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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个增订本分上下两篇。上篇保留原书（2010年，重庆大学出版社）关于儒家伦理的那场论战的基本内容；下篇是论战的余绪，并补入阐述新批判主义的四篇文章。通观全书，论题涵盖儒家亲亲相隐的实质及历史作用，忠与孝的关系，对儒家伦理的正向理解与反向理解，逻辑和仁德、或理性与情感的关系等正反双方的辩难。此外，论题还涉及对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的关于子讼父是否合乎正义原则的辩难的理解，儒家亲亲相隐与罗马法及西方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容隐制度的本质的不同等内容。
五四时期，鲁迅高举国民性批判的旗帜，以救救孩子的呼喊唤醒民众。一百年后的今天，面对文化多元和经济全球化的蓬勃浪潮，儒家伦理愈益显露出其固有的局限和乡愿的本色。康德实践伦理学所揭橥的人性中的三重向善禀赋、自由意志作为道德主体的自觉及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超越的能动性，以及由胡塞尔所倡导的现象学还原的手法，未始不是深入剖析两千年封建体制和传统伦理所掩藏的伪善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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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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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1948），男，湖南长沙人。1964年初中毕业后即下放农村插队，1974年返城，当过临时工、搬运工。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史的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德国哲学》主编。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出版专著四十余部，译著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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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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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本序
初版序言：我为什么要批判儒家伦理？
上篇
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
评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
一 对柏拉图《游叙弗伦篇》的一个惊人的误解
二 也谈对亲亲相隐的历史主义评价
三 中西容隐制度的本质区别何在？
四 澄清亲亲互隐问题上的几个糊涂观念
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
一 答陈乔见博士
二 答丁为祥教授
三 答龚建平教授
四 答胡治洪教授
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
一 再答陈乔见
二 再答丁为祥
三 再答龚建平
四 再答胡治洪
就亲亲相隐问题答林桂榛先生
小结
一 关于苏格拉底赞赏子告父罪的背景知识
二 对一年多来这场争论的总结性回顾
〔附录〕从亲亲相隐之争看新儒家的误区
下篇
变味的批判
回应郭齐勇《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序言》
大言炎炎却詹詹
又答陈乔见博士
一 以个人遭遇衡论儒家伦理是谬误吗？
二 何谓文化模式的比较？
三 谁对儒家义理更隔膜？
四 谁的逻辑训练差劲？
五 谁有资格做总结？
儒家伦理的儒家式自辩
答邱文元先生
儒家的自欺和自娱
再答邱文元先生
形而上学的围城
答谢崛先生
一 形而上学观
二 善恶观
三 自由观
四 认识和实践
五 反思观
六 信仰观和实用观
七 语言观
结论
中国道德的底线
一 解题
二 中国道德的内涵
三 中国道德的等级
四 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五 如何提升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结论
我与儒家
一 一个原则：自否定
二 双层视角：抽象继承法和具体批判法的统一
三 双重标准：中西文化境域中的不同取向
必须把传统文化批判推进到新的层次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学还原
一 什么是现象学还原？
二 对中国传统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现象学还原
三 中国传统文艺和语言流变中的现象学还原
〔附录〕对有毒食品泛滥的文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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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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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序言：我为什么要批判儒家伦理？
我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批判，可以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撰写的《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一书，最初的书名叫《表演人生》，完稿于1987年。当时虽然正处于文化热和新启蒙的颠峰，但却没有哪个出版社愿意出这本古里八怪的书。书稿本是应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约稿写的，属于《边缘丛书》中的一本，但完稿后出版社突然食言，原计划六本书只出了三本就不出了。拙稿就属于被遗弃的一本，后来通过朋友交到另外一个出版社，但又在编辑手里压了两年多，最后还是不出。直到八年以后，1995年，东方出版社的刘丽华君来武汉大学组稿，把书稿拿去了，但有言在先：印数若不过4000就没有稿费。结果初印5000，当年就加印10000，且加印后的书价从12元提高到16元。出版社赚足了银子，我的思想也开始为世人所知。唯一的遗憾是封面不太理想，而且把封面上的辛弃疾的词《西江月》印错了作者（词是我提供的，但我至今搞不清设计者怎么会把作者改成了谢逸）。但词是极好的：
醉里且贪欢笑，
要愁那得工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
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我觉得这正是当时我写此书的心情的写照。
在此书未出版之前，我还曾把书中的一节抽出来，以《人格辨义》为题发表于《江海学刊》1989年第3期，并引起了徐少锦先生的商榷：《人格有道德涵义》（见该刊1990年第6期），我在同一杂志1995年第3期以《再辨人格之义》予以回复。另一场争论是由我发表于《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的《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引发的，南开大学的吴疆先生在该刊1993年3期发表《反语言学，还是超语言学？》一文提出质疑，我则于同年第6期以《超语言学与反语言学试析》加以回应。从那以来，我与国内或海外对传统文化持维护和保守立场的学者们的论战就没有停止过，比较重要的如19961997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与郭齐勇先生关于新保守主义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我第一次打出了新批判主义的旗号；又如19971999年在《科学经济社会》上与胡国亨和石砩先生长达两年的反复争论。另外我对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1994）、季羡林的河东河西论（2002）、杜维明的中西文化观（2003）等等，都有很尖锐的批评。这些论战文章都先后收在我的论文集《新批判主义》和《中西文化视域中真善美的哲思》中了。
近期爆发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论战，就是本书所收入的关于儒家亲亲相隐的争论。这场争论的起因是2002年刘清平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郭齐勇等先生的一系列的批评和其他几位学者的反批评，这些争论文章被收集在由郭齐勇先生主编的70万字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一书中，并在武汉大学2005年召开的世界中国哲学大会上散发。我最初并没有关注这场争论，正在忙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工作。这件工作于2004年结束。次年，我也收到了一本《儒家伦理争鸣集》，当时也没有看，就搁在书架上了。直到2006年下半年，一个偶然的原因，我想参考一下现代新儒家的看法，才把这本书拿来翻阅。不想看后随即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觉得里面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就有了第一篇3万5千字的长文《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由于里面批评的人很多，我预计将会遭到多方面的反驳，当时在2007年第1期上一次性全发这篇长文的《学海》杂志社也正是有意引起一场大论战，才投下这颗重磅炸弹的。果然，文章立即遭到了郭齐勇先生的四位弟子（另加上林桂榛打单，共五位弟子）的集体狂轰，四人的文章集结起来共约4万8千字，发表在《学海》2007年第2期（若算上林桂榛发在《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上的一篇，差不多6万字）。我在《学海》第4期上的回应也达到了4万字，虽然我的论战原则是字数决不超过对方，但也已经够吓人的了。但《学海》第6期上四儒生的再批评文章居然更上层楼，达6万多字。我的再回应文章也有3万8千字，发在《学术界》2008年第3、4期，加上回应林桂榛的文章（《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有近5万字。我在此特别要感谢《学海》杂志编辑部，他们独具慧眼，为这场争论开辟专栏，置于显要位置，开创了该杂志、也许是国内所有杂志历史上没有过的连续刊登长篇论战的先例。
本书的第二部分收入了我对牟宗三的康德研究的四篇分析和质疑的文章，其中前两篇已收进我的《康德哲学诸问题》里面，这次为了展示我对牟宗三批评的全貌又再次收入了。牟宗三是海外新儒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他又是享誉海内外的康德研究专家，曾从英文翻译并评述过康德的三大批判。正因为如此，他的新儒家思想具有其他学者所不具备的中西文化比较视野，而对这一视野进行深入的剖析则是我对儒家伦理作出新批判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当然，由于牟先生早已去世，他不可能对我的质疑再作答复，以中国传统为尊者讳、为逝者讳的眼光来看，这样做可能有些不太厚道；但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对前人的思想作一番清理是绝对必要的。学术思想不是属于某个人私有的，一旦发表，就是天下之公器，必须交由学术界来论衡。这样做不是对逝者的不公平或不尊重，恰好相反，正表明前辈的工作没有白做。牟宗三作为一个深深浸润于中国传统儒、释、道的哲学家，在对西方的康德哲学作出自己的解释时最深刻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灶，因而也最具有批评价值。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你多年来死死揪住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不放，非要打倒在地誓不罢休呢？难道不是文革情结在作怪吗？对此我想借这个机会表白一下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以说明我这样做的真正动机。
我生长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革命家庭，父亲于193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加入地下党，母亲1946年从湖南投奔东北解放区，并与父亲结合。我降生于母亲1948年在东北解放区进行土改期间，1949年南下到长沙，父母都在湖南日报社（当时叫新湖南报社）工作。我的父母都是再婚，所以我有三个异父或异母的哥哥姐姐，但他们都在当时的干部子弟学校寄宿，很少回家，在家的通常只有我和我下面的四个弟弟妹妹。后来知道，父母当年都是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新思想，反对包办婚姻而离开家庭、参加革命的，因此我们家里反封建的气氛很浓。由于我祖父曾是乡下开馆教私塾的先生，我父亲的旧学功底也应该有一些，我偶尔发现他在苦闷时独自一人吟诗和写古诗，但他从来不教我们。当时母亲从报社资料室借回来给我们看的书都是革命的进步书籍，什么《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什么《怎么办？》，还有苏联画报《知识就是力量》等等。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由她的一位表姐送了她两册用过的识字课本，并教她认了几个字，就自己天天写日记，居然能够粗通文墨。2003年她81岁，在《中国作家》上发表了生平第一次印成铅字的散文作品《永州散记》，并获得当年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好百年杯全国散文大奖赛优秀散文奖。2005年，她的26万余字的自传性散文集《永州旧事》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获得读书界广泛好评，2008年被《中华读书报》作为最值得一读的30位华人女性自传加以推荐，其中有萧红、冰心、丁玲、杨绛、林海音、聂华苓等名人的自传，母亲排名第22。在这本传记中，母亲刻骨铭心地描绘了她的父亲、我的外公在家里如何虐待外婆，并将自己的女儿、我的母亲卖掉来供他抽鸦片的情节，以及母亲为抗婚几次自杀未遂的情节。读到这些情节，我就知道了封建二字在母亲心目中意味着什么，也理解了母亲为什么当年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投奔解放区的明朗的天。
然而，父亲从小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令人恐惧的权威形象，而且有暴力倾向。由于我在家里的孩子们中是老大，又是男孩，所以最经常受到父亲的体罚，几乎每天都要挨打，动辄得咎。打耳光、敲栗暴、用戒尺打手心打到肿，还有专门的刑具，就是用竹扫帚上抽出来的枝丫劈头盖脸地抽，很痛但又不伤骨头，那枝丫每天都插在门框上，以示警诫。挨打的理由通常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如洗脸水溅到外面来了、铅笔头过早地用掉了、放学后和同学在街上逛了之类。多少年之后，我早已成家立业，还留下一个毛病，听不得别人家长打小孩子，一听到就心惊肉跳。当然，长大后我知道父亲虽然在家里暴虐，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却无比深刻。五七年父亲（连带母亲）被打成右派后，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凡是叫他写检讨，他就写申诉，保持了做人的气节。他也很早就看穿了文革和林彪造神运动的本质。在遭到贬斥的20年里，他每天都沉浸在一遍又一遍地通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小逻辑》中，再就是经常从图书馆借来《鲁迅全集》和一些外国经典小说。虽然他不给我们讲一个字，但我们兄弟姐妹们一有新书来就抢着先睹为快，形成了一人抱一本书看的日常格局。不过，我仍然越来越无法忍受父亲在家里的专制。1964年初中毕业，我因为家庭的政治问题没能升高中，于是主动报名上山下乡，虽然客观上是受到所谓极左的阶级路线的迫害，但主观上却的确是我自愿的。我渴望过一种独立自主、靠自己的双手而立足于世的生活，即使累死、饿死，也心甘情愿。我对父亲的感情是既佩服，又冷淡，直到他1994年去世，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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