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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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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华夏即崇尚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推崇以礼治国，以礼教化。这种思想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在东亚文化圈形成潮流。一众中华文化迷弟纷纷前来取经，回国后量力推行。这其中，尤以古代朝鲜为代表。细察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不仅可以对中国礼学、古代软实力作一案例解析，更可从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本地化的过程中看到中国礼学思想的弹性和广度，从而拓宽对中国文化理解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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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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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介绍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1910年以前）的流传、本地化过程，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对朝鲜三国时代、高丽时代、朝鲜时代、中国乾嘉时期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情况进行了整理；中编介绍了古代朝鲜在国家制度、社会教化层面吸收中国礼学思想进行的建设；下编则关注于古代朝鲜著名的礼学家对中国礼学的探讨研究。全书基本覆盖了礼学思想涉及的主要层面，对于理解古代中国和古代朝鲜的文化借鉴、吸收具有指导性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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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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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男，1949年10月生，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经学研究中心主任。常年从事中国古代史、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儒家经典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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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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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一、三国时代中国古礼的初步传播
三国时代是朝鲜半岛开始走向全面儒家化的滥觞期，中原王朝礼仪文明在此时得到了初步的传播。
二、高丽时代的儒学与礼制
高丽时代的礼制比之三国时代已有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礼制的格局已经基本建立。但总体而言，还远远没有进入到礼制化的时代。
三、朝鲜时代《朱子家礼》的播迁
《家礼》的推广，使朝鲜从偏在四夷的化外之地，发展成为虽兵戈创残，委巷治丧之家犹秉朱礼的礼仪之邦，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的文化面貌，并深刻地影响着朝鲜社会的文化走向。
四、乾嘉时期朝鲜学者的燕行
北学派通过对中国社会的亲身游历和考察，看到中国不仅没有成为夷狄、犬羊，而且文物灿烂，依然是中华文明的大宗之所在，提出了向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文化学习的主张。
中编
五、《经国大典》与朝鲜时代的职官礼
《经国大典》是朝鲜半岛第一部官制文献，也是朝鲜王朝最重要的法典之一。它的诞生意味着朝鲜官政正在走向成熟，显示了朝鲜礼制建设所达到的新水平。
六、《国朝五礼仪》与朝鲜礼仪制度的确立
《国朝五礼仪》是一部博采中国古今礼仪之长，又糅入朝鲜色彩的国家大典,对于稳定长达五百余年的朝鲜王朝，对于敦化民俗，都起了重大的影响。
七、朝鲜时代的礼讼与君统、宗法诸问题
所谓礼讼，是指在宗法制度下，由于王位继承的正统性、丧服的等差、宗室勋戚的封号等礼仪问题所引起的争讼。朝鲜社会性质与中国相同，但礼讼频繁与激烈的程度却远远超过中国。
八、朱熹礼学与朝鲜时代乡风民俗的儒家化
在朝鲜走向儒家化的进程中，乡风民俗的变化极为明显。从儿童、学校到乡村、家庭，无不以儒家思想为行为准则。朝鲜王朝持续的时间达五百余年，与社会、家庭的稳定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而朱熹则是朝鲜时代乡风民俗儒家化的功臣。
下编
九、郑逑与《五先生礼说》
《五先生礼说》为朝鲜礼学史上之重要著述，史料详赡，史实与理论并重，极富学术价值，读者可由此探究圣人制礼之本意，而知晓权度折衷、临时应变。
十、《家礼辑览》与金沙溪的解经之法
尽管朝鲜时代是性理之学盛行的时代，但依然不乏通晓汉学门径、精于考据之学的学者。金沙溪谙熟《周礼》《仪礼》《礼记》及历代典籍，《家礼辑览》的解经成就，堪称朝鲜时代礼学家的典范。
十一、丁茶山礼学与清人礼学之比较
朝鲜立国以后的几百年中，社会稳定，中间没有出现像明清之际那样的政权更迭，宋明理学不仅没有受到冲击，而且成为朝野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从某种程度上说，茶山礼论，是朱熹性理学说中包含的礼学思想延续。
十二、茶山的考据学
明亡之后，中原学风丕变，考据学蓬勃兴起。而朝鲜学术界并没有出现类似的变化，主流学术仍是性理学，因而考据学家不多，比较重要的只有秋史金正喜和茶山丁若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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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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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弁言
本书的主题，是中韩文化交流。中国的儒家学说，如何经由朝鲜政府与学人的考察、导入、消化、吸收，引进朝鲜半岛，构建起以孔门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理念的国度，这是中、韩两国学术界的共同课题。中国从西周周公制礼作乐以来，便是礼治的国家。中国之礼，学术与制度兼备。曾国藩总括儒家文化的特点时说，治国以礼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近代学术泰斗钱穆先生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本书试图从古礼，即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及由此生发而来的典章制度之学出发，考察朝鲜半岛儒家化的大致过程。
在历史上，儒学对于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对于民众价值体系走向认同，起了主导作用。晚近以来，西学东渐，儒家文化遭受无情摧残，东亚文化面貌开始变异，进而出现了对儒家文化是否还有现代价值的质疑。在此，我回想起当初与韩国的密切交往与种种见闻。如果我们能以邻为鉴，看看韩国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因为我们拥有基本相同的历史与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韩两国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恢复与发展经济。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经济满目疮痍，许多山头被炮弹炸得寸草不生，有老人告诉我，不少地方连一块烧饭用的柴火都找不到。联合国派员赴韩考察后的结论是，若再不予以人道救助，则该国人民难以生存。60年代初，韩国经济在艰难中起步，普通人连一日两餐都难以为继。未来的韩国之路如何走？是否一心拼经济即可？令人眼睛一亮的是，韩国人清醒地认识到，物质与精神不可偏废，当同步发展。精神文化虽不能像经济那样带来可观的利润，但对于塑造民族精神，提升民众素质，却有着自然科学无可取代的巨大作用。
1965年，50位著名韩国学者倡议成立民族文化推进会，以传承与振兴传统文化，高扬爱国精神为己任。1970年，朴正熙政府拨款修葺500年前朝鲜鸿儒李退溪创建的陶山书院，拓展书院附近的道路，以此作为国民教育的基地。1978年，韩政府创建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其宗旨是：研究民族文化的精髓，坚定主体的历史观和健康的价值观，探索未来发展的坐标，弘扬民族振兴的国民精神，为民族文化的畅达作贡献。可见，韩国上层对于精神文化的重建，旗帜鲜明地立足于民族文化，而非西方文化。这种理念，可谓弥足珍贵。
民族文化的重建，离不开民间的响应与配合，否则就只是漂亮的口号。令人由衷钦佩的是工商界的鼎力配合，慷慨解囊者不乏其人。这里尤其要提及的，是韩国退溪学研究的三位主要推动者，退溪研究院院长李东俊、国际退溪学会理事长李龙兑、退溪研究院理事长李源纲等三位实业家。退溪，是韩国朝鲜时代鸿儒李滉的号，韩国儒学的标志性人物，素有海东孔子之称。李东俊出身儒学世家，担任仁川制铁株式会社董事长，企业资产雄踞全韩第二。其父六十大寿时，各界募集巨资，拟按照传统礼仪举办盛大的回甲宴，被李先生婉谢，他用此笔款项建造一座大型图书馆，捐献给家乡安东市。为了弘扬韩国学术文化，李先生又着手创办退溪研究院。李东俊先生出资建造研究院大楼，并延聘学者收集、整理、出版退溪文稿。为了扩大韩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退溪研究院以两年一届的节奏，在各国举办退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李先生去世后，将全部财产捐赠退溪研究院，其高风亮节，成为全社会的楷模。李龙兑先生毕业于汉城大学今首尔大学物理系，其后远赴美国学习计算机，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韩国规模最大的通讯公司的董事长；公务之余，涵泳于儒家经典，学养很深。某年，李先生之子行将赴美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李先生谆谆教导，出洋留学，首先要有本国的文化根基，无论何时都不可忘记本国的文化传统。为此，李先生要求其子在六个月之内背诵完《孟子》，方可出国。其子未能按时背完，李先生决定推迟其签证日期，直到其子全文背完《孟子》，方才允许出国。此事一时传为美谈。李源纲先生毕业于汉城大学历史系，能背诵四书，精通古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因迫于生计，到公司谋生，后来成为三又精密社的董事长，他不仅多次捐献巨资于退溪研究院，而且筹建学术财团，希冀能奖励各国杰出的人文科学学者。
以上三位先生的共同特点，是自幼受儒家文化熏陶：李东俊出身儒学世家，李龙兑的家乡庆尚北道是朝鲜时代书院最密集的地区，李源纲先生亦然。一心向慕儒学，而生不逢时，或无法入学，或学后没有营生，故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后代创造读书和研究的环境。
儒学在韩国民间有深厚的基础。韩国许多学术团体，背后都有后援会支持，成员大多是资产规模较小但向慕儒学的理事长，乐于赞助学术团体的各项活动。但凡是举办纪念本乡本土先贤的学术会议，或者是当地的乡校的祭享、讲学活动，捐助者都非常踊跃。
上述数事证明，古代朝鲜浸润于儒家文化数百年，形成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尽管饱受外敌入侵，历经患难，但儒家文化的根荄犹在。古诗有云：菁莪造士，棫朴作人。儒家之士，志在经世致用，淑世救民，故一有机会，依然生机勃发。60年代的韩国尽管生活困窘，但举国上下不失文化精神，故能坚忍不拔，积二十年之功，经济成功起飞，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
时至今日，中韩文化交流的空间依然很大，此举一例。笔者访韩归来，写过多篇介绍当代韩国儒学的文章，其中一篇谈及我在首尔白云山公园意外发现一座弓道馆，墙上挂着《礼记射义》中论述周代射礼人文内涵的语录，教练听说我来自中国，便取出一把古代的弓，说是角弓，并做了张弓的示范，这令我大吃一惊。以前读《诗小雅角弓》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句，从未往心里去，以为是早已湮灭在历史尘埃中的器械而已。此事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颇大。归国之后，我撰文介绍此行，在媒体刊发。出乎意料，此文居然被素昧平生的中国国家射箭队前总教练徐开才先生读到，引发了他的兴趣，从此，我们成为莫逆之交。徐先生多次邀请我参观射箭比赛，与运动员交流，使我对周代射礼有了全新的认识。由此，我开始研读《仪礼乡射礼》，探究其礼法、礼义，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我撰写的《从〈仪礼乡射礼〉看中国古代的体育精神》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华文摘》作了全文转载。其间，我萌生了仿照孔德成先生当年在台湾大学组织师生复原《仪礼士昏礼》的故事，复原《仪礼乡射礼》，希冀将这一富于东方特色的古老文化活动再现于世。2016年，我担任首席专家的《仪礼乡射礼》复原与当代中国日常礼仪研究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为了深入了解韩国的礼射历史与现状，我委派研究生去韩国各地考察，之后又去日本考察。以此为基础，我们与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合作，举办了中日韩传统弓箭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三国学者展示了各自的传统弓箭制作工艺，并进行了射艺展演，取得圆满成功。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开始关注《考工记弓人》对角弓制作流程的记载，收获满满，以此为基础撰写的《弓檠弓考》一文去年在《考古》刊发。追本溯源，我对弓箭、射礼的认识与研究，发端于首尔的弓道馆，真是令人感慨！
本书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数年前即已售罄，今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增订再版，借此机会，略述访韩的感慨数端于上，弁于书首，敬请读者朋友赐教。
彭林
2020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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