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悲剧理论研究手册导言导言
本书是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关于现代悲剧理论的资料汇编手册，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形成及其发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全书汇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包括乔治卢卡奇、瓦尔特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吕西安戈德曼、特里伊格尔顿等在内的25位理论家探讨悲剧问题的理论文章（或著作节选），是本课题前期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在理论谱系上，他们大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虽然有些人（例如阿尔贝加缪、雅克拉康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我们同样将他们的悲剧观点纳入到了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
在现代，悲剧是任何一位人文主义学者都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亦是美学研究切入到现实领域的关节点。我们对现代悲剧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论背景：一是悲剧在现代的存在与消亡。科技理性的兴起带来了神话世界的衰微，告别了传统而神秘的古代社会，悲剧在现代社会是否存在、该以怎样的方式存在？这些都是19至20世纪以来的西方学术界争议不断的焦点问题，亦是当代美学亟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在西方，以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悲剧在现代已经消亡，斯坦纳在代表作《悲剧之死》1961中的观点是：由于现代社会失去了神性及神性带来的权威秩序，真正的悲剧只能属于过去参见G.Steiner： The Death of Tragedy, Faber, London, 1961.，针对这一观点，雷蒙德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斯坦纳之间发生多次激烈的理论论争，斯拉沃热齐泽克、阿兰巴迪欧也发表过多部悲剧问题相关的理论著作，荷兰理论家约斯德穆尔还提出了一种现代技术的悲剧维度，认为悲剧重生于现代科技理性精神参见约斯德穆尔：《命运的驯化：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力证悲剧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可以看出，现代悲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非常关切的热点话题。二是对中国无悲剧的回应。中国的悲剧问题一直存有很大的理论争议，2003年，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中再次明确地指出中国无悲剧的观点，伊格尔顿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一种以命为代表的起支配作用的幻想力量，这种高深莫测的力量足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因此中国并没有悲剧、也没有悲剧理论。2010年，在我们与美国学者肯尼斯苏林（Kenneth Surin）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悲剧问题的访谈中，苏林认为中国社会由于宗教背景的缺失，并不存在悲剧参见Kenneth Surin, Wang Jie： Socialism, Tragedy and Marxism Aesthetics：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Kenneth Surin，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1年第14卷第2期。。这两个现象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悲剧是与人类信仰相关的重要命题，悲剧意识作为人类特有的情感经验，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是存在着的，可以形成多种不同形式的审美表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拥有自身独特的悲剧意识与悲剧观念，自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开始，很多中国学者都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著作。我们关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8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这是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开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悲剧性的裂变过程，在多重矛盾势力的共同夹击下，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与情感结构异常的复杂和激烈，整体性的悲剧结构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与迁移，悲剧性成为中国现代众多优秀文艺作品中十分显著的美学风格。我们理论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致力于对中国现代悲剧作品做出一种深描式的阐释，形成并确立自己的理论模式。在此基础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前提，就是要在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念持有充分的理论认识，树立起坚定的学术勇气，对中国现代悲剧观念、中国式的悲剧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1859年4月，马克思在《致费迪南拉萨尔》的信中首次提出现代悲剧的美学范畴，距今已有160年的时间。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1848年爆发了几乎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与恩格斯敏锐地发现了1848年革命与以往革命之间的不同，称之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在无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参与下，这次革命首次与反对资产阶级的中心点联系到了一起，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代表了最现代的革命思想，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并不成熟，1848年革命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在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他将这一悲剧冲突概括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一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一冲突与未来世界之间的关联，完全可以构成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马克思与恩格关于悲剧问题的思考发轫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初期，代替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沉思，二人将美学上的悲剧问题与社会历史经验相结合，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悲剧观念。相比于抽象的理论概念，这一概念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灵活多变的情感结构，既注重一种经验性与感受性的观念传递，同时不乏对现实问题的理论阐释与哲学思辨，不仅打破了传统悲剧概念的阈限，在美学上还标志着一种现代悲剧理论的发生。关于马克思现代悲剧的核心观点：在现实社会中，表现为对眼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通向一个更加积极与美好的未来，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目标，这是眼下最现实、最迫切的革命任务；在文学与艺术创作上，表现为推崇一种莎士比亚化的创作方法，即用最朴素的形式，传达出最现代的思想观念和人类情感，用文学与艺术表征出一个合理化的、更加符合人性的未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悲剧。哲学家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502页。，在以往的悲剧研究中，大多囿于以亚里士多德、康德、叔本华、黑格尔、尼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传统悲剧理论，惯于运用一种理论模式或多种价值冲突来解释悲剧作品，这些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确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并不足以阐释当今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与新问题。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悲剧观念与传统悲剧理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引入了关于未来的积极思考，这种思考对未来的乌托邦世界表现出最大程度的理解与包容，在现实中则外化为一种坚定的精神信仰，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号召全体人民参与到整个历史进程中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谓的现代悲剧不仅关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命运，还关系到每一位个体的自我价值与人格理想的实现，本质上是一种哲学人类学的理论实践。
在美学上，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念很好地解答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悲剧在现代存在的可能性；二是什么是现代悲剧，亦即现代悲剧的本质。围绕着这两个基本问题，我们认为，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念在现代发展过程中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代表性的理论模式：第一，历史哲学模式。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这一模式从恶的历史经验出发，认为恶的事物可以使人们清醒地认识现实的矛盾冲突，反而积聚着潜在的革命力量，主要代表人物有瓦尔特本雅明、西奥多阿多诺，以及著名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历史观的指导下，他们对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时代片面的进步观和以物质性尺度作为历史尺度的态度予以强烈批判，在法西斯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对悲剧的否定事实上是为了获得一种更积极意义的肯定，只有这样才能冲破历史的连续体，走向一个可能实现的美好未来。第二，社会批评模式。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异化和普遍信仰的缺失，如何重塑时代的精神信仰成为近代悲剧人文主义者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一模式通过一种社会学批评视角的介入，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与文化危机进行形而上的理论反思，试图在现代社会建构起一套悲剧世界观的理论模式，主要代表人物有乔治卢卡奇、吕西安戈德曼。在《隐蔽的上帝》中，戈德曼为卢卡奇早期的形而上学的悲剧观提供了必要的唯物主义基础，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坚定的信仰与未来世界打赌，坚信人类在任何危机中都具有创造历史的革命力量。第三，精神分析模式。资本主义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但在一种进步主义的驱使下，欲望的急剧膨胀成为导致种种社会危机产生的重要诱因，基于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以雅克拉康、斯拉沃热齐泽克等为代表的精神分析模式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结合。在拉康看来，悲剧的本质在于欲望，悲剧的安提戈涅在欲望的驱使下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不顾一切地坚守自己所信奉的伦理原则，代表了一个美丽而崇高的现代客体形象。个体欲望的无限性与外部条件的有限性之间构成了典型的悲剧冲突，欲望的表达与审美机制成为这一模式思考的核心问题。第四，意识形态模式。意识形态与一定时期的文化观念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可以弥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作用，从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开始、到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都强调意识形态的深层次运作是导致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冲突与社会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由此，悲剧在本质上是关于意识形态冲突的美学表征，这一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悲剧观念提供了必要的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以雷蒙德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为代表的理论家，提出一种扩大化的悲剧观念（the idea of tragedy）特里伊格尔顿在《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中，提出用悲剧的观念代替悲剧的理论，以适应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情感经验。，认为日常生活中同样具备着支撑起悲剧崇高精神信仰的基础存在，悲剧在现代社会并没有消亡。马克思曾在1858年阅读弗泰费舍的《美学》札记中指出，革命是最适合于悲剧的题材柏拉威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梅绍武、傅惟慈、董乐山译，上海三联书店1980年版。，他们将现代悲剧观念核心观点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相联系，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五月风暴运动、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现代最崇高的革命形态，同样会经历一个曲折变化的发展过程，这种先进的革命形态在现代优秀的悲剧作品中通常体现为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和关于未来的审美表征，代表着最高级意义的美学形态。
除了以上四种悲剧理论模式之外，本书中还涉及以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特为代表的人类学模式、以阿尔贝加缪和让保罗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模式等，这些理论模式之间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批判与反思中共同发挥了具有积极意义的理论影响，是马克思主义悲剧观念在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现代悲剧观念的脉络梳理，我们试图探讨一种中国悲剧的可能性的理论模式。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对应，是有自己的悲剧模式的，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其他西方思想一齐涌入了中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社会中居于主流的指导地位。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异常曲折和变动的发展历程，外来政治势力的压迫、新旧文化间的矛盾纠葛和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商品经济浪潮的强势涌入等等，种种复杂的矛盾冲突在中国现代的文化语境中表现得异常明显和激烈。与此同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这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天然条件，也是我们在当代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悲剧观念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下，审美都构成了非常复杂的矛盾结构关系，通过对现代悲剧观念的分析、进入到特殊的情感结构，再进入到对社会关系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路径。相比于西方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悲剧观念持续而深入的研究，中国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是相对欠缺的，在本课题接下来的研究工作中，我们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社会自身的悲剧经验和情感结构，通过对中国现代优秀文学与艺术作品的深度阐释，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风格，用我们自己的话语提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理论阐释模式。
综上所述，本书作为一本现代悲剧理论的资料汇编手册，兼具专业书与工具书的功能，可以为当代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多种使用途径。
首先，马克思主义悲剧观念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将悲剧问题与共产主义理想相联系，启发人们对未来世界的思考。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未来都是令全体人类感到困惑的问题，从500年前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其中都包含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美好愿望与坚定的人类信念，这是乌托邦思想在现实世界中的积极意义。马克思主义正是在看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在未来社会必然实现的同时，也看到了其可能经历的曲折的、悲剧性的发展历程，坚信人类始终拥有改造世界的历史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悲剧的观点始终是充满希望的。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悲剧观念的一个理论前提。
其次，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悲剧观念以其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与理论阐释力，从本质上对现代悲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是最适应现代历史发展的悲剧理论。尤其在我们关于中国现代悲剧问题的课题研究中，如果仍然选择沿袭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西方传统悲剧理论来解读中国问题，很难与中国现当代的历史条件和学科背景相适应。尤其在对很多与现实相关的关键问题的分析和阐释上，难以做到理论的彻底性与科学性，在诸种现代理论中，只有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将文学创作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以把握现实关系为目标，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
最后，本手册作为一本文艺学、美学方向的专业理论书籍，既可以在国内高等院校的教学中作为一本专业书籍使用，也可以用作哲学、艺术、文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专业方向的参考书。在教学与阅读中，本手册可以开拓学生的理论视野，还可以引导学生顺着马克思主义悲剧观念的发展脉络展开进一步的深度思考，从不同的理论侧面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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