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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这套艾滋病社会学研究丛书共包括8本专著,当属中国社会学界近20年来研究艾滋病问题的学术著作之集大成。作者们从多种视角深入剖析了艾滋病流行情况和感染者的处境,相关记录和分析有益于国内学界的知识更新,也有益于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者进一步认识我国艾滋病流行的根源以及艾滋病感染者的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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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整体上是在社会文化的模式之下来展开艾滋病的社会学讨论,试图在身体社会学与日常生活的理论脉络之下,分析艾滋病与跨国流动、性别、身体、情感等以往被忽略的重要社会文化因素的交互作用。相比已有的研究,本书在讨论议题上更加具有前沿性,在方法上运用访谈与参与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方面突出批判性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视角以及叙事分析的策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书将强调艾滋病所处的中国社会与历史情境,突出不同人群的主体性以及日常生活的逻辑,关注结构与个体自主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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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导,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性别与身体社会学、艾滋病的跨学科研究,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著有《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独著,2018)、《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合著,2017)、《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合著,2013)、《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合著,2011)、《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独著,2008)等作品。自2007年起,负责组织两年一次的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和性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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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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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携带HIV生活的女性17
第一章 社会性别与艾滋病18
一、三类文献18
二、一个案例20
三、社会性别分析及其不满28
第二章 带着HIV谈性说爱33
一、找人谈性33
二、八卦男人36
三、生活故事49
第三章 身体的界限与生活的战术延伸讨论77
一、当女性遭遇HIV:性别与疾病的碰撞78
二、当政策遭遇生活:配偶告知的伦理82
三、当HIV打破日常:道德与规范的桎梏88
结语:未尽的相亲之旅91
中篇 流动与阶层视野下的风险95
第四章 往返于城乡的男民工96
一、工地生活100
二、民工谈性109
三、找小姐与聊小姐124
四、风险及其规避132
第五章 跨界于中西的中国移民147
一、李冰的跨国性经历151
二、文兰的跨裔性交往169
三、杜凌的越界性故事191
第六章 流动、阶层与风险延伸讨论213
一、城乡与中西:两类层化的跨境流动213
二、流动的实践:跨越还是强化了认识的边界?217
三、切身的风险:转向更为日常的社会分层220
下篇 当医学碰到生活227
第七章 艾滋病时代的命名政治及其问题229
一、安全性行为safe sex231
二、高危人群risk population237
三、男男性接触者MSM244
第八章 当科学知识遭遇生活常识255
一、风险与防病的民间知识256
二、当公共卫生碰上欲望:科学与生活的断层261
第九章跨学科知识的有限实践:一个案例分析271
一、常见的公共卫生干预模式273
二、爱心健康中心的综合干预实践280
三、以职业健康为目标与核心的干预理念290
四、实践的意义及受限条件292
未结之论生活逻辑的进一步提问298
补记305
参考文献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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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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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艾滋病以来,人类社会在面对这一挑战的时候,先后出现了四种不良倾向。
第1种倾向是把艾滋病道德化了,认为艾滋病是对于性混乱的惩罚,艾滋病感染者是咎由自取。这种倾向在艾滋病传播的早期非常盛行,到21世纪开始衰亡,目前已经没有多大的市场。
第二种倾向是把艾滋病社会性别化,片面地强调男男性行为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渠道。自21世纪以来,这种倾向在发达国家日渐式微,但是在我国仍然有一定的市场。
第三种倾向是把艾滋病灾难化,过度夸大艾滋病传播的速度与规模,因而错误地宣扬:艾滋病传播必定会给国家、经济、社会和人民带来灭顶之灾。这种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曾经流行,到2010年才逐渐淡化。
第四种倾向是唯医学化,认为艾滋病只是一种传染病,仅仅依靠医学和公共卫生手段就足以遏制其传播。这种倾向在防治艾滋病的各个领域中一直表现得很明显。
正是为了消除上述四种倾向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社会学者才获得了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历史机遇。
早在20世纪末,国际学者、国际组织和具体工作者就发现了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上述的前三种倾向危害较大,但是纯粹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与工作者由于学科所限很难与之抗衡,急需更加专业的人员参与进来。其二,艾滋病传播者和感染者都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的,医疗与预防的各种工作也开展于其中;但是,同样由于学科所限,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也很难解决这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
于是,国际上开始呼吁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积极参与到防治艾滋病的研究与工作中来。在我国,这一进程开始于2000年,当时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合作开展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它不仅是当时艾滋病防治领域大的国际合作项目,而且在我国也是第1次大规模地引进社会科学家参与这样的工作,还设立了专项基金,支持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与具体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本丛书的主编之一景军教授牵头,2003年召开了第1次社会科学家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学术研讨会,其中的主力就是社会学家。
此后,在长期实践中,社会学为防治艾滋病做出了突出贡献,发表的相关论文与出版的书籍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本丛书仅仅是万紫千红之一抹,志在创立艾滋病社会学这个新的综合学科。
艾滋病社会学不仅是把社会学简单地运用于防治艾滋病,而且向着跨学科研究的光明前景前进。目前已经获得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公共卫生学与社会学的不同世界观与方法论开始擦出了火花,人的概念得以拓展,人的主体性意识得以推进,出现了发展数据收集方法的可能性。这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1,艾滋病社会学已经创建出不同于原学科的世界观。因此,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才能深入各种不同的高风险人群,了解他们的知识、态度、信念与行为,而不仅仅是看病治病。同样,社会学研究者基于新的世界观,开始积极参与艾滋病毒感染者治疗的实践,而不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第二,在思维逻辑上,双方也找到了具有相通之处的元命题:生理状况与行为特征是互相建构的。正是由于双方都接受了这个命题,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才会努力去探讨感染者与高风险人群的求医行为,而社会学研究者也才会不断主张把预防和治疗妇科病纳入性工作者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之中。
第三,在价值取向的层次上,公共卫生学与社会学双方已经超越了关爱生命这一原生的共同点,深入到新的元命题:生命在于存在,也在于质量。因此,很多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已经越界去帮助感染者解决医保或低保问题,而社会学家则深入到感染者用药和治疗情况的探讨。
由此可见,艾滋病社会学这个新的学科正在形成之中,本套丛书的出版必将为它增添新的动力。
潘绥铭
2017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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