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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图宾根学派”代表人物、德国著名哲学家托马斯·A. 斯勒扎克关于柏拉图思想的经典之作,也是关于柏拉图对话录释义的综述之作。此外,本书还特别收录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刚教授针对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论述以及译者专门为本书所著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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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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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
前言
一 阅读柏拉图的乐趣
二 读者将自身带人作品
三 个体接受的一个范例
四 读者可能的错误态度
五 不了解的,就是看不出的
六 柏拉图对话录的诸特征
七 对上述特征的疑问
八 柏拉图为谁写作
九 柏拉图的对话录是多声部的吗?——现代对话理论
十一 个古典的释义理论
十一 《普罗塔戈拉》中的希默尼德阐释
十二 《斐德若》中的书写批判
十三 从哲学家与书写的关系出发对其进行规定
十四 τιμι?τερα的含义
十五 对话录中“对逻各斯的帮助”
十六 向本原的上升与哲学表达的界限
十七 一些空略段落
十八 《欧绪德谟》中的回忆学说和辩证法
十九 暗示对柏拉图文本的意谓
二十 柏拉图的戏剧技巧:一些范例
二十一 反讽
二十二 神话
二十三 独白与虚构对象的对话
二十四 对话录的诸特征:它们究竟意谓着什么?
二十五 对话形式如何并且为何被误解
二十六 内传主义与守密之别
二十七 柏拉图的哲学概念和对话录的目标设定
原书文献目录
日文版补充文献
中译本补充文献
征引文献索引
人名对照
附录1:走向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
附录2:书写批判视域下的柏拉图——从斯勒扎克《读柏拉图》出发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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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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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阅读柏拉图的乐趣
读柏拉图首先意味着思想上的享受。与其所思打交道的乐趣不仅来自哲学戏剧技艺上的完善,而且读者会感到,自己不是单纯的旁观者,而是以某种方式置身于活生生的论辩之中。同时,这种论辩在大师手笔的描绘下,仿佛源自生活本身之中各色人物的自然交流。
直接和鲜活,一直以来就被激赏为希腊艺术与文化整体上的标志。而在希腊文化之内,亦罕有人达到类似柏拉图的高度。尽管他可谓是充满生趣的古风时期a与古典时期b精神的继承者,并且自觉地以反思的方式化用了一代代诗人和思想家的经验,但他同时也引发了这样的印象:哲学之提问无前提地开始于其所描绘的多彩雅典世界。
柏拉图的文学世界第二个同样重要的特征即其多元性和精神上的广大富饶。他对雅典氛围复述的直接性和可靠性绝不意味着:作为一个著述家,他屈从于这一世界的历史或然以及社会局限。恰恰相反,柏拉图以诗人的独立姿态,将其故乡雅典与引发希腊精神史的一切联系起来。无疑,进行这种冒险时他可以联系历史实事,就像在早期对话录中,他利用公元前五世纪来到雅典的伟大知识分子们,让他们出现在公众面前宣传各自的新教育。而当他在晚期作品中让始终匿名的“来自爱利亚的客人”或者让巴门尼德本人(在以其命名的对话录中)来到雅典,在那里与青年苏格拉底一同进行哲思时,就不再考虑任何记传—历史之信度。在自然哲学对话录《蒂迈欧》中,一个外来的政治家和学者—我们通常认为他是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尽管并没有字面上的标识—在半是雅典人、半是外来者的圈子里,讲述宇宙如何通过德穆革的神圣理性得到构建。相反,在其后的著作《礼法》中,始终匿名的雅典人在异地,即克里特,在两个保守的多立克文化的代言人面前反思自身城邦的文化,全面筹划了一个秩序井然的未来社会及其精神根基的蓝图。
似乎柏拉图通过选择谈话伙伴的文学技艺,不仅一次次拓展了精神的视域,也希望从整体上反映出纷繁的历史进程:首先,源自外邦的新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教育传入了政治上强势的雅典。通过与这种外来思想资源的论辩交流,雅典的概念哲学逐渐成形。这种哲学,一旦其方法被确定下来,就构成了更为深邃的论辩,并且触及公元前五世纪的思想根基—爱利亚学派、赫拉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哲学。对根基的检验终导致这样的结果—正如在《礼法》中所形象表现的—严格的方法训练引发了一套政治—道德观念的产生,这套观念通过“雅典人”而传播至整个希腊世界。于是,我们以柏拉图早期到晚期的对话录中的谈话者为媒介,游历了雅典历史的发展,即从心智的接受到批判性的深化,终达到典范般的创造。
对话录的这种直接性、多样性和在暗中已不断显明的象征力量,使得柏拉图成为今日四海内—毋需考虑国别文化之差别—影响为深远的哲学启蒙人。谁从柏拉图开始其哲思,即可自知立于正途。
当然,他生生不息的影响力绝不仅限于入门阶段。毋宁说真正令人叹服的是,柏拉图不仅确立了日后在欧洲被称为哲学的那一学问之标准,而且奠基式地提出了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诸本质问题,以至于即使面对两千五百多年硕果累累的发展,人们也不禁仍要关注其解决方案,至少要关注其问题之展开。
就今天读者阅读柏拉图的经验而言,这些恐怕亦是至为关键之因素。对尚未伪饰之原初的感触,坚持面对核心问题的信念以及对语言与构思典范的体验,这些都为敏感的读者提供了心智上的乐趣,也正是我们的出发点。
二 读者将自身带入作品
仅仅通过这一经验尚不能解释,为什么偏偏在谈及柏拉图之时,人们以超然之热诚,同时又异议百出地探讨应该如何阅读。对于此种情形,即使非专业人士也略有耳闻。柏拉图以文学形式向我们提供哲学内容,当读者遇见这种特殊的形式,自然伴随着方法上的疑问,而此种形式在其他思者那里并不具有柏拉图处那样深邃的意旨。因为他人从未曾像柏拉图那般,将表达的方式如此直接地与内容相系—对对话形式的正确理解和对柏拉图哲学概念的理解是互为条件的。而这里存有一悖论:恰恰是这一作者(而非其他人),尽管他能够传达直接的体验并仿佛引人自然寻得进入哲学问题之门径,自己却似乎亟需某种特殊的释义学。
柏拉图作品的释义学与作为独立学科的哲学释义学在其发展的两个关键点上紧密相接,这绝非偶然。正是重要的浪漫派哲学家、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1768—1834),一方面开拓性地反思了读者的主动角色,并由此出发引申出一套对话录的释义学,其基本框架的有效性今天仍被众人推崇;另一方面,就正确解经而言,他重新清理了神学家们的古老难题,引发出一套普遍的释义学,人们可以将这视为现代释义学哲学真正的开端。在二十世纪,汉斯—格奥尔格 · 伽达默尔一方面正是从柏拉图找到自身哲学的出发点,并且在其部著作《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1931)中深化并具体演绎了施莱尔马赫论及形式对于内容之意谓的洞见,另一方面,他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1960)则演化出了哲学释义学的新基础。
讨论应该怎样以正确的方式阅读柏拉图,终是对读者将自身引入作品中的方式和方法的讨论。在阅读中,我们不可能与本来的自我相分离,不可能将我们多方面的有限性忽略不计,我们由之是自己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建构根本的要素,这些对任何方式的阅读而言,都是被普遍接受的。此外,在柏拉图那里还需要补充的是,正如一开始就提到的,读者几乎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不仅仅是旁观者,而且是以一种难以言传的方式加入到自身追随的论辩之中—这就必然影响到读者对于文本回应的方式。读者个人在对话进程中深入地、亲身地参与,这显然不是柏拉图作品的一个偶然效果,也并非与作者之意愿全然相违。就此而论,我们所面对的难题不是尽可能地将接受中的主观因素排除出去,而是尽可能地导向实事本身。然而在刚踏上朝向这一鹄的之道路时,就仿佛到达终点那般抽离掉那些我们身上妨碍接近目标的消极因素,恐怕并无助益,因为它们在合适的情况下亦可能成为我们的帮手。这里,我们当然应该调动自己的整个自我本质,而不仅仅是分析性的知性,来回应柏拉图的戏剧。那么问题就在于:读者应该以何种主动的方式来参与其中,他可以自发地对意义构建做出哪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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