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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人运动史大事记两种（全二册）》，包括《上海工人历年斗争大事记》《上海工人运动历史大事记》两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在各级党委和有关方面支持下，广泛收集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工人生活和革命斗争事实的各种年鉴、报纸、杂志、书记中的资料，而汇编成此本大事记。本书就是这些大事记的整理与汇编，对于发掘和利用这些资料开展上海革命史、工运史研究，对于了解上海革命资料与文物的征集历史，对于观照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的工作业绩，皆有重要的文献的价值。全书立意鲜明，资料独特，而且数量较多，涉及工人生活、纠纷、怠工、罢工等活动的方方面面，对于上海史、上海工运史、上海租界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必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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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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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全编项目之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在各级党委和有关方面支持下，广泛收集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工人生活和革命斗争事实的各种年鉴、报纸、杂志、书记中的资料，而汇编成此本大事记。本书就是这些大事记的整理与汇编，对于发掘和利用这些资料开展上海革命史、工运史研究，对于了解上海革命资料与文物的征集历史，对于观照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的工作业绩，皆有重要的文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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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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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研究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传统优势项目。历史研究所自1956年建立以来，一直将上海史列为全所研究重点，编写出版了《上海史》、《上海通史》、《上海大辞典》等一大批专著与资料集、工具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上海学理论概括和理论提升，形成富有上海特点的城市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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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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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郑庆声
上册
一、上海工人历年斗争大事记（初稿）
二、上海工人运动历史大事记第一分册（1919年1927年4月）
三、上海工人运动历史大事记第二分册（1927年4月1937年8月）
下册
四、上海工人运动历史大事记第三分册（1937年8月1945年8月）
五、上海工人运动历史大事记第四分册（1945年8月194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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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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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
郑庆声
人老了，总会忘记很多事情，有时对年青时候的事情倒记得不少，但对最近发生在身边的事反倒记不起来。不过也有例外，有时突然见到一些熟人，或者看到某一场景，或者听人说起某人某事的时候，也能想起不少的人和事来。我今年已虚龄八十六，就属于这种记忆状态。1952年在上海总工会内成立一个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的机构，专门从事上海工人运动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到1958年这个机构结束，我一直在其中工作，并且此后始终从事工运史的研究工作，直到退休。退休以后，我还断断续续地从事这项工作，直到如今。1994年，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史研究室主任的岗位上退休时，就把保存在室内的从1952至1958年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的全部资料和档案都移交给当时在室工作的马军，并告诉他这些都是宝贝，要好好保存，仔细研究这些资料，可以写出不少工运史方面的论文来。2016年春夏，通过马军的努力，他将这批上世纪五十年代收集整理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分类检别后分批送交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聘我为这套资料的整理委员会总顾问，并邀我为这套资料写篇序言。当时因为我的老伴卧病在床，需要我照料，只能断断续续地想起一点就写一点，写了一万字左右，取题《回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发表在《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一册首页。我这次写回忆录完全是一件拍脑袋的事，因为我没有一点材料依据，完全凭自己脑中的记忆，居然写出了一万多字，这是令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该年11月24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会议室举行这批资料出版的首发式，由王健副所长主持，应邀出席会议的有四五十人，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我在会上首先发言，介绍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从成立到结束，以及大量的工运史资料收集和整理的过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副主任江文君宣读了正在日本访学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学科首席专家、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系列成果整理委员会主任马军研究员的书面发言。时任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许仲毅介绍了首批资料影印出版情况。应邀出席会议的复旦大学余子道教授、国防大学张云教授、同济大学唐培吉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上海历史博物馆原馆长潘君祥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研究员、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教授、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室主任周武研究员均在会上发言，认为出版这批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很有必要，它为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唐培吉教授在会议发言时，还深情地回忆起当年在南昌路82号3楼和我面对面坐在写字台前办公，一起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料的情景，把我带到了五十多年前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余子道教授在发言中还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担任领导和从事工运史料整理工作，后来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工运史研究的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三人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工人运动史》上下两卷本作了很高的评价，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鼓舞。出席首发式的还有整理委员会的顾问张铨、罗苏文、周永祥、张培德、王仰清，还有六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的同事朱子仪、韩国富、徐多禄，其中徐多禄已是九十高龄了。在这次首发式前后，我又重新回忆了当年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的往事，发现遗漏了许多重要的内容，我觉得有必要再作些补充，现在记在下面：（1）大约在1952年冬，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成立不久，由一位穿棉袍的老工人（可惜忘了他的名字）引领，时任史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的金若望和我一起来到江湾方家木桥原五卅公墓所在地，发现原来的五卅公墓已不见踪影，在原地矗立了一个有四五层楼高的石碑，碑顶上有一只麒麟模样的铜雕塑像，已经发出了铜绿，看样子已有很多年了。从附近的农民处获悉，这是当年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时，有位朝鲜的爱国志士向主席台投掷炸弹，炸死了当时在场的日本侵略军白川义则大将。日本侵略者为了纪念白川，就把上海人民为纪念1925年遭到日本资本家枪杀的内外棉纱厂工人顾正红，和该年5月30日在南京路上举行抗议示威的工人、学生遭到公共租界巡捕房开枪杀害的五卅烈士而建造的五卅烈士公墓炸掉，在公墓原地另建了这座白川纪念碑。知道了这一情况，我们对日本侵略者这种卑鄙行径都十分气愤。随后我们就在附近访问了一位农民，看到他家沿河塘取水洗衣的踏脚上有块断裂的石碑，我们把这块石碑翻过来一看，原来是五卅公墓被炸后留下的一块残缺的断碑，碑文还清晰可见。我记得这块断碑后来被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运去作为文物保存。在那天首发式上，我当场对上海历史博物馆原馆长潘君祥说，老潘，恐怕这块残碑还在你们博物馆内吧。会后隔了一天晚上，老潘来电对我说，他去查过了，确有一块五卅公墓的残碑保存在他们博物馆的仓库里。这是日本侵略军破坏五卅公墓的罪证。自然，这座白川纪念碑不久就被有关部门拆掉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勘察现场拍了照，照片上穿了棉袍的那位老工人亦在场。1958年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结束后，所有人员和资料都划到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1960年底沈以行率姜沛南、徐同甫、倪慧英和我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时，文物和照片都留下，这张照片应该还保存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当年五卅公墓的原样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记得在《商务印书馆工会史》或商务印书馆职工会编印的《职工会年刊》上刊登过五卅公墓的图片，这两本书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应该能够找到。我还记得五卅公墓碑上有来者勿忘四个大字。上海解放后，市政府下属的文物保管委员会仅在南京路泰康食品商店门墙上挂了一块五卅烈士牺牲地的纪念牌，因为这里原来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大门，租界巡捕正是在这里向示威群众开枪屠杀的。五卅惨案后，捕房的大门即移至贵州路的边门。不知为什么，有关部门始终没有恢复重建原来的五卅公墓，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南京路人民公园内建了一座不锈钢制的五卅纪念塑像。（2）在1952年7月成立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时，决定将上海总工会研究室作为史料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班子，记得后来调到上海总工会办公室的沈美洁、林国英当时还帮忙抄写了一些报刊资料，在这些资料上都写有查阅者和抄写者的名字，现在均可查到。另外，当时史料委员会办公室还有一位工作人员叫陈世萱，此人后来在1954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结果在大鸣大放时被错划成右派，毕业后分配到罗店中学工作。1983年恢复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时，组织上设法又把他调回史委会，前些年已病故。我在2016年写的《回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一文中，讲到1953年史料委员会干事会成立后，曾借调了熟悉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和茅丽瑛烈士的蒋学杰（女）来工作，她是中国驻英代办处商务参赞的夫人，但这位商务参赞的名字一时想不起来，最近突然想起此人名叫谢寿天，是上海金融和保险业的地下党领导骨干。（3）我在写《回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时，曾在文中讲到陆志仁[ 陆志仁（19101992年），浙江省上虞县小越镇人，1923年到上海先后就读于英华书馆、沪江大学，后在天祥洋行任职。抗战爆发后，积极投身职业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上海党的领导机关遭受重大破坏，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时，他接受所在党组织的委托，参加了将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英文版上刊出的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译成中文的工作，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上海的传播作出了贡献。1937年8月起他历任中共上海职员工作委员会和中共江苏省委职业界运动委员会书记。1947年9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和职员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全市店职员配合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历任普陀区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1953年兼任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干事会总干事。粉碎四人帮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兼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1983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1985年任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和沈以行两位正副总干事在上海总工会313室办公，其他几位干事会干事和我在314室办公，两个办公室之间只隔了一座板壁，中间有扇木门，可随意进出。这座板壁有一人多高，但没有高到顶。此文印出后我看了一遍，发现这座板壁成了半人多高，显然有误，特此更正。（4）1955年，周恩来总理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去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随同采访的有一批记者。当时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干事会的干事赵自正在整理编写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工运史料，突然接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通知，调他以《工人日报》记者名义（其实他并不是《工人日报》的记者，而是上海《劳动报》的编辑部副主任，借调在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工作）随中国代表团去万隆采访，沈以行只好同意放行。亚非会议期间，赵自发表了好几篇报道。会议结束后，赵自回国，仍继续在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工作。我们都很有兴趣地听他讲述国外的见闻。当时乘坐飞机都有级别限制，且要有单位证明，是件很稀罕的事情，不像现在坐飞机很方便。我们问他坐飞机的感觉怎么样？他说飞机上天时感觉还算平稳，就是下降时是分段下降，即先降多少米，然后再平飞，再降多少米，又再平飞，这样反复多次，很不舒服。到了万隆，住进宾馆后，为了防止敌人窃听，同行的记者开会交谈，都到室外空旷地带进行，在室内谈话，亦把浴室的水龙头打开，发出噪音，使敌人无法窃听。赵自是南通纺织学院毕业的，懂一些英语和俄语，但这次在国外还闹了个笑话，他住进宾馆后想洗澡，但洗澡这个外语单词，他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只能用手势向宾馆服务员比划，服务员根据他的手势讲出了洗澡这一单词，他才连说：对，对！可见学习外语一定要常用，否则到时会想不起来，无法与人沟通。赵自回到史料委员会后，仍继续从事上海电力公司工人运动史料的编写工作，其时接触了许多关于王孝和烈士的资料。本来上海解放后他和柯蓝两人具名在《劳动报》上连载了王孝和烈士英勇事迹的文章，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这时他充实了一些材料，仍以柯蓝和赵自两人具名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不死的王孝和》一书，当时他拿到新书后分赠了我们史料委员会的部分同事，我也拿到了一本。赵自是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解放前，他曾帮助党领导的四区机器业工会编印过小报。他的夫人黄以群解放后在上海牛奶公司工作，我们几个年青人曾在一个星期天骑了自行车去她负责的一个奶牛场参观过。1955年下半年，在我患病住进市委疗养院后不久，赵自即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成了一名专业作家。他有一子一女，文革期间，他的名叫千山的儿子响应号召去东北农村插队落户，在那里突发急病，急需用盘尼西林（即青霉素）治疗，但当地没有这种药。赵自获悉后，急急忙忙在上海买了药赶着送去，可惜太晚了，等他到达医院，千山已经病故了。这对赵自是个很大的打击，他非常伤心，我们也都为他难过。我想如果千山在上海的话，绝对不会病故的，类似这种情况在当时千千万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恐怕也为数不少。在工会机关干部中，很多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不高，大学生是屈指可数。记得当时刘长胜的秘书浦侠是个大学生，刘长胜很尊重他，叫他浦秘书。浦侠还喜欢和人开玩笑，他常到我们办公室来，和金若望聊天。刘长胜去世界工联工作后，他就调至北京中央三机部工作，八十年代时他曾从北京给金若望写过信，信中提到过我。赵自也是一名大学生，有点知识分子的傲气。史料委员会有位抗战期间参加妇女运动的老同志，平时有些自负，赵自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蒋老茄（即卖老资格，说话老三老四的意思）。八十年代，张伟强从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曾邀请原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的老人们聚会，赵自亦来参加过一次，那时他已移居美国中部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城市，和他的女儿一家共同生活。记得那次聚会后，他寄了一本他的新作，《一个中国作家眼中的美国》，在书的扉页题字签名，给我和我的夫人沈美洁作为纪念。赵自勤于写作，记得他曾对我说过，他写过的书稿如果放在箩筐里，要用扁担才能挑得起来。他的这些话对我鼓励很大，至今不忘。（5）关于本次印出的两种上海工人运动历史大事记，我想作一些说明。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是在1952年7月间成立的。这本32开的《上海工人历年斗争大事记（初稿）》是在该年的9月30日出版的。前后相隔仅一两个月，可见是在很短时间内仓促完成出版的。这对于有几十年斗争历史的上海工人运动来说，显得过于简略亦是可以理解的。这本《上海工人历年斗争大事记（初稿）》开头的几点说明中讲明了我们编写此《大事记》的目的，是为了起草搜集上海工人斗争史料的提纲作准备，我们的资料，绝大多数选自国民党统治时期出刊的各种年鉴、报纸、杂志、书籍中（如劳动年鉴、申报年鉴、上海市年鉴、中华年鉴、东方杂志、新闻报、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出版的上海工人运动史、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的上海罢工停业纠纷的统计材料等），仅一小部分取自邓中夏同志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和远东出版社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从上述的说明中，我们就能知道这本大事记中绝大部分的资料来源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均可找到，但其内容，有的过于简略，有的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亦会有问题。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他所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其内容自然是可靠的，但他叙述的内容仅限于19201926年。《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是由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编写，于1939年出版的，也局限于1939年前的情况。据在1937年至1949年5月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张祺在该书1982年再版的前言中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党中央派刘晓、刘长胜两位同志先后从延安来到上海，组成中共江苏省委，加强了上海地区职工运动的领导。中央对上海党的工作十分关心。1938年10月，刘长胜同志传达了中央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各主要产业部门的经济情况、职工运动的历史以及职工的生活、思想和抗日活动状况，以利于进一步团结教育群众，坚持对敌斗争，发展党的力量，于是经工委刘宁一、马纯古、张祺等同志分头负责，以各产业方面的党员为主，着手收集编写有关棉纺、丝织、卷烟、电力、市政、交通、邮政、印刷、机器等二十二个产业以及各业职工的基本状况，历时半年，即告完成。然后在刘长胜同志指导下，由顾准同志整理编成本书。为了迷惑敌人，乃用远东出版社在香港出版的名义，编者三人亦属假名。本书初版共印二千册，其中五十册由省委设法送往延安，供党中央参考，其余都在本市南京路、福州路一带书店公开出售，一销而空。据我知道，这本书中上海邮政事业一章系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委员兼干事会副总干事的沈以行[ 沈以行（19141994年），江苏省苏州市陈墓镇人，1930年考入上海邮局，为邮务佐。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月经刘宁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孤岛时期，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人运动委员会张祺领导下，主编工人刊物《朋友》《劳动》《生活通讯》。1941年调到南京邮局，仍为邮务佐。1946年1月任中共南京邮局支部书记。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长，与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和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的石西民和陈其五熟识，在石、陈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后，沈以行亦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东办事处文教部副部长、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兼任《劳动报》总编辑。1953年7月至1958年10月任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干事会副总干事。1958年11月任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主任，中共上海市文化局党委常委。1960年11月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并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党组副书记。粉碎四人帮后，历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党组副书记、党委副书记等职，1983年至1988年兼任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改任历史研究所顾问，1990年离休。]所写。该书对于当时指导各行各业工人运动和店职员运动的领导人，以及积累资料供从事中共党史、工人运动史和社会史研究的人来说无疑是件大好事，但是书内所述内容是1939年以前的情况，而且是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后，日本军队占领租界以外地区，上海沦为孤岛的条件下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时时刻刻窥视着英、法租界内的抗日运动和工人运动，他们的情报机构嗅觉特别灵敏，该书一出版，他们就在租界的书店内大量收购，往往一次就买三十本或五十本，分发给其有关部门研究，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该书是中共地下党编写的，其中哪一章写得最详细，就说明哪一个产业或单位的地下党力量最强，以此研究对策，来对付工人的抗日活动。因此它对于工人运动的开展来说，也有不利的一面。1952年初，党中央在全国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我被临时借调到上海总工会机关三反办公室工作，运动后期三反办公室又改为第28人民法庭，审判工会系统的贪污犯案件，我又担任书记员。虽然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以及有的重要会议我也参加了，但我没有直接参加编写过这本《上海工人历年斗争大事记（初稿）》的工作，据我记忆，参加这本大事记编写的是原上海总工会研究室副主任金若望和编辑出版科科长张伟强，以及糜仁、徐同甫、陈世萱、李伯毅等同志，他们都是刚从研究室转到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办公室的。大约在1952年10月，第28人民法庭工作基本结束，我才回到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办公室工作，那时这本大事记已经出版了。本次出版的第二种《上海工人运动历史大事记（草稿）》，大约在1957年由姜沛南、徐同甫、李伯毅和我分工编写，沈以行最后审定的。这本大事记的内容比起前一本来说，是大大丰富了，篇幅也大大增加了，原因是有大量的资料作基础。经过多年的积累，我们拥有了从1912至1949年5月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新闻报》上抄录下来的有关上海工人运动的报道，又有19531955年，大约在两年时间里，我们从七个产业方面收集和整理工运史料，共开座谈会274次，参加者940人，访问44人次，执笔者百余人，成稿刊印者有27种，160余万字。后来若干产业和工厂写厂史，都是以此为蓝本。曾记得1939年时我们编印过《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成为时代的记录，现在这27种160万字，可以说是解放后的又一次的时代的记录。[ 《三十年工运史研究者的坎坷道路》，载沈以行著《工运史鸣辩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3页。]正是由于有比较系统的收集和整理，才使这后一种大事记具有更丰富和充实的资料基础，内容也比较详尽。完成这样一份大事记，还有其特殊的背景。1955年我因病住进市委疗养院，半年后病愈出院，回到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上班，已没有过去的热闹景象。赵自去了上海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苏博[ 苏博，原湖北汉阳兵工厂工人，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他随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上海思南路的办事处（对外称周公馆）工作，直接领导人为华岗。国共谈判破裂后中共代表团撤退回延安，他留在上海，组织关系转至上海地下党工人运动委员会，任中共上海四区机器业党委书记。解放后任中共上海江宁区区委书记，1953年新三反运动后，调任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干事会干事。]调到劳动局，谭治[ 谭治（19212011年），上海解放前参加小教联，组织小学教师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斗争，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上海教育工会秘书处主任，1953年调入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负责教师运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到上海总工会宣传部，沈以行带了张伟强[ 张伟强（19242010年），女，山东临朐人，原名李英廉，受小学老师的影响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在山东《大众日报》工作，据她自称写过一些报屁股的文章。南下上海后，任上海总工会研究室编辑出版科科长，1952年参加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工作，1953年任干事会干事，1956年后任上海市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徐同甫等人去了中苏友好大厦办工业技术革新展览会。展览会结束后，张伟强也调到上海总工会宣传部，史料委员会的几位骨干都走了，只剩沈以行来撑场面，他也无可奈何地对我说：现在我们只能小本经营了。在这小本经营时代居然完成了这份大事记，现在想来真是不容易啊。但大事记完成之后，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就此结束，大事记的草稿就带至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1960年底，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调沈以行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随后又调姜沛南、徐同甫、倪慧英和我四人到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史研究组工作，这份大事记草稿就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时期积累的其他大量工运史料一起带到历史研究所。之后几年，沈以行、徐同甫、姜沛南、倪慧英和我又对草稿进行了若干增订。粉碎四人帮后，我在上海市总工会办公室工运史研究组工作，名义上这个研究组设在办公室下，但办公室主任杨聚兴从来不过问。我曾经请示过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关昶，我们研究组的工作是否要向办公室领导汇报？王说：不用汇报，你们的日常工作由张祺同志直接领导，你们也可以用工运史研究组的名义对外发开会通知。研究组先后来了杨宽海、胡锦蓉和孙贞樑（原上海国货公司职员、地下党员，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当时到市总工会申请平反）等老同志来帮助工作，后又调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周红燕和王立铭。工运史研究组几乎是白手起家，没有多少工运史料，特别是两位大学生从来没有接触过工运史，于是我就想起了1957年编写的那份大事记，可供大家学习参考。就与时任历史所副所长的沈以行商量，建议把大事记打印出来。沈以行对我说，要打印这份大事记，历史研究所拿不出这笔钱。我说，稿子你借给我，钱由总工会出，他答应了。正好有一天，总工会副主席张伟强来找我，她也是我五十年代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工作时的领导，她说老金（金若望）想到你负责工运史研究组工作。我一口答应。金若望是1938年入党的，长期在潘汉年领导下搞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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