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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本书记录了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组织的第十次至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的学术新思考和新发现。作者历时三年,途经数十个市县,行程万里,取得丰硕成果。其中,第十三次考察率先发现的敦煌三危山旱峡史前玉矿遗址,后经专业考古队正式发掘,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作者以随笔手记的形式,梳理了西部玉资源矿区及西玉东输的历史脉络,介绍了重要的玉器文化,解答了古籍中有关玉石记录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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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玉石之路踏查记》的三续记,记录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组织的第十次至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的过程和学术发现。作者结合文化大传统理论和四重证据法,梳理西部玉资源矿区及西玉东输的历史脉络,解答《山海经》《禹贡》相关玉石记录的秘密,介绍重要的玉器文物,印证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重大理论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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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首批入选的学科带头人。专著有《中国神话哲学》《〈诗经〉的文化阐释》《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等56部。译著有《苏美尔神话》《萨满之声》等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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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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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第十次考察
第十次玉帛之路(渭河道)考察缘起 002
鸟瞰河渭与华大山 004
鸟鼠山之谜 012
渭河与玉河 013
渭河与大小秦岭 015
戴手镯的仰韶人
漳县晋家坪遗址印象 018
5500年前开发西北的人
石岭下类型之谜 027
梦断关桃园:玉器和彩陶起源之谜 029
关山冬夏观马 033
从重开丝路说到玉帛之路说
秦安总结会 037
武山鸳鸯玉矿踏查
总结会后有惊喜 042
羌人尚白与夏人尚黑 052
武山鸳鸯玉的前世今生
第十次玉帛之路(渭河道)考察札记 068
第十次玉帛之路(渭河道)考察的学术总结 081
关于齐家文化的起源
十次玉石之路考察的新认识 085
中编 第十一次考察
第十一次玉帛之路(陇东陕北道)考察缘起感言 090
从石礼器到玉礼器
杨官寨新出土石璧 097
泾渭分明杨官寨 遥想玄玉时代 099
马莲河畔公刘坪史前玄钺露玄机 103
仰韶玉钺知多少
从正宁到庆城 113
华池:史前玉石之路的交汇点? 121
树洼怀古诗 133
芦山峁《山海经》大传统 136
延安三县访古玉 139
玄黄再现:清涧的史前石钺 142
佳县石摞摞山龙山古城 144
靖边与统万城 147
为何重走青冈峡? 152
青冈峡七问 157
格物致知与老马识途
第十一次玉帛之路考察总结辞 162
下编 第十二、十三次考察
玉门谈玉
第十二次玉帛之路考察玉门座谈会发言 170
玉门、玉门关得名新探 190
四坝文化玉器与马鬃山玉矿
第十三次玉帛之路(金塔道)考察札记 212
玉出三危
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敦煌道)考察简报 226
大地湾出土玉器初识
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秦安站简报 236
附 录
叶尔羌河的玉石与中国西部玉矿资源区 258
河出昆仑神话地理发微 262
昆仑河源道科考组诗四首 293
玛雅与中国玉石神话比较研究
文明起源期疯狂的石头 298
石家河新出土双人首玉玦的神话学辨识
《山海经》珥蛇说的考古新证 322
九千年玉文化传承的意义 348
玉帛之路上的敦煌
序冯玉雷《敦煌遗书》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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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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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中国的上古历史和地理是怎样的?解答此问题,一般人都知道有两部书可以参考,那就是《禹贡》和《山海经》。前者属于《尚书》即书经的一篇,被看成真实的历史著述;后者则被归入小说文学一类,所讲内容显得虚无缥缈,可看成是神话虚构与历史地理内容虚实参半,难以考证。顾颉刚先生1934年著有《五藏山经试探》一文,认为《山经》所记内容较为详细者,在周秦河汉之间,与《禹贡》大体相似。《山经》之作者在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禹贡》作者在战国末年。在讨论禹和九州问题时,顾颉刚又指出,《山海经》成书在前,《禹贡》在后,而且对《山海经》的内容有所演绎。后来,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反驳顾颉刚的观点,认为这两部书的出现次序是:《禹贡》在先,《山海经》在后。他的理由是,因为《山经》的地域既比《禹贡》大,记载也比《禹贡》详密,人的知识是逐渐进步的,地域大而详密的《山经》自应在地域小而简略的《禹贡》之后。在此之前,著名地理学家王成组在撰写《中国地理学史》时,就认为《禹贡》所在《尚书》,是孔子编订时就有的一篇,成书年代为春秋时期。《山海经》则为战国末年之书。即使以《五藏山经》而论,共有一万五千余字,篇幅之长相当于《禹贡》的十四倍。但是在儒家经典和春秋战国时代的一般作品中,都没有见到任何方式的引用。王成组依据篇幅的长短,谭其骧依据记载的详略程度,都认为《山海经》晚于《禹贡》。但是他们的理由还不能说很充分,道理在于,先写出长文章,再从中提炼出一个简本或摘要,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不过,以上所述争论的两方面观点针锋相对,却都忽略了这两部性质不同的书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处,那就是两书都要在地理空间的陈述之后,特意说明玉石的出产情况,尤其是要点明玉石的种类特色,甚至大加赞赏。这究竟是为什么?
上古的历史和文学为什么都要强调玉石相关知识?而且作为我们民族国家最重要物产,还要把特殊的玉石种类和我们的人文共祖黄帝联系在一起呢?
讲到昆仑山瑶池西王母,必然有美玉的联想,讲到昆仑东侧的峚山黄帝食玉和播种玉,也自然有神秘的美玉联想,这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呢?文学人类学一派在2010年以来倡导的文化大传统理论,植根于中国考古学近百年的大发现和新知识,为此类前人没有提出过的问题给出了很好的发问和答疑的思考线索:早在甲骨文汉字产生以前,东亚的史前先民就发展出一整套有关玉石神话的信仰体系,并在这个观念体系支配下逐步演变出玉礼器的生产和使用礼俗。玉文化和玉礼器在今日国境范围以内的出现时间,距今约10000年。在发展了5000多年之后,即在距今4000年前后,玉文化已经覆盖大部分东亚地区的版图。我们据此斗胆提出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命题。在文化大传统理论和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论的引导之下,我们再看《禹贡》和《山海经》的叙事共同要点,往昔的一团雾水或困惑难解之状态,就此终于迎来云消雾散的一天。
非常可惜的是,尽管《山海经》对瑾瑜之玉的颂赞之词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是几千年来的中国知识界,居然没有什么好奇之人站出来,到《禹贡》和《山海经》所述的地方,去做一番实地验证式的调查采样和研究,以至于其中所述内容的虚实真伪,一直没有判断的确切依据。下列的问题至今也还说不出个所以然:
雍州的三危山是否就是今日敦煌的三危山?
那一带所产的璆(球)琳琅玕是什么玉?
峚山在何方?
其所特产的瑾瑜之玉又是什么玉呢?
像《禹贡》所述之雍州,属于中国九州之最靠西部的一州,早在张骞带领的汉人使团抵达这里之前,先后为大月氏人和匈奴人盘踞和游牧。究竟是谁,在什么时间,走的什么路线到这里考察并用汉字记下有关璆琳琅玕的特殊物产呢?
一切都处在未知之中。一个事实是,先秦时代的华夏人很少有穿越甘肃省向西部进发的记录。有关敦煌一带的知识,基本上属于张骞通西域和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以后才得以出现在国家官方记录中。在此之前的叙事,除了射日的大英雄后羿来过昆仑山找西王母求索不死药,还有就剩下一位周穆王驾八骏到过昆仑山拜见西王母。这两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早期西游记的当事人,也都属于神话人物加传说人物,自古以来就没有多少人当真。就此而言,上古时代中原人有关河西的认知,可谓一鳞半爪或凤毛麟角,而且无从对证。
以上的知识欠缺情况,正可以看作是我们在2016年夏至2017年秋举行的第十至第十三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的求证重点吧。13,一定是个不一般的神奇数字。我和大学时的同班同学田大宪曾合著一部《中国古代神秘数字》,当时从数字1写到数字12就终止了,居然漏掉没有写13这个数。该书已经在北京和西安出过三四种版本,看来日后再有增订新版的机会,需要特意补加上对13这个数字意义的研究吧。
记得赫然印在《世界美术史》前页的著名史前女神雕像,距今约30000年,她以持牛角的维纳斯之名著称于世。人们大都忽略的一个数字细节是:女神手中的牛角上,以阴刻线划出13道!由此可以推测,30000年前古欧洲的先民艺术家心目中的数字13,有着怎样一种非比寻常的意义。无独有偶,1986年在四川广汉县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出的青铜人像,头顶上也铸有13道旋转排列的发辫!更让人惊讶的是,1979年起陆续发掘的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其第三层文化距今5000多年,出土一批多孔大石刀。其钻孔的数量多为奇数,以3孔至7孔为多见。其中一座大墓中同时出土四件石刀,以一把13孔刀为最高级别。如今就常年陈列在合肥的安徽省博物馆中。
距今30000年的古欧洲人,距今5000年的中国安徽人和距今3000年的古蜀人,由于都没有文字记录,堪称处在文学人类学所重新定义的文化大传统之中,他们为什么都会不约而同地用造型艺术表达的形象方式,把13这个数字凸显出来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玉帛之路文化考察自2013年启动以来,连续5年的辛苦跋涉之旅,积累下难得的探索经验、人文地理线索和相关的玉石玉器标本资料。这也是2017年的第十三次考察,最终能够在三危山旱峡找到古代玉矿资源,取得对西部历史的突破性认识的天赐契机吧。
《禹贡》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地理和物产之书。古人始终认为它是开辟夏王朝的圣王大禹时代留下来的,而当代学者一般认为其是战国时代写定的,《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也大体相当。2017年岁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神话中国工作坊,来自山东大学的刘宗迪兄,发言题目是《〈山海经〉何以成为怪物之书?》,其所强调的原因是,《禹贡》在独尊儒术的汉代被当作正宗的史书,《山海经》则被司马迁等人弃置不敢用,遂沦为怪物之书。其实《禹贡》的写作是参考和采用《山海经》为其素材的。其文章还公开为顾颉刚的观点提出辩护的理由。这样的旧案重提,一般若是没有自己去做考证的学人,还是不明真相,难以置喙的。
就让我们用系列式的长期实地探查功夫和新发现的文化材料,为以上疑难问题的求解提供一些新的可能吧。求解的关键在于,如何能够找出前无古人的物证和无文字时代的文化线索。相信这正是我们尝试运用四重证据法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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