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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从全球史和跨文化的视野对凡尔赛与紫禁城之间的科学交流、传教士在清廷扮演的角色、在清帝政治生涯中科学与权力如何交织等问题娓娓道来。
內容簡介:
本书研究清代康熙时期我国科学思想的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在清代康熙时期,有较多的西方传教士在清室宫廷服务,编纂了大型历算著作《律历渊源》等,但当时科学是皇权的工具,满足于颁历授时、预测天象的实用需求,并非以追求创新为目的;御制历算著作长期深锁宫中,没有及时传播;康熙晚年提倡西学中源说,则导致复古思潮的兴起。这些科学活动没有使中国走向近代化。作者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引起读者的深思。
關於作者:
韩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Archive for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Annals of Science编委,HistoriaScientiarum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已出版主要著作有:《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582-1793》、《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合著合编有《中国印刷史》《中国活字印刷史》《〈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发表论文百余篇。
目錄 :
总序 1
前言 1
导言 5
第一节 从凡尔赛到紫禁城:康熙时代法国科学在宫廷的传播 1一 法国皇家科学院及其科学活动 3
二 国王数学家来华 9
三 科学院和国王数学家的关系 18
四 蒙养斋的设立与康熙时代的科学活动 26
五 结 语 38
第二节 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 41
一 康熙学习西学之开端 42
二 观星台事件和李光地失宠之关系 47
三 梅文鼎入京与被聘入李光地馆 61
四 李光地为何再次聘请梅文鼎 66
五 算学学习中心保定:巡抚衙门的科学活动 70
六 李光地与康熙、梅文鼎德州之应对 76
七 结 论 82
第三节 白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 86一 康熙与西学中源说之提倡 87
二 耶稣会士的适应策略与白晋的《易经》研究 91
三 御用文人:白晋的《易经》研究 97
四 白晋、康熙与西学中源说 105
五 结 语 112
第四节 科学、知识与权力:日影观测与康熙在历法改革中的作用 116
一 引子:晷影测量的历史 117
二 日影观测与康熙学习西学之起因 120
三 1692年乾清宫的日影观测 128
四 康熙、耶稣会士与 1711年的日影观测 135
五 康熙对西学态度的转变与历法改革的缘起 147
六 结 语 153
附 录 跨文化研究丛书书目 165
內容試閱 :
跨文化研究近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明清之际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则是其中的重要课题。受法国学者裴化行、荣振华等人著作的影响,从研究生阶段开始,我就对中西交流感兴趣,特别关注利玛窦以来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博士期间选定康熙时代作为研究的时段,迄今正好三十年。要研究这一课题,如不能阅读当时的一手文献,就无法做出一流的学问,于是我开始了法文、德文、日文和拉丁文的学习。 1989年,在北京教授拉丁文的只有德国《华裔学志》主编弥维礼先生,那时听讲的只有四位博士生。我们每周到北京师范大学弥先生的寓所听课,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康熙时代是满族文化、汉族文化和西洋的欧洲文明交融的时期,在异域文化传入和接纳的同时,引起了不同程度的抵触,科学的传播和接受(日本学者称为受容),其情形也十分类似。要深入理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不仅要考虑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诸因素的关系,还应从全球史、跨国史的视野出发,对东亚各国(中国、朝鲜、日本)接受西方文明予以比较,才能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跨文化传播,哪些要拿来、照搬,哪些要舍弃或扬弃,哪些要加以汇通,只有通过比较才有辨别。即使拿来,也需要足够的勇气,要面临保守派的反对。明末时,士大夫采取了南宋陆九渊心同理同的说辞,很好地减弱了反对的声音。崇祯历法改革时,徐光启采用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此观点至乾隆时仍被清廷
所采用)的策略。到了康熙时代,盛行西学中源说。
这种学说的流行基于中西科学的比较,特别是对传统历算典籍的解读,这也是康熙时代《周髀算经》受到重视的原因。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皇帝、皇子、满汉大臣,乃至一般士大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不同时期,士人对西方科学、宗教的态度转变,和政治、学术思潮的关系,都值得深入探讨。康熙帝重视西学,影响远播,对乾嘉学术,特别是历算考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促进了科学从宫廷向民间的传播。清代知识的传播和生产,应从更广阔的历史、社会乃至思想史的语境下加以考察,才能有更全面清晰的认识。
在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得到了诸多前辈的鼓励和帮助。就跨文化研究而言,我要特别感谢张隆溪教授。张先生是比较文学的大家,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对跨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主张要有开阔的眼光和胸怀,要超越学科、语言、文化和传统的局限,由精深而至于博大。 2001年,为纪念利玛窦来京四百周年,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了国际学术会议,张先生来信邀我参加,可惜因时间冲突未能与会报告。 2002年 12月,又蒙张先生的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访问七个月,才得以亲聆教诲,并拜读了他的许多著作,获益匪浅。其间,我与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同室,得以时时请益,实为平生快事。
业师杜石然先生博学多识,精通日语,兼通英、俄等多种语言,游刃于哲学、文学、科学和历史之间,一直以研究通史相期许,也多次以此相告诫。贯通中西,打通时代,疏通学术史的脉络,乃是自己多年来学术追求的所在和努力的目标。虽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但离自己的期望还相距甚远。
在此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如果没有她的热情邀请和鼓励,这本小书是无法短期内与读者见面的。董教授是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我与她的研究领域相去甚远,因此之前交往不多。由于各自与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都有合作,在会议与讲演中能够不时碰面,因此结缘。 2017年 9月 18日,承蒙她好意邀请,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做了《从凡尔赛到紫禁城:康熙时代法国科学在宫廷的传播》的演讲。之后又蒙她的盛情,参与跨文化研究丛书的写作。思之再三,就将上述演讲作了扩充,并相应收入其他三篇有关康熙、耶稣会士和科学传播的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它也凝聚了自己二十多年的心血,期待读者的批评和指正。我也期盼能在不久的将来,再对康熙时代欧洲科学在宫廷的传播史作一系统、全面的总结,以飨读者。
韩琦戊戌春于海淀新科祥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