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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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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基于经济转型与社会治理的理解》突破以往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现象局限于经济学范畴的窠臼，从经济和社会发展两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通过对世界各国中等收入阶段发展史的比较研究，分析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征和存在问题。对于认识当前中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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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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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但近年来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我国是否遭遇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国遭遇的发展问题能否用当下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及相关理论框架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找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合理方案？本书一方面从经济表象和经济学角度分析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及转变的特征，另一方面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中等收入阶段社会结构和体制的变化与转型特征，*后综合分析得出了本书的论断：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一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面临双重挤压，同时原有的社会结构与体制不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从而引发的经济滞涨或衰退、社会矛盾加剧的现象，即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双重困境。这一判断对于认识当前中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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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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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之杰，经济学博士，教授，现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董事长、行长。曾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国家开发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等职。1999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版《走出去的法律问题与实践》《走近全球量化宽松》等专著；在《经济研究》《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金融》等重要报刊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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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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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约翰桑顿7
绪论厉以宁实现经济与社会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3
前言郑之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亟须提高治理能力19
第一章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与实质
第一节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由来
第二节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分析
第三节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学分析
第四节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经济与社会转型问题
第五节小结
第二章中等收入的国家类型与经验教训
第一节欧美等发达国家
第二节日、韩等东亚国家（地区）
第三节印（尼）、菲等东南亚国家
第四节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等拉美国家
第五节苏东转型国家
第六节小结
第三章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第一节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第二节中国的经济状况及发展阶段
第三节中国产业、所有制、地区结构和经济增长
第四节中国的经济转型问题与挑战
第五节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与挑战
第六节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法治短板
第七节小结
第四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提高经济治理能力
第一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教训与经验
第二节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和举措
第三节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活力
第四节推动创新驱动，激发更大活力
第五节防范债务危机，把控融资风险
第六节提高我国经济治理能力
第七节小结
第五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第一节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节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第三节缩小贫富差距，优化社会结构
第四节加强民生保障，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五节加强法治建设，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第六节教育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第七节小结
第六章参与全球化，探索中国发展道路
第一节参与全球治理
第二节全球价值链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第三节探索新时代的中国发展道路
第四节政府角色转型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第五节小结
参考文献
后记塑造人类文明共同体：中国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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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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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亟须提高治理能力原载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8月11日第1版，作为本书前言有增补。
郑之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逐渐趋缓，进入中高速增长
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高度重视中国如何迈进高收入阶段及进入后如何保持的问题，是因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不是数量问题，而是治理水平的质量问题。如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达不到现代化标准的话，即使是在低收入阶段照样存在着发展陷阱；有的国家虽然进入了高等收入阶段，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更加剧了社会矛盾，难以保证持续发展。因此，在我国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有必要分析世界各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提高治理能力，全面构建国家经济治理的法治化机制和实现路径，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
一、
提高经济治理能力，适应经济的发展要求
纵观我国经济发展脉络，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贯穿于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发展历程。经济腾飞离不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所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必须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活力。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督，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扩大市场开放程度，消除市场壁垒。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政府与企业长期以来联系在一起，在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初期，我国的政企分离还不够彻底，企业经营机制及管理理念尚未彻底转变，部分行业准入不放开，且关键资源定价仍掌握在政府之手，降低了经济效率；部分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习惯于依赖政府的安排和照顾，与此同时，为了增加税收和保证就业，地方政府又往往具有很强的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冲动，从而在政策、信贷方面支持和保护了一些低效率的大型企业。地方政府出于自身财政收入和政绩的考虑，也往往使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限制、排斥或阻碍外地同类企业参与竞争。
需持续扩大市场开放，打破阻碍市场的壁垒。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但经济增长仍有巨大空间。然而，部分较好的投资机会却被名目繁多的市场准入所限制，大量的社会资本可望而不可即，影响了市场的活力和运行效率。因此，需要持续扩大市场开放，打破壁垒，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社会资本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释放出巨大的投资潜力。
具体做法如下：一是对内对外全面推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现法无禁止皆可为。二是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沿边国家级口岸、边境城市、边境和跨境经济合作区等沿边重点地区。这些地区是我国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是沿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内容。三是完善重点领域价格形成机制，实现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要健全政府定价制度，推进定价项目清单化，推进政府定价公开透明。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坚持放管服结合，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高监管效率。
二、
提高政府与市场互补治理能力，调整好两者的关系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阶段，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核心是要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动态边界，而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厘清政府行为的边界。应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各级政府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始终坚持三不的原则，即一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二不包办企业决策，三不代替企业招商引资，从而逐步摆脱商务性经营职能，不再成为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同时，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和市场监管职能，特别是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缺位情况，强化和健全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尽快改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状况，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客观地分析，在经济发展水平尚低、工业化进程尚处在起步加速阶段、市场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介入有重要的合理性。特别是应看到，地方政府在引资竞争中所表现出的种种亲企业行为对改善企业运营环境很有裨益，尤其是对民营企业而言。但在政府介入的过程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必须明确，就是不能混淆相关行为方的权力边界和风险承担区间，造成过大的行政渗透和扭曲，从而影响市场的有效运行，保持清的定位。
需要指出的是，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引发的政府行为微观化、企业化、趋利化的背景下，尤其应防止坏的市场经济的出现，也就是政府强势介入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力与资本合谋、权力与利益交换的权力市场化倾向，这可能引发利益集团的内生形成。这种内生性利益集团不同于市场化过程中由公平竞争产生的一般性利益集团，他们往往具有更强烈的动机以维持现状，抵制某些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改革政策的引入。由于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具有较一般的利益集团更强的行动能力，可以对政治决策过程施加更强的影响力，因此更有可能妨碍尚未完成的市场化转轨，使深度介入的政府权力无法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成熟度的变化而适时退出，进而使制度安排长期被锁定在低效率均衡状态，也使寻租的土壤滋生发展。世界上一些国家（如一些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因一个无处不在、极为强势的趋利性政府而带来的危害就是前车之鉴。这些由权贵控制和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纷纷落入发展的陷阱，无法顺利实现现代化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刻吸取。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是从治理主体角度讲，有效的治理，突出强调社会公共事务的多方合作治理。过去我们的社会管理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作为管理主体的政府一家独揽，市场、社会、民众的力量比较薄弱，甚至缺席，这导致了社会治理的过度行政化，造成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通过改革，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而言就是要回归市场本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就是要回归人民本位，让人民群众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实现自我治理，这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
二是从权力运行角度讲，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合理定位政府职能。原来政府承担了其他主体的许多职能，现在要通过简政放权，明确权力清单，放权于市场、放权于企业、放权于社会，明确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权力的边界范围。在此基础上，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要求，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三是从组织结构角度讲，有效的治理，必须以科学合理的政府组织结构为基础。重点是要优化政府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用机制再造流程、简事减费、加强监督、提高效能。
三、
提高财政与货币统筹治理能力，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为了保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们有必要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展开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有别于以往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本身的分析，将对传导机制的研究具体为经济结构对传导效果的影响，进而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意见。
改善民生系财政增加支出的重心。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历来有两个工作线索：增加支出与减少税收。财政扩张的主要载体之所以由增支转为减税，一个十分重要的考虑就在于，我们要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两大目标之间寻求平衡。
鉴于稳定物价总水平仍然是我们的重要任务，更鉴于稳增长和调结构两大目标必须兼容，尤其是不能再走以牺牲调结构换取保增长的老路。即是说，增加支出的重点，要由以往相对偏重投资适时转移到着力拉动消费需求上来。
具体而言，有关增支的安排，除了继续着眼于优化投资结构之外，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通过一系列以改善民生为主要线索的支出项目及其规模的增加，来拉动终端消费。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落实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低收入者劳动报酬；促进增加农民收入；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部分优抚对象待遇和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支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增加财政补助规模，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减轻困难群众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负担；大力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等。
可以预期，以结构性减税为重心并辅之以改善民生为主线索的一系列增加支出的操作，有利于收支两翼彼此协调、互相策应，意味着将来的积极财政政策操作将有可能走出一条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相契合、同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布局相协调的路子。
增加需求应调整财政制度。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真正的挑战在于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可持续性。其重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需求明显不足；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到位。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部分原因来自美国和欧洲强劲的外部需求，而这些需求现在正逐渐减小，中国投资率及效率将持续走低。要解决中国经济的扩大需求和持续增长问题，适应中国的发展首要的方法应该是调整中国财政制度，这将有利于弥补放缓的投资增长和变弱的出口市场。中国财政预算的不合理在于其有限的规模，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和支出分配的方式不一致。社会主义经济体的特点是能够拥有和控制所有关键性资源并主导所有主要的战略活动，而中国财政总预算只占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8%，这个比例与其他类似国家相比实在是偏小。如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占35%，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大多数经济体占40%~45%。据世界银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分析，与其他类似国家相比，中国财政预算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及其他消费需求所占GDP的百分比排倒数第三。这就解释了中国总体消费比例（家庭和政府）要比其他类似国家低10%~15%的原因。如果中国实施财政改革，将能够提高政府支出，增加其GDP占比约4%~5%。这样一来，就能够确保中国有足够的需求，以维持年均6%~7%的经济增长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及思路。央行将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同时正确处理经济平稳发展、结构调整和通胀预期管理三者的关系，全力维护好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风险防范三者的平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路。
一是促进规范金融市场的建立，大力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继续深化大型商业银行改革，不断完善公司各方面管理，逐步实现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继续深化内部管理和风险防范管理，提高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二是提高金融体系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扎实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完成市场基准利率体系的建成，努力提高央行对市场利率调控水平，正确高效引导金融机构进行风险定价，要善于利用好利率浮动定价权进行合理定价，还要加强主动负债管理和成本约束，做到科学评估利率风险，合理完善定价机制，自觉维护定价秩序，最终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创新，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使市场供求规律能在汇率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以便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同时加快发展外汇市场，推动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创新，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加强对国际资本的有效监控。协调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中的使用，积极拓宽人民币流出和回流渠道。
三是全力支持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断优化信贷资源配置，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构成产业体系内协同。正确引导金融机构加强管理和产品创新，探索适合的信贷管理模式，加大金融支持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力度，积极培育多层次、多元化、良性竞争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努力开创金融支持就业、扶贫、助学等民生工程的新局面；加大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和科技、文化产业、旅游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的支持；配合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继续做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和服务工作。加大存量信贷资产的结构调整力度。坚决落实差别化的各项住房信贷政策，加大对保障性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建设和居民首套自住普通商品房消费的监管力度，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
四是全方位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稳步健康增长，深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双支柱调控，全面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合理的市场流动性。继续发挥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根据经济景气变化、金融机构稳健状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对有关参数进行适度调整，引导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根据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综合货币收支和流动性供需关系，运用央行票据、存款准备金率、逆回购、正回购等各种流动性管理工具，综合调节好银行体系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平稳浮动。
许多研究认为，阶层对立、分配不公、政治腐败、社会失范等现象，是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的社会后果。但实际上，对拉美、南亚和苏东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分析表明，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除了创新不力、转型不畅之外，畸形的社会结构、失衡的利益关系、匮乏的福利保障和低效的行政能力，这些社会因素同样不可忽视。而欧美发达国家和日、韩等东亚国家的经验也表明，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条件，除了产业升级和转型等经济转型之外，还需要社会治理制度规范和社会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各国经验和教训表明，中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需要不同的社会条件，那些在中等收入阶段可以支持高速增长的社会条件，往往无法支持高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这些不同类型国家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需要经济转型的努力，也需要社会转型的努力。
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需要完成经济转型，也需要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我国也不例外。然而，推进社会转型，我国面临着复杂难解的多重挑战，难度可谓空前。过去近40年的经验表明，只有坚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充满自信、抓住机遇，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统筹安排，我国才能成功应对这一挑战，从而又快又好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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