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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从军事政变的角度梳理现代土耳其的历史。
◎强调是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不是政治的延续性在推动国家的发展。
◎分析了土耳其领导人今天面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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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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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是中东地区*个世俗化的现代国家。在本书中，作者对导致现代土耳其形成的政治、社会、经济进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考察。本书以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开场，讲述了1908年革命以后土耳其的发展，包括凯末尔在1923年至1945年期间的一党制、19451960年的多党合作以及1960、1971、1980年的三次军人政变所建立的一党政权。纵观现代土耳其的历史，军事政变和政治选举、军人政权与文官政府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一系列法律的制定，赋予了土耳其人民享受民主政治的权利。在此过程中，土耳其希望成为主权国家，实现真正的西化，重塑社会，建设新国家，希望不仅对西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更被西方接纳为平等的伙伴。*后，本书分析了土耳其领导人今天面临的选择。与近来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本书作者在分析中强调了推动现代土耳其形成的是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不是作为土耳其政治动力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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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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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兹艾哈迈德（Feroz Ahmad），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的历史学教授，被史学界认为是土耳其近代史的一位重要作者，但国内学者目前还没有充分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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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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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与致谢
一导言：土耳其是军事化社会吗？
二奥斯曼的遗产
三从帝国到国家（19081923）
四新土耳其：政治（19231945）
五新土耳其：社会与经济（19231945）
六多党政治的困局（19451960）
七军事干预、制度重建与意识形态政治
（19601971）
八军事干预、社会民主、政治恐怖
（19711980）
九年军事干预与政治和经济的重构
（19801991）
十结语：土耳其的今天和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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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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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土耳其是军事化社会吗？
凡对1990年代初，或者说20世纪最后25年的土耳其政治事态有所了解的读者，都会被军队扮演的角色所震惊。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的军事将领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苏莱曼德米雷尔总理的文官政府。1982年，军政府出台新宪法，设计了新的政治架构。1983年11月，土耳其举行议会大选，大选之前政治气氛紧张，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军政府严格限制一切政治活动。最终，祖国党赢得大选，党主席图尔古特厄扎尔成为土耳其总理，国家权力重回文官政府手中，土耳其看似重新走上了民主化道路。然而，时任总统凯南埃夫伦，即发动1980年军事政变的将军，利用1982年的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允许军方继续监控政治活动。而且，文官政府接管国家政权后，军政府时期的戒严令仍保留了很长时间。直到军方逐渐掌控局面，戒严令方被取消。
1980年的军事政变让土耳其国内外的很多观察家意识到，军队在土耳其政治和历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们留意到，军队在1971年3月和更早的1960年5月均发动了军事政变，对政治进行了干预。似乎存在着一个每十年干预一次政治的循环模式，其间，军队士兵不惜让自身蒙污，也要涤除腐败无能的政客带给土耳其的混乱。1960年，军队推翻阿德南曼德列斯的民主党政府，该政府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视宪法如无物，通过其在议会中的绝对优势滥用权力，为自己所有的行动披上合法化外衣。1971年3月，土耳其高级军事指挥官强迫苏莱曼德米雷尔下台。10年后，即1980年，德米雷尔再次遭遇同样的命运。1960年，军人第一次干政的目的是捍卫宪法，有其正当性。之后的两次军事政变，则是因为军队认为政府羸弱，国家治理太过低效，致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威胁到了军队所维护的国家根基。
要解释军队在现代土耳其政治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当下的紧迫形势这一原因之外，奥斯曼土耳其的历史也为军队的介入提供了理由。众所周知，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实体，鼎盛时期曾占领了亚、非、欧的大片土地，甚至在1529年和1683年两次威胁到维也纳，土耳其近卫军由此成为欧洲的噩梦。但在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数个世纪中，军队开始热衷于参与宫廷政治，其对于苏丹造成的威胁甚至超过了外部敌人。土耳其近卫军与宗教界的乌里玛结成同盟，对改革构成了巨大阻碍。18世纪末和19世纪，主张改革的苏丹们开始对衰弱的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造，首要关注点就是军队，他们按照西方模式建起了一批军事院校，在这些院校中涌现出了新一代致力于拯救帝国的改革派军官。
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这些军官已开始介入政治。他们暗地里勾结高级文职官员，强迫苏丹批准1876年的宪法。当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1909）实行暴君统治，搁置了1876年的宪法时，官员们开始策划推翻现政权，以恢复立宪政体。1889年，这些人成立了名为联进会的秘密团体，恩维尔帕夏、杰马勒帕夏、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这些现代土耳其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都是该团体的成员。1908年六七月间，联进会在军队中策动了叛乱，使得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被迫恢复搁置了30年的宪法。此事成为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开端，之后，革命持续了10年之久，因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告终。
即便土耳其军队的实力江河日下，却依然是唯一一支有组织的能够抵抗西方列强及其附庸国家军事侵犯的力量。1919年5月，希腊军队登陆伊兹密尔，入侵安纳托利亚西部，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军领导下的民族主义力量开始组织抵抗运动。在多条战线进行了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民族主义者恢复了对整个安纳托利亚的控制。随着战场胜利而来的是外交胜利，1923年7月，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签署了《洛桑条约》，该条约承认了土耳其的新疆界。10月29日，民族主义者获得军事上的全胜，建立了共和国，开启了建设新土耳其的历史进程。
强调军队从奥斯曼帝国时期到现在，在土耳其历史和政治中的作用，表明了一种看似合理的连续性。军队被视作固守其世界观、从不变通的实体，凌驾于社会之上，独立于社会行动。这一认知往往掩盖了土耳其所经历的变化，这些变化多半是尖锐的和戏剧性的，有助于更好、更深地了解现代土耳其的历史与政治。当然，每个国家的历史都具有连贯性，难以与过去彻底割裂。但至关重要的是，切莫忽视关键的历史转折点。现代土耳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有意识地竭力与过去划清界限，共和国的奠基者们尤其如此。凯末尔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创建的政权与奥斯曼帝国并无任何共同之处，与腐朽的过去也做了彻底的决裂。
但是，现代土耳其历史中还埋着另一条具有延续性的线索，比军事干政的维度更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现在的形势。在19世纪初的工业化时代，英国与欧洲大陆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土耳其决心在蓬勃发展的世界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起初，土耳其苏丹希望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以应对西方国家带来的强大挑战。但到了19世纪，土耳其统治阶级发现仅靠军事手段是难以顶住西方国家压力的。为更好地实现目标，土耳其必须创建现代化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而现代化的军队仅仅是其中一部分。
土耳其人见识到了欧洲革命释放的力量，认识到处于前现代化阶段的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在现代化的巨大冲击下将难以为继。帝国不得不与时俱进，放弃既不承认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也无视有产阶级的尊严和荣誉的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话，就必须说服苏丹放弃他的绝对权力，承认臣民享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这些要求在1839年和1856年的帝国宪章以及1876年颁布的宪法中得到了部分的满足。
这些改革仅仅获得了局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官僚机构外，没有可资利用的内生性的庞大社会阶层予以支撑。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没有在旧秩序中感受到压制，因而对创造新世界缺乏动力。这一时期，土耳其从商的多数臣民都是非穆斯林，他们更愿意在西方大国而非奥斯曼帝国的保护下生活。与此同时，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民族主义思潮涌入奥斯曼帝国，这些思潮在非穆斯林群体中也影响较大。信仰基督教的巴尔干地区民众梦想着摆脱异族统治，获得自由。1829年，希腊人成功地建立了民族国家。在希腊的带动下，其他民族主义者紧随其后，追求本民族的理想。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也纷纷效仿希腊，获得了独立国家的地位。但是，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失败了，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没有大国支持他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得到了大国的支持），没有大国愿以委任统治的方式向这两个民族提供保护，使其建立自己的国家。最终，土耳其人自己奋起反抗，打了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
在奥斯曼帝国解体的最后几年和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军队的角色举足轻重。但值得注意的是，军队建制不断变化，起初反映了统治精英的政策，之后则是衰败社会的紧张关系。
1826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马哈茂德二世（18071839）和宫廷辅政大臣创建了新军，以替代近卫军。其目标是按照欧洲的标准，建立一支战斗力强大、足以与埃及军队抗衡的现代化军队。当时，埃及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其将领穆罕默德阿里率军镇压了希腊革命。很快，苏丹发现必须邀请外国顾问来训练新军。1836年，他邀请英国军官前来研究新军存在的问题，提出必要的改革建议。之后，迫于俄国的压力，以赫尔穆特冯毛奇为长官的普鲁士军官团队取代了英国军官团，负责指导新军。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之后，土耳其宫廷邀请法国人来改革土耳其陆军，邀请英国人来改革土耳其海军。军事院校此时教授法语课程，同时也传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这对奥斯曼帝国旧政权的未来构成了威胁。
1879年，柏林会议已经结束，德国崛起的势头业已明显。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请求德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其目的是抵消其他国家干预奥斯曼帝国内部事务的影响。由科尔玛冯德戈尔茨上校担任团长的德国代表团于1882年抵达奥斯曼帝国，自此，德国的影响长期在奥斯曼帝国强势存在，一直持续到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才逐渐被英国取代。巴尔干战争（19121913）之后，德国恢复了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李曼冯桑德斯军事代表团进入奥斯曼帝国，直至1918年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德国始终在土耳其保持着很强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外部影响之外，19世纪最后数十年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特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包括国家官僚体制。当时，受18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的经济遭到重创；军队和官僚机构分化严重，官员的晋升空间极度狭小。
当时，不少在经济形势恶化前进入贸易行业的人希望通过受雇于国家或在宗教机构中担任低阶职务来保障稳定的经济收入。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母亲就希望他像他父亲一样做个小商人，或在宗教机构中任职。但是，凯末尔选择了从军，在军队里他接受了现代教育，不但经济收入有保证，才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和认可。
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将军队政治化，为他自己的落败埋下了伏笔。他在选官任用上放弃了任人唯贤的原则，代之以忠诚的标准，任人唯亲。这种选拔方式在受过良好军事教育、有爱国主义情怀的职业军人和仅因效忠苏丹就被委以重任的官员之间造成了嫌隙。
部分低阶官员和公职人员参加了联进会领导的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运动，该运动的目标是推翻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恢复1878年被搁置的宪法，这一目标最终由1908年7月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达成。此次运动仅仅是一场更大的社会革命的前奏，而革命旨在提高大多数青年土耳其党人所属的底层阶级在新政权中的地位，争取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们与帝国官僚机构中的高级官员追求的目标不同，后者仅希望实现君主立宪政体，根本不愿看到土耳其经历社会革命。
军队规模有限，且行动缺乏协调；在19、20世纪之交，军队中最重要的两个集团分别是支持联进会的激进改革派和温和的自由派。两大集团之间的分歧在第一个为期五年的宪法时代（19081913）较为明显，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3年1月联合党人夺取国家政权。军队中，多数士兵属于保守派，甚至反对变革。1908年10月和1909年4月发生了两场暴动，旨在恢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但两次暴动都被镇压，第二次暴动更为严重，由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夏领导了镇压行动，这位将军热爱祖国，但不支持联进会，也不支持激进的社会变革思想。
1912年7月，奥斯曼帝国又爆发了军事叛乱，这让人回想起4年前旨在恢复宪法的那场叛乱。这次叛乱是反对联合党的军官发起的，其目的在于推翻亲联进会的内阁，让自由派掌权。倘若1912年10月未爆发巴尔干战争，他们本可能成功地摧毁联进会，清洗军队中的联进会支持者。如果这些成真，在自由派统治下的土耳其的历史将会被改写。
在巴尔干战争中，土耳其军队惨败，政府屈膝投降，帝国命运掌握在了列强手中，自由派名誉扫地。如果联合党人的政变未将他们推翻，奥斯曼帝国会彻底放弃变革图进和独立自强。与19世纪的改革者思想趋同，自由派认为，土耳其要依赖欧洲，特别是英国，利用他们帮助土耳其开启现代化，一如美国在菲律宾的所作所为。他们希望英国将埃及管理模式应用于土耳其，这将使帝国大受裨益。
1913年1月，联合党人夺取政权，他们的想法与自由派的截然不同。他们愿意成为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但希望成为远东的日本，享受到与日本同等的国际待遇，与西方国家是平等而非低人一等的关系。有日本人珠玉在前，土耳其将与一些必不可少的社会阶层按照日本模式来寻求自由独立，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在启动这项社会工程之前，他们意识到自己必须先彻底掌控这个以军队为重要构成部分的国家。
联合党组建的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向军队中灌输团结进步的思想，涤除与之相抵触的一切思想。数年内，军队果然焕然一新。联合党人喜欢的毛制卡其毡帽成为军官的规定着装；恩维尔帕夏成为战争部部长后，一些不接受联进会领导的官员在1914年1月遭到肃清。两个月后，战争部发布命令，军队建设要与奥斯曼帝国的军事传统完全切割，引入新思想，这些思想对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意义重大。自此以后，军官们被强制优先向军团标志行礼，就算苏丹在场也是如此。苏丹不再是效忠的主要象征。
1913年后，土耳其的军队建制发生变化。尽管军队已经政治化，但作为独立力量还是被从政治中剔除，转变为联合党人落实政策的工具。看上去这可能与事实相矛盾：恩维尔有能力将土耳其引入战争，支持德国，暗示了是恩维尔和军队控制了联进会。实际上，政策是由文官中占大多数的联进会成员内部制定的，恩维尔帕夏则是同侪之首。应当记住的一点是，恩维尔的个人感召力是联进会的杰作。1908年的革命后，联进会利用他极具魅力的人格为土耳其树立了一个英雄人物形象，为影响和控制宫廷，甚至连恩维尔的婚姻都是由联进会促成的，迎娶的是一位奥斯曼帝国公主。
在现代土耳其历史上，军队的团结事关重大。旧政权实行政治中立化，政府和军队之间的矛盾不复存在。因为两大政治力量都转移到了同一阶级的手中，即中产阶级下层，因此政府和军队首次达成一致，支持同一个改革方针。战争并未影响改革进程，改革触碰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到1918年，联合党人终于可以振臂高呼，土耳其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不过，土耳其的战败是始料未及的。联合党人的政府垮台，最高领袖流亡海外。在这种背景下，旧政权结束了战争时期的弱势，重振雄风，填补了国内的政治权力真空。此时，英国希望在安纳托利亚拓展自己的影响力，他们支持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政府，以期苏丹政府能在重新获得合法性之后协助英国达成目的。
如果希腊军队没有在1919年5月入侵安纳托利亚，苏丹可能会夺回他失去的权力。但外敌入侵和国家分裂的危险激起了各处的自发抵抗，之前的联合党人，现在自称为民族主义者，逐渐掌握了抵抗运动的领导权。苏丹若是出面领导，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控制权，但是1918年登基的苏丹瓦西代丁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发挥作用。旧政权已然土崩瓦解，没有能力领导抵抗运动重返奥斯曼帝国时代。苏丹更倾向于由参加巴黎和会的大国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要能让苏丹继续统治土耳其，他愿意放弃这个国家的部分领土主权。这是苏丹接受1920年8月的《色佛尔条约》的原因。该条约为土耳其人民深恶痛绝，民族主义者坚决拒绝接受。
军队的处境进退维谷。联合党政府垮台后，多数官员选择跟随苏丹，指望其发动夺回土耳其主权的斗争。但是，当他们意识到苏丹瓦西代丁与英国合作，默许安纳托利亚的分裂时，便转而投奔凯末尔领导的民族主义事业。联合党的爱国政策削弱了军队对苏丹的忠诚，在战后背景下，军队自然选择认同爱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传统的封建王朝。
土耳其军队为民族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胜利后建立何种政权的问题上并未形成共识。一些官员主张实行宗教制度下的君主立宪制，也有寻求美国委任统治的声音，但考虑到在战争中产生了资产阶级，尽管当时这一阶层规模尚小且不成熟，上述这些建议都是过时的。建立世俗的共和国的社会基础已经充分，而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保证迈向现代化的迅速进步。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于1923年10月2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为首位总统。不过当时他的地位并不稳固，仍有竞争对手，特别是军队中的对手对他构成严重威胁，需要对此进行清理。直到1926年，这些威胁才被彻底铲除，一些名将被解除职务。其中包括卡兹姆卡拉别克尔、阿里福阿特杰贝索伊和若费特贝勒，在民族战争中，这些将军功勋卓著。在凯末尔执政时期，他们被迫离开军队，丧失了参与政治的权利。
这种关系将会像过去一样继续演变，现在的情况与二战后的情况一样，必须调整以适应新的因素。苏联的阵营以及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一种新世界秩序的出现，这些都是新因素的一部分。已经有不少关于建立小规模但高技术含量的有能力发动电子战的军队的讨论，其典型就是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这些变化带来的政治意义难以评估，但是，最终土耳其在世界新秩序中的位置将决定军队在土耳其的作用，正如过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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