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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进入明诗研究领域，对我来说纯属偶然。记得硕士入学以后，文新师命我协助编纂《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负责搜集明代诗文相关的材料。对大学时期只读过些一代之文学名篇的我来说，关于明代诗文的了解几近于无，即使大学授课的老师曾经讲过前后七子、公安、竟陵，大概也都早已如过耳风声，不知所踪。那时为了不辜负老师信任，尽早完成那项已持续多年的任务，便只好硬着头皮从书目、人名资料索引中查找线索，利用《列朝诗集小传》《明诗综》《明诗纪事》等收录明诗的专集编纂诗人小传（那时还没有专门的明代文学家辞典），以便在文献查考中不致遗漏每一条有用的材料。正是在那种看似枯燥、简单（被同学说成是剪刀加浆糊）的工作中，逐渐知道明代除了那些在中国古典文学礼堂中有着夺目光彩的小说、戏曲，诗文领域也曾众声喧哗，盛极一时，一长串文学史上少人关注的名字开始进入我的视野。进入明诗研究领域，对我来说纯属偶然。记得硕士入学以后，文新师命我协助编纂《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负责搜集明代诗文相关的材料。对大学时期只读过些一代之文学名篇的我来说，关于明代诗文的了解几近于无，即使大学授课的老师曾经讲过前后七子、公安、竟陵，大概也都早已如过耳风声，不知所踪。那时为了不辜负老师信任，尽早完成那项已持续多年的任务，便只好硬着头皮从书目、人名资料索引中查找线索，利用《列朝诗集小传》《明诗综》《明诗纪事》等收录明诗的专集编纂诗人小传（那时还没有专门的明代文学家辞典），以便在文献查考中不致遗漏每一条有用的材料。正是在那种看似枯燥、简单（被同学说成是剪刀加浆糊）的工作中，逐渐知道明代除了那些在中国古典文学礼堂中有着夺目光彩的小说、戏曲，诗文领域也曾众声喧哗，盛极一时，一长串文学史上少人关注的名字开始进入我的视野。
看似简单、无趣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为我开启了通向明诗世界的大门。《明清文学分典》编纂告一段落后，在文新师的建议下，我选择明诗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方向，由此才有了首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嘉靖前期诗坛研究（1522～1550）》，讨论的对象是明代前、后七子之间的诗坛，即书名中所标注的时间区段：1522～1550。选择这样一段在明诗史上看似并不耀眼的时期作深入开掘，是希望能通过对短时段诗坛作细部考察，在明代中期以后复古运动的复杂脉络中理出一条线索，由细微处探讨历史背后各种理论、群体、流派兴替演变的具体型态，进而为观察长时段的诗史演变提供视点和窗口。尽管此时的诗坛还只是经历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洗礼，然而明代复古与反复古的种种论调，却在这一时期都有了极为精彩的演绎。明代后一百年诗史演变的喧哗众声，竟然都早已埋种于此。
此后的十余年间，我研究明诗的兴趣虽然一直都在，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做到终始如一。正是在这种时断时续的经历中，我对明代诗史进程的探索，开始试图摆脱传统批评观念和文学史习见的拘束，努力建立一种基于过程和细节的历史意识，而不是在几个流派、若干个大家之间做简单的跳跃，以致给读者留下无数的空白和遐想的空间。文学史的叙述尽管不可能如历史纪事一样巨细靡遗，却也多少可以展现历史演变的兴衰有致，有迹可循。在过往的文学史叙述中，明代由前后七子代领的复古运动常被视为一个前后相接、承递有序的过程。近年随着明代诗史研究的深入，对其中出现的各种不同声音、诗坛表现出的种种不同趋向，以及其他与明中期复古运动相关的文学史细节，学界虽已有较多研究，但在总体的文学史认识上，仍然习惯将二者作为整体进行考察。然而当我们深入到文学史进程的细部，就会发现其内在的变迁并不如后世批评家、文学史家所想象的那样，而是有着种种不同的选择，不同诗人各有追求。在前七子与后七子之间，追随复古脚步的虽然不乏其人，但此外更有一个庞大的诗人群体，并不能以复古之名进行收纳。无论是有意或是无心，他们都朝着与前七子复古运动不同的方向进行创作，试着摆脱复古思潮对自身的规限与影响。切人明代诗史演进的过程当中，对此过渡时期的诗人不应一笔略过。循此思路，明代诗史的演变便呈现出生动、丰富的历史图景。对个体作家、群体、流派的探讨，也是试图发掘其不同于一般文学史认识的殊相。
历史的大厦并非凭空而起。在对明代诗史的建构中，明清诗话有着潜在而深远的影响。书中对明初诗歌的探讨，就是试图返回明代诗歌的历史现场，廓清明清诗话基于各自立场对明初诗史的想象，敲碎诗学批评的镜像，将明代诗史的图像从想像世界拉回到富于真实感的历史时空当中，提供书写另一种形态明代诗歌历史的可能。这是我在自己设计明代诗史进程研究课题时的初衷和宏伟构想。至于回到历史原点之后，明代诗歌的历史应当以何种面貌得到呈现？按照当初的设想，在此书之后，还将撰写一部不同以往的明代诗史，不以大家、流派作为建构的线索和框架，而是试图在诗史进程中呈现作家作品的形态、理论思潮的演变、地域风尚的变迁、群体中心的流动等等文学史现象和问题，努力使文学史兼具文学与历史的品格，使读者既可从中欣赏、领略历史的文学，又能追踪、触摸文学的历史。在明诗研究领域，我们已经有太多关注前后七子、公安、竟陵的成果，而对整个明代诗坛的状况、诗史演变的兴替，则仍然缺乏足够细致、深入的了解。从目前研究的状况来看，大多仍是只见诗人，不见历史。
构成《明代复古的众声与别调（平装）》的各章，大多曾发表于各种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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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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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初诗人的类型与明初诗史再认识
一、明初诗人的类型
二、明初诗史的理解与误读
三、走进文学史：重建明代诗史的图像
第二章 明诗盛于国初辨
一、明诗盛于国初观念的形成
二、明诗盛于国初观念的检讨
三、余论
第三章 文人道士的遗绪：张宇初诗歌创作的意趣与情调
一、《岘泉集》考原
二、张宇初诗歌的情感书写
三、余论
第四章 流动的文本：多维视域下的文集重编与解缙诗歌作品考实
一、天顺、嘉靖、万历三本所录诗歌之比照
二、明刻本的其他问题
三、康熙本、乾隆本之渊源
四、解缙集中的部分伪作及其来源
五、余论
第五章 身份与作诗：宋 明诗儒分合观念的展开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作诗不为闲言语：宋代理学家眼中的诗儒之分
二、以濂洛而兼风雅：元人的诗儒合一观及其表现
三、诗为道之华：明代诗儒分合观念的升降
四、余论
第六章 主流话语与地域传统的竞合：明代诗史视野中的《迪功集》批评
一、《迪功集》批评与诗学立场的发现
二、作为批评工具的《迪功集》
第七章 别立新宗：明中期六朝、初唐诗歌的重新发现
一、作为批评方法的六朝与初唐
二、嘉靖前期六朝、初唐诗风的复兴
三、余论
第八章 作为思想资源和批评工具的杜甫
杨慎杜诗观的时代性及其诗史意识
一、回到杜诗本身：诗史说的辨正
二、盛唐不必皆杜甫，杜诗之外有盛唐
第九章 过渡时代：嘉靖前期诗坛的多元格局
一、京城诗人群体的流转
二、南京诗人群体风尚的变迁
三、时代风气转移与吴中文学传统的再发现
第十章 前七子复古之后诗坛的众声与别调
一、易气骨而讲声调
第十一章 重建地方性传统：晚明楚风崛起视域下公安派典起的历史考察
第十二章 复古之后的抒情声音：袁宏道的人生意趣与诗歌创作
第十三章 交往的诗学
《诗归》的编选策略、传播路径与竟陵诗学的兴起
附录一 百年竞陵派研究综述
附录二 重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历史状貌的坚实努力读陈文新教授《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
主要理论问题》
附录三 《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明文学部二》编纂的文献学意义和文学史研究价值
主要引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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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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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复古的众声与别调》：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诗文评、文苑传、诗歌选本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承担了部分文学史的功能。①从文学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文学批评并不是独立于文学历史之外的自足体系，而是与文学史演进并生共存，这一点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学思潮的变迁，往往通过文学批评与创作来共同表现。文学史上某些看法的形成，即与文学批评密切相关。在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建构中，文学批评往往起到重要作用，诸如作家作品地位的确立，文学现象的解析，文学思潮的更替，等等，多经由文学批评而得以完成。明清诗歌批评虽与近代以来兴起的文学史有明显差别，却能为文学史研究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然而毕竟又与文学史著述不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即是“历史”意识。文学批评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本批评，并无建构历史的直接要求，因而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常可以只关注文本分析本身。然而文学史书写却不同，它所关注的是作家和作品的完整链条，文本的批评和分析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此情形下，建立在文学批评基础上形成的某些文学史认识，就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前节对“国初”诗分五派看法所作的解析，其出发点即基于此。
对元明易代之际诗人的时代归属问题，前人已有所关注。胡应麟曾经指出，类似张以宁、张昱、张简、杨维桢、危素这样的诗人，虽然在生活年代上均已入明，但在诗史上则应当归入元代，理由有二：其一，“率与元人唱酬”，诗歌唱和交往的对象多为元代作家；其二，“俱鼎盛前朝，无闻当代”，创作的高峰和诗坛影响都集中于元代。①基于这两点，决定了他们仍只能算是元代诗人。而被他视为明代诗歌开启者的，是在元末和明初俱“有闻”的高启、杨基等人。事实上，他仅仅将高启、杨基等人定位于明初，而忽视其在元末诗史建构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文学活动的实态，于诗史演进的历史实际仍不免有悖，也不利于理解个体诗人文学活动的意义和真实场景。
对于如何处理易代之际文人的时代归属，四库提要将杨翮列为元代作家时提出的一条依据，反映了中国古代诗文评、选本、总集在处理同类问题时的主流做法：“今以其未受明禄，故仍系之元人焉。”②依照这一标准，陈基、赵汸在被征修《元史》后都未接受官职，因而提要将其视为元人。而张以宁虽然为元泰定四年进士，但因为人明以后接受了翰林侍讲学士的职位，因而提要将其列为明人。诸家评论、选本如《诗谈》《明诗评》《皇明诗选》《明诗综》《明诗别裁集》等，也大多将张以宁视作明初诗人。四库提要称其所作《倦绣篇》《洗衣曲》等作品“稍未脱元季绮缛之习”③。究其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原本就写于元末，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杨维桢、李孝光等人提倡写作新乐府的影响。事实上，张以宁在洪武三年就因病去世，在明初活动甚少。胡应麟以其“率与元人唱酬”而将他归人元代，更符合张以宁诗歌创作的历史实际。
或许是认识到将易代之际诗人归人某一时代会给诗歌的理解造成困难，钱谦益在编选《列朝诗集》时，将刘基的诗分别编在了以收录易代诗人为主的“甲集前编”和收录明初诗人的“甲集”，并提示说：“余故录《覆瓿集》列诸前编，而以《犁眉集》冠本朝之首。百世而下，必有论世而知公之心者。”①多少反映出在处理易代之际诗人创作时的审慎态度。他在编录杨维桢的作品时，也说：“铁崖之诗，多作于有元之季，而其人则人本朝矣。辞召应制之作，略见前篇，而他作则以此编尽之。若其文章，则两属焉。刘文成、宋文宪亦同此例。”②如此区别对待，显然也是注意到了元明易代诗人的创作应从时代上进行区分。不过这只是他在面对个别诗人时所持的态度，尚未具备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观念，也未运用此一原则处理所有易代之际诗人，像被胡应麟认为应当归人元代的危素、张以宁，都被编在了“甲集”之中。陈田《明诗纪事》对刘基的处理，也显示了明清时期批评家在处理相关问题时的时代意识：“文成为开国文臣，故录其入明应制之作，以为压卷。”③在陈田看来，刘基作于元末的诗虽然远胜入明以后所写之诗，但那些作品毕竟写于“前朝”，自然不能进入纪明诗之事的《明诗纪事》之中，而作为“明初”诗人的刘基，也只能收录他的“人明应制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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