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外国哲学
论自由与伦理价值黄裕生
跟有与跟名柏拉图《斐多篇》中的存有论
与语义学宋继杰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in Wittgensteins Tractatus唐浩
客观世界的界限物理世界的主客观区分及其
判断标准蒋运鹏
但丁世界王制观念的几个侧面及对其当代意义的
初步考察范大邯
第三辑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究竟是不是循环论证韩立新
说事唐少杰
试论共享经济的资本主义属性及其内在矛盾夏莹
什么样的主观自由才能见容于共同体？以黑格尔的
主观自由概念为例陈浩
第四辑伦理学
政治如何进入哲学万俊人
生态伦理、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卢风
《城市的精神Ⅱ》导言贝淡宁Avner de Shalit
共和危机、现代性方案的文化转向与启蒙的激进化唐文明
第五辑逻辑学
句子图式一种弗雷格式的解释方式王路
Some Thoughts on the Logic of Imprecise Observation
Alexandru BaltagJohan van Benthem
A People Thing： Philosophical Experiences
Martin Stokhof
Preference Change： An Overview刘奋荣
第六辑美学
朱光潜与鲁迅陶潜是否可能静穆？刘东
意与境浑： 意境论的百年演变与反思肖鹰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and Illusion： A Study of Johan
Nieuhofs Illustration on China孙晶
第七辑宗教学
儒家仁爱观念的本质及其实现之道以基督教
的神爱观念为背景田薇
中国佛教大乘意识的萌芽与树立圣凯
Person and Shen身： An Ontological Encounter of
Jingjiao景教with Confucianism in Tang China朱东华
內容試閱：
清华哲学系家谱叙
明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清华哲学系的同仁欣然集文以纪之。大约是因为我曾受命负责清华哲学系的复建工作凡十年有余，料理文集编辑事宜的夏莹教授便令我为之一序。我以为，此序当由现任系主任宋继杰教授为之更好，但继杰君习惯于藏锋留白，不露声色。编者于是便盯上了始作俑者的我，虽多惶恐，几经推辞不果，最终只好勉力为之，以承我之始作俑者的责任。因为这部文集是清华哲学系同仁们的合力之作，我之为序也不敢简单从事，更不能以形式主义的方式敷衍塞责。几经考量，我决定借此机会，简要地回顾一下清华哲学系和清华哲学的成长历程，庶几近乎一种学术家谱式的自叙，鉴于斯事斯时之不凡，这或许是一种较为平实也更近乎合情合理的为序方式吧！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清华大学哲学系乃现代中国大学两个最早的哲学系。很幸运，我有机会先后在这两个哲学系执教，而且与两者都有着某种学术亲缘关系： 北大哲学系是我的研究生母系，我曾在那里学习、工作近16个春夏秋冬； 清华哲学系则是我已经工作21年且将要奉献余生的学术共同体，况且，她还是业师周公辅成先生的研究生母系，师爷吴宓先生更是清华国学院的创始院长，而我门下的博士开门弟子唐文明教授，自北大哲学系博士毕业后也一直执教于清华哲学系。师徒四世同堂，也算得上是一种学术奇缘吧！
我曾在应约撰写的《中国现代性中的哲学知识刻画》一文中，集中比较过北大、清华两个哲学系在哲学教育取向和哲学知识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异同，进而简要分析了她们对中国现代性知识体系的哲学影响。
Cf. Junren, WAN, A Characterization of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in Chinese Modernity, European Review, Vol.11, No.2, 2003）。（参见万俊人： 《中国现代性中的哲学知识刻画》，原载《欧洲评论》，2003年，第11卷，第二期）。 而在另一篇题为《学统，知识谱系和思想创造》的文章中，我大致地回顾了清华哲学系的系史，并对清华哲学系的学术谱系做过一种批评反思性的初步分析。
参见拙文《学统，知识谱系和思想创造》，原载《读书》杂志，2002年第八期（后收录于拙著《正义为何如此脆弱悠斋书评及其他》，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 在我个人的学术理解中，大学的学科系既是一个专业知识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的基地，更是一个专业知识创生、传承和创新的学术共同体，因之也必定生成其独具特色或风格的知识谱系和学术传统（我将之简称为学统），进而，如何生成、保持、传承和弘扬其知识谱系与学术传统，便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清华哲学系称得上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哲学系。谓其古老，是因为她自1925年创立起已近百年，曾与更早一些建立的北大哲学系并称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两个最早的哲学系，二者曾经共同创造过双峰并立，各显千秋的中国近代哲学的先期辉煌。当然，这只是相对于中国的现代大学建制史来说的，若比起牛津、剑桥这些近千年的名校哲学系来说，她们都还算不上古老，毋宁说还太年轻。谓其年轻，还因为清华哲学系如同所有的清华文科院系一样，早在1952年那场著名的院系调整中，被并入北大和稍后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到2000年世纪之交，她才在清华文科的整体复建中重生。这样算起来，清华哲学系的生命历程迄今还不足半个世纪，正在不惑与知天命之间，而自复建至今方20年开外，正值青春年少时。我曾诗意地期待，清华哲学系的复建有如凤凰涅槃，期待她能够光复并续写其堪称辉煌的学统或家谱。
清华哲学系是清华由留美预备（培训）学校转升为大学之后五个最早的文科学系之一（余者为中国文学系、西洋文学系、历史学系、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的前身是1909年7月（宣统元年）创建的游美肄业馆，在同年派出美国的留学生中即有一名赴美学习哲学的学员。次年，也就是1910年，年方十九的胡适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不久即赴美学习哲学。他先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农，但很快便转至文学院学习哲学，1915年再转至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当时最著名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John Dewey）先生学习哲学，1917年，他以《先秦名学史》为题，完成其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位哲学博士。1917年秋，胡适先生回国，接受当时北京大学新成立的哲学门聘请执教，讲授中国哲学。可以说，胡适先生是从清华学堂走出来的第一位清华哲学学子。
1911年4月（宣统三年）游美肄业馆改为清华学堂（实际为学院，即Tsing Hua College），其教学课程体系中即开有哲学教育课程。清华学堂即是清华大学的前身，1911年也因此被视为清华大学的创始年，距今将近110周年。1912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帝国学院（堂），并配置英文专名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但很快又改回清华学院（堂）（Tsing Hua College，方便理解起见，我把学堂改译为学院），剔除了原英文中的帝国（imperial）字样。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吴宓先生任创始院长，有幸延聘到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1926年，清华学院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终于结束了近四年校局不稳、校长频换的动荡时期。国民政府派毕业于北大的罗家伦先生接管清华，自此，清华大学迅速崛起，进入快速发展的初盛时期。顺便说一句，从清华走出去的胡适先生后来成了北京大学的校长，而学成于北大的罗家伦先生则成为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至1931年，由梅贻琦先生接任清华大学校长。胡适和罗家伦二位掌门人都在各自效命的大学建校之初做出了堪入史册的大成就，北大、清华常互称隔壁，友邻互助互竞并在互竞中携手共进，至今弦歌不绝，实在是值得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大书一笔的重大叙事（故事）。
国立清华大学建立之初，即建立文、理、法三大学院，内含12个学科系，哲学系赫然在列。起初，学校指派教授语言学的赵元任先生负责哲学系的课程建设，并设计开设当时中国阙余的逻辑学课程，因起始课程讲授任务过重，又面临全新课程的开设，赵元任先生感觉难以独自应付，遂推荐正在欧美游学的金岳霖先生担任清华哲学系主任，并负责开设逻辑学课程。事实上，金先生的博士专业原本是政治哲学，但他在欧美游学期间接触到罗素等分析哲学家，原本对政治缺乏兴趣的他倏然对逻辑学产生了极大兴趣，借游学欧美的机会自学逻辑学和分析哲学。这似乎再一次印证了那句教育名言： 兴趣是学习的第一导师。回国受聘于清华哲学系之后，金先生出任清华哲学系的创始主任，开始设计和创建逻辑学课程体系，并自编教材。可以说，正是金岳霖先生最早引进欧美逻辑学学科，他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逻辑学这门经典哲学学科的奠基者。金岳霖先生身负清华哲学系的创始者和逻辑学中国开设的奠基者两重角色，确立了他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不过，准确地说，1926年正式成立的清华哲学系最初只有教师一人（31岁的教授金岳霖），学生两人（沈有鼎、陶燠民），颇有点像人们所熟知的一条板凳，一头坐着一位长者，另一头坐着一位年轻人，当两人开始对话，大学便产生了的美丽的大学传说，故此，有人把这种单枪匹马式的起始状态戏称为清华哲学的自我风流时刻，倒不失为一种有意味的调侃。此后26年，清华哲学系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并很快呈现出人才济济、硕果累累、风格卓越、学术繁荣的清华学派（王瑶先生语）景象。作为清华哲学系的创始者，金岳霖先生先后完成并出版《逻辑》（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论道》（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和《知识论》（成书于西南联大抗战时期，因战火遗失，后重写，由商务印书馆1983年始得出版）三部代表作。其后受聘为清华哲学系教授的冯友兰先生，入职不久便完成并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上卷1931年、下卷1934年出版），该书成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 紧接着，他又在抗战最艰难的西南联大执教时期完成并出版了其哲学代表作贞元六书，即： 《新理学》（1939年）、《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5年）和《新知言》（1946），并于1929年接任金岳霖先生担任清华哲学系的第二任主任。金、冯两位先生作为清华哲学系的早期创建者，不仅为清华哲学系的创立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确立了学术与教育的高标准，而且也是清华哲学学派的创建者和学术领袖。20世纪30年代受聘于清华哲学系的张申府、张岱年两兄弟也为清华哲学学派做出了重要贡献，前者率先在清华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据说他是在中国大学第一个正式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的人； 后者于1936年完成并出版其首部哲学代表作《中国哲学大纲》，并在1948年出版了其另一部哲学代表作《天人五论》。同时期先后进入清华哲学系的教师还有梁启超先生（兼职）、赵元任先生（兼职）、汪鸾翔先生（清华大学校歌的词作者）、陆懋德先生、邓以蛰先生、贺麟先生、林宰平先生、潘怀素先生、沈有鼎先生，稍后还有王玖兴先生等诸多哲学名家，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后，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已然十分壮大。张申府先生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甚至自豪地说出了本系在全国大学的哲学系中又未尝不可成为最强之一系
张申府： 《哲学系概况》，原载《清华周刊》第41卷，1934年6月1日。转引自《清华大学资料选编》，第二卷（上），32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的话，事实上，一直到1952年清华哲学系被迫调整前夕，清华哲学系的确已经呈现出群贤毕至、枝繁叶茂果硕的繁荣景象，不仅堪称当时中国大学中的哲学翘楚，而且堪比国际名系。殊为可惜的是，仿苏式的院系调整，竟使风头正劲的清华哲学顷刻间轰然倒下，令人至今唏嘘不已！
以上史料和议论均取自《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一书（万俊人主编，刘石、王中江、彭刚副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我为该书所撰之序《大学的学统与人文知识谱系》亦可资参阅。
清华哲学系被调整后，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邓以蛰、贺麟等先生进入北大哲学系，金先生担任北大哲学系系主任，王玖兴、周礼全等先生稍后追随被国家钦点负责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金岳霖先生，成为社科院哲学所的早期创建者。我想强调指出，当时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就是这样被解构、被消失的，无论对于一所大学，还是对于现代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来说，这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教育事件。老实说，自我进入周公辅成先生门下起，这件事常常成为我们师徒门内叙事的话题之一，这大概也是我本人在大约半个世纪后，有些孟浪而又带有几分悲壮地选择悄悄停止沐浴未名阳光转而欣赏荷塘月色的一个主要却又是密而未宣的缘由吧！
自20世纪80年代起，清华开始复建其曾经强大的理学群（先是数、理、化、生，继而是医学）。至20世纪90年代，清华着手复建其曾经同样强大的文科群，先是创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特聘张岱年先生为创始所长，后建设中文系、历史系，扩充外语系等基础人文学科系，再建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999年4月，我接受邀请，在尚未办理好人事手续的情况下，只身来到清华，开始复建清华哲学系的工作。同年6月，邹广文教授从山东大学调入清华，不久，王晓朝教授从浙江大学调入清华，我们三人组成了复建清华哲学系的草创班子。随后，我们开始引进教学骨干和青年教师，先有胡伟希、卢风、肖鹰、肖巍等教授从校内外陆续加入，后从北大、人大、社科院哲学所引进唐文明、彭国翔、宋继杰、韦政翔等几位青年才俊，加上原有的吴倬、赵甲明、唐淑云、田薇、唐少杰等教师，到2000年春，复建中的新清华哲学系初具雏形，至5月初正式宣布建立。随后，在学校大力支持下，加强了人才引进的力度和广度，先后引进过李存山、王路、蔡曙山、贝淡宁（Daniel A. Bell）、王中江、陈来、刘东、韩立新、刘奋荣、樊浩（樊和平）、曹峰、黄裕生、唐浩等教授，虽然他们中有几位因为各种原因又先后离开了清华哲学系，但迄今为止，复建后的新清华哲学系已然拥有了30多位教师，呈现出各个二级学科学术带头人强力齐备、整体团队的年龄结构日趋合理、各分支学科配置完整、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好局面，并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等方面获得优势发展。目前，清华哲学拥有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两人（陈来、万俊人），另有国家一级学会会长两人（陈来、万俊人），二级学会会长一人（黄裕生），国务院学科评议专家委员会委员一人（陈来），国务院学科评议专家委员会哲学组成员一人（陈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一人（陈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委员会专家评委两人（万俊人、陈来），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兼召集人一人（万俊人），拥有国际校级合作科研平台一个（清华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研究中心）、校级科研平台三个（国学院、道德与宗教研究院、马克思文献研究中心）、院级科研平台若干。在教学、科研、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另外，我们还在学校特别给予的优惠资源与优先扶持政策的支持下，特设了金岳霖逻辑学讲席教授（团）贺麟西方哲学讲席教授（团）和冯友兰中国哲学与伦理学讲席教授（团）三个特聘讲席（团）。目前，金岳霖逻辑学讲席教授（团）［由范丙申（Johan von Benthem）、司马亭（Martin Stokhof）、魏达格Dag Westerstahl、谢立民Jeremy Seligman四位国际著名的逻辑学和分析哲学教授组成，他们中，一人为荷兰皇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的双聘院士，一人为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均为所在大学的讲席教授］已开聘三年，成效卓著。贺麟西方哲学讲席教授（团）［由奥特弗里德赫费Otfried Hoffe、迈克尔比尼Michael Beaney、查尔斯特拉维斯Charles Travis、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m四位欧美著名哲学家组成，他们中，有英美分析哲学学会的主席，有英美权威哲学杂志的主编，均为所在大学的讲席教授］已正式受聘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与伦理学讲席即将开放。这些特聘讲席教授都来自欧美著名大学，他们先后开出十多门本科生和研究生专业课程，组织哲学工作坊，并编写了多部英文专业教材。他们的加入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清华哲学系的国际化水平和优质哲学教育的资源配置能量（academic capacity or power），而且使得新清华哲学系的整体规模和学术教育质量获得了空前的优化和提升。
同样可喜的是，借助清华大学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理念带来的强劲改革开放之力，特别是近两年清华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资源供给，新清华哲学系迎来了又一个人才引进的高峰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先后从欧美名校和国内一流教研机构延揽到一大批青年才俊，如西哲方面的唐浩、蒋运鹏、范大邯、张伟特； 中哲方面的陈璧生、高海波、赵金刚、袁艾； 马哲方面的夏莹、陈浩等； 还有一些来自海内外的新受聘者正在向清华哲学门快步走来。仅仅就新复建的清华哲学系而言，当下确乎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一个足以克绍老清华哲学系学统的新清华哲学学术共同体正在迅速成长壮大。
回溯20余年来清华哲学系的复建历程，作为全程经历者的我感慨良多。我清晰地记得，1999年春刚到清华上班，筹备中的哲学系仅有文南楼的两间办公室，面积不足40平方米，人员不足十人。重要的不在这些，而是清华人尤其是老清华人对母校的赤胆忠诚和不变信念。记得我刚到清华不久，张岱年先生就几次约我详谈，不仅给我讲了许多老清华哲学的故事，还向我荐举遴选中哲人才，比如，陈来兄、李存山兄和王中江兄，三位均是张先生的高足。社科院哲学所的王玖兴先生在我到清华的第一周就找我专门谈清华哲学系的复建事宜。此前，我只从熊伟先生（我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处听过他和王先生一起翻译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趣事，但从未见过王先生，没有想到王先生对清华哲学系的复建如此关心。记得先生几次讲到，他一辈子只效力一所大学，所以清华哲学系被调整后，他没有去北大，在家待业多时，直到金岳霖奉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他才应金先生之命进哲学所重新工作。因此，他一再嘱咐我好好建设清华哲学系，尤其是建设好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等传统优势学科，并向我推荐过好几位西方哲学的中青年学者，其中就包括如今任教清华哲学系的黄裕生教授。哲学所的另一位老清华哲人周礼全先生更是热情，他不仅多次约我详谈，还请我吃饭。周先生念兹在兹的是如何重建和接续清华曾经开创的逻辑学学统，并先后向我推荐好几位中年逻辑学学者，其中就包括如今就教于清华的王路、蔡曙山、刘奋荣诸位教授。几位老清华哲人和前辈的宝贵指导和支持让我喜出望外，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
事实上，也正是在张岱年、王玖兴、周礼全等清华老前辈的直接指导下，我们自筹备哲学系复建事宜之初，便确立了夯实中（哲）西（哲）马（哲）基础、突出逻辑学与伦理学特色、兼顾美学宗教科哲的复建方案。我还想特别指出，在筹建和复建初期，直接或间接参与其间的不仅有老清华的几位先生，还有像李学勤先生（曾追随金岳霖先生学习逻辑学两年有余，后肄业于清华大学，投身于其热爱的考古学）、朱伯昆先生、钱耕森先生等老清华的哲学校友。有一件事让我深受感动和教育： 清华大学90华诞（2001年4月底）期间，我遵张岱年先生的意思，力图邀请全国各地尚健在的老清华哲学系的毕业生回校参加校庆，结果了解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从清华哲学系毕业或肄业的老校友还有11位健在，经过努力，有10位老哲学系的校友回到清华园，校、院领导亲切接待了他们，而且张岱年先生自始至终参加了几乎全天的各项纪念活动。记得在当日上午于清华园宾馆举行的老系友座谈会上，各位前辈贤达纷纷发言，他们对母系的记忆和怀念令人感动，对刚刚复建的新清华哲学系的期待和建言让校、院领导和我们这些新来者（the new comers）感到无比亲切和温暖。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当时已是90高龄的张岱年先生不顾年迈体虚，坚持和大家多待会儿。座谈会进行到一半，坐在张先生身边的我发现，他似乎有些疲乏瞌睡，便悄悄地跟他说： 先生，我先开车送您回家休息吧？未料先生精神一振，大声地说： 我今天心情精神都很好，我要跟大家多待会儿，一会儿还要跟大家一起吃中饭，为我们哲学系的重生跟大家干一杯。先生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十分感动。朱伯昆先生笑着说： 俊人，你可得好好做啊！看看张先生和我们这些老清华哲学人多支持你！钱耕森老系友更是激情迸发，当场吟诗一首。这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忆之泪眼蒙眬。
真诚帮助过新清华哲学系的不仅有老清华哲人，还有许多非清华的友好人士和前辈，这其中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所资深研究员叶秀山先生。清华哲学系复建不久，我们有幸聘请到叶秀山先生作为清华大学（哲学系）的特聘教授。与时下许许多多的特聘兼职不同，叶先生的聘职工作不单是尽职尽责的，而且是超职责的。从社科院退休的叶先生几乎把他的绝大部分精力和心力都投入到了新清华哲学系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他不仅亲自给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授课，甚至亲自讲授哲学导论这样的哲学基础课，而且投入大量时间来培养我们的博士后和青年教师，为清华哲学系的西方哲学学科建设周密筹谋，延揽俊才，指导创办《清华西方哲学研究》辑刊，他的四位高足宋继杰、黄裕生、吴国盛、彭刚也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来到清华，其中前三位都先后加盟清华哲学团队，直到他去世前夕，还在为清华哲学系的未来发展和课程体系改进而殚精竭虑。清华哲学系的全体同仁深深感激和怀念敬爱的叶秀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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