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传：关键生活》 - [英]乔纳森?，柯林著，秦彩萍译 - 新世界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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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传：关键生活

書城自編碼： 3398408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傳記→財經人物
作者： [英]乔纳森?，柯林著，秦彩萍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510468049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9-10-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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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这本书写得很好，里边囊括了许多有趣的研究。这本书展示了亚当斯密这位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的思想不仅直接和18世纪相关，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这是一本有价值的、有趣的、文笔很好的书。作者柯林值得受到称赞！
英国广播公司历史频道BBC History
★ 亚当斯密伟大的经济学家、哲学家、作家，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西方经济学的鼻祖
★ 一本独具特色的传记，全景展现亚当斯密的生平及思想发展
★ 精华、浓缩，一窥究竟，纵览全貌
★ 三十余幅珍贵史料插图
★ 本书是国外关于亚当斯密传记的*之作，书中有许多从新的角度研究出的新发现，对于人们认知亚当斯密具有积极的补充意义。
★ 本书是国外著名学者的研究之作，不是简单地罗列、叙述亚当斯密的生平，而是将其生平划分为几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选取激发其思想产生的*关键的事件进行阐释，脉络清晰，重点突出。
★ 书中有几十幅插图，多是18世纪的文物的图，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和亚当斯密的思想，为国内研究亚当斯密补充了宝贵的资料。
这本书写得很好，里边囊括了许多有趣的研究。这本书展示了亚当斯密这位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的思想不

內容簡介：

本书是一本独具特色的传记，按时间顺序介绍了亚当斯密的生平及思想，并没有过多地渲染斯密的生活细节，而是以展示斯密的思想发展及研究成果为主线，将其置入大的时代历史背景中进行探讨，每个时间段选取激发其思想产生的*关键的事件进行阐释，强调了斯密领先于时代的行为经济学和道德伦理学观点，并探讨了在当时和后代学术界对其思想的争论。
这本书展示了亚当斯密这位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的思想不仅直接和18世纪相关，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BBC历史节目推荐该书是一本有价值的、有趣的、文笔很好的书。

书中含有三十余幅插图，多是18世纪的文物的图，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和斯密的思想，为国内研究亚当斯密补充了宝贵的资料。

關於作者：

乔纳森柯林（Jonathan Conlin）博士

出生于纽约，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历史系学习，如今是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历史系的高级讲师。出版有《进化与维多利亚时代》《双城记：巴黎，伦敦与现代城市的形成》《伟大的经济思想家：从亚当斯密到阿马蒂亚森》等多部著作。

说明
引言
第一章自然的舞台，17231750年
第二章旁观者和同情，17511763年
第三章贸易地位，17641766年
第四章黄金梦，17671775年
第五章政府机器，17761789年
结论头脑、心灵和手，1790年
参考书目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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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引言
18世纪苏格兰思想家亚当斯密（17231790年）被称为自由市场经济之父。然而，与20世纪和21世纪的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喜欢写公式，而是喜欢讲故事，讲关于日常交流、生活用具，乃至琐碎至极却能道出人类的一些重要本性的小故事（《道德情操论》，17页）。斯密的存世作品源自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教书时为本科生所写的讲义。尽管苏格兰的教育体制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体制之一，但若我们回到斯密教授的课堂，仍会震惊于他的听众之年轻。给年龄1416岁的青少年讲课（上课时间为早上7点半8点半），是斯密喜欢讲故事的原因之一。
斯密常用的18世纪的散文风格使得阅读他的作品成为一种挑战。他虽然能给十几岁的青少年讲课，但他讲的仿佛是一种已经消亡的语言。本书将说明，问题不仅在于斯密用词上的变化或者思想上的弱点，也在于我们没有正确地倾听。直到现在，能看懂斯密作品的也只有经济学家和一些哲学家。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都希望斯密能使用他们的语言；斯密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精神涣散，心生沮丧，甚至厌倦。和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如果斯密重生，他很可能会对他那些所谓的追随者们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事情感到震惊，他很可能会烦恼于人们想要把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即增加国家财富的最好方法）和他的道德哲学（即推行一套基于人性［human nature］的道德准则）区别开来的倾向。1766年，一个听斯密教授讲课的少年将其精辟总结记录如下，表明这些研究是同样必要且相互关联的：

要考虑如何增加财富，应考虑富裕和富足的要素，或者什么是一个国家大量拥有的东西。在此之前，还必须考虑人类的自然欲望和需求。人类已经得到了大自然恩赐的、远胜其他物种的理性，以及智慧、艺术、创造力和改良的能力，但在生活的维系和舒适度方面却处于更加无助［和依赖］的境地（《法理学讲义》，333页）。

19世纪，经济学家们对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进行了大幅删减。格拉斯哥版（权威版本，几乎所有引用都出自此版本）的《国富论》有947页。除了出口退税那一章和关于国家公债的源起那一大段漫谈之外，它的可读性很强，比经济思想史上的其他里程碑式作品，例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1936年），要有趣得多。经济学家们把《国富论》缩减为3页、3个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如果今天的本科生或MBA学生还在研究斯密，这将是他们所能学到的关于斯密的全部。
第一个故事讲述了劳动分工是如何提高生产力的。斯密以制针业为例进行解说：

以微不足道的制针业为例。该行业常因其劳动分工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没有受过任何行业培训（劳动分工已使其成为一个独特的行业）也不熟悉制针器械（劳动分工可能导致新器械的产生）的工人，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一天也难以做出一枚针来，更别说二十枚了。但是，按该行业现有的运作方式，不仅整体工作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所分成的许多部门也大多是特殊的职业。第一个工人负责抽金属丝，第二个工人负责拉直，第三个工人负责切断，第四个工人负责削尖，第五个工人负责将顶端磨光以便安装针头；制作针头也有两到三道不同的工序；装针头和把针刷白是不同的工序；甚至将针包进纸里也是一道工序；就这样，制针的重要工作被分成大约十八道不同的工序。［在一个有十名雇员的工厂里，］尽管他们非常穷，缺少必要的器械尽力而为的话，却能每天制造出价值十二英镑的针。每英镑有四千多枚中等大小的针。所以，这十个人每天能制针四万八千多枚。（《国富论》，1415页）

斯密的制针厂的故事，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观点，后面的章节会有所涉及并进行深入的探讨。首先，它提醒我们，将制造业分解成许多小任务的好处早在生产流水线出现之前就已经得到了认可。斯密的著作比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底特律工厂引入量产T型车的流水线早了一个半世纪，但他并不认为劳动分工是新生事物。相反，它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事实上，英国哲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早在17世纪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斯密还说明了劳动分工是如何使机械化成为可能的。在这几段文字里，他描述了工人们如何进行创新，如何改良生产方式或设备以提高生产力。
斯密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猎人时代。在这一阶段，每个人都必须扮演许多角色保姆、猎人、采集者、制矛工、陶工、厨师、裁缝等，看似什么都会，其实一无所长，生产力低下，质量也无法保证：衣不蔽体，锅放不稳，肉（如果矛好使的话）也不新鲜。没人有机会在实践中完善技能，因为他们都自给自足。即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材料来研究陶器制作，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个人一生也用不了多少罐子。
但是，如果每个穴居人都能把自己的劳动所得的剩余部分与他人交换，那么一切都会改变。擅于造长矛者发现，自己制造出更多的长矛，与擅长造锅具和打猎的穴居人交换，就能更快、更好地得到锅、肉和其他必需品，每个人都从中受益。有了更好的武器、老练的猎人和更好的储藏方式，食物供应就变得更加可靠和安全。社群变得更加相互依赖，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大。这时，向斯密的穴居人发起挑战的部落是愚蠢的，因为不仅他们的食物和武器装备更多更好，而且他们惯于合作，可以更好地交流。这是因为即使没有钱作为媒介，穴居人在产品交换过程中的讨价还价，也促进了他们语言的发展（《道德情操论》，336页）。斯密指出，没有人见过两只狗用两根骨头进行公平而深思熟虑的交换（《国富论》，26页）。也没有人见过狗使用语言。对斯密来说，这两个观察结果是相关的。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故事。和制针厂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出现在《国富论》的前几个章节里：

我们不是从屠夫、酿酒师以及面包师的善行中得到自己的食物，而是从他们的自利之心中得到的。我们要唤起的不是他们的人性，而是他们的利己之心。不要和他们说我们的需求，说他们所能得到的好处。（《国富论》，2627页）

这一段通常被解读为支持市场活动中的个体完全受狭义的个人利益所驱使的观点。也就是说，只有当所有人都贪婪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市场才会起作用。人性（斯密通常以仁慈代指）和其他高尚的情操在市场活动中是不存在的，而且理应如此。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我们在此间的行为也会有所不同。它可能要求我们暂时忘却我们在其他领域所展现出的高尚情操。这就是经商的代价，与个人恩怨无关。
我们所有人都从市场活动中受益，所以要避免因害怕成为伪君子而过于谨小慎微或惯于说教。超道德资本主义的狂热推崇者们则更进一步，将市场看作是规范行为的来源，一个真实生活的发生地，在那里，关于美德和正义的美好言论被压制，我们毫无保留地面对真实的自我。戈登盖柯（Gordon Gekko）在1987年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执导的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中的那段著名的演讲可以作为一个例证。盖柯游说一家虚构的纸业公司的股东们，希望他们支持他对该公司的恶意收购：

重点是，女士们，先生们，贪婪抱歉我找不到更好的词了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对的，贪婪是有用的。贪婪理清一切，抽丝剥茧，抓住了进化精神的精髓。贪婪，无论何种形式对生命、对金钱、对爱情、对知识，都是人类前进的标志。贪婪，请记住我的话，不仅能挽救泰达纸业，还能挽救危机重重的美国。

斯密并不赞同这种贪婪的、狗吃狗的资本主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也不认为狗会对市场有所了解）。这并不是因为他想要逃离市场，或是他没有认识到盖柯所说的进化精神。相反，正是因为读了《国富论》，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19世纪30年代提出了基于自然选择学说的进化论。1斯密说，人性中以物易物、物物交换的倾向所谓交易的本能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原因（《国富论》，25页）。如果斯密还活着，他会觉得把市场作为一个单独领域的想法十分奇怪。市场上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的假想，是由加里贝克（Gary Becker）于1976年在其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pproaches to Human Behaviour）中提出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斯密对我们辨别自己的利益在于何处的能力持高度怀疑的态度。至于理性和效用，它们是哲学家们研究的字眼，远不能激发你我的行动。
下一个故事不是真正的故事，而是一个角色，或者说身体的一部分，但又是非实体的看不见的手。在将近1000页的《国富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仅仅在第456页出现（如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用出现来形容）了一次。斯密解释说，每个有钱投资的人都必然想把钱投到能产生最大利润的地方。他更愿意把钱投到国内而不是国外，因为这样更容易监管：

所以，每个人都尽可能地运用自己的资本支持国内产业，促进产业发展，使其产品实现最大价值；每个人都必然努力地想要提高社会的年收益。事实上，他既不想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也不关心自己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他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是国外产业，只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引导产业实现价值最大化，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他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成一个与他的意图无关的目标。即使是这样，对社会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坏事。通过追求自身利益，他往往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我从来不知道那些宣称为了公共利益而交易的人究竟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做作之举在商人中并不常见，所以很少需要用言语来劝阻。（《国富论》，456页）

斯密写道，这种非预期后果法则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也适用。但令人吃惊的是，看不见的手只在《国富论》中出现了一次，在他的早期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年）中出现了一次，在一篇关于天文学历史的有趣文章中出现了一次。
斯密也是启蒙运动的一员。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什么是启蒙运动？》（What is Enlightenment？）（1784年）一文中将启蒙运动定义为人类从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脱离出来，而不成熟则被他定义为没有别人的指导就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智。他提出的这种不成熟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说法非常引人注目，因为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涉及教会、国家、新兴资产阶级、新闻自由、舆论抽象观念的制度安排或政治计划。就像现在一样，当时也往往认为这种不成熟看起来是由别人强加的，而不是个人选择的。然而，康德简要地列举了几种情形，说明不成熟可以是一种选择，并且人们可以理智地做出选择，一点也不难；只不过，把思考外包给别人，可以节省时间、精力，免除烦恼。尽管对人性的分析相当悲观，康德仍对人类的长远未来持乐观态度，他总结道：有了自由，公众启蒙运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斯密则没有那么乐观。如果看到他最观察入微的读者之一于1999年写下了自由启蒙运动的发生是多么地不可抗拒，他很可能会像我们一样吃惊。
康德认为我们不仅冒着把思考外包给诸如统治者或牧师这些人的风险，还有外包给法则和公式的风险。虽然法则和公式是抽象的、客观的，却同样能解除我们思想上的压力。法则和公式这种机械性的辅助，与其说是对天赋的合理利用，毋宁说是一种误用，正是它们将人们永远地桎梏于不成熟之中。康德写道。自诩为亚当斯密的追随者们已经把这只看不见的手变成了这样的枷锁。在游说政府的过程中，商界一再告诫政府不要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措施，因为它可能会妨碍看不见的手。这种盲目崇拜并不仅限于国家监管层面。尽管斯密谨慎地指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才能发挥神奇的作用，但人们常常把它当作政府的替代品事实上，当作任何政府的替代品。
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的主要威胁是商人，而不是国家。这并不奇怪，因为商人在国家和政治家出现的几个世纪前就开始管制贸易了。在中世纪欧洲成立的规范某一特定行业的公会是一股强大的监管力量，尽管到了斯密的时代，它已经走向没落。每个公会都有自己的办公地点、标志、仪式和内部等级制度。在许多情况下，市政府受制于公会。公会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贸易或职业的秘密不受外界竞争的威胁。中世纪伦敦的制针商们努力于实现其公会的全面管控，他们提供了一种适宜的斯密式的思路。制针商们制定的第一套行业规章可以追溯到1356年。根据这套规章，任何非公会会员在未经手艺师傅审核并支付一定费用的情况下，不可在伦敦市区或郊区持有房产或商铺，也不可出售或购买任何与该手艺相关的东西。只有师傅才能收学徒；在周末或工作日的某些特定时间，人们不能工作。女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制针，除非她是一个已缴纳会费的师傅的妻子或女儿。该手艺的管理员将检查所有的工坊和商品，制造的针质量不合格或兜售商品（例如到集市上出售）的师傅会被处以罚金这些有问题的针也将被没收并熔掉。管理员甚至可以对那些在自己的工坊里公开工作的人进行罚款，以防公会以外的人学到他们的职业技能。4师傅不能和其他公会的人合作的规章进一步保护了制针业的秘密。
事实上，制针商想要实现公会全面管控的努力不断地受到破坏，无论在外部还是内部。伦敦的制针商从1511年的文字记载中消失了。然而，在一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还是给他们的秘密打上了公会所特有的一些民间的、宗教的烙印：人们为他们的守护神点蜡、做弥撒；为管理员设宴并置办参加城市游行所需的特殊服装，不管游行是在陆地上举行，还是在泰晤士河上租用的驳船里举行。对公会成员来说，这些仪式无疑使得制针成为一种高贵而非凡的活动。250年后斯密在研究中所观察的苏格兰制针匠想必不是公会的成员，他们难以倾注同样的情感在他们所制造的针上。斯密对手艺的丧失不感兴趣，但他非常关注持续而麻木的劳动对工厂工人所造成的伤害。虽然斯密没有使用异化这个词，但他对在劳动分工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描述和19世纪的哲学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观点如出一辙。
对于斯密来说，公会是商人们想要限制竞争、游说国家对资本和劳动力自由市场实施管控以保护自己的一种象征。与公会的限制措施一样，这些管控提高了价格，降低了质量，阻碍了创新，并束缚了资本（包括人力资本，也就是个人的才能和技能）。出于利己主义而对国际贸易实施限制的类似的经济观点被人们称作重商主义。重商主义鼓励国王和王子们评估本国的进出口额，然后通过市场干预创造积极的贸易平衡，即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给予某些企业或特定形式的生产以出口奖励金（直接补贴、税收减免）甚至专卖权，以增加国内生产，进而取代进口产品，为出口提供新产品。
许多声称崇拜斯密的资本家将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抨击解读为对国家的抨击，但他们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他们还忽略了斯密对这些人做出的更糟糕的评价斯密说，商人联合起来制造垄断，然后让政府支持这些垄断，甚至通过军事征服和霸权主义实现扩张。同一行业的人很少会面，哪怕是为了娱乐和消遣。斯密指出，可是一旦会面，必然是抱着阴谋反对公众或是提高价格的目的。（《国富论》，145页）统治者的残暴和不公是一种古老的罪恶，斯密视之为人类天生的一种对专权的热爱，但他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去承受商人的垄断精神所带来的恶果。商人和制造商们既不是也不应该是人类的统治者，虽然这一点可能无法改变，但他们可恶的贪婪和垄断精神事实上难以扰乱任何人的安宁除了他们自己。（《国富论》，493页）公共安宁和经济自由的代价是永远保持警惕，保持对商人合理的不信任度。
对于斯密思想的思考挑战了我们对谁或什么是资本主义者的先入为主的理解，并常常以令人吃惊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我们发现斯密并非劝说我们改变惯常的立场，而是希望我们彻底改变整个参照系。在经济学领域尤其如此。斯密从不谈及经济一词，也不会称自己为经济学家。他最接近经济学家的一次是他前往法国（17641766年）会见以弗朗斯瓦魁奈（Franois Quesnay）为首的一群法国思想家的时候。这些人在今天通常被称为重农学派，但在当时，他们也会被称为经济学家。斯密的第一本传记的作者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17531828年）认为斯密的有关贸易自由和行业自由的学说与法国经济学家的观点非常接近（《哲学论文集》，319页）。尽管斯密在文章里提到这群法国思想家时总是充满敬意，而且原本打算把《国富论》题献给魁奈，但他对他们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观点并不赞同。那时的斯密也不会喜欢被称作经济学家的。
斯密曾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而非经济学教授，因为经济学直到19世纪后期才成为一门学科。到了19世纪，道德哲学已不像在斯密时代那么热门。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科学被纳入学科的趋势使学者们试着用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学科术语来理解斯密的思想今天所有想吸引听众或得到晋升的学者都需要流利地掌握这种术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与他们的斯密实现了互动。斯密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劳动分工不仅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区分开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哲学和猜想也成为特殊的行业（《国富论》，21页）。
多年来，我们一直重复着一些老掉牙的故事，希望世人借此更全面地理解斯密的思想。相信读者不会介意我讲一个不太熟悉的故事《穷人的儿子》。
一个年轻人渴望变得富有，他开始憎恨父亲那简陋的小屋，虽然他从小在那里长大。他坚信如果他有一幢大房子和一辆大马车，他会过得更开心，所以他拼命地工作，不断地巴结有权有势的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人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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