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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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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逻辑的社会功能》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的修订版。《逻辑的社会功能》出版后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曾获中国逻辑学会第三届优秀成果科普读物奖。本次修订大幅压缩了篇幅，围绕逻辑史话——“逻先生”的历史概貌、演绎求“真”——形式理性的法庭、归纳求“信”——合理置信的底蕴、逻辑精神——社会理性的内核等四个方面，更加简明生动地阐释了逻辑的历史发展及其在理性思维与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功能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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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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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习胜，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逻辑学会逻辑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系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宣传文化领域拔尖人才。代表性论著有《泛悖论与科学理论创新机制研究》《思想咨商的示例与理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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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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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章逻辑史话：“逻先生”的历史概貌
1“逻辑”的多重语义
2逻辑的古代创生
3逻辑的近代复兴
4逻辑的现代发展
5“应用逻辑”的崛起与当代“逻辑地图”
第二章演绎求“真”：形式理性的法庭
1演绎的特质
2以规则保证
3预见的方式
4质疑的工具
5创新之利器
第三章归纳求“信”：合理置信的底蕴
1归纳与置信
2直觉与合理
3信度与确证
4多数与民主
5归纳意识与归纳域
第四章逻辑精神：社会理性的内核
1社会理性的特质及其取向
2以逻辑分析考辨社会共识
3以逻辑论证审议民主法治
4以逻辑素养支撑科技人文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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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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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2002年，以“逻辑教育家”著称的美国学者欧文·M.柯匹（Irving M. Copi）以85岁高龄谢世，此前他刚刚将其著名教材《逻辑学导论》第11版书稿校订完毕。这部教材的第1版于1953年出版后即受到普遍好评，不但在英语世界被广泛采用为高校逻辑基础课程教材，得以不断修订再版，而且迄今已有十余种文字的译本问世。有些美国学者认为，柯匹的《逻辑学导论》已成为有史以来受众*多的逻辑学读物，读者人数或许只有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可与之匹敌。不论这种论断是否确切，这部教材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在已成为柯匹“遗作”的第11版中我们看到，柯匹将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如下论断置于全书开篇：
在一个共和国，由于公民所接受的是理性与说服力而不是暴力的引导，推理的艺术就是*重要的。
柯匹把“推理的艺术”的学习与训练，定位为逻辑学基础教育的核心目标，体现了逻辑学的基本功能。正如柯匹所强调，正确推理与论证在任何认知领域都不可或缺。“无论在科学研究中，在政治生活中，还是在个人生活管理方面，我们都需要运用逻辑以达至可靠的结论。学习逻辑学，可以帮助我们确认好的论证以及它们为什么好，亦可帮助我们确认坏的论证以及它们为什么坏。没有什么研究会有比之更广大的用途。”在阐明逻辑的认知功能的同时，柯匹也着重强调了其在民主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指出：“当前，民主的理念已得到几近普遍的拥护，而要使之付诸实践，社会公民须能有效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而要实现这种有效参与，就要求公民能够正确评估我们的领导人或候选领导人的不同主张。因此，民主的成功乃依赖于公民做出可靠判断的能力，从而也就依赖于人们合理地评估证据与各种论证的能力。可见，逻辑不仅对于促进我们个人目标的实现，而且对于促进我们与他人分享的民主目标的实现，都是至关重要的。”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柯匹在1990年从夏威夷大学退休后，即邀请他的学生、政治哲学家卡尔·科恩（Carl Cohen）加盟《逻辑学导论》的修订再版工作。科恩的加盟使得这部教材在体现逻辑的社会功能方面，特色更为突出。
也是在2002年，我国《人民日报》理论版刊发了张建军的《真正重视“逻先生”——简论逻辑学的三重学科性质》一文。该文提出了“逻先生”是“赛先生”与“德先生”的共同基石之命题，倡议开展以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为核心的逻辑社会学研究。文章不长，谨摘录如下：
逻辑学具有基础学科、工具学科和人文学科三重性质，这是逻辑学在当代科学体系中独有的特征。数学既是基础学科又是工具学科，语言学既是工具学科又是人文学科，但它们都不具有逻辑学这种“三位一体”的学科性质。
逻辑学发展成为与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生命科学等相并列的基础学科，是20世纪科学系统演化的重大进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20世纪70年代已对此予以确认。后来在该组织发布的“科技领域国际标准命名法”中，更把逻辑学列为一级学科之首。然而，要真正形成发展逻辑学的良好社会文化氛围，实现我国逻辑学所应有的繁荣，还需要进一步深刻认识逻辑学的另外两重学科性质。
逻辑学是一种系统性工具。亚里士多德曾视逻辑学（他本人称之为“分析学”）为纯粹的工具性学科，虽然在其学科分类体系中未给逻辑学一席之地，但亚氏已经认识到，逻辑决不仅仅是说话辩论之利器，更为重要的是，逻辑乃一切科学研究的必备工具。这个认识是亚氏创建逻辑学的基本动因，《工具论》中的《后分析篇》开了把逻辑转化为方法的先河。而作为一种系统性工具，逻辑的价值也绝不仅仅体现在对一些零星规律与规则的运用上。现代逻辑达到形式化、系统化的极致，是逻辑得以在现代哲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语言学、心理学、量子物理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以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得到广泛而卓有成效应用的重要原因。现代逻辑的系统应用，需要一批既精通现代逻辑基本工具又能把握具体学科领域前沿知识，从而能把逻辑工具得心应手地运用到具体学科中去的“系统转化型”人才；同时也需要当代逻辑工作者继承《后分析篇》传统，对逻辑工具在科学领域综合运用的元理论与方法论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与把握。在后一方面，我国学者在“科学逻辑”的名义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
逻辑学具有人文学科性质，这是指它不仅作为一种人文存在（任何学科都是如此），而且学科对象本身即具有人文内容。对逻辑学的这种性质的指认，可追溯到古希腊斯多亚学派和中世纪后期逻辑研究高峰时期的学者，这也是近代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的共识。现代逻辑基础理论的发展，曾一度使消除逻辑的人文性质的观点占据西方学界的主导地位。我国学界也有不少学者迄今仍坚持这种观点。然而，纵观20世纪后半叶西方逻辑学科的发展历程，随着逻辑语用学研究的迅速崛起、符号学研究人文层面的蓬勃发展、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兴盛、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拓展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形式理性”的批判等诸多因素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人文内容已在逻辑学研究中实现了回归。即使在纯粹的“哲学逻辑”研究上，当代西方逻辑学界也基本上遵循P.F.斯特劳森的划分，从形式—系统研究和非形式—哲学研究两个方向上展开，而正是后一个方向上的发展，提供了分析哲学语境中的“逻辑研究”与胡塞尔型现象学语境中的“逻辑研究”（这是当代人文主义哲学的重要基石）的对话途径。著名科学社会学家B.巴伯在其名著《科学与社会秩序》中，在从“理性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的角度阐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同时，强调指出了逻辑的基础地位。逻辑学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性学科”，逻辑的缺位意味着理性的缺位，这是逻辑学*根本的人文性质。“逻辑精神”既是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素，也是民主法治精神的基本要素。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的形式理性是科学体系与民主政治的共同基石。严复曾有如下断言：逻辑“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在我国飘扬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应该真正重视“逻先生”，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加大健全的逻辑意识和逻辑思维素养的培育，使之成为新世纪营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良性文化环境的重要内容。不妨开展逻辑社会学研究，因为在克服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一系列“无序”“失衡”“失范”现象，实现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和有序化、规范化方面，“逻先生”有着基本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21世纪我国逻辑学科发展战略应为“一体两翼”：以基础理论层面研究为体，以工具层面和人文层面研究为翼，努力形成有利于“逻先生”茁壮生长的社会文化生态，使各种不同风格的学者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振兴逻辑事业。这也有利于逻辑学在我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文化功能。
在《逻辑的社会功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后记”中，张建军回忆指出，该文原稿标题只是现在的副标题，是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慧眼识珠，将文中“逻先生”的提法置于正标题，突出显示了文章所强调的基本思想。正是这个醒目的提法，使该文得到了学界较多关注与讨论，对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在我国学界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正如柯匹所引用的杰弗逊的名言所昭示，逻辑推理是“理性与说服力”之基石。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来源于“社会理性化”的现实需要。
何谓“理性”？这是一个长期莫衷一是、很难简单说明的问题。在人们经常谈论的理性与感性、理性与意志、理性与激情、理性与信仰等对子中，所使用的显然不是同一个“理性”概念。限于本书“高级科普”的性质与宗旨，我们在这里不能进行繁复的学理讨论。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任何“理性”的界说都必定以人的推理与论证能力为本质要素，换言之，其根基都在于逻辑。如前面提到的美国政治哲学家和逻辑教育家科恩所说：“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接受古代即已规定的尺度。一个有理性的人，至少应该具备两种能力：（1）设想一种计划或掌握判断或行动规则的能力；（2）在具体情况下运用规则或按行动计划办事的能力。由于在民主体制中，这些规则大多都是在人与人之间起作用的，我们可以增加一点：（3） 清楚表达思想，与人讲理的能力。”
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9页。译文略有改动。科恩在此指出：“社会共同体”和“理性”是民主政治的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社会作为**前提所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理性所涉及的则是这种关系的性质。没有这两个前提，就不可想象会有民主。社会是民主进程的基本结构，在这个结构内，必须假定所有成员至少具有参与共同事物所要求的基本能力。这些基本能力概括起来就是理性。”
美国著名哲学家桑塔亚纳（G. Santayana）亦言：“一旦人类不再完全沉浸于感觉之中，他就会前瞻未来、回顾以往而有所悔恨和企慕；与关注当下的感觉奔流相反，……当生命冲动经过反思改造而对以往经历所作的判断产生同情时，我们就可以很恰当地把它称之为理性。理性的生活取决于反思所产生并证明有效的那些环节。通过这种方式，不在场的成分即作用于当下，而一时难以感知的价值亦得到了估量。”
桑塔亚纳：《常识中的理性》，张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柯匹则在《逻辑学导论》（第11版）中如此开宗明义：“当人们需要做出可靠判断，以决定在复杂情势中应如何行动，或者在重重疑团中如何判定真伪，理性都是*可信赖的工具。非理性工具（诸如预感与习惯之类）虽亦常被征用，但是当事关重大之时，或者当成败取决于所下判断的关头，诉诸理性无疑*易获得成功。我们已拥有一些经受了长期检验的合理方法，能够用来判定究竟何者为宜、何者为真；也拥有一系列业已得到确立的原理，可以指导我们从已知的东西引申推论。”
粗略而不失真地说，人类理性体现于对既往得失的审慎反思，对当下抉择的利弊权衡，对未来变化后果的合乎逻辑的推理，对社会规则的论证和遵守，对不同意见者有理有据的论证的尊重并经过认真审思后的包容。反思、权衡、推理、论证既是理性思维的过程，又是理性的基本特征。
历史表明，一个文明开放、自由民主、和谐稳定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尊重理性和崇尚理性的社会，也可称之为“理性化”的社会。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既是一个理性经受洗礼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理性规约的时代。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大转型的新时代，也正是一个呼唤社会理性归位和“逻先生”规约的新时代。
回想那场轰轰烈烈但已渐渐远去的五四运动，其突出成果就是引进了西方的两位“先生”——“赛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学”和“民主”。然而，由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只认识到“要‘匡时救国’及‘创造新社会’必须求之于中国传统里所没有的东西。科学与民主是中国所没有的‘西来法’，因此被热烈提倡。至于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思想模态是否适于一步登天似的学习科学，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观念、权威性格、行为模式是否宜于骤然实行西式民主，这些深进一层的问题，当时一般知识分子在意兴高潮激荡之下是考虑不到的。于是，提倡科学之*直接的结果之一是把科学看作唯物论或科学主义（Scientism）。推行西式民主的结果更是悲惨得很。”
西方科学之所以在中国遭到误解，西式民主之所以在中国遭遇惨烈命运，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尚不具备支撑科学和民主健康运行的基本的理性思维基础。
支撑西方科学的思维底蕴是什么？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J. E. Switzer）的信中说得很清楚：“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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