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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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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政制》为前四世纪古希腊大学者亚里士多德所著, 主要介绍雅典城邦制的政治制度。《周官》即《周礼》, 据说是西周初政治家周公著, 介绍的相传是我国古代城邦政制。本文从殖民与分封、雅典同盟与周天下、雅典人与周人、雅典政制与西周官制等方面, 对《雅典政制》与《周官》所涉及的城邦之制进行分析与比较, 认为周朝与希腊城邦存在诸多共同点, 这些共同点是历史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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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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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者序言
内容纲要
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
断片
抄本
专有名词（地名、人名）索引
译后记
前言英译者序言
拉克汉
一、政制（The Politeiai）
《雅典政制》在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中的地位，我们是由《尼科马库斯伦理学》那部书的结尾一节中得知的。在论及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福利的论著中，那部书是第一卷，而《政治论》则是第二卷；在前一部书的篇末（《尼科马库斯伦理学》，X．IX.21，23）提到了后一部书的绪言大旨，其中曾有政制集编、集编的政制的措辞；据说《政治论》中一般的论及各国的稳定性和种种政制特殊形式的稳定性部分，以及论及政府好环的原因部分（《政治论》，卷三至卷六），将以这些政制集编为根据。英译者序言
拉克汉
一、政制（The Politeiai）
《雅典政制》在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中的地位，我们是由《尼科马库斯伦理学》那部书的结尾一节中得知的。在论及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福利的论著中，那部书是第一卷，而《政治论》则是第二卷；在前一部书的篇末（《尼科马库斯伦理学》，X．IX.21，23）提到了后一部书的绪言大旨，其中曾有政制集编、集编的政制的措辞；据说《政治论》中一般的论及各国的稳定性和种种政制特殊形式的稳定性部分，以及论及政府好环的原因部分（《政治论》，卷三至卷六），将以这些政制集编为根据。
这些有关政制的论著，在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古代书目中，据说有一百五十八部。每一部无疑都像我们手边这部那样，先包括所论究的那个国家的政制史，接着叙述这个国家在写作当时的政制情形。这些论著往往都被说成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但在编辑这些论著时，他可能得到门徒很多的帮助。到了中世纪，这些论著在《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已经无存，直到五十年前为止，近代学者所见到的只有后来作家所作的许多引证和引文而已。
二、《雅典政制》抄本
但在1880年，在埃及沙漠中曾发现了两小页破损颇多的纸草，后来经学者鉴定，这两页纸草就是从所有政制论著中最重要的一部《雅典政制》的抄本中来的。这两页纸草，现在存于柏林博物馆。古文字学家认为它们是公元4世纪的东西。十年之后，图书馆管理人刻泥嗡（F．G．Kenyon）在不列颠博物馆从埃及得到的纸草卷中认出有四页是几乎包括全文的抄本。这几页纸草两面都写着字。正面是埃及赫尔摩波利斯城（Hermopolis）附近一个庄园管理人狄底穆斯（Didymus）当味斯琶西阿努斯（Vespasianus）第十年和第十一年，即公元78和79年，为他的主人厄辟马库斯（Epimachus）保存的一些收支账目。背面便是亚里士多德的论文；它没有开头部分，因而此书的第一页是空白的，这说明它是从业已破损的该文抄本转抄来的；最后一卷是十分破碎的断片。论文的各部分是由不同的人手抄写的，一共有四人；据说，由字体可以看出，抄本的年代当在公元100年左右。无疑这是给一个私人（可能即四位书手之一）准备的，而且大概是它的所有者死后的殉葬品。
三、版本
1891年，佛勒得里克刻泥嗡爵士公布了纸草的影本和附有序言和注释的原文的印本。1893年，珊底斯（Sandys）发表了一部经过修正的原文，且附以完善的注释。而刻泥嗡为柏林皇家科学院修订的版本亦于1903年公布，纸草第四卷的断片，经他推断整理，成为连续的原文，也包括在这个版本之内；他的最后版本于1920年在牛津发表。在国外公布的几种版本中，最近的一种是1928年俄珀耳曼（Oppermann）根据布拉斯（Blass）和萨尔赫谟（Thalheim）的原来版本发表的透布涅耳（Teubner）版的原文。
四、原文
本版的原文以刻泥嗡的初版本为根据，而依照后来学者对纸草的校读加以订正。某些评注和校订意见已经附录于此；至于文法上和数字上的错误，以及措辞有些不够文雅（例如tonde tropon，大多数编者均以tonde ton tropon代之），到底其中有多少是出自书手的粗心大意，有多少应由作者自负其责，学者各异其说。论文首尾的若干节重要的缺文，曾经学者花费治学工夫，从随后希腊作家的引文中苦心搜求而得，这里已经把它分别添补在纸草原文的始末。
五、原料
本书历史部分的原料，在珊底斯版第LIV页以下已加以研究。著者有时引用梭伦的诗（XII.），民间的诗歌（XIX.，XX.）和谚语（XVI.7，XXI.2），作为自己的证据。有一次他提到了希罗多德（XIV.），关于珀西斯特剌图斯和克勒斯塞涅斯的事实（XIV.37，XX.），他照希罗多德叙述，而略加变动。他没有提起修昔的底斯的名字，但是关于哈尔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革同（XVIII.），关于四百人政府（XXIX.，XXXIII.），他都追随修昔的底斯，而加以修改。随后部分他大概以厄福律斯（Ephorus）的作品为依据，但是有些说法可能采自克勒得弥斯、法诺得弥斯和安德洛提嗡的《阿提卡史》（Atthidesof Cleidemus，Phanodemus and Androtion）。
他自以为曾批判应用他所引用的作品（VI.，XVIII.4，XXVIII.）；可是他自己所用的年代和在细节上的正确性却已经被人反驳，例如关于珀西斯特剌图斯的时代，关于塞密斯托克利斯在公元前462年之出现于雅典（XXV.3）。他引用官方文件（XXVI.末，XXX.，XXXI.，XXXIX.）；他推论现在以追述过去（III.5，VIII.1，XVI.5，XXII.3）；并且引证他人使用这种方法（III.3，VII.4）。
六、写成的年代
《雅典政制》中所记的最后事件是在刻腓索丰（Cephisophon）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LIV.7），亦即公元前329年。此书又说到三列桨战舰和四列桨战舰（XLVI.1），但是没有提起五列桨战舰；在雅典海军中有五列桨战舰的最早纪录是在公元前325年。所以本文写成的年代当在公元前328年和325年之间。但是此书又说到雅典还在派遣官吏前往萨摩斯（LXII.2），而萨摩斯到了公元前322年，即亚里士多德逝世那一年的秋天，已经不复在雅典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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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者序言
拉克汉
一、政制（The Politeiai）
《雅典政制》在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中的地位，我们是由《尼科马库斯伦理学》那部书的结尾一节中得知的。在论及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福利的论著中，那部书是第一卷，而《政治论》则是第二卷；在前一部书的篇末（《尼科马库斯伦理学》，X．IX.21，23）提到了后一部书的绪言大旨，其中曾有政制集编、集编的政制的措辞；据说《政治论》中一般的论及各国的稳定性和种种政制特殊形式的稳定性部分，以及论及政府好环的原因部分（《政治论》，卷三至卷六），将以这些政制集编为根据。
这些有关政制的论著，在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古代书目中，据说有一百五十八部。每一部无疑都像我们手边这部那样，先包括所论究的那个国家的政制史，接着叙述这个国家在写作当时的政制情形。这些论著往往都被说成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但在编辑这些论著时，他可能得到门徒很多的帮助。到了中世纪，这些论著在《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已经无存，直到五十年前为止，近代学者所见到的只有后来作家所作的许多引证和引文而已。
二、《雅典政制》抄本
但在1880年，在埃及沙漠中曾发现了两小页破损颇多的纸草，后来经学者鉴定，这两页纸草就是从所有政制论著中最重要的一部《雅典政制》的抄本中来的。这两页纸草，现在存于柏林博物馆。古文字学家认为它们是公元4世纪的东西。十年之后，图书馆管理人刻泥嗡（F．G．Kenyon）在不列颠博物馆从埃及得到的纸草卷中认出有四页是几乎包括全文的抄本。这几页纸草两面都写着字。正面是埃及赫尔摩波利斯城（Hermopolis）附近一个庄园管理人狄底穆斯（Didymus）当味斯琶西阿努斯（Vespasianus）第十年和第十一年，即公元78和79年，为他的主人厄辟马库斯（Epimachus）保存的一些收支账目。背面便是亚里士多德的论文；它没有开头部分，因而此书的第一页是空白的，这说明它是从业已破损的该文抄本转抄来的；最后一卷是十分破碎的断片。论文的各部分是由不同的人手抄写的，一共有四人；据说，由字体可以看出，抄本的年代当在公元100年左右。无疑这是给一个私人（可能即四位书手之一）准备的，而且大概是它的所有者死后的殉葬品。
三、版本
1891年，佛勒得里克刻泥嗡爵士公布了纸草的影本和附有序言和注释的原文的印本。1893年，珊底斯（Sandys）发表了一部经过修正的原文，且附以完善的注释。而刻泥嗡为柏林皇家科学院修订的版本亦于1903年公布，纸草第四卷的断片，经他推断整理，成为连续的原文，也包括在这个版本之内；他的最后版本于1920年在牛津发表。在国外公布的几种版本中，最近的一种是1928年俄珀耳曼（Oppermann）根据布拉斯（Blass）和萨尔赫谟（Thalheim）的原来版本发表的透布涅耳（Teubner）版的原文。
四、原文
本版的原文以刻泥嗡的初版本为根据，而依照后来学者对纸草的校读加以订正。某些评注和校订意见已经附录于此；至于文法上和数字上的错误，以及措辞有些不够文雅（例如tonde tropon，大多数编者均以tonde ton tropon代之），到底其中有多少是出自书手的粗心大意，有多少应由作者自负其责，学者各异其说。论文首尾的若干节重要的缺文，曾经学者花费治学工夫，从随后希腊作家的引文中苦心搜求而得，这里已经把它分别添补在纸草原文的始末。
五、原料
本书历史部分的原料，在珊底斯版第LIV页以下已加以研究。著者有时引用梭伦的诗（XII.），民间的诗歌（XIX.，XX.）和谚语（XVI.7，XXI.2），作为自己的证据。有一次他提到了希罗多德（XIV.），关于珀西斯特剌图斯和克勒斯塞涅斯的事实（XIV.37，XX.），他照希罗多德叙述，而略加变动。他没有提起修昔的底斯的名字，但是关于哈尔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革同（XVIII.），关于四百人政府（XXIX.，XXXIII.），他都追随修昔的底斯，而加以修改。随后部分他大概以厄福律斯（Ephorus）的作品为依据，但是有些说法可能采自克勒得弥斯、法诺得弥斯和安德洛提嗡的《阿提卡史》（Atthidesof Cleidemus，Phanodemus and Androtion）。
他自以为曾批判应用他所引用的作品（VI.，XVIII.4，XXVIII.）；可是他自己所用的年代和在细节上的正确性却已经被人反驳，例如关于珀西斯特剌图斯的时代，关于塞密斯托克利斯在公元前462年之出现于雅典（XXV.3）。他引用官方文件（XXVI.末，XXX.，XXXI.，XXXIX.）；他推论现在以追述过去（III.5，VIII.1，XVI.5，XXII.3）；并且引证他人使用这种方法（III.3，VII.4）。
六、写成的年代
《雅典政制》中所记的最后事件是在刻腓索丰（Cephisophon）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LIV.7），亦即公元前329年。此书又说到三列桨战舰和四列桨战舰（XLVI.1），但是没有提起五列桨战舰；在雅典海军中有五列桨战舰的最早纪录是在公元前325年。所以本文写成的年代当在公元前328年和325年之间。但是此书又说到雅典还在派遣官吏前往萨摩斯（LXII.2），而萨摩斯到了公元前322年，即亚里士多德逝世那一年的秋天，已经不复在雅典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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