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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群书治要〉导读》并不仅仅是政治家治国理政和各级公务人员的施政宝典,它也是企、事业单位和社会机构等众多管理者的管理全书,更是普罗大众实用的古代文化经典学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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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群书治要》为唐代名臣魏徵等人编撰。唐太宗李世民喜此书而手不释卷。该书为后来贞观之治盛世的出现,提供了理论的指导、文化的涵养、历史的借鉴和方法论上的准备。
为了使《群书治要》一书的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为更多人所认识,现在我们隆重推出《〈群书治要〉导读》一书。本书由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北京大学博士后导师邹建平教授担任主编,同时由多名专家组成编委会,开展相关编撰工作。一是对收入《群书治要》中的六十余种典籍做了提要,其中多有内容、版本以及魏徵选取标准和用意的说明;二是对一些生僻字加以注音;三是对部分重点语句加以解读,基本上在今译之后,阐明其告诫借鉴意义,且多联系*总书记讲话精神,古为今用。
该书不仅是党政干部的施政宝典,也是各类管理者的管理全书,更能给普通大众在修身、齐家、交友、处世及工作、学习等方面带来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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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邹建平,《诚信论》作者,CICPA 中国注册会计师,现被聘为北京大学博士后导师。经济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1999 年),获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 年)。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化和信用研究。著有专著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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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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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导读》序
唐太宗创贞观盛世,魏徵等人奉旨编撰的《群书治要》一书功不可没。这部书辑录了唐以前经、史及诸子典籍中的精华。紧要处,魏徵以微言大义予以夹注,目的在于使唐太宗读此书后能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唐太宗《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而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贞观政要》。
《群书治要》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治国安邦的路线、策略和措施,说明了为君之难和为臣不易(《魏徵序》)之所在。
为君之难有十道:
一是用贤。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贞观政要》)。得人者有两方面:其一是得人心,其二是得人才。汉高祖入关,废秦苛法而得到百姓拥护,致建大汉政权;得人才是得有德行、有才能的贤人。孔子有举贤才之议,墨子有尚贤之论。举凡欲国运长安者,莫不如此。尚贤者,政之本也 《墨子尚贤》。贤者的标准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彰厥有常(《尚书皋陶谟》),能用人,故人无不为己用也。(《政论政务》)周得姜尚而周兴,齐得管仲而齐霸,汉有三杰而胜强楚。然则何以知其人贤或不肖?《周书》有规定,把被考察者放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与各类人接触,做不同的事,以观测考察其做法及效果。如尧嫁二女、遣七子、分庶务于舜,全方位考察他的言行与能力(事见《史记五帝本纪》)。而贤者并非无因自至。泽及人民,则贤归之;泽及昆虫,则圣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三略下略》)
二是爱民。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唐太宗君臣深刻认识到人民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多次提到水为人民舟为君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政者须朝乾夕惕,兢兢业业,使百姓内不乏食,外不患寒(《韩诗外传》卷五),轻徭薄赋,扶危济困,以至水旱不能扰,凶年不能累(《盐铁论水旱》)。这样做,不仅可使人民知礼义,遵法度,还可移风易俗,为国效力(见《管子》《六韬》《晏子》《孟子》等典籍)。
三是治事。国家之政,纷繁复杂,千头万绪,需分类管理,分司治事。《周礼》分司政为六官,至隋变为六部,吏、礼、户、兵、刑、工,由宰相总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管理。其他还有内史(类似皇帝助理)和九卿(各代不同,并不统一。汉中叶后为分管中央事务的二级政府机构,随需而设);地方政权自秦实行郡县制后,历朝名称、区划虽有调整,但所有事情的处理都有明设的层级、程序、规范、任务、职权、标准,有效地运转国家这部庞大的机器。
四是立法。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子定分》)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尚书吕刑》)国家立法目的并不是为淫邪之人,不可无刑,而在于制止犯罪,教化人民,维护道德传统、贯彻国家政令和维护社会安定。为此,执法要平,无所偏颇。患之巨者,狡猾之狱焉。 (《万机论刑论》)所以,要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六韬文韬》)才能做到刑罚中,民不怨。(《盐铁论周秦》)
五是纳谏。纳谏则国治,杜谏则政乱。(《贞观政要》)唐太宗认为个人的才智是有限的,即使帝王也不例外。他提倡集思广益,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被视为亡国之道,因而多次向群臣发出警示:观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之得失。忠正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 以上均见《贞观政要》为此,他认真践行,虚心求谏、纳谏,形成了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
六是正身。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在身。(《列子说符》)要正身就须做到六守: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为政之务,务在正身,身正于此,而民应于彼。(《政要论政务》)唐太宗一生,执政二十三年,大体上能践行这为君六守的原则。
七是远佞。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诸葛亮《出师表》)唐太宗对奸佞的危害深恶痛绝,他反对臣子阿旨顺情,唯唯苟过,认为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也。如果臣下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立至《贞观政要》。事实亦是如比,曹丕在他的《典论奸谗》中,指出奸佞之徒的危害:何进灭于吴匡、张璋;袁绍亡于审配、郭图;刘表昏于蔡瑁、张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于载籍,聊复论此数子,以为后之鉴诫。
八是公正。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吕氏春秋贵公》)公,体现在赏、罚分明上。政之大纲有二,赏、罚之谓也。(《申论赏罚》)赏,可激励人心,知有可为;罚,可使人有所规避,有不可为。赏罚还要做到赏不逾时,裕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裕民速得睹为不善之害也(《司马法天子之仪》)。这就是楚汉相争时,弱汉所以能胜强楚的一个重要原因(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九是教化。圣人之教,非仁则义。(《列子天瑞》)我国传承数千年礼的文明,此二者为核心,衍生出五伦八德。教明于上,化行于下。(《列子说符》)加之乐启迪内心,清、和、远、静,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如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与礼表里共偕,互相促进,提升人的品格操守,构成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而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绝、历久弥新,与一以贯之的重视教育分不开。古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吴子图国》)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子牧民》)这些理念已深植在民族精神之中,不断发扬光大。
十是强国。治国者要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易经系辞下》)。为此,需做五件事:其一是举国团结。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慎子知忠》)抗日战争,国共合作,举国一致,同仇敌忾,终于取得胜利,即是明证。其二是得民心。夫兵之要,在于修政,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利之,利之之要,在于仁以爱之、义以理之也。(《世要论兵要》)是以抗日一倡,举世华人云合响应。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不怕牺牲,以数千万人的生命,换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其三是富国。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也。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国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荀子富国》)任何战争,都需要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和充裕的物资供应。官渡之战,曹操不烧袁绍乌巢之粮,鹿死谁手,恐怕很难说;第一次海湾战争,联军如不打瘫伊拉克的后勤补给线,伊拉克百万共和国卫队就不可能放下武器投降。其四是常备不懈。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晋一统天下后,欲裁州、郡所统之兵,武将从政。杜预上书剖析要害,极力反对,使西晋保持了一段相对稳定时期。杜预死后,人亡政息,五个少数民族入侵、十六国纷争,西晋灭亡,放弃武备是主因之一(事见《晋书杜预传》)。所以,我们要建设一支足以捍卫国家领土安全、世界一流、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其五是睦邻。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司马法仁本》)。春秋末期,晋大夫中智伯势力最强,不断侵夺赵、魏、韩三家领地,最终自取灭亡(事见《左传》《史记》),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我国长期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邻为友以邻为伴睦邻友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为我们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安全的外部环境。
为臣不易之要有六:
一是公。治国之道万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已矣。(《袁子正书贵公》)公有三类:一为魏徵在《群书治要序》中所说的委质策名,立功树惠,贞心直道,忘躯殉国,一心为国,万死不辞。如王嫱舍身漠北,换来边境百年和平;苏武牧羊穷荒,不堕汉使威仪。二为不任所爱之谓公(《申鉴杂言》)。如祁黄羊举解狐,而解狐又荐邢伯柳(事见《吕氏春秋》),赵括母亲辞儿军队统帅之职等等(事见《史记》)。三为忠良虑治益国之臣,必竭诚纳谋恳恻而不隐者,欲以究尽治乱之数,舒展安危之策耳 (《时务论断忠臣国》)以荐贤。鲍叔牙荐管仲,萧何荐韩信等等(事见《史记》)。
二是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出师表》)诸葛亮有经天纬地之才,辅佐庸碌无能的刘禅而无二心,殉身职事(事见《三国志蜀志》),成为千古表率。夫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爱其人者,及其屋乌,况乎骨肉之间哉!(《典论奸谗》)周公旦辅佐武王、护佑成王之举,晁错削藩、实边之议,忠心不二,堪为楷模。
三是廉。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傅子曲制》)晏子食无重味,杨震四知之说,黄霸倡行教化,羊续悬鱼拒妻之举,等等。这些清官廉吏,垂范当世,启迪来者,为史书赞美,得后世仰慕。至于奸贪之徒,脏污之辈,则生遭显戮,死留骂名。东汉梁冀贵为国戚,手握权柄,但羊狠狼贪,终致灭族(事见《后汉书》);明武宗时奸阉刘谨,号称立皇帝,贪贿无已,被剐了三天共三千多刀才气绝身死(事见《明史》);清朝大贪官和珅,身为内阁首席大学士,军机领班大臣,欲壑难填,最后被抄家赐死,年仅四十九岁(见《清史稿》)。这些遗臭万年的贪官污吏,印证了唐太宗的一句话:君贪必丧其国,臣贪必亡其身(《贞观政要》)。
四是仁。故为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后民乃从令。己所不欲,不施之于人,令安得不从乎!(《体论政体》)孙叔敖任楚令尹时一个建议,使楚国市场繁荣兴旺;子产相郑,教化大行,死时国人皆哭;公仪休任鲁国相时,烧掉自家织机和拔掉园里蔬菜,让利于民,被司马迁录入《史记循吏列传》,成为千古美谈。后代官修正史,皆为循吏立传,树为实施仁政,有利国家,造福人民的官员楷模。与之相反的是,各史所载《酷吏传》《佞臣传》《贰臣传》则是反面教材,存为炯戒。
五是直。直臣特点有四:其一为贤。端品正行,为人表率,史载如商之伊尹、傅说、比干,周之吕尚(姜太公)、姬旦(周公)、管仲、子产、晏婴、孙叔敖、段干木,等等。其二为穷通如一。进不失忠,退不失行。(《晏子春秋》)这就是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始终如一不改初心的精神。其三是敢于进谏。魏徵一生进谏二百多次;西晋刘毅当面指责晋武帝不如东汉两个最下作的桓帝、灵帝,弹劾太子及其从官违礼越制(见《晋书》)。其四是胸襟开阔。管仲不荐鲍叔牙,而鲍叔牙认为管仲是公忠体国;萧何与曹参矛盾很深,但萧何临终前向刘邦推荐曹参继其相位(均见《史记》);三国时吴将徐盛杀了另一将领蒋钦的部下,两人结怨,但蒋钦统率徐盛等与魏军在濡须作战时,多次向孙权说徐盛好话。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公忠体国的大臣。
六是谋。处其任者,必荷其责;在其任者,必知所职。(《典语臣职》)太公《六韬》,谈兵论政;《孟子》《韩子》,议儒说法。商鞅攻取西河之地,韩信布垓下之阵,陈平解平城之围,郭嘉进十胜之说,诸葛亮作隆中一对,吕蒙白衣渡江,陆逊火烧连营,司马懿平孟达之叛等等,无一不是殚精竭虑,忠心谋国。
研读《群书治要》一书,可知天地玄微,道义蕴奥,往圣绝学,中华文明的源头,绵延不绝的根本;治国者依此理政,可开太平盛世;学习者依此修身,定启本性良心。是以唐太宗得此书后,万机之余手不释卷,并刊印分送太子、诸王。日本人得此书,奉为治国圣典,行动圭臬。
我们编《〈群书治要〉导读》一书,一是对收入各书做了提要,多有内容、版本以及魏徵选取标准和用意的说明;二是生僻字注音;三是重点语句的解读,基本上在今译之后,阐明其告诫借鉴意义,且多联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古为今用,有指导启迪作用。本书提纲挈领,勾玄提要,广大读者若能从中不断汲取营养,定然涓滴可成江海而至于至善。
至于为君之难,为臣不易,只是全书要点之一。所论十道六要,挂一漏万,观点难免偏颇,欢迎方家指正。
编委会
二0一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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