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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是写给革命同志的信，也是写给亲密情人的信。
在信中，她会谈工作，展露红色罗莎严肃认真的一面
昨天完成了初稿，现在正努力润色。正在阅读韦伯斯的书，在那里找到一些资料。我觉得，凭借再多些的工作，从这部初稿中是可以做出出色的成绩的。但是我必须对它加工，再加工。
在信中，她会抱怨，暴露革命之鹰柔软脆弱的一面
我虚弱极了，部分原因是一般的身体原因只有你才行，才能让我感觉好些。我太虚弱了，钢笔都从手指头中间滑掉了。给你写完一个明信片之后，我似乎气息奄奄，必须节省余下的精力做关于伯恩斯坦的事。
在信中，她还会用甜言蜜语，露出不完美情人倔强逞强的一面
我*亲爱的，我*爱的，我和气善良的宝宝！我还没有回复你的痛骂哩！因为我虚弱，不能生气。现在你故作善良之状，但是你一直发火，我永远也不能原谅你，因为我确信即使咱俩一起生活一个星期，你又会发脾气的。我扪心自问好几次但是，不幸，我不能原谅你，现在我报复不了你，但是我不会忘记。
当他们的亲密关系结束之后，她依然会冷静、平淡地回信，继续他们未完成的革命，直至伤逝
我们有大约七百位证人。明天，一切结束之后，我会给你打电话通告判决。但是可能会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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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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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与情人》是卢森堡写给她的同志兼情人莱奥姚吉切斯的书信，是从卢森堡众多书信中编选而来。本书英译本1979年在美国出版，在英美读书界传诵一时。这本书信集向读者展现出一位杰出女性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以及各种纠葛期盼。后来，卢森堡惨遭暗杀，她的情人莱奥姚吉切斯为了追击凶手而奔走，最终也遭到杀害。通过这部书信集，我们可以看到爱情和革命、精神与灵魂的结合，如何成为卢森堡和莱奥姚吉切斯十五年的同志兼情人关系的梦想，又是如何在现实中遭到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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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德]罗莎卢森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波兰和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和主要领导人，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著有《资本积累论》《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论俄国革命》等。
杨德友（19382018），资深翻译家，波兰语研究者，曾被北京波兰驻华大使馆授予传播波兰文化成就波兰外交部长奖。译有《二十世纪宗教哲学文选》《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与白银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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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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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埃尔什别塔埃亭格尔 1
序言埃尔什别塔埃亭格尔 1
书 信 1
结识初年：18931897 3
试探：18981900 33
团聚：19001906 143
直至伤逝：19071914 213
尾声 253
附件1历史注解 257
附件2书信记录 259
译后记 杨德友 265
附录纪念杨德友先生 林贤治 269
前言序言
埃尔什别塔埃亭格尔
1
爱情和工作，精神和灵魂的某种结合，这是在罗莎卢森堡和莱奥姚吉切斯十五年之久强烈激荡情事过程中她怀有的梦想和斗争的目标。他们情投意合，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如此，而是因为他们不可能违抗如此。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至福。他们的战斗是血腥的。他们分开了，依然相爱，但是被击败。
从一开始，这一关系内部就带有其自身毁灭的种子。他们两个人都受到同样独立和个性之狂热的感染，这是他们最终失败的载体。共同的事业，社会主义，把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却没有支撑住卢森堡的完美结合的梦想，因为他们彼此拒绝了他们两个人为全人类争取的那种自由。改造世界的愿望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但是这一愿望一旦扩展到了他们的私人关系，就变成致命的。卢森堡设计出了她的理想：把完美的国际工人联合会映入她和姚吉切斯的结合，但是二者都没有经受住生活的考验。她对于人性的繁复奥秘一无所知，她决心给姚吉切斯和人类带来幸福但是要遵从她的规定。序言
埃尔什别塔埃亭格尔
1
爱情和工作，精神和灵魂的某种结合，这是在罗莎卢森堡和莱奥姚吉切斯十五年之久强烈激荡情事过程中她怀有的梦想和斗争的目标。他们情投意合，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如此，而是因为他们不可能违抗如此。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至福。他们的战斗是血腥的。他们分开了，依然相爱，但是被击败。
从一开始，这一关系内部就带有其自身毁灭的种子。他们两个人都受到同样独立和个性之狂热的感染，这是他们最终失败的载体。共同的事业，社会主义，把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却没有支撑住卢森堡的完美结合的梦想，因为他们彼此拒绝了他们两个人为全人类争取的那种自由。改造世界的愿望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但是这一愿望一旦扩展到了他们的私人关系，就变成致命的。卢森堡设计出了她的理想：把完美的国际工人联合会映入她和姚吉切斯的结合，但是二者都没有经受住生活的考验。她对于人性的繁复奥秘一无所知，她决心给姚吉切斯和人类带来幸福但是要遵从她的规定。
她不懂得妥协和宽容。姚吉切斯也不懂。但是他们两个人都不倦地引导对方或者诱引对方让步，也许是为了证实爱情，也许是为了证实权力。对双方来说，在不同的时间，投降表示不同的事物，就像叛逆一样。投降可能被等同于爱情，而叛逆被等同于缺乏爱情，但是也可能是一个通过引发罪疚感而实现统治的机会。彼此都声索对方的独立感，虽然保持独立对两个人都至关紧要。他们没有达到给予与限制自由这二者之间的微妙平衡。在精神上和感情上，他们彼此依赖，但是没有能够把这种依赖关系视为爱情的条件，对于这一关系所带来的限制都感到恼怒。为互相给予呼吸的空间，他们之间经常争斗，分配这样的空间既机警、又嫉羡。
卢森堡的书信（姚吉切斯给她的书信未得保留下来）反映出这一争斗的不同的和互相重合的时期：师生、受尊崇／被尊崇、孩子／父母的关系，及其相反的关系。这个男人自认为造就了她，却被她称为我的孩子，还有叼叼或者丘恰，前者是用在男孩身上的小狗的名字，后者用在女孩身上。如果叼叼淘气，她就停止使用这个爱称。在她重归于好的时候，他却还怒气中烧，反过来对她冷言冷语。书信显示出他们的武器：爱情、诱引、挑衅、回报、惩罚，和作为底线的情欲潜流。两个人都把书信当作代用品，当作每日在一起的生活，当作控制对方的手段卢森堡通知姚吉切斯：我做出决定，不再写信，这不是你认为的报复行为。也不是抵制。书信也算是工作车间，在这里，政治策略被制定出来、同盟关系得到谈判、反对派力量得到评估、军需品文章和讲演被共同起草。他们的做法表明，在政治上，说不出来卢森堡是在哪里开始、姚吉切斯是在哪里结束的。
姚吉切斯是为他的政治工作而生活的。他怀有某种使命，对于这一使命，一切事物，包括卢森堡，都必须服从。即使她不是他初恋的人，他也需要他人知道，他是她唯一的情人。即使她的快乐和他的忧郁冲突，她的欢快和他的寡言少语冲突，他也会开口问她：你爱我不爱？爱得强烈吗？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叫叼叼的人是属于你的？
充当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这一点并没有令卢森堡满足。她善于享有爱情和工作，认为不需要顾此而失彼。她认为他思维的单一性乃是某种疾病的症状，她只能用爱情的强力予以医治。她拒绝接受俄国革命家巴枯宁和涅恰耶夫在《革命教义问答》中提出的革命家生活概念：革命家是一种无我的人；他对一己不感兴趣，对自己的事业不感兴趣；没有感情，没有习惯，没有财物；甚至没有姓名。他的一切都被一个单一的、排他性的兴趣、一种单一的思想、一种单一的激情吸收革命在他身上，家庭生活、友谊、爱情、感激，甚至荣誉的细微情感都被一个单一的冷峻的激情压抑了下去这就是革命事业。[1]虽然姚吉切斯没有名副其实地遵守这一教条，但是这个教条依然是接近他的理想和需要的。
卢森堡不愿意接受他的优先选择，一直没有停止和她唯一的对手人类竞争。你的来信只有、只谈工人阶级的事业，在他们相识早期，她就谴责过他。我打开你的信，看到整整六页纸张都塞满了关于波兰社会党的争论，而关于平常的生活只字不提，我感觉要晕过去了。这是他们往来十年之久的时候，她发出的怨言。
要建设性的工作和积极的行动，同时不放弃家室、孩子和世俗的财物这是她补偿现存种种弊端的工具。他不寻求压抑自然本能而得到报偿，也不努力通过自我承担来减轻他人的痛苦。禁欲主义对于她不仅是殊异的，她还视其为具有破坏性。姚吉切斯几乎视为罪孽和浪费的个人幸福，她视其为她自己为一切人的幸福和完满的权利而展开的战斗的自然延伸。她在信中写道：你虽然对我言无不尽我还是继续演奏这支老掉牙的曲调，追求个人幸福。是的，我怀有受到指责的对个人幸福的向往，而且我还准备为我每天的一份幸福而争执，而且像一头骡子那样顽固。
培育出他们相互冲突的概念的原因，大概是部分地在于他们不同的出身背景，部分地在于他们的自然秉性。姚吉切斯对于资产阶级生活家园、家庭、财产的叛逆态度始于他二十岁之前的少年时代。他出生在一个知名的、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但是他背弃了这样的环境。他用工人家庭取代了他自己的家庭，用一个锁匠作坊取代了高中。武器的恐怖令他入迷，一如间谍阴谋式的行动。虽然因为他有一股独断和傲慢的派头不招人喜欢，但是他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技巧的密谋家而受到尊重。二十岁的时候，在他的故乡维尔诺，他已经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
卢森堡出身于境况尚可的家庭。如果说她不识贫穷，她却目睹了父亲为量入为出的生计所做的挣扎。童年时期，她患胯骨疾病，被误诊，从而给她留下严重瘸腿。一家人十分亲密，都宠爱她这个最小的孩子，她长大成为一个很有自信心的女孩。全家节衣缩食支持她求学，她虽然在十几岁时候就深深卷入革命运动，但还是在华沙读完高中，在班上名列前茅。她很早就领悟到，为了进行斗争，知识不可或缺，但是生活如果没有爱情、家庭和友人，就是不充分的。
卢森堡和姚吉切斯面临牢狱之灾，被迫躲避沙皇的警察。对于姚吉切斯来说，流亡是权力的结束；对于卢森堡来说，则是开始。
流亡对于姚吉切斯来说是一种震荡，他没有能够从中完全恢复过来。在维尔诺，他的生活陷入经常的危险之中，这使得他和他厌倦的资产阶级分割开来。而在瑞士，因为不存在危险，所以革命家的生活没有意义。这里有的是大学的宁静，但是他用不着大学，就像以往用不着高中一样；而且这里还有中产阶级生活的种种陷阱，这就是他的生活。他靠他所咒骂的家庭财富生活，这一点又把他和穷困潦倒的流亡同伴分离开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取代了工人同伴；不行动是冒失鬼的作为。他对强力和指挥的偏好，在理论争论中得不到赏识。未几，他看出来自己受到孤立。他过去的探索令他对自己崇高的精神深信不疑，但是割断了他和故里、工作以及他崇敬的母亲的联系；用卢森堡的话说，他在经常的苦涩中生活。对于失败的恐惧截获了他，一直没有放开他。
卢森堡因为身在异邦，被抛回她内在的资源，所以感觉不到遭受威胁。她依然依恋家庭和国家，没有、从来没有离开姚吉切斯的那种屡战屡败的感觉。她在儿童时期吸收的不同的文化犹太人的、波兰的、德国的、俄国的文化，让她轻易适应了新环境。在瑞士，如果说她看到了什么情况的话，她看到了追求、再追求正义的更好的机会，胜似在俄国绞刑架阴影下面的生活。她在苏黎世大学求学，认真勤奋，像以往上高中那样，而且凭借她非常规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背景对教授们发出挑战，以获得高度肯定的博士论文结束学业。姚吉切斯在十年后离开这个大学，没有获得学位。
他们于1890年在苏黎世会面，姚吉切斯二十三岁，卢森堡二十岁。虽然不算是丽人，但是她以女性特征、力量和明朗的精神令男人着迷。她上半身过大得不成比例，由于曾经罹患儿童胯骨疾病，腿短得像小孩一样，这一点损害了她的形象，但是她自我贬低的嘲讽态度增加了她的魅力。浓密褐色头发下面一双闪闪发亮的大黑眼睛和她热情奔放的性格同样打动了男人和女人。她立即爱上了姚吉切斯；他炽热的精神和超然风度使得他颇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时间没有改变这第一印象。在她一生当中，他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在智力上堪与她比拟、在性方面打动了她的男人。在她身上，他看到了一个饥渴的智者和饥渴的女性；他感觉自己能够满足她的饥渴，这一点给他带来了愉快和力量感。
只有共同的事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说法是一个不充分的论断。相互的吸引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可能不准确。他们如果不是都被吸引到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彼此之间的吸引就可能不多于短暂的一刻这样的论断是可疑的。在1893年，他们一起创建了波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经过多次演进和革命之后，这个政党还依然被认作是现代波兰执政党的先驱者。
为了吸引姚吉切斯脱离日益增长的孤立状态，卢森堡推动他加入了一个小政党；如果说这个小政党距离他自己宏伟设想十分遥远的话，这件事本身却推动卢森堡走上了跻身欧洲社会主义领导人行列的事业。是姚吉切斯开创了她的成功；他提供了技巧和金钱。最重要的是，他承认她具有天才；他觉得，只有在他的辅导下，她的天才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事实上，起初，她是相当怀疑自己的前途的。在会见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之后，她信告一位友人：我去了摩尔尼克斯，但是以后再也不去了，因为普列汉诺夫太精到，说得准确一点，对我来说，他的教养太好了。从和我的谈话中，他能够得到什么呢？关于一切事物，他知道得都比我好，我是创造不出来理念的有独创性的、天才的理念。[2]一年以后，姚吉切斯的这个能干的门徒就对普列汉诺夫的权威发出挑战。但是，她常常为理念而请教姚吉切斯：给我几个理念对于我，写作不是问题。不久以后，两个人就达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合作关系只有两个头脑变成为一个的时候才能达到的关系。在智力上，他们呼吸得有节奏，这是某种大脑急行军。帮忙，看在上天的份上，帮帮忙！她急切请求。我们的开端很好。我写的文章是面团（烤制了一半）我们需要的。只要我知道该写什么，文章布局立刻成形他帮助她探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问题，细察她的研究工作，提出研究主题。在给他寄送文章的时候，她总是写道：我知道你会立即抓住主要线索，给予最后的润色。起初，她为实现期待而协调爱情与工作的愿望增加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强度。她经常前往巴黎，有一次在旅途中她在给他的信里写道：我的感觉和你一样，我梦想在你身边，我唯一的爱。我和自己斗争，斗争得艰苦，为的是不耽误听课等事，赶快去见你。但是我很惭愧。而且，我感觉到，我知道，在我完成我该完成的全部工作之后你对我是更满意的。
渐渐地，他们共同的工作变得充满冲突。姚吉切斯不能原谅、不能忘记，正是通过卢森堡他才卷入波兰的运动的。更重要的是，在数年间，他的政治生存几乎仅仅限于为卢森堡提供她写作所需的理念。莱奥虽然机智聪明，但是他简直就是不会写作，她后来说，一想到要把他的理念写在纸上，他就感到颓然无力。[3]实际上，用铅印文字最终固定下来这件事令他失去力量。这些文字一旦公布于众，就可能反抗他，证实他对于世界的虚妄态度。他是从幕后操作的，他需要避开阳光，避开他人。他不需要他想要拯救的那些人。他唯一的关注所在是制定党的策略，期待卢森堡去付诸实现。对此，她感到恼怒。我正在适应这个观念，她在信中对他说，现在我唯一的任务是考虑选举，然后考虑选举之后会发生的事。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四十岁的妇女正在经受更年期症状，虽然我俩年龄加起来不过六十岁。或者，暂时忍从之后，她常说：我转向接受你的风格。也许你是对的，再过半年我会最终地接受你的理想。这是和她的秉性对立的。
在为他们两个人写作的过程中，她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一种难以忍受的处境。你认为胡乱写点文章，对我就可以了而且还得遵守你谦虚的见解。她字里行间透出反叛的口气。她同意他通过她来锻炼自己的力量，但是不同意他对她施展傲慢的控制。在他们卧室的私密空间里，她可能渴望成为他的小丘恰，但是他想方设法控制她的思想和她每一个行动的做法令她烦恼。如果我是充分独立的，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单独行动，那么这种独立就必须扩展，包括购买一件外套。她的行动很快变成单独行动，其程度超过了姚吉切斯的意愿。
柏林是她的舞台。她降临这个城市，像一只彩色小鸟，华贵而亮丽。虽然是一个女人，年轻，是犹太人，也是波兰人，却在1898年的三个月之内就得到一个编辑职位：这是强有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的一份重要报纸。经验丰富的社会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考茨基、克拉拉蔡特金都成为她的友人。对手们看出她是一个强有力的对立面。她的勇气和智慧，她火焰般的演说词，她利刃般的笔，都令人信服，令人震惊。姚吉切斯在她事业中的分量，一如既往地是不可忽视的。他的书信每天都在激励她的思想：你最近一封信给了我一整篇文章，文章像一颗宝石一样闪耀她立即承认：我是逐字把它翻译出来的。
有一次她担心，自己的成功会毒化他俩的关系，因为他的傲气和多疑。现在，她对他多方好言相告，她取得成功的唯一目的是给予他精神的支持；她幸福地沐浴在新发现的荣耀之中。现在她被尊为神性的征服者。但是，政治上的成功没有补偿不圆满的个人生活。她和姚吉切斯分享的喜悦诱引了她。他的一句话谁的手也不如你的手，纤细的巧手，不断在她耳际回响。离开他的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折磨，是对往日极乐的提示。在苏黎世，她信告姚吉切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黑暗中我俩互相拉着手走路，仰望山岭上方的新月一起提着（食品）上楼橘子，奶酪晚餐吃得多丰富用那张小桌至今我还闻得见那天夜晚的气息。对于欢乐的记忆和她不喜欢的孤独形成对照，从而令她心中充满真实的和想象中的恐惧。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和他有一个家，有一个和他生的孩子。
但是，在两年中，姚吉切斯都拒绝和她住在一处。从苏黎世，他继续寄送命令、劝告、指责，通过她来影响历史这是他终极的梦想。对于这种经验的代理性质他感到恼怒，同时为她的成功感到自豪，却又觉得嫉妒，所以惧怕她公开地作为夫妻一起生活的要求。只有她的最后通牒，才迫使他慢腾腾地来到柏林。他成了一个没有士兵的光杆司令，女王的丈夫，现在，坐在他们的公寓住宅里阅读她的报告，内容全是她十分成功的旅行和所受的空前的欢迎。
卢森堡也不觉得高兴。真实的生活依然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还在幼小的时候，她就坚信，真实的生活是隐藏在高耸的屋顶后面的。在她和姚吉切斯分手后，她写道：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努力寻找这样的生活，但是它总是隐藏在一个或者另外一个屋顶的后面。[4]她的爱情从来没有得到完满的回报。姚吉切斯继续躲避她。她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把他们分开的地理上的距离。
因为对于他的内心生活感到嫉妒，她忍受不了这样的想法：他的一部分生存情况，令她不可接触。我感觉是一个局外人，她抗议，同时又用这样愤激的话来折磨他。她领悟到，自己常常不明智地伤害他的自豪感、令他痛苦和退避这样的感受使得她为姚吉切斯的灵魂所做的战斗更加猛烈、更加没有指望，使得他更加竭力维护他的生存所留下来的东西。她给予的时候，他感到不畅，不给的时候又感到不快，她让他知道她愿意给予的时候，他暴怒。他要求她给予毫无保留的注意，但是他度量和指派这样的注意力。他认为对于领地的入侵超出界限，他都不懈地、严格地禁止。他想让她保持依赖，保持住她，而他自己则保持独立，以证实自己是一个打造天才的人。他不想承担她幸福或者不幸的责任，却也不想放开这个责任。如果她感到不幸，他就感觉罪咎；如果她幸福，他就感到自己受骗。
时间的流逝在他们之间滋生出某种嫌隙。她对于自己的认知和姚吉切斯在她生活中的地位的认知，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她三十岁、已经是一位名人之时，和在她二十岁默默无闻之时是不一样的。姚吉切斯，在三十四五岁的时候，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志向和对现实的诸种失望之间的鸿沟。她从少年向成年的过渡时期的特征是成就和社会的承认；而对于他，这是和权力之梦的某种诀别。
她需要他俩像他人一样地生活，过平静有序的生活，虽然对于他俩之中的哪一个，秩序和平静都是不可企及的。她一向企求不可达到的事物。在政治方面，他为革命而战斗，但是她十分惧怕暴力和流血。她性格中矛盾的典型就是：要惊雷沉默，要风暴静止。她推动并激励他走向不可达到的平静生活，虽然意识到，却不注重他私人的痛苦心境。他经常的痛苦感受，这种啮咬他、消耗他的疾病，却被她视为一种毫无意义的精神自杀。她宣称，他正在浪费他自身，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过是因为他野蛮的疯狂而已。在绝望中，她转向了另外一个男人。而姚吉切斯，像一个对于自己创造的精灵失去控制力的魔术师一样，感觉自己丧失了控制力，因而失去了她。
1907年，在他们最终的决裂之后，他们分居。虽然分开，却没有变成陌生人。他为赢回她的全部努力均告失败。有痛苦和愤怒，但是亲缘关系保持了下来。他们继续在一起工作，他们青年时期的社会革命梦想没有因此受到损伤。
她的生活中还有其他的情事，没有什么意义。也许她想要向姚吉切斯、或者她自己证明，就像他有一次在信里对她说的那样，我不需要你的爱情没有你这份爱情，我也能生活下去。但是后来，未及始料的是，她没有能够真正地生活下去。若干年前，他的冷漠触怒了她，她呼喊：我会杀死你的！她没有杀死他。她一切照常，过着一种仿造的生活，直到1919年1月被暗杀。两个月后，在追寻杀死她的凶手过程中，姚吉切斯也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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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埃尔什别塔埃亭格尔
1
爱情和工作，精神和灵魂的某种结合，这是在罗莎卢森堡和莱奥姚吉切斯十五年之久强烈激荡情事过程中她怀有的梦想和斗争的目标。他们情投意合，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如此，而是因为他们不可能违抗如此。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至福。他们的战斗是血腥的。他们分开了，依然相爱，但是被击败。
从一开始，这一关系内部就带有其自身毁灭的种子。他们两个人都受到同样独立和个性之狂热的感染，这是他们最终失败的载体。共同的事业，社会主义，把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却没有支撑住卢森堡的完美结合的梦想，因为他们彼此拒绝了他们两个人为全人类争取的那种自由。改造世界的愿望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但是这一愿望一旦扩展到了他们的私人关系，就变成致命的。卢森堡设计出了她的理想：把完美的国际工人联合会映入她和姚吉切斯的结合，但是二者都没有经受住生活的考验。她对于人性的繁复奥秘一无所知，她决心给姚吉切斯和人类带来幸福但是要遵从她的规定。
她不懂得妥协和宽容。姚吉切斯也不懂。但是他们两个人都不倦地引导对方或者诱引对方让步，也许是为了证实爱情，也许是为了证实权力。对双方来说，在不同的时间，投降表示不同的事物，就像叛逆一样。投降可能被等同于爱情，而叛逆被等同于缺乏爱情，但是也可能是一个通过引发罪疚感而实现统治的机会。彼此都声索对方的独立感，虽然保持独立对两个人都至关紧要。他们没有达到给予与限制自由这二者之间的微妙平衡。在精神上和感情上，他们彼此依赖，但是没有能够把这种依赖关系视为爱情的条件，对于这一关系所带来的限制都感到恼怒。为互相给予呼吸的空间，他们之间经常争斗，分配这样的空间既机警、又嫉羡。
卢森堡的书信（姚吉切斯给她的书信未得保留下来）反映出这一争斗的不同的和互相重合的时期：师生、受尊崇／被尊崇、孩子／父母的关系，及其相反的关系。这个男人自认为造就了她，却被她称为我的孩子，还有叼叼或者丘恰，前者是用在男孩身上的小狗的名字，后者用在女孩身上。如果叼叼淘气，她就停止使用这个爱称。在她重归于好的时候，他却还怒气中烧，反过来对她冷言冷语。书信显示出他们的武器：爱情、诱引、挑衅、回报、惩罚，和作为底线的情欲潜流。两个人都把书信当作代用品，当作每日在一起的生活，当作控制对方的手段卢森堡通知姚吉切斯：我做出决定，不再写信，这不是你认为的报复行为。也不是抵制。书信也算是工作车间，在这里，政治策略被制定出来、同盟关系得到谈判、反对派力量得到评估、军需品文章和讲演被共同起草。他们的做法表明，在政治上，说不出来卢森堡是在哪里开始、姚吉切斯是在哪里结束的。
姚吉切斯是为他的政治工作而生活的。他怀有某种使命，对于这一使命，一切事物，包括卢森堡，都必须服从。即使她不是他初恋的人，他也需要他人知道，他是她唯一的情人。即使她的快乐和他的忧郁冲突，她的欢快和他的寡言少语冲突，他也会开口问她：你爱我不爱？爱得强烈吗？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叫叼叼的人是属于你的？
充当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这一点并没有令卢森堡满足。她善于享有爱情和工作，认为不需要顾此而失彼。她认为他思维的单一性乃是某种疾病的症状，她只能用爱情的强力予以医治。她拒绝接受俄国革命家巴枯宁和涅恰耶夫在《革命教义问答》中提出的革命家生活概念：革命家是一种无我的人；他对一己不感兴趣，对自己的事业不感兴趣；没有感情，没有习惯，没有财物；甚至没有姓名。他的一切都被一个单一的、排他性的兴趣、一种单一的思想、一种单一的激情吸收革命在他身上，家庭生活、友谊、爱情、感激，甚至荣誉的细微情感都被一个单一的冷峻的激情压抑了下去这就是革命事业。[1]虽然姚吉切斯没有名副其实地遵守这一教条，但是这个教条依然是接近他的理想和需要的。
卢森堡不愿意接受他的优先选择，一直没有停止和她唯一的对手人类竞争。你的来信只有、只谈工人阶级的事业，在他们相识早期，她就谴责过他。我打开你的信，看到整整六页纸张都塞满了关于波兰社会党的争论，而关于平常的生活只字不提，我感觉要晕过去了。这是他们往来十年之久的时候，她发出的怨言。
要建设性的工作和积极的行动，同时不放弃家室、孩子和世俗的财物这是她补偿现存种种弊端的工具。他不寻求压抑自然本能而得到报偿，也不努力通过自我承担来减轻他人的痛苦。禁欲主义对于她不仅是殊异的，她还视其为具有破坏性。姚吉切斯几乎视为罪孽和浪费的个人幸福，她视其为她自己为一切人的幸福和完满的权利而展开的战斗的自然延伸。她在信中写道：你虽然对我言无不尽我还是继续演奏这支老掉牙的曲调，追求个人幸福。是的，我怀有受到指责的对个人幸福的向往，而且我还准备为我每天的一份幸福而争执，而且像一头骡子那样顽固。
培育出他们相互冲突的概念的原因，大概是部分地在于他们不同的出身背景，部分地在于他们的自然秉性。姚吉切斯对于资产阶级生活家园、家庭、财产的叛逆态度始于他二十岁之前的少年时代。他出生在一个知名的、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但是他背弃了这样的环境。他用工人家庭取代了他自己的家庭，用一个锁匠作坊取代了高中。武器的恐怖令他入迷，一如间谍阴谋式的行动。虽然因为他有一股独断和傲慢的派头不招人喜欢，但是他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技巧的密谋家而受到尊重。二十岁的时候，在他的故乡维尔诺，他已经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
卢森堡出身于境况尚可的家庭。如果说她不识贫穷，她却目睹了父亲为量入为出的生计所做的挣扎。童年时期，她患胯骨疾病，被误诊，从而给她留下严重瘸腿。一家人十分亲密，都宠爱她这个最小的孩子，她长大成为一个很有自信心的女孩。全家节衣缩食支持她求学，她虽然在十几岁时候就深深卷入革命运动，但还是在华沙读完高中，在班上名列前茅。她很早就领悟到，为了进行斗争，知识不可或缺，但是生活如果没有爱情、家庭和友人，就是不充分的。
卢森堡和姚吉切斯面临牢狱之灾，被迫躲避沙皇的警察。对于姚吉切斯来说，流亡是权力的结束；对于卢森堡来说，则是开始。
流亡对于姚吉切斯来说是一种震荡，他没有能够从中完全恢复过来。在维尔诺，他的生活陷入经常的危险之中，这使得他和他厌倦的资产阶级分割开来。而在瑞士，因为不存在危险，所以革命家的生活没有意义。这里有的是大学的宁静，但是他用不着大学，就像以往用不着高中一样；而且这里还有中产阶级生活的种种陷阱，这就是他的生活。他靠他所咒骂的家庭财富生活，这一点又把他和穷困潦倒的流亡同伴分离开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取代了工人同伴；不行动是冒失鬼的作为。他对强力和指挥的偏好，在理论争论中得不到赏识。未几，他看出来自己受到孤立。他过去的探索令他对自己崇高的精神深信不疑，但是割断了他和故里、工作以及他崇敬的母亲的联系；用卢森堡的话说，他在经常的苦涩中生活。对于失败的恐惧截获了他，一直没有放开他。
卢森堡因为身在异邦，被抛回她内在的资源，所以感觉不到遭受威胁。她依然依恋家庭和国家，没有、从来没有离开姚吉切斯的那种屡战屡败的感觉。她在儿童时期吸收的不同的文化犹太人的、波兰的、德国的、俄国的文化，让她轻易适应了新环境。在瑞士，如果说她看到了什么情况的话，她看到了追求、再追求正义的更好的机会，胜似在俄国绞刑架阴影下面的生活。她在苏黎世大学求学，认真勤奋，像以往上高中那样，而且凭借她非常规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背景对教授们发出挑战，以获得高度肯定的博士论文结束学业。姚吉切斯在十年后离开这个大学，没有获得学位。
他们于1890年在苏黎世会面，姚吉切斯二十三岁，卢森堡二十岁。虽然不算是丽人，但是她以女性特征、力量和明朗的精神令男人着迷。她上半身过大得不成比例，由于曾经罹患儿童胯骨疾病，腿短得像小孩一样，这一点损害了她的形象，但是她自我贬低的嘲讽态度增加了她的魅力。浓密褐色头发下面一双闪闪发亮的大黑眼睛和她热情奔放的性格同样打动了男人和女人。她立即爱上了姚吉切斯；他炽热的精神和超然风度使得他颇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时间没有改变这第一印象。在她一生当中，他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在智力上堪与她比拟、在性方面打动了她的男人。在她身上，他看到了一个饥渴的智者和饥渴的女性；他感觉自己能够满足她的饥渴，这一点给他带来了愉快和力量感。
只有共同的事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说法是一个不充分的论断。相互的吸引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可能不准确。他们如果不是都被吸引到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彼此之间的吸引就可能不多于短暂的一刻这样的论断是可疑的。在1893年，他们一起创建了波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经过多次演进和革命之后，这个政党还依然被认作是现代波兰执政党的先驱者。
为了吸引姚吉切斯脱离日益增长的孤立状态，卢森堡推动他加入了一个小政党；如果说这个小政党距离他自己宏伟设想十分遥远的话，这件事本身却推动卢森堡走上了跻身欧洲社会主义领导人行列的事业。是姚吉切斯开创了她的成功；他提供了技巧和金钱。最重要的是，他承认她具有天才；他觉得，只有在他的辅导下，她的天才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事实上，起初，她是相当怀疑自己的前途的。在会见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之后，她信告一位友人：我去了摩尔尼克斯，但是以后再也不去了，因为普列汉诺夫太精到，说得准确一点，对我来说，他的教养太好了。从和我的谈话中，他能够得到什么呢？关于一切事物，他知道得都比我好，我是创造不出来理念的有独创性的、天才的理念。[2]一年以后，姚吉切斯的这个能干的门徒就对普列汉诺夫的权威发出挑战。但是，她常常为理念而请教姚吉切斯：给我几个理念对于我，写作不是问题。不久以后，两个人就达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合作关系只有两个头脑变成为一个的时候才能达到的关系。在智力上，他们呼吸得有节奏，这是某种大脑急行军。帮忙，看在上天的份上，帮帮忙！她急切请求。我们的开端很好。我写的文章是面团（烤制了一半）我们需要的。只要我知道该写什么，文章布局立刻成形他帮助她探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问题，细察她的研究工作，提出研究主题。在给他寄送文章的时候，她总是写道：我知道你会立即抓住主要线索，给予最后的润色。起初，她为实现期待而协调爱情与工作的愿望增加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强度。她经常前往巴黎，有一次在旅途中她在给他的信里写道：我的感觉和你一样，我梦想在你身边，我唯一的爱。我和自己斗争，斗争得艰苦，为的是不耽误听课等事，赶快去见你。但是我很惭愧。而且，我感觉到，我知道，在我完成我该完成的全部工作之后你对我是更满意的。
渐渐地，他们共同的工作变得充满冲突。姚吉切斯不能原谅、不能忘记，正是通过卢森堡他才卷入波兰的运动的。更重要的是，在数年间，他的政治生存几乎仅仅限于为卢森堡提供她写作所需的理念。莱奥虽然机智聪明，但是他简直就是不会写作，她后来说，一想到要把他的理念写在纸上，他就感到颓然无力。[3]实际上，用铅印文字最终固定下来这件事令他失去力量。这些文字一旦公布于众，就可能反抗他，证实他对于世界的虚妄态度。他是从幕后操作的，他需要避开阳光，避开他人。他不需要他想要拯救的那些人。他唯一的关注所在是制定党的策略，期待卢森堡去付诸实现。对此，她感到恼怒。我正在适应这个观念，她在信中对他说，现在我唯一的任务是考虑选举，然后考虑选举之后会发生的事。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四十岁的妇女正在经受更年期症状，虽然我俩年龄加起来不过六十岁。或者，暂时忍从之后，她常说：我转向接受你的风格。也许你是对的，再过半年我会最终地接受你的理想。这是和她的秉性对立的。
在为他们两个人写作的过程中，她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一种难以忍受的处境。你认为胡乱写点文章，对我就可以了而且还得遵守你谦虚的见解。她字里行间透出反叛的口气。她同意他通过她来锻炼自己的力量，但是不同意他对她施展傲慢的控制。在他们卧室的私密空间里，她可能渴望成为他的小丘恰，但是他想方设法控制她的思想和她每一个行动的做法令她烦恼。如果我是充分独立的，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单独行动，那么这种独立就必须扩展，包括购买一件外套。她的行动很快变成单独行动，其程度超过了姚吉切斯的意愿。
柏林是她的舞台。她降临这个城市，像一只彩色小鸟，华贵而亮丽。虽然是一个女人，年轻，是犹太人，也是波兰人，却在1898年的三个月之内就得到一个编辑职位：这是强有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的一份重要报纸。经验丰富的社会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考茨基、克拉拉蔡特金都成为她的友人。对手们看出她是一个强有力的对立面。她的勇气和智慧，她火焰般的演说词，她利刃般的笔，都令人信服，令人震惊。姚吉切斯在她事业中的分量，一如既往地是不可忽视的。他的书信每天都在激励她的思想：你最近一封信给了我一整篇文章，文章像一颗宝石一样闪耀她立即承认：我是逐字把它翻译出来的。
有一次她担心，自己的成功会毒化他俩的关系，因为他的傲气和多疑。现在，她对他多方好言相告，她取得成功的唯一目的是给予他精神的支持；她幸福地沐浴在新发现的荣耀之中。现在她被尊为神性的征服者。但是，政治上的成功没有补偿不圆满的个人生活。她和姚吉切斯分享的喜悦诱引了她。他的一句话谁的手也不如你的手，纤细的巧手，不断在她耳际回响。离开他的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折磨，是对往日极乐的提示。在苏黎世，她信告姚吉切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黑暗中我俩互相拉着手走路，仰望山岭上方的新月一起提着（食品）上楼橘子，奶酪晚餐吃得多丰富用那张小桌至今我还闻得见那天夜晚的气息。对于欢乐的记忆和她不喜欢的孤独形成对照，从而令她心中充满真实的和想象中的恐惧。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和他有一个家，有一个和他生的孩子。
但是，在两年中，姚吉切斯都拒绝和她住在一处。从苏黎世，他继续寄送命令、劝告、指责，通过她来影响历史这是他终极的梦想。对于这种经验的代理性质他感到恼怒，同时为她的成功感到自豪，却又觉得嫉妒，所以惧怕她公开地作为夫妻一起生活的要求。只有她的最后通牒，才迫使他慢腾腾地来到柏林。他成了一个没有士兵的光杆司令，女王的丈夫，现在，坐在他们的公寓住宅里阅读她的报告，内容全是她十分成功的旅行和所受的空前的欢迎。
卢森堡也不觉得高兴。真实的生活依然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还在幼小的时候，她就坚信，真实的生活是隐藏在高耸的屋顶后面的。在她和姚吉切斯分手后，她写道：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努力寻找这样的生活，但是它总是隐藏在一个或者另外一个屋顶的后面。[4]她的爱情从来没有得到完满的回报。姚吉切斯继续躲避她。她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把他们分开的地理上的距离。
因为对于他的内心生活感到嫉妒，她忍受不了这样的想法：他的一部分生存情况，令她不可接触。我感觉是一个局外人，她抗议，同时又用这样愤激的话来折磨他。她领悟到，自己常常不明智地伤害他的自豪感、令他痛苦和退避这样的感受使得她为姚吉切斯的灵魂所做的战斗更加猛烈、更加没有指望，使得他更加竭力维护他的生存所留下来的东西。她给予的时候，他感到不畅，不给的时候又感到不快，她让他知道她愿意给予的时候，他暴怒。他要求她给予毫无保留的注意，但是他度量和指派这样的注意力。他认为对于领地的入侵超出界限，他都不懈地、严格地禁止。他想让她保持依赖，保持住她，而他自己则保持独立，以证实自己是一个打造天才的人。他不想承担她幸福或者不幸的责任，却也不想放开这个责任。如果她感到不幸，他就感觉罪咎；如果她幸福，他就感到自己受骗。
时间的流逝在他们之间滋生出某种嫌隙。她对于自己的认知和姚吉切斯在她生活中的地位的认知，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她三十岁、已经是一位名人之时，和在她二十岁默默无闻之时是不一样的。姚吉切斯，在三十四五岁的时候，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志向和对现实的诸种失望之间的鸿沟。她从少年向成年的过渡时期的特征是成就和社会的承认；而对于他，这是和权力之梦的某种诀别。
她需要他俩像他人一样地生活，过平静有序的生活，虽然对于他俩之中的哪一个，秩序和平静都是不可企及的。她一向企求不可达到的事物。在政治方面，他为革命而战斗，但是她十分惧怕暴力和流血。她性格中矛盾的典型就是：要惊雷沉默，要风暴静止。她推动并激励他走向不可达到的平静生活，虽然意识到，却不注重他私人的痛苦心境。他经常的痛苦感受，这种啮咬他、消耗他的疾病，却被她视为一种毫无意义的精神自杀。她宣称，他正在浪费他自身，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过是因为他野蛮的疯狂而已。在绝望中，她转向了另外一个男人。而姚吉切斯，像一个对于自己创造的精灵失去控制力的魔术师一样，感觉自己丧失了控制力，因而失去了她。
1907年，在他们最终的决裂之后，他们分居。虽然分开，却没有变成陌生人。他为赢回她的全部努力均告失败。有痛苦和愤怒，但是亲缘关系保持了下来。他们继续在一起工作，他们青年时期的社会革命梦想没有因此受到损伤。
她的生活中还有其他的情事，没有什么意义。也许她想要向姚吉切斯、或者她自己证明，就像他有一次在信里对她说的那样，我不需要你的爱情没有你这份爱情，我也能生活下去。但是后来，未及始料的是，她没有能够真正地生活下去。若干年前，他的冷漠触怒了她，她呼喊：我会杀死你的！她没有杀死他。她一切照常，过着一种仿造的生活，直到1919年1月被暗杀。两个月后，在追寻杀死她的凶手过程中，姚吉切斯也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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