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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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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具有思辨色彩，论辩精彩，逻辑性强，行文流畅。上编社会形态探研，多为论述中国古史分期的论文，对古史分期这朵金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中国不可能存在奴隶社会的结论。中编对史载的一些重大史实进行辨析，比如武王伐纣的真相，传说中的后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密须国、犬戎是什么样的国家？揭开历史神秘面纱下的真相，如老吏断狱层层剥茧抽丝，引人入胜。下编多考据之作，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小学功底，再现了乾嘉学派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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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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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社会形态探研，多为论述中国古史分期的论文，根据史学理论和中国的先秦社会现实，揭示中国先秦不可能存在奴隶社会，先秦以公社农民为主要生产力量，这种公社农民不同于奴隶社会的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应该称庶民社会，或者贵族社会更合理。中编为史事人物述论，考述先秦史籍中记载的重大事件的真实性，如武王观兵还师说，不可能是真实的，并从史学角度分析后羿这个人物，又对密须和犬戎等富有神秘色彩的部族做了考索。下编语疑故实考辨，探讨发的本义；对面缚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对振旅作出新解，都是有理有据引人入胜的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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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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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中熹，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1938年生于山东诸城，196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退休前任甘肃省博物馆历史考古部主任，兼《陇右文博》副主编，现为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甘肃省秦文化研究会会长。他长期从事先秦史、秦文化及相关文物的研究工作，发表过近30O篇约百余万字的文章。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秦史求知录》、《早期秦史》、《秦西垂陵区》、《物华史影》、《青铜器》（与李永平合著）、（《甘肃通史先秦卷》。为《陇上藏珍》领衔撰稿人之一，参与过《甘肃文物菁华》的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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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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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言
上编
（社会形态探研）
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一点浅见
郭沫若商周奴隶社会说质疑
《周礼》社会制度论略
乡遂制度与周代社会性质
试论乡遂制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关于《诗卫风氓》的几个问题
论周代军事编制中的卒
评商代社会性质研究中的几种倾向
关于西周农业生产者身份的辨析
与顾孟武先生商榷
先秦爰田制评析
张广志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读后
嬴秦对汉渭文化圈的历史影响
太昊与少昊
中编
（史事人物述论）
武王观兵还师说质疑
文王受命说新探
公刘与先周史
从史学角度论后羿
儒学先行者季札
从黄帝传说看甘肃古史影迹
伏羲女娲传说与甘肃远古史
禹的功业及其与甘肃地区的关系
密须史事考述
豳国史事考述
西戎与犬戎
嬴秦崛起史事述略
下编
（语疑故实考辨）
也来说发
先秦独特的挑战方式致师
面缚辨义
《逸周书》浅探
古语辨义（四则）
文史名篇语疑考辨
振旅新解
王杖鸠首说
从神判到人判漫淡獬豸与法
玉琮浅说
试说秦人葬圭习俗的文化渊源
古文籍语疑四题
从《尧典》光被四表说开去
嶓冢山与汉水古源
对一桩史地疑案的梳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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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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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史求知录》前言的开端，我曾不无感慨地诉说了自己是如何踏入史学这片园林的，尤其是诉说了中国古史分期这朵金花，以何等魅力，吸引并纠牵了我求知的触须。但该前言接下来必须谈我与嬴秦考古的缘分，所以在由古史分期说到先秦社会性质时，便不得不数语带过，匆匆打住。其实，如一直沿那段文字的思路写下去的话，就应该提及张广志君对我的影响。好在本书收入了《张广志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读后》一文，其中约略表述了我同广志君的学术交往，读者如有兴趣，随时可以翻阅，这里还是免赘为宜。
广志君是我山东大学历史系求学时几乎无话不谈的同窗，我们对中国古史分期及先秦社会实况的认识，在基本点上高度一致。但广志君探究问题的执着精神和敢向权威挑战的果敢魄力，却远非我所能及。我们毕业于1961年，从那时起一直到文革期间，我国的政治文化大背景，人们都很清楚，真正的人文研究是没有多少生存空间的。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内，郭沫若先生为代表的学派早已一统天下，商周为典型奴隶社会、春秋战国之际转化为封建社会，已成学界共尊的通识。广志君却没有在这种政治化了的史学定势中止步，他继续沿着学生时代我们共同踯躅过的路径探索、思考，积聚着学术能量。所以，当中国政治航向初露转机，意识形态铸成的文化禁锢开始松动时，他便能夺时代之先声，勃发惊人之举，在《青海师范学院学报》和《四川大学学报》两家刊物上，发表了《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那篇令史界瞠目的长文，公然向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史论定律的五种生产方式递接说挑战，宣称奴隶社会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就在此时，他致函于我，吐露了他酝酿此举的心声，坦示了他为真理而战的壮志，并要求我撰文响应，披挂上阵，别让他孤军陷入重围。显然，他对此举可能招致的后果是有思想准备的。这决非广志多虑，据说当时中国社科院已在一定范围内印发过他那篇文章，着手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后因政治文化气候变化较快而作罢。
广志的信和文章，对我是一种精神震撼。我惊异于他不畏险阻的勇气，敬佩他求真求实的信念；同时，他唤醒了我山大求学时代的记忆，激发了我沉寂多年的思辩冲动，曾经汹涌过的古史情怀被重新打开。因此，响应广志的提议已是不言而喻的事，何况这也不难。对我来说，这是片过于熟悉的天地，往昔积累的大量笔录、札记都在，论证脉络也早就潜伏在胸。于是屏诸冗务，伏案挥毫，畅言己见，一口气竟写了4万多字，当即给他寄了过去。广志读后认为，这种篇幅不合时宜，日后可充实成个小册子。建议我择其精要，压缩成一篇马上可发表的东西。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打破原稿结构，重新布局，改写成内容各有侧重的两篇文章。这便是本书上编最前面的《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一点浅见》和《郭沫若商周奴隶社会说质疑》。前者经广志推荐发表在《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上；后者，虽明知文题即犯忌，但还是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寄给了一家权威杂志。退回后便压在屉底，置诸脑后了。即使后来这类文章有了发表可能时，我也再未触动它，因为我对自己的治学方向产生了新的想法。
我觉得，过多地纠缠于郭氏学派的观点已没有多大意义。这个学派虽长期表现出巨大的强势，实际上却是幢空中楼阁，因为它是以五种生产方式递接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为前提的。在高层政治需要决定人文学科基本理念的时代，它应运而盛，取得了正统地位，但从根基上说，并没有多少坚实史料和科学论证支撑其貌似宏伟的结构。失却了五种生产方式递接这个史论前提，其殿宇将自行坍塌。而它所凭靠的这个定律，已经被张广志君所摧毁。从理论到实据，广志对先秦奴隶社会说的解构或者说破的工作，已做得相当到位，相当出色，其为学界普遍接受，只是个时间问题，我对此坚信不疑。既然如此，与其耗时费力去清理断柱颓垣，不如踏踏实实在立字上下些功夫。也就是说，应当摆脱政治性框架，对古代社会实况作认真的考察和分析，尽力勾勒出清晰的面貌。你说先秦不存在奴隶社会，那它是怎样一种社会呢？对于否认先秦奴隶社会的学者来说，必须作出回答。在《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一点浅见》一文中，我已初步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但提供的答案是粗线条的，推论多而实证少。我给自己规定了今后的努力方向：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多渠道汇聚和解析，辨明先秦各个时期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理清统治集团治理国家的结构和凭借，把握社会制度演变的状况和机制。《周礼社会制度论略》①是我沿这个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本书所收许多篇文章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上述指导思想。
我对先秦社会面貌的勾绘，是以农村公社为核心的。传统观念把农村公社视为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强调其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二重性。这种认识，仍属奴隶社会乃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史观体系，至少和中国古代社会实情并不相符。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决不如刀切豆腐那样整齐，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演进，当然要经历过渡期，但这过渡期却并非以农村公社为特征并以农村公社的存在为时段的。在中国，农村公社存现期间，不仅国家早已产生，被公认为文明社会特征的诸要素也早已具备。庶民阶级即广大村社成员，在定量份地基础上建立起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实为社会机体的最小细胞。村社成员对份地的使用，是更古老的家族公社共用耕地历史的惯性延续，是不言而喻而且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贵族阶级以血缘宗法为纽带，构筑了以国君为金字塔顶端的等级权利体系，分层掌管着所有的村社。先是通过公田劳作，后是通过田税征收，占有村社成员的剩余劳动。庶民大众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他们所提供的税赋、兵役和徭务，是支撑国家机器运作的三根巨柱。从村社耕地分配形式的演变，以及贵族阶级剥削方式的转换，可以划分农村公社从形成到繁荣到衰落的各个发展阶段。奴隶制度是存在的，但主要体现在政府掌控的公务劳作和贵族家庭的奴婢驱使这两个领域内，至多可视为社会经济构成中的补充因素，而非决定社会性质的主体经济。这样一种国家机器成熟，生产结构稳定，阶级对立分明，演化轨迹清晰的社会，怎么能把它说成是个过渡阶段呢？毫无疑问，它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后的正常发展历程，是具有质的规定性的第一个阶级社会形态。
这样的社会，应当有个什么名称呢？其实它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长期以来被不同程度地误解。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不仅受到许多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强烈批评，也屡遭一些坚持历史唯物论的学者质疑。他们指责这一概念与马克思人类社会普世化系统模式不符，且含有内在稳定性之类的错误认知。这其实是对马克思的浅视和妄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方向性和规律性，但决非一种固定模式的线性程序；机械地把人类历史定格为五种生产方式递接，决非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从未写过史论著作，他的历史观渗透在众多政治、经济著作之内，其唯物性与辩证性，主要表现在对劳动与分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生活与思想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等观念的论析上，而和社会形态的模式化程序无涉，不存在其对某种社会的表述同模式程序相符与否的问题。何况，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认知一直在发展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他开始走出欧洲中心论、目光转向古代东方时提出的概念，是一项进行中的还很不成熟的研究；后来又因国际共产主义内部斗争，这项研究被热炒、被扭曲，越来越政治化，已远远背离了马克思的初衷。如果跳出意识形态的圈子，实事求是地考察，应当承认，马克思提出这个概念加以探讨，正说明他意识到了人类成长过程中社会形态的多元化，存在着不同于欧洲模式的东方模式。至于所谓内在稳定性，本应正面理解为社会结构具有自我调节的生命力，却被那些霍夫曼鲍姆称之为庸俗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渲染、傅会为停滞与落后。这也难怪，他们只知道用西欧社会演变的尺度去衡量，并未认真研究过古代东方特别是中国先秦社会形态的实情。不论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文化，华夏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决不比希腊、罗马逊色。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演进，各有其个性特色，这是由生态环境、人文传统、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互动而造成的。每个经济体在历史上都是独特的，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中，由特定社会劳动者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形成经济形态的独特性。这正是马克思坚持的主张。
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指称我国进入文明期后的第一个社会形态。因为它毕竟是个不成熟的概念，学界对其内涵缺乏统一的认识；而且，用一个地域性名称标示一种社会模式，也不够严谨。那么，当何以名之呢？我曾主张称之为庶民社会，这是套用奴隶社会的称谓，都是着眼于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群体，且都是对原始社会的承接。但人微言轻，这一定名并未受到学界重视，以至于后来我自己也不再使用该称，而顺时从众，文章中恒用贵族社会一语。此称也有理可依：贵族阶级居统治地位，是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而且，庶民社会在被视为奴隶社会时，贵族也被公认是主导社会的统治阶级。一提贵族社会，人们都知道是指原始社会之后的第一个历史阶段。
本书一大特色是收入了一组考据性质的文章；这反映了我颇受传统史学，尤其是清代特盛行的考据风气的影响。自从踏入史学园林之后，我就对考据学读物情有所钟。最初是偶然有机会接触到了三部书：俞正燮的《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和赵翼的《陔余丛考》。随后慕名购阅了顾炎武的《日知录》和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再之后，王引之、孙诒让、钱大昕、王鸣盛、桂馥、黄生有清一代学者的考据类名著，一经到手便如获至宝。随着文史阅历的增长，涉猎面放宽到略具考据性质的学术笔记，范围也由清代扩展至宋、明。在敬佩先贤博学多思的同时，更赞赏这种文体的优势：既传播了一般阅读难以获得的知识，提高了人们掌握古文籍的能力；又能开阔读者的视野，培养读者的求实精神。考据学不仅是华夏深厚文化积淀的衍生品，又对文化传承发挥着助推作用。
由于有这种感受和认知，故也学着写点考据性文章，并力求让考据能洋溢点新时代的气息。我从人们阅读率较高的几种古文献里取材，立意于析辨、澄清一些被后人误释或久悬未解的文字疑案。有的选题虽然难下定论，至少可列示相异的诸说，起到集释供查的作用。在我精力充沛的年龄段，还产生过毕生坚持此类写作，沐承乾嘉前辈遗风，积墨至晚年，争取完成一部考据专集的念头。为此，曾作过规划，拟先从《诗经》、《左转》、《国语》、《论语》、《孟子》、《史记》等一批常用古籍中选题，广泛阅读，积累资料，成熟一则写一则。实事求是地说，以我的生活条件和学识气质而言，这种宏愿不可能实现。但我还是付出过不少时间和精力：初选了数百个案目，并缀附了近千条资料出处备查，且已写成并发表过五、六十则小题。后来因工作性质有变，接触考古实物较多，遂又向结合物质遗存解读古词语的方向发展，写了不少此类文字。本书对这两方面的内容各选了一部分。为了能涵盖所选文章，名之为故实考辨。
学界早就有人论说过乾嘉学派兴盛的社会背景，指出那是清王朝思想文化禁锢政策造成的畸形学术，反映了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倾向。也早就有人批判过考据繁冗琐碎的风习，说它引导学人埋头故纸堆，钻牛角尖，非史学正途。这些责难虽不乏精义，却都失之片面。在统治集团政治高压态势下，你能要求知识阶层做些什么？高举言论自由旗帜，制造反清复国的舆论？或者加入御用行列，为专制主义皇权歌功颂德？为什么做点有利于文化事业且为当权者所容的学问就不可取呢？至于学风文习，更是个伪问题。考据学怎么兴盛也仅仅是考据而已，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学术主流，为什么要把它同宏观史学对立起来呢？其立实、求真、重证的精神，难道不正是史学崇尚的要素？考据学当然不能取代历史学，历史学却永远需要考据学的辅佐。这种信念不曾动摇过。
所以，尽管成一考据类专著的宏愿未遂，我却并不后悔在这方面的努力，也就是说，并不轻视自己的这类作品。然而，不久前读到一位知名学者的文章，谈到考据学时，说它表现了创造力的贫乏。这使我心头微微一震，考据学原来如此卑微？脑海中随即浮现出余秋雨大师的高论。若干年前，当余先生文运正昌的时候，学界不少人指出他文章中的一些失误；余先生颇为恼火，曾公开宣告拒绝一切指误，理由是那些指误是记忆性文化族群对创造性文化族群的一种强加。考据学缺乏创造力的判识，呼应了余秋雨先生的卓见。因为考据和指误性质相同，都是对已有知识的运用，而已有知识全都存在于记忆中（文籍不过是记忆的物化载体）。因此，搞考据的人和创造性无缘，理当属于记忆性族群。中熹不才，钟情于考据，无疑忝居于该族群之列。深感惭愧的是自己的记忆力其实很差，有点对不住所属族称。又觉遗憾的是至今不知，这记忆性与创造性两大族群的区分，是由先天性生理基因决定的呢，还是后天性文化育养所造成的？思来想去觉得自己的归属可能是学了历史专业的缘故，因为史学领域内全是已有的知识，凭借的全是记忆。不论古今中外，所有的史家似乎都承认有个历史本体（即发生过的事情）存在，史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复现那个本体。所以不管什么性质的史著，都不外乎是对已发生事情的陈述、阐释、充实、纠误、解构、重组和演绎，这是个历代都在施工却永远完不成的重塑本体的工程。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已有知识的记忆。按余秋雨大师一类学者的判断，这些都是记忆性族群所为，谈不上什么创造。看来搞了历史，族性便命中注定了，奈何！好在考据还没有被大师们彻底否定，缺乏点创造性似也无妨。反观当下学界，尤其在人文领域，浮躁学风和虚夸文风，时见嚣扬。有感于某些文著的读后印象,我曾戏拟十六字韵语以写之：泛言无据，袭言隐处，大言失度，善言拒顾。医治这类学术弊病，愚见提倡点记忆性族群的精神，也许有效；否则，创造性难免要被架空。
书中文章大致以发表先后为序。唯《郭沫若商周奴隶社会说质疑》一文，未曾发表过，缘由前面已作交代。更正了已发现的技术性错误。初刊时漏印、误删及删改后衔接不当处，本着对读者负责的宗旨，作了必要的补联，尽量恢复原稿面目。窃以为一篇文章，不论水平高低，都如同一株植物，是个完整的生命机体。如无充分理由，不宜对它截枝捋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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