
这就是研究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z大启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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