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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顾千里师事尚书学专家江声,对于经、史、小学、天文、算术、舆地、九流百家、诗、文、词、曲,无所不通。他的著作,经编者详加校勘,重为序次,改编为二十四卷,易名《顾千 里集》。《顾千里集》的内容,主要是序、跋部分,也是菁华部分,可以看到他学问的全面。这部《顾千里集》的编纂者是王欣夫先生。王欣夫先生(1901-1966),苏州吴 县人,名大隆,字欣夫、号补庵。室名学礼斋、抱蜀庐、蛾术轩。先后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任教。欣夫先生精于目录版本学和文献考证。一生著述共有三 十余种,他的著述,广为海内外的学者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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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顾千里(1766-1835),名广圻,号涧薲,以字行。是清代乾嘉时代著名学者,被称为清代校勘第一人。他所批校的各种典籍,俱为国家级善本,被国内各大图书馆收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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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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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校勘的工作並不简单。北齊颜之推在所著颜氏家训勉学篇曾说: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扬雄和刘向,是汉代的著名学者,而颜之推认为必须具有似他们的学问,才能担任校勘的职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校勘之学,不是如一般的想像,只比对文字異同而已,它方面很广博,内容很精密,必须精研覃思,博极羣书,才能校定正确的书本。我们要批判地接受古代的文化遗产,首先需要正确的书本,否则怎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
自从唐末有了雕板印刷术的发明,对于发扬文化是有重大意义的!五代、北宋国子监所刻书籍,都经专家们校正,称为善本。後来私人和坊贾的刻本,就不免有擅改文字和校勘草率的弊病了,那便给读者不良的影响。明代刻书,此风尤盛,更加以删节窜乱,这为害是相当严重的!所以明、清之际的校勘家,多以保存古书真相为主要,而鉤勒行欵,塗改讳字,即有错误,也仍而不改。到了乾隆、嘉庆时,在这基础上大大地向前发展,把千百年来古书的沿误一一是正,在古籍整理工作的初步范围以内作出了光辉灿烂的成绩。
刻书为发扬文化必要的条件,而刻书必需校勘,校勘为刻书服务,二者不可分离。乾嘉时学者对此既有不少贡献,而尤以顾千里最为傑出。前言
清代学者在学术史上,有一定的贡献和成绩。他们标举汉书中实事求是四字,作为研究的精神,号称汉学。而校勘之学,为汉儒刘向与其子歆所创通义例,遂成为专门的学科,又为研究古书的必要基础,所以在汉学中佔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校勘的工作並不简单。北齊颜之推在所著颜氏家训勉学篇曾说: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扬雄和刘向,是汉代的著名学者,而颜之推认为必须具有似他们的学问,才能担任校勘的职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校勘之学,不是如一般的想像,只比对文字異同而已,它方面很广博,内容很精密,必须精研覃思,博极羣书,才能校定正确的书本。我们要批判地接受古代的文化遗产,首先需要正确的书本,否则怎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
自从唐末有了雕板印刷术的发明,对于发扬文化是有重大意义的!五代、北宋国子监所刻书籍,都经专家们校正,称为善本。後来私人和坊贾的刻本,就不免有擅改文字和校勘草率的弊病了,那便给读者不良的影响。明代刻书,此风尤盛,更加以删节窜乱,这为害是相当严重的!所以明、清之际的校勘家,多以保存古书真相为主要,而鉤勒行欵,塗改讳字,即有错误,也仍而不改。到了乾隆、嘉庆时,在这基础上大大地向前发展,把千百年来古书的沿误一一是正,在古籍整理工作的初步范围以内作出了光辉灿烂的成绩。
刻书为发扬文化必要的条件,而刻书必需校勘,校勘为刻书服务,二者不可分离。乾嘉时学者对此既有不少贡献,而尤以顾千里最为傑出。
千里名广圻,以字行,号涧薲,别号思适居士,江苏元和人,生于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卒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他出身贫寒,而无书不读,人称万卷书生。师事尚书学专家江声。江声是吴派经学领袖惠栋的弟子,故他也是惠栋的再传弟子。他对于经、史、小学、天文、算术、輿地、九流百家、诗、文、词、曲,无所不通。古今制度的沿革,名物的变迁,著述的体例,文章的利病,又无所不究。既具有了这样渊博的学问,把它集中地创造地运用在校勘古书,而留下了不朽的事业。
千里治学的方法,大都散见于遗集中,还有一事值得补充提出的:在千里的时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刚纂成颁行,由于总纂纪昀提倡汉学而詆斥宋儒,因而汉学与宋学两派门户之见非常顽固。江藩著汉学师承记与宋学渊源记,显然是右汉而左宋;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对汉学又大肆攻击,旗鼓鲜明,鬥争激烈。千里的治学当然属于汉学一派,但是他对宋学有怎样看法呢?雷浚睡馀偶笔曾引他的话:周子主静,程子主敬,为人心不敬心不静,仅可为词章之学,馀事亦未见其有当也。引用先抽检而後下笔,亦执事敬之一端。案头无此书,虽素所熟诵,亦姑置勿用。转引则标明来历,庶後人有所稽核。尤不可贪多炫博。他又选朱子语类中的精要为遯翁苦口一书刊行之。可见他对宋代濂、洛、关、闽的学说,既不作意气的攻击,也不作牵强的调停,只是吸收其有益部分如主敬主静之说,和汉学的实事求是相结合,这一态度, 可以说是有合于批判接受的原则吧?所以他校勘古书能有这样卓越的成绩。
他校勘的方法,大致是:先研究了各刻的源流和本书的词例,然後求之它书所引用,发现了不同的文字,最後用精密的考据来决定是非。关于文字、音韻、训诂,则证之羣经。关于典章、官制、地理,则证之诸史。不但据宋、元本来正後刻本的错误,更用推理方法来正宋、元本的错误。例如:他校刻的覆宋本文选,在所附考異中,就用推理方法来旁引曲证,比附参勘,指出宋本的脱误,求得正确的字句。直到清末,杨守敬从日本获得六朝时古钞文选残本,与考異比对,发现完全符合的不下数百条,更可证实他校勘的可信。他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是由于能掌握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方法的精神结果。
清代刻书,矫正明人的疏陋,而校勘谨严,刊行了不少精本。但在千里以前,尚存在着某些缺点。例如:惠栋为卢见曾校刻的李氏易传,他本精通易学,用推理方法校改了不少错误,确是能恢复原著的面貌,千里就是继承了他的衣钵。可是惠栋把他校定的文字,直接来改掉原书付刻,而並没有附以说明。这样,就令人看不出他根据的是什么本子和理由;且智者千虑,宁无一失,不免留着一些疮疻。所以後来臧庸、李富孙等都对他不满。卢文弨比较慎重了。他把各本的異文,认定了正确的列入正文,而仍将所有各本異文加以考证,臚列作注,让读者自己去参考。可是考证文繁,便把正文隔断,读者又感到不便。且与惠栋同是主观的成分比较多。到了千里的校刻古书,便纠正了以上的缺点。他刻书多依据宋、元本,完全照样影摹,即使明明有误,也一字不易。而把校定是非的考据,别为札记、考異和考证附刻于原书之後。这样,既可保存古本的真相,又令读者得到参考的方便,所以人们一致认为是校刻古书的范例。
他对于北齐邢邵所说误书思之,更是一适的话,有深切的体会,提出了书必以不校校之的口号。在礼记考異跋中加以具体说明:毋改易其本来,不校之谓也。就是指照样摹刻。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谓也。就是指别附考異。这样,是纯乎把客观态度来对待校刻古书,应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
他一生的精力,都耗于代人校刻古书,藉以维持生活。曾为阮元校刻毛诗注疏。为孙星衍校刻说文解字、古文苑、尚书考異、唐律疏义、宋元检验三录、广黄帝本行记、轩辕黄帝传。为张敦仁校刻仪礼注疏、礼记、盐铁论。为黄丕烈校刻国语、战国策、焦氏易林。为胡克家校刻文选、资治通鑑。为秦恩复校刻揚子法言、骆宾王集、吕衡州集、李元宾集、奉天录、词学丛书。为吴鼒校刻韩非子、晏子春秋。为汪士钟校刻仪礼疏、鸡峰普济方。为廖寅校刻华阳国志。为洪莹校刻名臣言行録。为沈恕校刻绍熙云间志。为从兄之逵校刻列女传。自己也校刻了尔雅。这些都是最标准的善本,至今还在继续地覆刻和影印。
他的著作,除了各书的札记、考異和考证以外,有思适斋集,原书二十卷,是他孙儿瑞清所编定的。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杨文荪交给徐渭仁刻入春晖堂丛书,把其中与段玉裁争论的文章和其它作品删去了两卷,祇刻十八卷。且错误百出,脱漏未补,而书跋部分,遗逸更多。编者曾辑补遗二卷、书跋四卷,于一九三五年刻入黄顾遗书。其它书坊印本,也多沿误未正。因发兴把全书详加校勘,重为序次,较徐刻增补了诗文二百十九篇,改编为二十四卷,易名顾千里集,可说是比较完整可读了。
顾千里集的内容,主要是序、跋部分,也是菁华部分,可以看到他学问的全面。序和跋本来相互联繫,必需合读才能全面瞭解,以前把书跋别编单行,是不妥当的,所以现在把它合併了。书跋有只记勘对岁月,寥寥数语,也收入不遗,则根据陆游渭南文集的先例。总之,序和跋合之则雙美,离之则两伤,是不能捨割的。
读顾千里集值得注意的是:他与段玉裁为了礼记祭義郑玄注中西和四一字之異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段玉裁的年辈在前,並且是当时的权威学者,又为他所一向尊敬的人,照旧社会习惯来说,很少敢于触犯的。但是,他在学术上确有所见,是则是,非则非,毫无顾虑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尖锐的批评,确是能够打破了对权威的迷信,这是应该肯定的。至于他的态度却有问题,措辞尖刻,意气偏激,而不是平心静气地来讨论,並且牵扯到段玉裁其它著作,专为找寻缺点而几乎全部给以否定,这就犯了文人相轻的恶习,无怪段玉裁要不堪忍受而予以反击了。就是他对待同辈学者,也是多施攻击,如臧庸、严可均、李锐等,都因论学不合而反目,顾千里集中也多有失当的措辞。
段、顾的争论,由于他们各具深湛的学问,各有坚强的论据,所以同时学者虽多,很难论定他们的是非。不过段玉裁的声望地位都在千里之上,人们总不免有些右段左顾的成见,就是杨文荪、徐渭仁刻集时删去与段争论的两卷,也是受这成见的影响。但是,凡有争论的问题,必需把双方理由一併提出,作客观的分析研究,然後可明辨其是非,所以本集仍蒐集了被删弃的文章,提供治礼学和校勘学者的研究。
卷末增辑传记和序录两类,供读者参考,而李慈铭的跋文,对太平天国和刘麗川的起义,多所诬蔑,这是需要指出的。
近人为千里编撰年谱的已有数家,以故友赵詒琛所撰为较详,刻入对树书屋丛刊。然据今天已发现的材料来看,需加订补的还是很多,所以这裏没有印入。
最後,千里一生的文字,一定还有散逸未收,编者限于见闻,仍多所遗漏,希望读者有所得时,给以补遗。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王欣夫记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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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代学者在学术史上,有一定的贡献和成绩。他们标举汉书中实事求是四字,作为研究的精神,号称汉学。而校勘之学,为汉儒刘向与其子歆所创通义例,遂成为专门的学科,又为研究古书的必要基础,所以在汉学中佔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校勘的工作並不简单。北齊颜之推在所著颜氏家训勉学篇曾说: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扬雄和刘向,是汉代的著名学者,而颜之推认为必须具有似他们的学问,才能担任校勘的职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校勘之学,不是如一般的想像,只比对文字異同而已,它方面很广博,内容很精密,必须精研覃思,博极羣书,才能校定正确的书本。我们要批判地接受古代的文化遗产,首先需要正确的书本,否则怎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
自从唐末有了雕板印刷术的发明,对于发扬文化是有重大意义的!五代、北宋国子监所刻书籍,都经专家们校正,称为善本。後来私人和坊贾的刻本,就不免有擅改文字和校勘草率的弊病了,那便给读者不良的影响。明代刻书,此风尤盛,更加以删节窜乱,这为害是相当严重的!所以明、清之际的校勘家,多以保存古书真相为主要,而鉤勒行欵,塗改讳字,即有错误,也仍而不改。到了乾隆、嘉庆时,在这基础上大大地向前发展,把千百年来古书的沿误一一是正,在古籍整理工作的初步范围以内作出了光辉灿烂的成绩。
刻书为发扬文化必要的条件,而刻书必需校勘,校勘为刻书服务,二者不可分离。乾嘉时学者对此既有不少贡献,而尤以顾千里最为傑出。
千里名广圻,以字行,号涧薲,别号思适居士,江苏元和人,生于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卒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他出身贫寒,而无书不读,人称万卷书生。师事尚书学专家江声。江声是吴派经学领袖惠栋的弟子,故他也是惠栋的再传弟子。他对于经、史、小学、天文、算术、輿地、九流百家、诗、文、词、曲,无所不通。古今制度的沿革,名物的变迁,著述的体例,文章的利病,又无所不究。既具有了这样渊博的学问,把它集中地创造地运用在校勘古书,而留下了不朽的事业。
千里治学的方法,大都散见于遗集中,还有一事值得补充提出的:在千里的时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刚纂成颁行,由于总纂纪昀提倡汉学而詆斥宋儒,因而汉学与宋学两派门户之见非常顽固。江藩著汉学师承记与宋学渊源记,显然是右汉而左宋;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对汉学又大肆攻击,旗鼓鲜明,鬥争激烈。千里的治学当然属于汉学一派,但是他对宋学有怎样看法呢?雷浚睡馀偶笔曾引他的话:周子主静,程子主敬,为人心不敬心不静,仅可为词章之学,馀事亦未见其有当也。引用先抽检而後下笔,亦执事敬之一端。案头无此书,虽素所熟诵,亦姑置勿用。转引则标明来历,庶後人有所稽核。尤不可贪多炫博。他又选朱子语类中的精要为遯翁苦口一书刊行之。可见他对宋代濂、洛、关、闽的学说,既不作意气的攻击,也不作牵强的调停,只是吸收其有益部分如主敬主静之说,和汉学的实事求是相结合,这一态度, 可以说是有合于批判接受的原则吧?所以他校勘古书能有这样卓越的成绩。
他校勘的方法,大致是:先研究了各刻的源流和本书的词例,然後求之它书所引用,发现了不同的文字,最後用精密的考据来决定是非。关于文字、音韻、训诂,则证之羣经。关于典章、官制、地理,则证之诸史。不但据宋、元本来正後刻本的错误,更用推理方法来正宋、元本的错误。例如:他校刻的覆宋本文选,在所附考異中,就用推理方法来旁引曲证,比附参勘,指出宋本的脱误,求得正确的字句。直到清末,杨守敬从日本获得六朝时古钞文选残本,与考異比对,发现完全符合的不下数百条,更可证实他校勘的可信。他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是由于能掌握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方法的精神结果。
清代刻书,矫正明人的疏陋,而校勘谨严,刊行了不少精本。但在千里以前,尚存在着某些缺点。例如:惠栋为卢见曾校刻的李氏易传,他本精通易学,用推理方法校改了不少错误,确是能恢复原著的面貌,千里就是继承了他的衣钵。可是惠栋把他校定的文字,直接来改掉原书付刻,而並没有附以说明。这样,就令人看不出他根据的是什么本子和理由;且智者千虑,宁无一失,不免留着一些疮疻。所以後来臧庸、李富孙等都对他不满。卢文弨比较慎重了。他把各本的異文,认定了正确的列入正文,而仍将所有各本異文加以考证,臚列作注,让读者自己去参考。可是考证文繁,便把正文隔断,读者又感到不便。且与惠栋同是主观的成分比较多。到了千里的校刻古书,便纠正了以上的缺点。他刻书多依据宋、元本,完全照样影摹,即使明明有误,也一字不易。而把校定是非的考据,别为札记、考異和考证附刻于原书之後。这样,既可保存古本的真相,又令读者得到参考的方便,所以人们一致认为是校刻古书的范例。
他对于北齐邢邵所说误书思之,更是一适的话,有深切的体会,提出了书必以不校校之的口号。在礼记考異跋中加以具体说明:毋改易其本来,不校之谓也。就是指照样摹刻。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谓也。就是指别附考異。这样,是纯乎把客观态度来对待校刻古书,应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
他一生的精力,都耗于代人校刻古书,藉以维持生活。曾为阮元校刻毛诗注疏。为孙星衍校刻说文解字、古文苑、尚书考異、唐律疏义、宋元检验三录、广黄帝本行记、轩辕黄帝传。为张敦仁校刻仪礼注疏、礼记、盐铁论。为黄丕烈校刻国语、战国策、焦氏易林。为胡克家校刻文选、资治通鑑。为秦恩复校刻揚子法言、骆宾王集、吕衡州集、李元宾集、奉天录、词学丛书。为吴鼒校刻韩非子、晏子春秋。为汪士钟校刻仪礼疏、鸡峰普济方。为廖寅校刻华阳国志。为洪莹校刻名臣言行録。为沈恕校刻绍熙云间志。为从兄之逵校刻列女传。自己也校刻了尔雅。这些都是最标准的善本,至今还在继续地覆刻和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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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顾的争论,由于他们各具深湛的学问,各有坚强的论据,所以同时学者虽多,很难论定他们的是非。不过段玉裁的声望地位都在千里之上,人们总不免有些右段左顾的成见,就是杨文荪、徐渭仁刻集时删去与段争论的两卷,也是受这成见的影响。但是,凡有争论的问题,必需把双方理由一併提出,作客观的分析研究,然後可明辨其是非,所以本集仍蒐集了被删弃的文章,提供治礼学和校勘学者的研究。
卷末增辑传记和序录两类,供读者参考,而李慈铭的跋文,对太平天国和刘麗川的起义,多所诬蔑,这是需要指出的。
近人为千里编撰年谱的已有数家,以故友赵詒琛所撰为较详,刻入对树书屋丛刊。然据今天已发现的材料来看,需加订补的还是很多,所以这裏没有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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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王欣夫记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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