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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赫伯特西蒙的研究横跨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和信息科学等诸多领域，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惊诧的成就，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 人类*后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可以说，在他多变的职业生涯中，*恒定的东西就是成功。
◎西蒙经常引用博尔赫斯的名作《小径分岔的花园》来比喻自己的人生。令人好奇的是，一位对高效公共管理感兴趣的政治学家，是如何成长为心理学认知革命的旗手和世界*计算机科学学院的创始人的？这位在迷宫岔路上不断求索的问题求解者，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他的自适应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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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西方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旧有的秩序几近瓦解，以复杂性和依存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在阵痛中诞生。这个纷繁复杂的新世界是否潜藏着可以被人把握的秩序？个体的理性是否存在限制，又是否有意义？组织中的个人如何做出选择？
赫伯特西蒙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同样的问题意识为根基，他首先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小试牛刀，旋即转向数理经济学，并以影响深远的有限理性概念摘取197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20 世纪50 年代中期， 他又着手研究人类问题求解过程中的心理学，这项工作为他赢得了美国心理学学会的*奖项终身成就奖。与此同时，他还和同事艾伦纽厄尔共同开发出了会思考的机器逻辑理论家。正是这个程序宣告了人工智能的诞生，并让西蒙登上了图灵奖的领奖台。
从政治学出发，途经管理学、运筹学、数理经济学、认知心理学，最终落脚于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赫伯特西蒙的成功贯穿其学术生涯的始终。在学科划分越来越细、专业程度越来越高、通才近乎绝迹的20世纪，能在如此多的领域取得如此耀眼的成就，这本身就是一个谜。西蒙为何一再改换专业？他的思想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时代思潮在他身上打下了什么烙印，他又怎样塑造了学术的前沿？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西方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旧有的秩序几近瓦解，以复杂性和依存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在阵痛中诞生。这个纷繁复杂的新世界是否潜藏着可以被人把握的秩序？个体的理性是否存在限制，又是否有意义？组织中的个人如何做出选择？
赫伯特西蒙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同样的问题意识为根基，他首先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小试牛刀，旋即转向数理经济学，并以影响深远的有限理性概念摘取197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20 世纪50 年代中期， 他又着手研究人类问题求解过程中的心理学，这项工作为他赢得了美国心理学学会的*奖项终身成就奖。与此同时，他还和同事艾伦纽厄尔共同开发出了会思考的机器逻辑理论家。正是这个程序宣告了人工智能的诞生，并让西蒙登上了图灵奖的领奖台。
从政治学出发，途经管理学、运筹学、数理经济学、认知心理学，最终落脚于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赫伯特西蒙的成功贯穿其学术生涯的始终。在学科划分越来越细、专业程度越来越高、通才近乎绝迹的20世纪，能在如此多的领域取得如此耀眼的成就，这本身就是一个谜。西蒙为何一再改换专业？他的思想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时代思潮在他身上打下了什么烙印，他又怎样塑造了学术的前沿？
带着这些问题，科学史家亨特克劳瑟海克以冷静而不失温度的笔触，讲述了赫伯特西蒙作为思想深邃的学术领袖和长袖善舞的社会活动家的一生。西蒙力图弥合学科鸿沟的雄心壮志、对理性与秩序的坚持和信仰，以及把抽象概念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执着探索，都足以为我们带来永恒如新的启发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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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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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克劳瑟海克（Hunter Crowther-Heyck），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科技与医药史博士，俄克拉荷马大学科学史教授。他以研究20世纪科学史为志业，为写作本书，不仅翻阅了无数档案、论文，还多次与西蒙本人会见讨论。本书书稿亦得到了传主西蒙的审定和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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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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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无）局限的理性
第一章 小径分岔的花园
第二章 芝加哥学派与关于控制的科学
第三章 数学、逻辑以及关于选择的科学
第四章 研究与改革
第五章 管理人或者受控的选择
第六章 决策与修正
第七章 构建自己的环境
第八章 理论的孤岛群
第九章 大脑和机器的新模型
第十章 程序即理论
第十一章 认知革命
第十二章 自适应人，有限的问题求解者
第十三章 人工的科学家
第十四章 专家问题求解程序
结 论 模范科学家
附 录 革命的资助者
注释
资料来源笔记
致 谢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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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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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1 月初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又译作司马贺）在卡内基理工学院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课堂上，用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消息作为开场白：在圣诞节假期期间，艾尔纽厄尔（Al Newell）和我发明了一台会思考的机器。一台会思考的机器！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宣言，简直堪比炼金术。但比这个宣言更了不起的，或许是说话的人，以及说话的地方。说话的人持有的是政治学博士学位，而不是工程类或者数学类的学位，说话的地方是工业管理学院的课堂。
西蒙的思考机器是一套计算机程序，叫作逻辑理论家（Logic Theorist）。这套程序于1955 年年末设计，1956年8 月首次在计算机上运行，并被很多人视为人工智能存在的证据。这个程序，是为了证明伯特朗罗素（BertrandRussell）和艾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fred NorthWhitehead）的著作《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中的定理而设计的，该程序仅使用了他们的基本公理和在此过程中一步步证明出的定理。这种做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一个定理的证明过程甚至比罗素和怀特海的方法更漂亮。（当激动难抑的西蒙把这个消息告诉罗素爵士的时候，他很有风度地回复：得知《数学原理》现在可以由机器来证明，我很高兴。真希望我们能在花费10 年徒手计算之前就知道有这种可能性存在。
逻辑理论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同样十分具有启发性。创造它的背后故事，向我们揭示了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出现的诸多事实。它也展示出行为科学家对科学和精神的理解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几乎使大脑和机器成了同义词。
本书将解释西蒙认为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他为什么认为这项成就有意义，以及一位对高效公共管理感兴趣的政治学家，是如何成为心理学认知革命的旗手和世界最顶尖计算机科学学院的创始人的。本书不仅要介绍一位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的职业生涯，也将展示他生活和工作的世界，这个他付出了很多努力去塑造的世界。
赫伯特西蒙
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 年6 月15 日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2001年2 月9 日辞世，享年84 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活跃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岗位上，是该大学的灵魂人物。
他的职业生涯丰富多彩，令人着迷。1943 年，西蒙从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以政治科学家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1947 年，他发表了题为《管理行为》（Administrative Behavior）的论文，研究方向是公共管理。1950 年年末，这本书与他后来的著作《组织学》（Organization）一起，成为商业教育、公共管理和组织社会学课程的基础教材。《管理行为》现在已经是第4 版，堪称20 世纪政治学、公共管理和管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10 本书之一。《组织学》同样保持着社会学和管理培训基础教材的地位。
然而，他做政治学家的时间并不长。20 世纪40 年代晚期，他开始了计量经济学领域的工作，并以在该领域的成就获得了197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他
开始研究问题求解过程中的心理学；后来，这项工作为他赢得了美国心理学学会的最高奖终身成就奖。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他编写了自己的首批计算机程序，和同事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一起，走上了计算机领域最高荣誉计算机学会图灵奖（Turing Award）的领奖台。
随着西蒙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拿到了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的教席，他的职业道路在20 世纪60 年代中期之后变得顺风顺水。然而，他仍然找出时间，在科学哲学、设计理论以及社会学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他的著作清单上的内容有800 多条，按学科分类的话，涉及的领域（至少）包括：政治学、公共管理、管理学；运筹学、系统理论、组织理论、决策理论、经济学（包括公司理论、博弈论、经济史和计量经济学）；社会学、生物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纯数学、哲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多样这个词甚至都不足以描述他的知识兴趣或者成就。
西蒙创建机构，同时提出思想。他协助建立卡内基理工学院工业管理研究生院（GSIA），率先把行为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引入管理教育。西蒙和同事们倡导的思想和技术很快进入几乎所有的商学院，助力打造了现代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
也是在他的领导下，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系从一个二流院系一跃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院系。他还是这所大学最负盛名的计算机科学系（现在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在他来到卡内基理工学院（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之前，该校心理学系的知名度还走不出匹兹堡。然而，主要得益于西蒙，它成了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认知革命的先锋，最近几年，在这个学科的引用影响力方面，它已经排名第一。类似地，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从20 世纪60 年代中期诞生以来，一直排名全国前三。例如，研发出深蓝（Deep Blue）的团队中，就有好几位成员曾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学习。这台计算机在1997 年击败了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珀罗夫（Gary Kasparov）。
另一方面，西蒙在科技政策领域也很活跃，而且极具影响力。他是某基金会负责行为科学项目的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的主要顾问，也是在美国国家科学院为行为科学游说的卓有成效的说客，同时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科技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作为社会学研究学会的会员，他在政策与规划委员会和理事会任职，包括为期三年的理事会主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另外，他还是首位任职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行为科学专家。他利用职务之便，
大力推进社会学领域的行为科学革命，并鼓励行为科学专家成为国家科技政策精英。
这些连篇累牍的成就表明，西蒙的影响力横跨诸多领域，遍及多个场所，从政治学到计算机科学，从部门会议到高级委员会。事实上，我最初开始研究西蒙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似乎他职业生涯中唯一恒定的东西就是成功：如此众多的领域，如此众多的项目，如此众多的论文。关于他这个人，我们能提出的关键问题好像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心血来潮的举动？这些问题又似乎太个人了，不可能有太大的意义。他就是一位具有拓荒者灵魂的有天赋的数学家而已。这样似乎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说清楚了。他的数学才能让他能够为不同领域做出贡献，因为这些领域都在不遗余力地寻求数学的严谨性，而他拓荒者的冲动，意味着一旦看到周边的领域有机会冒头，他就准备投入下一个新的疆场。足够简单吧。
不，这太简单了（幸亏如此）。西蒙确实是典型的次子，需要勇敢、标新立异，搞出些亮眼、闪光而且新鲜的东西来，但这不是他最深层次的激情。他的数学才能是杰出的，但他最大的贡献是概念，而不是公式。至于他职业生涯中的那些突然转向，工作中似乎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我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这个问题：我涉猎广泛这件事情，常常得到别人的赞扬，我想他们是真诚的，（然而）这些赞扬很大程度上让我无法消受表面上看似乎很分散，其实更接近于偏执。
这确实是一些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像是为了符合未来而重构过去。是的，事实就是如此，但又远不止于此。尽管他的好奇心让他的工作五花八门，但要从复杂的表象之下找出一种模式，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这种模式很难一眼看出，因为它不能映射到大众广泛认可的学科结.上。然而，当我们不再削足适履，不再试图把西蒙装入按照现在的学科边界限定的模子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西蒙对单组紧密相连的目标的追求是惊人地一以贯之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他确实重新修订过这些目标，所以，他职业生涯的轨迹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但这条曲线是连续的，没有断点。
这条曲线是什么形状的？它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终点开始不是西蒙命运的终点，因为那是无法预期的，而是他目标的终点，是恒定的。这个基础的目标，这个驱动西蒙所有工作的目标，简单但却远大，那就是把人类思想和行为这个复杂且混乱的世界带入到理性的经验科学的范畴里。
关于选择的科学与关于控制的科学
对于西蒙来说，这项探索始于人类行为在社会环境中的原子现象。他相信，最具原子性的现象就是选择这种基本行为。如果能够揭示人类社会的原子如何以及为什么选择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做另一件事情（遗传与个性、教育与环境的力量如何协力促成某个人选择右边或者左边的路），如果可以弄清个体如何做出选择，或许就可以构建起关于人类行为的真正的科学体系。
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西蒙形成这个目标的时候，面对选择这个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强大的、影响广泛的、明显势不两立的处理方式。每种方式的支持者都把自己的方式看作通向伟大综合的正确道路，并寻求把另一方的元素纳入其中，然而总是功亏一篑。其中一种方式强调个体社会原子的选择自由，把个体视为意图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者。这种理解人类行为的方式得到了正在崛起的数理经济学先驱们的认同，尤其是芝加哥的考尔斯经济研究委员会（theCowle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里的那一批。这种观点主要把物理学和工程学看作思想和灵感的源泉，而效率是他们的中心概念之一。这一派的思想被概括为博弈论、新古典效用理论和统计决策理论，统称为关于选择的科学。
看待人类行为的另一种基本方式认为，个体是可塑的生物体，由其社会环境塑造。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多数学者都认可这种观点，包括行为主义实验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统称为关于控制的科学。生物学，尤其是实验生理学，是典型的关于控制的科学，而适应是一个关键的概念。这种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ell）和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对宣传和权力的心理学研究、约翰布罗德斯华生（John B. Watson）的激进行为主义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社会学。尽管每一派的支持者都把自己的道路看作通向统一的行为科学的康庄大道，但是西蒙认为二者都缺少了某些对方才能提供的本质性的东西。例如，帕森斯把他的社会理论称为社会行动的唯意志论，但在其结构功能主义中，几乎没有留给个体选择的空间。对于相信生活中唯一真正的确定性是必须承担个人道德选择的重担的人来说，这个说法恐怕很难成立。
又如，在关于选择的科学中，参与者在生活博弈中的每一步，就好像他们对自己所做的选择拥有完整的认知和完美的理由一样。西蒙认为，其实很简单，这些都是虚幻的假设。8 正如他给一位同事的信中所写：我们需要的选择者，不那么像神，而更像老鼠。即便只是意图接近这种高度理性化，这个世界对于人类来说都显得太过复杂了。
如何从这两种全然相异的人类行为模式中开创出一种统一的科学来？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也不会是一条笔直的道路。然而，西蒙不懈的努力将其工作的所有方面都和谐地
统一了起来，最终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以科学、人性和自然模型的嵌套集合的方式，把关于选择和关于控制的科学融合在了一起。
然而，西蒙并没有从职业生涯伊始就寻求创造这种统一的多层级模式。相反，他从几个基本假设入手，尝试对这几个假设进行精心加工、详细描述和形式化。首先，他相信自然界存在某种秩序，甚至人类的天性也是如此。其次，他假定这个秩序是普遍的，这就意味着复杂和局部一定是的简单和全局的具体体现。第三，他坚持认为，这种秩序是人类通过观察和推理能够认识到的，而不是靠天启。第四，他从来不怀疑，人类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也是有意义的。
在这些假设所形成的广泛框架内，西蒙致力于发展人类行为特定方面的专门理论，尤其是那些与组织内部决策有关的理论。这些研究让他不断审视、提炼并形式化自己的假设。这些更加全面详尽的假设随后形成了一个基础，从而把他在一系列领域内的研究成果连接起来。因此，西蒙的早期项目是通过它们各自与选择问题的联系，通过认为它们之间全都以某种方式相连的直觉而关联起来的，而他晚期工作之间的关联性则更紧密、明确。他的很多项目都是一个完整计划的组成部分，而且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之后，他每迈出新的一步，心里都在默念着这个综合模式的发展。
这个综合模式，是一个嵌套模型集合，体现了西蒙的官僚主义世界观。我之所以给它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西蒙把大脑和机器、有机体和组织、个人和机构全都定义为层级系统，它们尽管力量有限，但都尽其最大可能，尽可能地高度专业化，然而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都被锁死在为适应环境而不断的奋斗中。对于他来说，大脑和计算机是典型的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则是典型的大脑。
应景地，在西蒙的世界图景中，这种官僚化在多个层级发生。它涉及把世界重新定义为一个复杂的、层级化的系统，把各种科学重新定义为对该系统的子单位的研究，把人文科学重新定义为针对这类复杂系统的研究，而这些系统以有目的的自适应行为为特征。为了与这种科学模型保持一致，西蒙把关于选择和关于控制的科学重新定义为关于这种新的、更高层面的自适应系统的科学的组成部分。这种新科学的目标是构建形式化的人类行为模型，其方法是开发能够让一个复杂系统（比如计算机）模拟另外一种行为（比如人类大脑）的程序。因此，逻辑理论家不仅是一个新的计算机程序，还是关于科学和大脑二者如何工作的理论。系统和有限理性的思想，是这种新理论的柱石。
对于西蒙来说，整个世界都是一个系统。经济、家庭、有机个体、细胞、原子，都是复杂的层级结构系统。说它们是系统，意味着它们的组成元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很高。说它们分层级，意味着它们具有树状结构，因而能够分解成子系统、子子系统，并一直这样分解下去。说它们复杂，意味着层级结构中某个层级的系统行为，难以通过对较低层级的元素属性的认知来预测。把世界预设为一个系统，对于西蒙提出的问题以及他用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把世界看作一个系统，让西蒙把注意力集中在系统性的属性上，比如系统元素的组织、它们相互交流的方式、系统如何保持平衡以及整个系统用以适应自身环境的方法等。
其次，把世界看成一个系统，支持了行为功能分析法。在西蒙看来，要了解个体，就只可能通过它们的行为来了解，而要了解和识别这些行为，就只能观察它们对所属系统的其他元素的影响。不仅人类是如此，物体亦然：对于西蒙来说，甚至像质量（mass）这种自然属性和个体属性，实际上也是物体在某个具体系统中的属性，而不是物体本身的属性。
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也建立于系统的观点之上，这两种理论关注的是系统成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它们的固有属性和个体属性，从而使现象分析得到了根本性的简化。执行某种功能的个体，远比具有独特历史和天性的个体更加容易理解，而对个体功能的分析，只有在它们作为系统组成部分的时候，才有可能进行。
再次，把世界看作一个系统，有助于数学上的形式化。它不必然走向数学分析（塔尔科特帕森斯为证），但是，它确实让社会科学数理化自然而然地成为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对于西蒙来说，改革后的行为科学毫无疑问将是数学化的，因为数学是科学发现的基础语言。他很喜欢引用傅立叶对数学的赞美：数学与大自然一样浩瀚无边；它定义了所有可以认知的关系，度量着时间、空间、力它的主要特征就是明确；它没有表达含混概念的符号。它把最多样的现象结合在一起，并揭示出把它们团结起来的那些秘而不宣的相似之处。它似乎是人类大脑的一种天赋，注定就是用来补充生命的缺陷和感官的不完美的。
西蒙相信，这种类型的数学形式主义适合用来对复杂的自适应系统进行建模，比如人类以及人类建立的世界，然而，它看起来并不像刻画了过去科学的特征的那种数学形式主义。新的形式主义不是表现了古典物理学特征的微分方程系统，也不是表现了量子力学特征的随机微分方程系统。相反，专门描述复杂自适应系统行为的形式主义，应该反映系统的层级结构，并能够描述一系列连贯的行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形式就是程序。西蒙没有发明程序的概念，但他率先提出，程序是研究自适应系统的各个学科的基础形式。
官僚主义世界观的第二个概念基石，是西蒙标志性的有限理性原则。在他看来，人的理性是有边界的。设定边界的，不是热情或无意识，而是作为信息处理器的人类有机体的固有限制。简单来说，人类大脑表达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跟问题的大小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而在现实世界里，客观理性的行为需要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结果就是，人类参与者必须建立一个真实环境的简化模型，以便处理这些问题。面对这些简化的模型，人类表现得很理性，但这些行为与客观理性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理性选择是存在的，而且也是有意义的，但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要做到理性，我们需要具备足够多的知识，或者说处理的速度要足够快，而完全只靠我们自己，这些都是做不到的。我们需要帮助，而这个帮助由我们所从属的组织提供，比如家庭、公司、政治机构。事实上，在西蒙看来，对问题的求解过程进行简化，是我们建立组织的首要原因。很简单，我们称之为组织的行为模式，对于广义上的人类理性是基础性的。理性的个体是，而且必须是，组织化且机构化的个体。因而，组织强加于理性的限制，并不是韦伯式（Weberian）的官僚统治铁笼。恰恰相反，它们正是让理性成为可能的推手。
有限理性原则是西蒙在所有领域中的基础性建筑材料，从公共管理到经济学，再到人工智能。它看似是个简单的概念，但在这些领域中，都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比如在经济学领域，它沉重打击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概念中利润最大化的理性这个获得广泛认同的假设。类似地，在反对试验心理学领域严格的行为主义方面，有限理性概念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相信大脑在构建世界模型时的积极作用。
对西蒙的科学哲学来说，有限理性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认为，简化模型的构建和检验，是所有思想的精华，甚至科学思想也是如此。西蒙对模型和建模的重要性的认识，可以从他一些著作的名称中窥见一斑：《人的模型》（Models ofMan）、《思想的模型》（Models of Thought）、《发现的模型》（Models of Discovery），以及《有限理性的模型》（Models ofBounded Rationality）。他甚至将自己的自传命名为《我生命的模型》（Models of My Life）。
在西蒙对科研事业应该如何组织的看法中，有限理性同样具有很大的意义。比如，有限理性让他倡导跨学科研究，因为学科划分会以不健康的方式限制理性。尽管他真心实意地支持专业化研究因为学科这样的社会组织对理性地解决问题来说至关重要但他相信，这些研究必须被协调和综合起来，否则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因此，西蒙努力将他所属的机构卡内基理工学院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建设成跨学科研究中心，他也有意识地支持跨越学科边界的人士和项目。
变革和持续性
把关于选择和关于控制的科学结合在一起是西蒙毕生奋斗的成果，西蒙所抱持的新官僚主义世界观也促使他重新定义了很多基础性的问题。首先，他寻求厘清社会组织如何影响组织内部的个体成员做出选择，稍后又努力揭示我们内部的心理组织如何影响作为个体的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选择问题的重新定义，催生出很多其他变化，每一种变化都很微妙而且很重要。其中包括：工作的重心从组织理论转向复杂信息处理理论、从偏向社会心理学转向偏向个体心理学、从对决策的专注转向对问题求解的兴趣。
西蒙从一个学科转换到了另一个学科，前一个学科的模型以文字为主，通过访谈、调查和观察群组行为来验证，尤其是田野试验；后一个学科在计算机上设计模型并检验内部一致性，并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验证外部一致性。甚至西蒙的同事群体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数理社会学家的跨学科群体变成了一个边界更为明显的认知和人工智能研究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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