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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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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烟火，日常细节。岁月皱褶里的湍急暗流，动荡社会大潮中另类英雄的传奇命运
穿越苍茫的历史烟尘，一步步抵达那片血色风景的神秘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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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在上百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坎坎坷坷和惊心动魄里，时间似乎失去了特有的性征。沿着我爷、太爷和老太爷这一串爷，似乎进入了一个深远的时空隧道，百年的坎坷、恩怨，腥风血雨扑面而来。
祖父长贵虽是长子，却无心接管家业，成为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东渡日本，又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战争爆发，毅然回国。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批进城的文艺干部。
二祖父旺福性情乖戾，且为人率真，急公好义，早年曾为家里的生意大闹京城。回到滹沱河边，因兄弟祁顺和深爱的冯寡妇被日本人杀害，国恨家仇，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三祖父云财善经商，工于心计。年轻时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儿经营我家的商铺。晚年回乡，为生活所迫，靠挖祖坟变卖陪葬品度日。
一个官宅的兴衰荣枯，庸常岁月的人物命运，在民族的百年历史长卷中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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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松
祖籍北京，现居天津。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天津市作协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在农村插队，1982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
曾在国内各大文学期刊发表大量长、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寻爱记》获首届中国文学好书奖，《流淌在刀尖的月光》获金盾文学奖。中篇小说《天才罗曼》《双驴记》《红汞》等，短篇小说《穷人皮顺子》《雪色花》等，在国内获多种文学奖项。部分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并译介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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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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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是谁的爷（代后记）
这部小说在杂志上发表时，不叫《爷的荣誉》，把爷字去掉了，叫《荣誉》。但题目里没了爷字，小说里的这个爷仍无处不在。当然，这爷就不是一个爷了，是三个大爷长贵，二爷旺福，三爷云财。再往上，还有太爷和老太爷。故事是从老太爷开始的，其实还提到了老老太爷老老老太爷以及老老老老如此看来，小说里的这个爷，横着看是三个，竖着就是一串儿。沿着这一串儿爷，也就如同进入了史蒂芬霍金的超时空，上百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坎坎坷坷和惊心动魄，一下都压缩在这样一部二十几万字的小说里，似乎时间就不是时间了，也失去了时间特有的性征，可以不连续，可以回溯，甚至可以切割、重组，犹如一幅随心所欲的拼图。
所以，我写这部小说时的感觉如果用两个字形容，就是酣畅。
但酣畅，却并不淋漓。我一直提醒自己，避免朝两个极端发展，一是叙述的狂欢，二是阅读的障碍。避免阅读障碍，是出于读者角度的考虑。我一向主张，小说一定要有一个好故事。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有故事的民族，我们这个国家也是个有故事的国家。远的不说，就说近代这一两百年，从红墙绿瓦下的帝王将相到市井坊间的黎民百姓，发生了多少难以想象又永远说不尽的故事。一个作家，身在这样一个民族，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写不出好故事就怪不得别人了，只能说自己没本事。在我看来，好故事的标准很简单，就是精彩，引人入胜。而我达到这个标准的惯常做法，是把故事写得惊心动魄。这种惊心动魄当然不是故意制造出来的。现实生活中，看似风平浪静，其实却处处有惊心动魄。可以这样说，生活中不乏惊心动魄，只是有没有发现的能力。或者再换句话说，生活中不乏惊心动魄的故事，只是有没有讲述出来的能力；所以，我不想把这样已经惊心动魄的故事写得过于艰涩，更不想故弄玄虚，让读者看得摸不着头脑。我的叙事，只有一种考虑，就是如何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懂、更好读、更精彩。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从读者的阅读考虑的。当然，这与迎合读者是两回事。我只能这样说，一个作家处心积虑地设计好一个故事，又辛辛苦苦地写出来，却为读者的阅读设置重重障碍，这只能是跟自己过不去；我提醒自己不要进入叙述的狂欢，是想在从容的叙述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智性，这不仅能使文字充满弹性，也可以让故事在波澜不惊的惊心动魄中充满张力。我现在越来越对这样的讲述方式着迷，大概也就是这个原因。
正因如此，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对叙述的一次冒险。
尽管这部小说在杂志上发表时去掉了爷字，但还是有读者注意到，其实我在这个故事里说来说去，说的还是爷。有人问我，你这部小说里说的爷，真的是你的爷吗？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真要回答起来，就得从这部小说的缘起说了。
缘起是两件事。一件是，我偶然看到一幅油画。这幅油画的题目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是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代表作，一百多年前，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完成的。其实，这幅画我早就看过，而且看过不止一次。但我记不住这幅画的任何一个细部。可是，它整体弥漫的那种强烈的原始的神秘气息，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再看，我又一次被这原始的神秘气息震撼了。但这次被震撼的同时，我又想起柏拉图曾提出的那三个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高更在19世纪90年代，独自在塔希提岛创作这幅画作时，是否想到过柏拉图在早他两千三百年就已提出的这三个终极问题。而更让我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高更在他的这幅画作里，把这三个问题的第一个，放到了第二个？
这件事，让我一直耿耿于怀。
另一件事，在若干年前，我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英雄二爷》的小说，很短，也挺好玩儿，但发过也就过去了。后来，一次去山里，在一个叫神堂峪的地方，一天，一个朋友对我说，这应该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说，有料，这么写可惜了，你应该把它写成一部长篇，认真地写一下。又说，可以看出，这个小说之外应该还有很多故事。那是一个仲春的中午，我们在一条湍急的溪边刚刚吃过饭。午后的阳光暖暖的，植物尽情绽放着绿色。于是这个建议，和当时的溪水、阳光、植物的色彩，也像高更的这幅油画，留在我记忆里了。
这两件事，其实是倒过来的，后面的这件事更早一些。
有人说，一部小说的产生往往是偶然的。我同意这个说法。有时，一个瞬间兴奋一下的念头，就会固化成一个想法。作曲家把这叫动机。其实小说家写小说，也经常会有这样的动机。但小说家的这个动机不会凭空冒出来，它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也就是产生这个动机的动机。譬如这部小说，第一件事是动机，而第二件事，则是动机的动机。所以尽管它发生在前面，我却把它放到后面来说，也就是这个原因。
我还是搞不懂，高更为什么把柏拉图提出的这三个终极问题的第一个，在他的这幅画里却放到第二个。我也不知道，柏拉图提出的这三个问题，为什么到高更这里，单数就变成了复数，是高更有意为之，还是翻译家理解的偏差？但我相信，我和我们，应该不会忽略到模糊翻译的程度。如果这样说，也就可以这样理解，柏拉图的诘问是对自己，而高更则是对整个人类。
大概正因如此，高更才认为，第二个问题应该比第一个更重要。
话好像扯得有点儿远了。但在此之前，我确实一直为这个问题所纠结。在我看来，我还是更关心柏拉图的第一个问题。有一段时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经常到江西去。每次到那里，尤其到赣南，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祠堂。无论宗祠还是家祠，当你走进正中的享堂，看到这个家族自下而上排列有序的先祖牌位，就会有一种走进时空隧道的感觉。其实就是不看这些牌位，这种祠堂独特的建筑结构，也会让人有一种时空的纵深感，似乎成百上千年，在这个不大的享堂空间里，一下都被容纳了；原因很简单，建这种祠堂的，大都是客家人。客家人有很强的宗族意识，他们到什么时候，都不想让后人忘记自己的根脉。我想，尽管这与客家人独特的身世有关，倘换一个角度，也是多么的难得。
我在瑞金，曾遇到一位姓谢的中学老师。他一口气可以说出自己十几甚至二十几世先祖的名字和身份。为了证明有案可稽，他还把自己的家谱搬出来，翻给我看。在这本家谱上，确实明明白白地记载着他历代先祖的名字和身世。这让我很吃惊。相比之下，我们生活在北方的人，似乎就没有这个意识。在中国北方的乡村，极少能看见祠堂。这就造成一个令人无可奈何，也有些悲哀的结果，今天，我们每一个在北方土生土长的人，如果往上能说出曾祖父的名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倘再往上呢？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有的恐怕连祖父的名字也不一定能说出来。设想一下吧，当我们走在街上，竟然不知自己的曾祖甚至祖父是谁，也就更不可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如果不知道他们是谁，那么，我们自己又是谁呢？当然，这个不知自己是谁，和柏拉图所诘问的我是谁还不是一回事。
但我说了，这只是一个动机。
这个动机的出现，也就触动了若干年前在神堂峪的那个动机。
有人说，创作是一个奇妙的过程，几乎无法言说。这有点故弄玄虚了。无论是一幅画儿、一首乐曲，还是一部小说，它诞生的过程也就如同一个生命的诞生，往往是极偶然的。由偶然产生的一个细胞，进而分裂，然后再以级数的速度增长。所以生命是分裂的结果。创作也如此，但创作的分裂也需要动机。而这个动机，往往是产生于一种轻松、放松而且愉悦的心境下。至少我是这样。就如同那个仲春的午后，在神堂峪的溪边。我这时才知道，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有两幅画。一幅是高更的这一幅。而另一幅，就是若干年前的那个溪边，植物、色彩，还有那条幽深幽长的，蜿蜒曲折于山间的，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木栈道。也正是这条漫长的木栈道，似乎将时间弯曲，然后不动声色地折叠起来。它带来的两个结果是，首先，成为前面那个动机的动机。其次，也让这部小说进入了史蒂芬霍金的时空。
有朋友追问，这究竟是不是你家的事儿？这个问法让我无法回答。这就像说相声，说我（指逗哏的自己），或者说他（指捧哏的），其实就是这么一说。说相声这样说，是为了尽快地把观众带入规定情境。而我这样写，也是为写着方便，也能让读者看得明白。如果有人把这当成真事儿，也未尝不可。哪个写小说的，不希望读者信以为真呢？
我只能说，在这里，把复数变成单数，我是故意的。
不过动机归动机，这里还是要交待一下。我的祖父当年在家里确实行大，也确实弟兄三个。他后来确实在北京读大学，再后来也确实有一个年龄悬殊得几乎差辈儿的弟弟。不过，我叫他五爷，至于四在哪儿，已无从考证。当年没想起问祖父，后来也没来得及问父亲，现在他们都已过世；另外，我的二爷当年确实曾带领一支抗日队伍活跃在滹沱河两岸，令日本人闻风丧胆。后来也确实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据我父亲说，也确实是个铁帽子团长。至于我三爷，也就是小说中的云财，当年也确实在北京前门的大栅栏儿为我家经营店铺，是个很精明的商人。其他事，这里就不说了。我还是想给先人留点脸面。
其实细想，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本来动机挺高大上的，迫使我思考的问题，更高大上。已经追溯到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柏拉图提出的终极问题，还要怎么高，怎么大，怎么上呢？可是，一回归到这个动机的动机，就接地气了。在我心目中的这两幅画，一幅是那么的抽象，而另一幅，却又是如此的具象。这个由抽象到具象的过程，最后的结果，也就分裂出这样一部充满风俗、民俗乃至市俗的小说。
当然，这三俗不是那三俗。
我一直在想，有一句俗语，叫雅到极致不风流。那么俗呢，俗到极致又会怎么样？前者之所以不风流，皆因一个装字。而后者，只要不是那三俗，极致一下，似乎也未尝不可。未尝不可，是因为有趣。雅当然也可以，但雅，要雅得那么俗；俗也不是不可以，而俗，也要俗得那么雅。说到底，还是一个真字。惟真，才不亏心。
我们毕竟是饮食男女。既然如此，就得食人间烟火。高更的画也好，柏拉图的终极问题也罢，作为动机可以。但动机之后，终究不能当饭吃。
而另一幅画，就是神堂峪溪边的这一幅，才是真正的动机。
2019年3月23日 改毕于天津木华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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