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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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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建立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翻译主体研究理论模型，走出文本、转向主体，聚焦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上海文学翻译家群体，阐明了文学翻译家在历史与当代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和关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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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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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超越以往翻译研究中以文本为重的结构主义思想局限，颠覆传统翻译理论忠实与背叛、对等与创造、直译与意译等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对我国自五四以来逐渐演化和习承的仰视西方式的翻译伦理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位，理顺影响翻译活动的文化、社会、历史等层面的种种 权力关系，分析在各方权力关系的历史张力中翻译主体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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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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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莉，博士，副教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法语系主任，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0年获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2012年当选复旦大学光华人文基金青年学者，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的翻译与研究子项目负责人，2017年5月至6月任法国巴黎高师Labex TransferS研究中心讲座教授。1999年以来发表译著百余万字，学术论文数十篇。著译作品曾荣获第五届（2001）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中国文联第七届（2010）文艺批评奖、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一届（2013）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代表译作有加缪《第一个人》、杜拉斯《爱》、罗曼罗兰《名人传》、托多罗夫《我们与他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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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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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部分 理论探讨
第一章 诠释学视域下的翻译主体与主体间性
第一节 翻译学的文化转向与翻译主体诠释学
第二节 作为理解者和诠释者的译者主体
第三节 翻译的空间理论：流动的源文本与再造的译本
第四节 译本的接受及其再诠释
第五节 主体间性与翻译批评
第二章 从文化到文字：文学翻译主体的伦理性研究
第一节 西方翻译研究的伦理回归
第二节 当代中国呼唤怎样的翻译伦理？
第三节 自我与他者：动态伦理中的翻译主体性
第三章 文化走出去：合乎全球伦理的翻译主体性探索
第一节 全球伦理构想的提出与传播
第二节 全球伦理视域下的主体间对话
第三节 文化走出去战略与全球伦理的新导向
第二部分 翻译主体个案研究
第四章 许钧的米兰昆德拉新译本
文学翻译主体个案研究之一
第一节 翻译主体意识中的二律背反
第二节 译者是一种诗意的存在
第三节 翻译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内在独立与交互性
第五章 民国三李同译包法利
文学翻译主体个案研究之二
第六章 《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的三个中译本对比研究
文学翻译主体个案研究之三
第一节 译者的介入
第二节 译者的风格偏好
第三节 译者的身份
第七章 傅雷先生的翻译艺术
文学翻译主体个案研究之四
第一节 关于主体批评
第二节 主体论视域下的傅译批评
第三节 译者是一种诗意的存在
第八章 程抱一诗歌翻译与创作中的伦理追求
文学翻译主体个案研究之五
第九章 《若望克利司多夫》，及其译者敬隐渔
第十章 异的考验：从莫言在法国的译介想到百年前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
文学翻译主体个案研究之六
第一节 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
第二节 1899年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启示
第三节 从莫言作品的译介看中国文学的西方式生存
第十一章 国家赞助人与文学翻译的主体性问题
以《中国文学》法文版（1964-2000）为例
第一节 杂志的诞生及发展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杂志的选编特点和发行渠道
第三节 译者的主体性和《中国文学》法文版的翻译策略
第三部分 译者问答
话题一 翻译家倾谈文化走出去
话题二 海上翻译家群体问与答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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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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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理想的译者应成为一块玻璃，透明得让读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果戈理的这句名言阐发了文学翻译工作者艺术创造的极致，就是不着痕迹地再现原著风格韵味，让译入语的读者享受到与出发语读者同样的文学情趣。然而正是由于译者这种自觉的牺牲，造成了其自身价值的消隐，以致在长期的翻译理论研究领域里，译者的创造性功效被一再搁置一边，文学翻译仅仅被归结为是两种语言的接触。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西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兴起之时，以奈达、穆楠、卡特福德、雅各布逊、费道罗夫、巴尔胡达罗夫等为代表，将翻译研究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换的范围内，而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跃的成分译者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
我们试图超越以往翻译研究中以文本为重的结构主义思想局限，颠覆传统翻译理论忠实与背叛、对等与创造、直译与意译等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要对我国自五四以来逐渐演化和习承的仰视西方式的翻译伦理，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位，理顺影响翻译活动的文化、社会、历史等各层面的种种的权力关系，阐明翻译主体在当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和伦理思考中的核心作用和关键意义。本书计划要做的事情将集中在以下三点：1. 建立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翻译主体研究的理论模型；2. 走进文本，再走出文本，转向翻译主体的个案研究；3. 采用倾谈和对话的方式，让从事文学翻译活动的真正主角译者们自己来发声，针对翻译实践和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热点问题，给出其最直觉的答案。关于翻译主体的概念，译界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基于文化交流和文化构建的视野，我们一般认为，文学翻译的过程包括作者主体、译者主体和接受主体，其中接受主体除了读者、赞助人以外，还应包括翻译批评者和图书编辑等。本书的研究对象为文学翻译活动的核心作用人译者主体，以及他与另外各主体之间、与其自身所处世界之间的关系。
1. 建立文学翻译主体研究的理论模型：
为更好地开展文学翻译主体研究，综合翻译活动中各个层面的元素，我们首先为本书绘制出一幅文学翻译主体研究的基本蓝图，具体图示如下：
总图示
这个研究图示包含三大基本模块：两个世界、两类文本、三大主体。
所谓两个世界，是指形成源文本和译本的世界、生活以及文化等等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综合体，源文本赖以形成的背景，可称之为世界生活文化Ⅰ，译文本赖以形成的背景，可称之为世界生活文化Ⅱ。本研究将翻译活动界定为跨语际的文化交流活动，那么世界生活文化Ⅰ和世界生活文化Ⅱ就构成了异域文化之间天然具有的陌生性和新奇性，不同语言以及意义之间的沟通，自然就会遇到无数的困难。我们想说世界、生活、文化是翻译主体和文本存在和形成的背景和动因。翻译是沟通两种文本赖以存在的不同的世界、生活、文化背景的桥梁，因此，重视两种不同文本赖以存在的不同世界背景，是翻译主体乃至整个翻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
所谓两类文本即源文本以及译本。前者是翻译活动的对象，后者则是翻译活动的成果，及其有待展开的译入语方面的语言文本。
所谓三大主体即作者主体、译者主体以及接受主体。从翻译活动的本质和流程来看，以译者主体为核心；从理想的翻译和翻译的理想范本以及翻译的最终目标来看，作者主体和源文本的重要性不可低估；从源文本通过译本被译本读者所接受的角度看，译者主体与接受者主体的主体间性更为重要。
从文学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各种元素之形成，以及发挥其本有的功能来说，我们拟为文学翻译主体研究设定六大诠释循环圈。
第一大诠释循环圈：
世界生活文化Ⅰ作者主体源文本
图示（一）
这一诠释循环圈的核心自然是作者主体，而其形成的实体性的语言载体就是源文本，世界生活文化Ⅰ是作者主体的创作背景和源文本生存的空间。
第二大诠释循环圈：
译者主体 源文本作者主体
图示（二）
这一诠释循环圈的核心是源文本。译者主体通过源文本与作者主体发生关联，译者与作者之间进行直接沟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第三大诠释循环圈：
译者主体译本接受主体
图示（三）
这一诠释循环圈的核心是译本。译者完成翻译，译本是其与接受主体发生关联的物质载体。译者主体在翻译的前期、中期和后期也有可能受到接受主体的影响。
第四大诠释循环圈：
作者主体译者主体接受主体
图示（四）
这一诠释循环圈是以译者主体为核心，连接作者、接受主体（读者和赞助人等），形成主体间性的诠释循环圈。作者主体也可能通过译本的媒介，与接受主体发生互动和接触。
第五大诠释循环圈：
世界生活文化Ⅰ世界生活文化Ⅱ
译本接受主体
图示（五）
这一诠释循环圈是以接受者主体为核心，通过译本，接受者了解到新的世界，从而形成基于接受主体的两个世界间的诠释循环圈。
第六大诠释循环圈：
世界生活文化Ⅰ 作者主体
源文本 特殊接受主体译本
世界生活文化Ⅱ 译者主体
图示（六）
这一诠释循环圈是以源文本、译本之间的比照关系为核心的翻译批评循环圈，由于翻译批评的承担者是具备阅读源文本能力的专业工作者，即翻译批评者，所以他们是特殊的接受主体。
六大诠释循环圈的连接策略，构成了不同的翻译访法、乃至翻译学之不同流派的演变。鉴于本书的主题是文学翻译主体研究，所以，我们将把重点放在作为理解者和诠释者的译者主体、流动的源文本与再造的译本，以及主体间性与主体间对话等三个方面展开。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际译学界开始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者的主体意识渐渐觉醒，其作用由被遮蔽而到显现，它跨越了静止的历史局限和恒定的文本意义，在全球的文化语境中，与翻译活动中的其他主体（如作者、读者、出版赞助等），形成了多维而复杂的权力关系。是改写、操纵，还是对话、融合？译者主体自然成为其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因素。那么，如何划分翻译主体，译者主体性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这都是我们在研究中碰到的核心难点。然而纵观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译学界普遍达成了一种共识，即翻译研究的目的不再仅限于探讨如何忠实于原著，而是如何再现原语文化的精髓、如何满足译语文化的要求，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翻译的结果，更是翻译的过程，译本的生产者（翻译主体）如何发挥介入作用，又是怎样彰显并同时也悄悄地改变着译入语社会的文化特征等等。
2、翻译主体的研究方兴未艾，其价值首先体现在对翻译伦理问题进行反思。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翻译主体意识的觉醒，引发了学界对翻译伦理问题的热烈讨论。上世纪末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代表韦努蒂、皮姆、切斯特曼、斯皮瓦克等是较早讨论翻译伦理的专家。法国学者安托瓦纳贝尔曼更是在1984年和1985年的两部著作里，将回归伦理这一概念作为文化学派翻译宣言的核心内容提了出来。然而，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下，贝尔曼及其他西方翻译文化学者们所主张的翻译伦理观，是否与我们的需要相契合呢？我们的翻译研究界在引进这一思想和理念的同时，是否需要再多几分反思呢？有学者称我们的华语世界，已经到了濒临失落与拯救的边缘！那么当代中国究竟应该呼唤怎样的一种翻译伦理，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重新定位，恐怕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后，主体性问题得以凸显
当代文化研究作为跨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在20世纪末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正是在这一时期，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获得了飞速发展，理所当然地也发生了文化学的转向。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认为，西方译者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主体性功效，操纵或改写了来自非西方文化的作品。在后殖民语境中，翻译成为了一种权力话语，一种权力关系的分支。而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具体执行者、一个同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等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混合体，在各方权力关系所形成的张力中，发挥着主体性作用。
b.当代中国呼唤怎样的翻译伦理？
中国自五四以来至于当下，整整一百年，大多处于主动接受他族文化改造和丰富的时期。吾国吾民领略西方世界的强大日久，似乎也早已习惯于以仰视的姿态去领受西方的文化和文明。观现今中国之潮流文化，绝不仅仅是将他者作为他者本身，而是视他者为神圣。无论是畅销杂志，网红小说，还是从西方引进的学术著作，通篇的西式句法，佶屈聱牙者累出不穷，真正严肃的文学翻译和原创的学术研究受到了极大的干扰。
一些当代西方学者在谈及翻译时，能以开放、对话的姿态抵抗本族中心主义，在翻译研究中秉持能存异为异的伦理模式，的确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效仿的。但对于我辈学人，身处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在追求文化他者性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该蓦然回首，重新审视一下自我，重新审视一下翻译大潮席卷之下，我们母语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呢？作为翻译研究者，在进行理论分析时，该怎样拿捏文化传播过程中这个异化还是归化的度，怎样帮助译者主体处理好我与他者的关系，最终寻求一种自省、平衡、对话的解决方案。作为文化交流、译介过程中各主体对话之基础的翻译伦理，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动态呈现方式是怎样的，我们应该如何梳理、如何评价它，这正是值得我们中国翻译研究界再三斟酌的伦理问题。
c.全球伦理视域下的翻译主体性
全球化语境中的文明冲突和对话，呼唤着一种新型的全球伦理关系。本书将引入瑞士著名自由思想家孔汉思（Hans Kng）的全球伦理构想，在这样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统领下，我们试图对当代中国的翻译伦理进行重新定位，对在这一翻译伦理观照之下的译者主体的道德自省和自我规范，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在当代翻译大潮之中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绝不是一种本族中心主义式的倒退，而是在稳住自我根基、保护本国文化独立性的前提下，再全方位地开放，再主动地融入全球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始终是我们的立足点，文化的全球化所最终要实现的，也绝不是单一的文化模式，而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高度融合状态下的多样统一的文化。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世界政治格局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政府在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制定了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我们认为国内的翻译理论界更应该引起对翻译伦理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针对文化交流中翻译主体性的探讨，则应该成为这一新型伦理探讨之中最为核心的话题。
3、将全球伦理概念引入翻译的主体研究，为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服务。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工业文明的困境是全球化到来的一个前提，现代文明的危机中已经孕育着一个新的时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危机，把人们从现代工业文明的幻梦中惊醒，促使人们反思现有的文化模式，重新思考人类的未来。事实上，边界的存感在越来越模糊，虽然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仍存在，但人与人之间物理意义上真正的隔绝却在慢慢消失。全球化并不止于某个单一方面，而是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等，国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在增加，文化与文化之间早已经打破了国界和洲际的隔阂，全球化已经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不容质疑。全球化也意味着人类社会正以某种方式得到重新连接。1962年，全球化这一说法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语汇中。而现在，这个词语已经从一个那时候的专门术语，变成了今天人们的口头禅。伦敦《经济学人》杂志 （The Economist） 曾把它称之为是21世纪被滥用的词语之最。
全球伦理的构想是瑞士著名的自由思想家孔汉思（又译汉斯昆）于1993年提出的，其要旨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派宗教的一种基本共识，对于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改变的准绳以及个人态度的基本共识。如果缺乏这种共识，我们的世界迟早会陷入混乱，为独裁所宰制，人类因此必将步入绝望之境。全球伦理是一种实现跨文化、跨宗教、跨经济体制、跨意识形态，具有共同说服力的价值观、指导原则、个人态度和共同行为的兼容性途径。它立足于从伦理上对不可转让的人类尊严、决策自由、个人与社会的责任以及正义的承认。全球伦理承认全人类和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相互依赖，并把关爱和同情的基本道德态度拓展到我们的整个世界。它可以识别越界的问题，并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能够提高大众对这些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的认识。我们的文学翻译主体研究，必须重视个人和个人所处的这个社会的地理、文化、宗教、经济和政治语境。全球伦理同样也需要这种地方性的语境，这样它才能对个人行为和社会结构产生影响，而不至于成为孤立的理想信条。身处全球伦理的视域下，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尊重不同的社会多样性、政治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宗教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等等。承认有这些丰富的多样性的存在，就可以减少彼此的伤害，促进地球发展的可持续性，让这个地球上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能够促进共同价值观的进步，从而最终达到多样性的统一。可以说，全球伦理正是当今社会解决文明冲突、作为文明对话基础的新概念。在文学翻译研究的领域里，它也是构建新型翻译伦理、指导翻译主体采取行动的最终参照系。在文化走出去、提升软实力的口号之下，我们该怎样处理好翻译活动中各个主客体之间发生的权力话语关系，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翻译主体该如何发挥合乎新型伦理关系的主动性，帮助中华文明最杰出的成果更好地走出去，将中国文学所强调的人性和文学性更好地纳入世界文学的体系，这也是我们为本课题研究选择这一理念的主要依据。
本书的基本框架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集中于理论探讨。我们会采用历史考察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助现当代阐释学、接受美学、巴赫金对话理论、空间地理和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等等作为学术支撑，理清翻译过程中的各种主客体之权力话语关系，阐明文学翻译主体在当代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和伦理思考中的核心作用和关键意义。第二部分着重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将分成八个专题，对文学翻译的主体进行个案研究，分析译者在翻译之前、之中和之后过程中的认知体验和情感运用，从而试图说明：译者主体以及他的翻译作品，从来都不会独立于社会政治力量和历史文化背景，不会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文化交流的特质，哪怕是在纯文学的领域。第三部分是著名译者倾谈和问答部分。笔者多年来利用学术交流的机会，拜访了国内尤其是沪上知识界和翻译界的知名学者、文艺批评家和老、中、青三代的文学翻译家，就翻译理论实践与研究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译者主体性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咨询、学习和探讨，力图让读者了解翻译活动背后的复杂性，探索和试验更有效的翻译手段和途径，来达到文化互通有无、丰富自身、实现共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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