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
Abstract／i
Chapter OneIntroduction／1
1.1Research Background and Rationale／3
1.2Delimitation of the Research Object／6
1.3Research Questions／13
1.4Data Collection／14
1.5Outline of the Dissertation／16
Chapter TwoLiterature Review／19
2.1Studies Related to Deixis／19
2.1.1A Word of Terminology／19
2.1.2Definitions of Deixis／22
2.1.3Core Concepts of Deixis／26
2.1.4Categories of Deixis／31
2.1.5Subjectivity of Deixis／34
2.2Previous Linguistic Inquiries on Deictic Motion Verbs／42
內容試閱：
指示（deixis）是语用学和语言哲学中的一个研究领域，亦被称为话语指向，探讨语言是如何关联语境特征的。指示动词（deictic verbs）是指示类型之一。更确切地说，它属于空间指示范畴。而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指示行动动词，即行动动词在自然话语理解中的指示现象。显然，这是一个与指示理论和指示动词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因此，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西方学界对指示的理论研究，以及作为指示类型之一的指示动词的研究现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该领域研究前沿趋势，我们提出了本书的研究问题： 指示行动动词（deictic action verbs）这个新类型及理论依据。最后简要谈谈本书的主要研究成果、篇章分布和理论意义。西方学界对指示的理论研究在西方理论语言学，尤其是语义学和语用学中，指示一直以来是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符号学家们热议的课题，因为指示体现了语言和语境之间最明显、最直接的关系。该术语最早源自古希腊语deiktikos，意思是指向或表明（point to or show）。罗马语法学家用拉丁语词demonstrativus翻译了古希腊语法著作中的deiktikos，于是后来语言哲学中就兴起了对含有指示词（demonstratives）的句子的真值条件的研究。到了20世纪，指示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引起了西方语言学家的关注。诸如皮尔斯（Peirce C. S.）、布鲁格曼（Brugmann K.）、诺林（Noreen A.）等语言学家纷纷开展了对指示的研究。1934年，奥地利语言学家比勒（Bhler K.）提出了指示场（index field，德语Zeigfeld），奠定了指示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并把人称指示、空间指示、时间指示看作指示的三个基本类型。到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莱昂斯（Lyons J.）和菲尔默（Fillmore C.）在沿袭了比勒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指示中心（deictic center）概念，指出指示是在以说话者为中心的时空语境中展开并被解释。英国语用学家列文森（Levinson S.）于1983年在其专著《语用学》中用一个章节系统回顾了前人有关指示的研究，并将指示类型延伸至五种： 人称指示、时间指示、空间指示、语篇指示和社交指示。之后，列文森（1994，2004）发表数篇有关指示的论文，进一步阐述了语言指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指示的普遍性、复杂性、界定问题等）。直至21世纪，发表于《跨学科研究学刊》（Academic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的题为《现代语言学内外的指示》（Deixis in Modern Linguistics and Outside）（Dylgjeri A. & L. Kazazi 2013）的文章则全面回顾了指示的定义特征、语境分层和指示类型，进一步确认了列文森的相关论断，并指出了指示研究对语言学和相关科学的重要性。以上就是西方学界对语言指示理论研究的大致现状。西方语言学中对指示动词的研究现状指示动词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中被广泛研究（参见Fillmore， 1966, 1971, 1982; Talmy， 1975,1985; Clark， 1974； Ochs， 1988, 1996; Brown， 2000; Oshima， 2006; Barlew， 2016等）。指示动词在西方语言学界的研究现状是集中关注运动动词（motion verbs），如come／go、depart／leave及bring／take等，因为这些动词都编码了诸如像运动的方向、话语发生的时间、会话参与者的空间位置、说话者的视角等语境特征。以最典型的come／go为例，go编码了运动方向离开说话者的位置，而come则编码了运动方向靠近说话者的位置，如例（1）和（2）。当然，指示有时也可以发生转移（deictic shift）。例（3）中come的运动方向并非靠近说话者本人，而是听话者。试比较例（3）与（4），两句话中的运动动词编码了说话者不同的视角（perspective），例（4）是默认的以说话者为中心的视角，而例（3）的指示中心则转移至听话者。（1） Mr. Davis, would you please come here now?（2） Its late. I must go home.（3） Can I come to see you now?（4） Can I go to see you now?除了上述语境特征之外，还有学者研究了指示动词（非英语）所编码的其他语境特征，如Ochs（1988）探讨了西萨摩亚语（West Samoan）中运动动词sau（来）和alu（去）在人际社交语境中编码了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McClain（2011）观察并解释了普瑞佩查语（Purhepecha）中运动动词junkwa（来）和ni（去）及方向后缀nkwa所编码的文化语境特征。诸如此类研究非英语运动动词的指示还有很多，还涉及语言学中的其他研究领域，如二语习得、双语习得比较等，在此不一一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本书第二章的文献综述。这大体上就是西方语言学界对指示动词的研究现状。提出指示动词新类型的理论依据对行动动词的指示的兴趣并非心血来潮，也并非毫无理论依据。列文森（1997，2004）曾注意到自然语言中指示的普遍性及其界限问题。他认为自然语言中指示的普遍特征超出了我们一般的公认，且自然语言中的大多数句子都是指示定位的（deictically anchored），即它们包含编码了某些对话语语境敏感的语境参数的语言表达式（1997： 219）。之后，他还指出了指示的界限问题，即指示的范畴界定并不是清晰的，自然语言中的指示也不只局限于那五类经典指示范畴。列文森对自然语言中指示特性的观察和描述促使我们思考如下问题： 指示动词中难道就只有运动动词对语境有指示性吗？其他动词难道就没有吗？哪些行动动词在话语理解中体现出典型的指示性？行动动词的指示又有什么和传统指示不一样的特征吗？这些正是本书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本书主要研究成果第一，指示动词的界定得到了延伸。如上所述，目前指示动词的研究主要关注运动动词，而本书研究对象是非运动动词的一种，即行动动词。行动动词指那些描述句子主语（通常是人、动物、自然界事物或过程）正在做的或能做的事情（如push／jump／hammer／call等）。可见，它们的数量要远比运动动词多。此外，本书研究的行动动词包括单个动词及由多个单词组成的动词短语（如open the door／jump off／hug it out等）。我们关注在自然语言中它们所编码的语境敏感语义是如何在话语的不同语境层次上（直接情景语境、社会语境、文化语境）逐一体现的。第二，从语用学角度定义了指示行动动词。在西方语言学界对指示的众多定义中，列文森对指示的定义最具权威性，且受学界普遍公认。他认为，指示关注语言对话语语境特征进行编码或语法化的方式（1983： 54）。据此，我们尝试把指示行动动词描述为： 话语理解中对各层语境特征进行编码或语法化的行动动词。此类行动动词典型地以说话者为中心视角，并触发听话者寻求话语发生时相关的语境特征信息来理解说话者的交际意图。这种特征也符合列文森（2004）所讲的指示的四个特性中的语境依赖性（contextdependent）和主体性（subjective）。第三，我们区分了两种指示： 直接指示和间接指示。直接指示是指语境特征能被编码于行动动词的语义中，而间接指示是指行动动词触发听话者对语境特征的关联。这两种指示方式也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参见Robles 2012： 90; Ochs 1996： 410; Lyons 1977： 106）。据此，我们认为行动动词的直接指示通常发生在话语的直接情景语境中（如空间方向、时间导向、工具性、效果程度、主体性等）；而行动动词的间接指示通常发生在话语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如社会制度、权势关系、社会关系与地位、礼貌策略、生活方式、文化规约、核心文化设定等）。本书的第三章专门探讨了上述两种指示，并结合具体自然语言语料来加以解释。最后，我们以美国主流文化为例，构建了一套话语的文化语境模型，以此作为解读话语中行动动词的文化指示的参照系。这套文化模型的构建是基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中文化结构的模型（如冰山模型、文化洋葱），这样一套由基本信念、核心价值和主流文化态度构成的美国文化模型使得对文化指示的解释更具操作性。值得一提的是，文化指示是指示理论研究中的前沿趋势，而本书以话语理解中的行动动词为切入点，描写并解释了它们的文化指示现象，是指示研究中最新、最前沿的领域，具体可参见本书的第五章。综上所述，本书的研究无疑是对指示理论的延伸和补充。其中，文化指示的理论构建和指示动词界定的拓展是前人没有涉足过的，故在理论价值上具有重要意义。iiiContentsContents指示（deixis）是语用学和语言哲学中的一个研究领域，亦被称为话语指向，探讨语言是如何关联语境特征的。指示动词（deictic verbs）是指示类型之一。更确切地说，它属于空间指示范畴。而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指示行动动词，即行动动词在自然话语理解中的指示现象。显然，这是一个与指示理论和指示动词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因此，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西方学界对指示的理论研究，以及作为指示类型之一的指示动词的研究现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该领域研究前沿趋势，我们提出了本书的研究问题： 指示行动动词（deictic action verbs）这个新类型及理论依据。最后简要谈谈本书的主要研究成果、篇章分布和理论意义。西方学界对指示的理论研究在西方理论语言学，尤其是语义学和语用学中，指示一直以来是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符号学家们热议的课题，因为指示体现了语言和语境之间最明显、最直接的关系。该术语最早源自古希腊语deiktikos，意思是指向或表明（point to or show）。罗马语法学家用拉丁语词demonstrativus翻译了古希腊语法著作中的deiktikos，于是后来语言哲学中就兴起了对含有指示词（demonstratives）的句子的真值条件的研究。到了20世纪，指示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引起了西方语言学家的关注。诸如皮尔斯（Peirce C. S.）、布鲁格曼（Brugmann K.）、诺林（Noreen A.）等语言学家纷纷开展了对指示的研究。1934年，奥地利语言学家比勒（Bhler K.）提出了指示场（index field，德语Zeigfeld），奠定了指示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并把人称指示、空间指示、时间指示看作指示的三个基本类型。到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莱昂斯（Lyons J.）和菲尔默（Fillmore C.）在沿袭了比勒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指示中心（deictic center）概念，指出指示是在以说话者为中心的时空语境中展开并被解释。英国语用学家列文森（Levinson S.）于1983年在其专著《语用学》中用一个章节系统回顾了前人有关指示的研究，并将指示类型延伸至五种： 人称指示、时间指示、空间指示、语篇指示和社交指示。之后，列文森（1994，2004）发表数篇有关指示的论文，进一步阐述了语言指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指示的普遍性、复杂性、界定问题等）。直至21世纪，发表于《跨学科研究学刊》（Academic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的题为《现代语言学内外的指示》（Deixis in Modern Linguistics and Outside）（Dylgjeri A. & L. Kazazi 2013）的文章则全面回顾了指示的定义特征、语境分层和指示类型，进一步确认了列文森的相关论断，并指出了指示研究对语言学和相关科学的重要性。以上就是西方学界对语言指示理论研究的大致现状。西方语言学中对指示动词的研究现状指示动词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中被广泛研究（参见Fillmore， 1966, 1971, 1982; Talmy， 1975,1985; Clark， 1974； Ochs， 1988, 1996; Brown， 2000; Oshima， 2006; Barlew， 2016等）。指示动词在西方语言学界的研究现状是集中关注运动动词（motion verbs），如come／go、depart／leave及bring／take等，因为这些动词都编码了诸如像运动的方向、话语发生的时间、会话参与者的空间位置、说话者的视角等语境特征。以最典型的come／go为例，go编码了运动方向离开说话者的位置，而come则编码了运动方向靠近说话者的位置，如例（1）和（2）。当然，指示有时也可以发生转移（deictic shift）。例（3）中come的运动方向并非靠近说话者本人，而是听话者。试比较例（3）与（4），两句话中的运动动词编码了说话者不同的视角（perspective），例（4）是默认的以说话者为中心的视角，而例（3）的指示中心则转移至听话者。（1） Mr. Davis, would you please come here now?（2） Its late. I must go home.（3） Can I come to see you now?（4） Can I go to see you now?除了上述语境特征之外，还有学者研究了指示动词（非英语）所编码的其他语境特征，如Ochs（1988）探讨了西萨摩亚语（West Samoan）中运动动词sau（来）和alu（去）在人际社交语境中编码了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McClain（2011）观察并解释了普瑞佩查语（Purhepecha）中运动动词junkwa（来）和ni（去）及方向后缀nkwa所编码的文化语境特征。诸如此类研究非英语运动动词的指示还有很多，还涉及语言学中的其他研究领域，如二语习得、双语习得比较等，在此不一一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本书第二章的文献综述。这大体上就是西方语言学界对指示动词的研究现状。提出指示动词新类型的理论依据对行动动词的指示的兴趣并非心血来潮，也并非毫无理论依据。列文森（1997，2004）曾注意到自然语言中指示的普遍性及其界限问题。他认为自然语言中指示的普遍特征超出了我们一般的公认，且自然语言中的大多数句子都是指示定位的（deictically anchored），即它们包含编码了某些对话语语境敏感的语境参数的语言表达式（1997： 219）。之后，他还指出了指示的界限问题，即指示的范畴界定并不是清晰的，自然语言中的指示也不只局限于那五类经典指示范畴。列文森对自然语言中指示特性的观察和描述促使我们思考如下问题： 指示动词中难道就只有运动动词对语境有指示性吗？其他动词难道就没有吗？哪些行动动词在话语理解中体现出典型的指示性？行动动词的指示又有什么和传统指示不一样的特征吗？这些正是本书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本书主要研究成果第一，指示动词的界定得到了延伸。如上所述，目前指示动词的研究主要关注运动动词，而本书研究对象是非运动动词的一种，即行动动词。行动动词指那些描述句子主语（通常是人、动物、自然界事物或过程）正在做的或能做的事情（如push／jump／hammer／call等）。可见，它们的数量要远比运动动词多。此外，本书研究的行动动词包括单个动词及由多个单词组成的动词短语（如open the door／jump off／hug it out等）。我们关注在自然语言中它们所编码的语境敏感语义是如何在话语的不同语境层次上（直接情景语境、社会语境、文化语境）逐一体现的。第二，从语用学角度定义了指示行动动词。在西方语言学界对指示的众多定义中，列文森对指示的定义最具权威性，且受学界普遍公认。他认为，指示关注语言对话语语境特征进行编码或语法化的方式（1983： 54）。据此，我们尝试把指示行动动词描述为： 话语理解中对各层语境特征进行编码或语法化的行动动词。此类行动动词典型地以说话者为中心视角，并触发听话者寻求话语发生时相关的语境特征信息来理解说话者的交际意图。这种特征也符合列文森（2004）所讲的指示的四个特性中的语境依赖性（contextdependent）和主体性（subjective）。第三，我们区分了两种指示： 直接指示和间接指示。直接指示是指语境特征能被编码于行动动词的语义中，而间接指示是指行动动词触发听话者对语境特征的关联。这两种指示方式也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参见Robles 2012： 90; Ochs 1996： 410; Lyons 1977： 106）。据此，我们认为行动动词的直接指示通常发生在话语的直接情景语境中（如空间方向、时间导向、工具性、效果程度、主体性等）；而行动动词的间接指示通常发生在话语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如社会制度、权势关系、社会关系与地位、礼貌策略、生活方式、文化规约、核心文化设定等）。本书的第三章专门探讨了上述两种指示，并结合具体自然语言语料来加以解释。最后，我们以美国主流文化为例，构建了一套话语的文化语境模型，以此作为解读话语中行动动词的文化指示的参照系。这套文化模型的构建是基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中文化结构的模型（如冰山模型、文化洋葱），这样一套由基本信念、核心价值和主流文化态度构成的美国文化模型使得对文化指示的解释更具操作性。值得一提的是，文化指示是指示理论研究中的前沿趋势，而本书以话语理解中的行动动词为切入点，描写并解释了它们的文化指示现象，是指示研究中最新、最前沿的领域，具体可参见本书的第五章。综上所述，本书的研究无疑是对指示理论的延伸和补充。其中，文化指示的理论构建和指示动词界定的拓展是前人没有涉足过的，故在理论价值上具有重要意义。iiiContentsContents
購物車/收銀台(
0
)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打开孩子世界的100个心理游戏——温暖的艺术互动魔法 [美]艾丽卡·柯蒂斯](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31/978711175526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