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世界影响深远，不仅是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也暴露出了全球经济结构由制造业为主逐渐向服务业转变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侵蚀了经济发展根基，部分欧洲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受到巨大打击，在政治上的信誉也损伤严重，在文化上则面临来自移民的冲击和右翼思潮的反扑。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到来，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找到了弯道超车的方向，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和多极化趋势发展，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加速重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制造业的重要性、全球化的推进路径、全球价值链创新链和产业链如何演变等问题，并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前景有了非常高的期待。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自身也面临许多问题，主要在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通过内部三链的演化来增强新动力，能否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决定了这些国家未来是否能真正打破现有格局，实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本书将基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的背景，讨论中国和上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并从经济结构转变及内部三链演化的角度，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和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2013年底，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之后，权威人士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做出了L型走势的预判，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进入以中高速平稳增长为主的时期。中国经济增速走势的变化一方面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速始终低迷，其根本原因在于供给需求不均衡，这对贸易依存度较高的中国经济形成了拖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济自身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至今已有将近40年时间，4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经历了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计划走向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国内部的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端为主到中低端为主、高端部分占比上升的过程。2004年之前，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消费和出口增长带来的投资增长和产业链、创新链增强，投资的主要内容是制造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非常活跃。2004年之后，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和土地价格的上升，以及同时期的劳动成本上升带来的对制造业的负面影响，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中国居民的消费也从工业制造品转向住房消费，中国三项投资的比例开始发生变化：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变得更加重要。2008年之后，这一现象更为明显。经济增长动力转变引发了一系列的变化，包括经济增长的信贷密度上升、投资效率下降等。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外需的不足，以及中国经济本身面临的转型压力，我国GDP增速持续下降。为应对外需下降、维持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出台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这些财政刺激的资金主要投放方向为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2003年之后，我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开始分化，它们各自占GDP比重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差距扩大的原因，首先是统计误差，其次则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固定资本形成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非住宅建筑，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筑物；二是住宅建筑；三是其他，主要包括制造业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这是构成生产力和产业链、价值链的主要部分。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在内涵上的重要区别在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土地购置费、旧设备和旧建筑物购置费, 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不包括这些费用。二者在GDP的占比的差距自2004年开始拉大，而2008年之后这种差距更大。其背后的原因是，2004年土地法修订之后土地交易价格不断上升，2008年后更多的投资转向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土地购置费用之外，2009年前后，我国的固定资本形成的构成占比也出现了结构性转变。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从2005年的17%开始稳定上升，又从2009年起降低，至2014年这一比重仅为GDP13%；而非住宅建筑则从2006年的15%一路上升至2014年的24%。固定资本形成的结构性变化以及2009年后工业投资率的下降进一步验证了我国投资的主要方向的转变（Bai et al., 2016）。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与制造业投资有着很大差异，特别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这三种投资的当期投资与三链形成和下一期产出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差别。三大投资在短期都是总需求的构成部分，但是在下一期形成的总供给能力上升方面，三大投资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制造业的当期投资一般在较短的未来时期内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使产业链延伸到新的领域或增强产业链的某一环节，并根据资本－产出系数对下一期GDP的供给增长产生作用。而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只是在当期作为总需求的构成部分对GDP增长有影响，投资完成后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高，对中国的内部三链几乎没有影响。就基础设施来说，作为公共产品，它在长期对企业生产具有正的外部性，但是在未来时期所产生的增长效果是微弱的，不像制造业那么明显。房地产投资又不同于基础设施投资，它是否具有正的外部性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制造业投资占比下降，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占比上升，为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例如7%的增长率），我国所需要的当期投资额会越来越高，但内部的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却并没有得到提升。2008年之后，当投资从制造业为主向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转变时，我国投资回报率迅速下降，根据白重恩等（2014）的测算，2013年我国的资本回报率基本与1978年相当。由于同样的GDP增长所需要的投资额越来越大，这些投资额的来源又有许多是地方政府债务，因此与经济增长率下降、实体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相伴随的是地方政府债务积累和杠杆率上升。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力受到削弱，且转移支付制度并不完善，同时，地方政府仍然要承担大量的公共事务支出。2008年后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和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使得地方政府急需大规模融资、加杠杆以实现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地方融资平台开始建立并快速扩张，形成了高额债务积累。从公开数据上看，我国地方融资平台数量从2008年的600家增加到2012年的1800家（图5）；同时期的债务积累从2008年近10万亿扩张到2014年近50万亿。地方政府以地方融资平台为渠道进行融资扩张与债务累积，导致我国在2008年后杠杆率迅速上升。根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及《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的数据计算，我国杠杆率（即负债与GDP的比值）在2008年前稳定在440%左右，而从2009年开始，杠杆率在短短5年时间上升到570%。然而，2009年后的投资中大部分是不构成固定资本形成的土地投资，因此在我国杠杆率上升的同时，以负债除非金融资产计算的资产负债率却始终稳定在90%左右。无论是日益降低的投资回报率，还是高昂的杠杆率，都意味着过去的增长模式所造成的负担越来越沉重，低迷的制造业投资和内部三链的低速演化也将对经济的长期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与此同时，伴随着收入增长，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在迅速上升，对优质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国内的供给结构和供应能力与之并不相匹配，因此形成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在这种背景下，中央于2015年底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体系在之后的会议和实践中逐步完善，成为针对目前经济情况开出的一个系统性的药方。这一药方自提出以来，已经对国内的经济结构和三链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类似的改革之前已经在国外发生过，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改革、里根总统在美国的改革都与供给侧改革有许多共同之处，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进行的再工业化战略也是从供给侧出发的改革，对中国都十分有借鉴意义。国内的部分城市在供给侧改革提出之前也已经在进行经济结构转型的探索，其中包括上海和深圳，对这些工作进行总结分析，作为供给侧改革日后推进的线索，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的前半部分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联系、国际国内经验、相关政策和成就等进行梳理。具体到上海市来看，上海市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无论是在经济结构转型还是供给侧改革推进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上海的三链与其他城市相比，在价值含量和创新能力上也有非常大的优势。上海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比已经接近70%，发展十分迅速，而不断缩减的制造业比重成为上海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上海市推进供给侧改革所需要解决的核心关键，有可能在未来影响上海进一步提升在中国和全球三链中的位置。同时，上海在培育超大型独角兽方面也落后于深圳，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政府、学界和媒体的广泛讨论，其背后反映的是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动能问题。上海市在过去以制造业起家，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一批具有强大实力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在上海诞生、成长，包括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等，覆盖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众多行业，为上海内部的三链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发展以及上海城市自身不断发展，上海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和国外大都市一样，服务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制造业趋于下降。这虽然是产业链升级的表现，但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表明，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制造业比重过低造成经济空心化，将严重威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因此，上海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202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保持在25%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从2005年以来，上海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从47%下降到2016年底不足30%，且下降速度不断加快，2012到2016年短短5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制造业的滞后已然成为上海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上海制造业中传统行业占比依然较大，转型升级较慢，新兴产业尚未形成核心竞争力，各项关于城市竞争力的排名中，上海也落后于北京。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蓄势待发，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航空航天等前沿领域的创新创业层出不穷，共享经济、互联网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各大城市都在竞相出台各类政策规划，试图在新的时代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赢得竞争优势。城市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中也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全球资源配置里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中国将于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目前正处于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完成、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积极进发的过渡阶段。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必然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高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为国内其他省市发挥引领作用和示范作用，成为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引导者和推动者。上海自身也处于基本建成四个中心的冲刺时期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且面临严重的人口、土地和环境约束，传统型、粗放式发展模式早已不适用，传统行业和企业也必须转型升级。国家战略和上海自身的发展都要求上海自身拥有强大的实体经济基础，尤其要有强大的制造业和强大的企业。上海目前的制造业基础、科创能力和企业培育能力还不足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距离成为一个全球城市所需要达到的水平还较远。除了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之外，上海制造业去旧育新、企业新陈代谢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另一方面。2007年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增长动力发生了转变，房地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表现之一是一线城市的房价飙升，房产投资的回报率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同时，伴随着货币宽松和土地财政刺激，金融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影子银行和表外业务迅速膨胀，资金越来越倾向于脱离实体经济、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和一线城市，受到的影响也非常大，房价上涨迅速，金融业占GDP比例甚至超过了纽约，面临经济脱实向虚和实体产业链缩减的风险。改善实体经济回报率、增强内部三链刻不容缓，而制造业升级和强大的独角兽企业是重要途径。深圳是国内创新行业和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与深圳时常被放在一起比较，深圳强大的创新产业也被视为上海应该学习的对象。但上海的经济转型不能简单复制深圳的路径。已有研究一般认为，民营企业占比高、市场化水平高、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大学以上受教育程度外来人口较多等因素是深圳在创新方面超过上海的主要原因，其中民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经信委，2016；张永凯和薛波，2017）。上海作为国企基础十分强大的城市，在短时间内提高民营企业比例并不现实，而科技革命的时机稍纵即逝，因此上海需要走出一条新的创新道路。上海产业和企业转型升级对于上海自身的发展、四个中心和全球城市建设以及中国参与国际竞争都有重要意义，在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占GDP比重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对于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也十分重要。本书的后半部分将立足于上海的现状和特征，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国际科技产业革命的大趋势，梳理上海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分析上海在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思路和具体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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