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形似神异：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
售價：HK$
55.8
《
养育不好惹的小孩
》
售價：HK$
77.3
《
加加美高浩的手部绘画技法 II
》
售價：HK$
89.4
《
卡特里娜（“同一颗星球”丛书）
》
售價：HK$
87.4
《
伟大民族：从路易十五到拿破仑的法国史（方尖碑）
》
售價：HK$
188.2
《
古今“书画同源”论辨——中国书法与中国绘画的关系问题兼中国画笔墨研究
》
售價：HK$
132.2
《
《日本文学史序说》讲演录
》
售價：HK$
72.8
《
无尽的海洋：美国海事探险与大众文化（1815—1860）
》
售價：HK$
99.7
|
| 編輯推薦： |
求学经历，人世沧桑，一己而折射时代波澜、历史变迁
身不由己，翔而后集，如何于不同环境中完善自我
|
| 內容簡介： |
|
金克木先生乃一代大家，其学根基深厚，其识远见卓越，其文深入浅出，其人生波澜跌宕，其作品丰赡广博。我们邀请三位近年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学者以主题立意，精选其相关散文、随笔，编就三册并撰写长文，以便于读者依循路径，领略各自奥妙。《续断编——金克木述生平》由张定浩编选，分小学生、少年时、十年灯、善知识四辑，并收录其自我访问一篇，可谓八十八年人生，一册写照传神。
|
| 關於作者： |
金克木
（1912—2000），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生于江西。1930年至北平，1935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1938年至香港任《立报》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执教于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学和湖南大学。1941年至印度加尔各答中文报纸《印度日报》任编辑，1943年于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印度古典。1946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起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教授。著有《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旧学新知集》《蜗角古今谈》《孔乙已外传》《风烛灰》等，译作有《通俗天文学》《印度古诗选》《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摩诃婆罗多插话选》等。
张定浩
1970年代生于安徽，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居上海。著有文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诗》《爱欲与哀矜》《孟子读法》，诗集《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等。
|
| 目錄：
|
前言 张定浩/001
一、小学生（1912～1925）
学说话 003
学读书 007
世纪儿 011
人之初 016
何处是家乡 028
描红 040
七岁成人 045
长嫂为母 050
天雨花 054
家塾 062
小学校长 068
国文教员 071
图画教员 074
大小研究系 077
二、少年时（1925～1936）
塾师 083
井中警钟 086
风雪友情 089
游学生涯 101
大学生 116
少年漂泊者 119
一板三眼 132
家庭大学 146
课堂巡礼 157
岁寒三友 174
数学难题 187
视学 203
一点经历，一点希望 206
送指路人 210
学英文 216
文丐生涯 227
译匠天缘 231
三、十年灯（1936～1946）
1936年春，杭州，新诗 237
遥寄莫愁湖 241
少年徐迟 244
挨炸记 246
坤伶 252
忘了的名人 255
由石刻引起的交谊——纪念向达先生 258
希望者 263
未完成的下海曲 266
梵竺因缘——《梵竺庐集》自序 280
四十三年前…… 285
“汉学”三博士 288
德里一比丘 293
父与子 298
四、善知识（1946～2000）
珞珈山下四人行 307
陈寅恪遗札后记 313
记“说瓜” 319
三笑记 322
废品 325
教师应考 328
保险朋友 332
风义兼师友 353
百年投影：1898～1997 357
末班车 368
告别辞 374
自撰火化铭 379
附录 如是我闻——访金克木教授 381
|
| 內容試閱：
|
前言
张定浩
过去是未来的镜子，别人是自己的影子。
——金克木《倒读历史》
关于金克木的生平研究，目前所能看到的，除了一些零星片断的回忆文章，便是粗枝大叶的年表式描述，惜无完整传记行世。究其原因，大约和金克木晚年“很不愿意谈到自己”（《比较文化论集·自序》）有关，但很多后辈学者却也看到，金克木不同于很多专家学者之处，恰又在于他经常谈论自己。是金克木自己说错了吗，恐怕未必，因为金克木谈论自己的方式和目的，与一般人有些不一样。
因此，我们从金克木的等身著作中，编选梳理出这么一本金克木谈论自己的集子，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呈现这位大学者更为丰富、具体的人生道路，更是为了有机会再次跟随这位睿智的老人，一起思其所思，想其所想。
一
本书据金克木先生生平轨迹，略分为四辑。
辑“小学生”，收集金克木先生自述出生至小学毕业期间的十四篇文章。
金克木先生受到的正规学校教育，只到小学毕业为止，后来完全是凭借自学，跻身中国学府超一流教授的行列。这在如今重视学历的教育体制下，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小学生”俨然成为金先生的一个符号，时常被喜欢金先生的读者提及，令大家艳羡的，不仅是金先生的天才，也包括那个时代开通的教育大环境。但读罢本辑的文章，或许会发现，那个时代的小学生，含金量原来绝非如今可比。
金克木先生，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8月14日出生于江西万载县。寿县是古城，当年淝水之战，八公山下，草木皆兵，说的就是这个地方，而《旧巢痕》评点本中八公山人的托名，也是典出于此。金先生的父亲是清末的捐官，在江西万载县得了一个县官的缺，从安徽跑到江西，还未及捞回本，就遇到孙中山宣布废除帝制，清朝灭亡，他父亲也随即被扣押抄家，郁郁而终。金克木是家里的第四个儿子，父亲去世时，他刚八个月。
随后，1913年，金克木在掌管家政的大哥安排下，随全家回安徽当时的省城安庆，这里是大哥的生母，也就是自己嫡母的老家。这个长江边的山城，金克木来时不到两岁，走时才五岁，它留给金克木的印象是淡漠的，但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却发生在此时，那便是识字。人生识字忧患始，他往后一切的学问思索，都要追溯到大嫂领着他认门联上的“人”字那一刻。
1916年，金克木随家人折返老家寿县。这一年，袁世凯称帝，随即惹得各地军阀四起；也是这一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科学与民主旋成潮流。外面时局风雨琳琅，但在这建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寿县祖屋里，却仍是一派波澜不惊。金克木在这里随兄嫂描红、背经、读诗、上桌识礼、入屋听曲，受的依旧是非常传统的旧学教育。1920年，大家庭因大哥的去世解体，同年，因为三哥受聘去寿县小学教书，金克木这也顺带进入小学，开始接触新学。在这里，他看到把教育视为强国之本的小学校长，听到和背经抄书完全不一样的讲课，也接触到家里极少见到的民国书刊。
1925年，金克木小学毕业。从1916年到1925年，以这个时代特有的、新旧杂糅的方式，金克木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九年义务教育。
本辑文章又可细分为三部分。《学说话》《学读书》两篇，是金先生的夫子自道，基本交代了自己童年轨迹，是为部分；第二部分八篇文章，用小说体述其入小学前事迹，虚虚实实，但可由部分的两篇文章作印证；第三部分四篇文章，述其小学生活。
二
第二辑“少年时”。收文章十七篇，大体分三部分，前两部分是小说体，分述乡下教书、离家进京，偏虚，却能具体而微；第三部分是回忆随笔，综述这期间的教书、读书、写作以及翻译生活，偏实，却仅提纲挈领，故可与前两部分参看印证。
金克木十三岁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窘，无力再上中学，随后两年，遂受教于私塾先生。1927年，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金克木被送往乡下躲避兵灾，却在一个名叫警钟的朋友处，看到了《新青年》一至五卷，得以初识新文化运动的整体面目，胸中旧学新知的碰撞交汇，眼前良朋益友的切磋辩论，待到回城，他遂有焕然一新之感。此时，金克木十五岁。
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的风雨交加中，十六岁的少年被信仰的火深深攫住，他去乡下教小学，其实是预备投身革命运动。在这半年，金克木学到了任何学校也学不到的东西，也迈出了从少年到青年的步。
1929年春，离家不远的凤阳省立第五中学招新，因原是师范学校，学费、宿费和伙食费，仍一概免收（原来师范免收学费，促进基层教育，早成常识）。金克木随同乡前往，先入学，打算秋季再考学籍。但开学不久，遂有学生不断酝酿运动，随后一批学生被抓走，学校随即遣散学生，停课整顿。金克木无奈折返家中，暑假期间因凤台县民众教育馆的老同学相助，去凤台县齐王庙小学教书。金克木在此做了一年的小学教师，认识了几位在外地上过大学的同事，受他们影响，随即萌发了去北平读书的念头。
1930年7月，金克木随友人，坐船经南京、上海，随后又坐海轮，于月底抵达北平，暂住于皮库胡同久安公寓。北平生活，可谓金克木人生的又一大关口，在这里，免费的公立图书馆、开放的大学课堂，以及周围各式各样的青年友人，构成十八岁的金克木新生活的几个支点。他既是在用心读书，亦是在不断地读人、读物。
1932年，因兄长去世，家里断了接济，生计所迫，金克木赴山东德县师范初级中学任教国文，并兼教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在德县待了半年，此时开始写新诗，并在1933年的《现代》上发表，随后因朋友相助，得到一个在北平某报编文学副刊的机会，这便又折返北平。随后，依靠编辑、翻译、写稿，继续在这古都漂泊。唯有一次短期就业，是1935年因友人沙鸥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金先生自述，那不到一年的时间，是其学得多的一段。
以上两辑的文字，金克木论自己童年及少年岁月，大抵小说家言和回忆随笔并存，这并不是金克木故弄玄虚，而是和他谈论自己的目的息息相关。
关于自传这种文体，钱锺书有过一段极有意思的话，“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这番关于传记意图和结果、形象事实的真与假之间有趣的悖论，想必金克木也是深有会心的。“小说往往用假话讲真事，标榜纪实的历史反而用虚构掩盖实际。孙猴子七十二变是假，孙猴子的言行性格是真。……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孔乙己外传》）故而，金克木晚年自编《孔乙己外传》，以小说之名，述生平过往，另有《旧巢痕》评点本，假托居士山人，真事假语，变幻莫测。其用意，我猜也在于要把拘泥于真假的这个障给破掉。那是不是尚还有一个东西，它比表面的真假更为重要？
“少年时”一词，语出金克木先生八十六岁时自编的同名小书。一个人的少年时，当是思想人格定型的关键之时。西方有教育小说，老老实实从头说起，顺时针追踪少年时；中国有史书列传，每每在后才附上一个“初，某某如何如何”，逆时针回溯少年时。这两种方式，金克木先生都了然于胸，但却都不拘泥。“茗边老话少年时，枯树开花又一枝”（《少年时·前言》），金先生要开的花，不是被时光染黄的标本，而是年年岁岁都可以来去的花。
三
第三辑“十年灯”。收文十四篇，内分两段，一是国内的辗转，二是印度的隐修，一动一静，相得益彰。
1936年，金克木有一段江南之旅，在杭州孤山脚下的俞楼住了约一百天，译出《通俗天文学》，并因戴望舒之邀编出自己的部新诗集《蝙蝠集》，后经南京回北平。不久，七七事变爆发，金克木随即和刚刚来北平不到一个月的母亲一起，匆匆离京，先回老家寿县，后一路南下，经武汉、长沙、广州，终至香港，依靠为报馆翻译外电，生活了将近一年，后至桂林，经历了1938年冬天的桂林大轰炸。1939年，经陈世骧介绍，赴湖南辰溪，在桃源女子中学教英文，并在迁徙此地的湖南大学文学院兼教法文，其间暑假去遵义看望老母，又去昆明拜会吕叔湘、罗常培、傅斯年等学人，受大震动，思谋跳出文学的小圈子，毕生从事学术，并打算由拉丁文入手，上追古希腊经典，从而探明欧洲文化源流，但因生活无着，决心未下。
1940年，金克木随母亲寄住贵州遵义朋友家，后老母随同乡移居柳州，暂无挂碍。这年夏天，金克木至重庆，打算办护照去印度。但因战事吃紧，签证无果，在防空洞躲空袭的空隙，译了一部英文小册子，预支了稿费，匆忙逃至贵阳。在贵阳，他差点下海经商，终废然知返。1941年，金克木再赴昆明，经滇缅公路，终于辗转至印度，在加尔各答《印度日报》做编辑。1943年，赴佛教圣地鹿野苑专修梵文，兼读佛典。在这里，金克木遇到一位名叫赏弥的老人，指引其梵文与佛学的门径，是为其人生又一大关键点。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从1936年到1946年，这十年，是中国战火纷飞的十年，中国的读书人奔波于江湖，辗转于防空洞，却斯文不绝，弦歌不辍。这其中原因，金克木在晚年有很深入的思考。他以为，中国历来有两种文化，有“文”（读书人）的文化和无“文”（民间）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始终相互渗透、互相补给，不考察无“文”，就看不清有“文”。
因此，战乱中的颠沛流离，在他人或许是噩梦，但对于青年金克木，却恰恰是一个接触无“文”的文化的机遇。这横穿大半个中国的万里路，一洗金克木身上浸淫日久的有“文”的文化，让他得以重新元气淋漓，这样，后来印度乡村中的读万卷书，也才有根基。
四
1946年，金克木离开印度，回国奉母。他先到上海，谋教梵文未果，后经吴宓推荐，刘永济安排，来到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印度哲学，其后半生的教授生涯从此开始。1948年，金克木重回北京，入北京大学任东方语文系教授，从此时直至2000年逝世，这后面半世纪的风回云起，他均是和燕园一同见证。
本书的第四辑“善知识”，收文十二篇，内分三部分，部分五篇，回忆后半生交往的师友，电光石火，却有大意味；第二部分三篇，分述一生为核心的三个方面：教书的职业、男女的情感以及创作的事业；第三部分四篇，都是类似临终絮语，自己做总结。附录一篇《如是我闻——访金克木教授》，是金克木晚年自撰的问答体，清楚理解和表述自己一生，托名“尹茗”，尹茗者，隐名也。
与自述童年和少年岁月时的浓墨重彩相比，金克木对自己后半生的事情，倒真的谈得很少。这其中反差，除却因为有些当世人事不便多谈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和金先生谈论自己的目的有很大关系。这在前面已略提及，下面试进一步叙之。
一般人写自述或是回忆文章，即便中肯客观的，也都是以“我”为主。某年某月，“我”如何如何，要的是使旁人了解那些“我走过的道路”，或者“我与我的世界”。但金克木先生关心的，倒不在那个“我”上面。倘若只是为作自传，金先生一定服膺休谟的老话，“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的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所以，倘若真的去寻先生的自传，那当属写于1992年的《自撰火化铭》，寥寥千余字，便足了一生。
而在这千余字之外，先生晚年之所以又花了数十万言来谈论自己，尤其是谈论成长时期的自己，其实是把自己给“豁”出去，把过去的自己当作一段可供现在的自己揣摩研究的史料。换言之，金先生用墨多的，不是一个人到底做过什么事、得到什么物，而是如何在无“文”的文化和有“文”的文化的合力下，在时代的潮汐中慢慢形成这个“人”。金先生以自己的方式，把西方的教育小说和传统的史书列传打通，把辨求人事真假的迷障破除。
《史记·管晏列传》云：“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这种从著作到人事的转向，我想除了知人论世的需要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缘由：书是有“文”的文化，一旦定型便不受具体时空影响，故可以暂时不论；而人事可以说是无“文”的文化，如不及时论述（司马迁称其轶事，可见并不介意真假），可能那段具体时空和具体时空中的人所承载的无“文”的文化，之后就不复存在了。
而这些对过去轶事的论述，正如金克木所言，“都出于‘现在’，而且都引向‘未来’。”（《无文探隐》前记）
2000年6月，在病重入院前写就的后一篇文章末尾，金克木再次强调之前的认识，“过去是未来的镜子，别人是自己的影子”。
2000年8月5日，金克木病逝。
五
题名《续断编》。续断是一味中药，可以通血脉，强筋骨，对骨折等症有益。通则强，断则弱，中国近世百年沧桑，被拦腰折断的东西太多，“飞梭往复，常须续断。”（《自撰火化铭》）“续断”一词，可以说正是金克木先生晚年思想致力所在。
此外，本书的编选，企图用先生自述的文章，把其一生经历大体接续在一起，亦是一种“续断”的用心。当然，终不免有诸多依旧断开的地方，好在先生也曾专写过《续断》一文，说完“续”的好处之后，也说了“断”的好处：对于喜欢思考的朋友，那些“断”的地方，可能正好是一些富有意味的开始。
2019年春
越过艰险道路而结成的和平友谊
布和竹杖的故事 在公元前一百多年，我国汉朝时候，有个著名旅行家叫张骞。他做了当时皇帝汉武帝的使者，到中亚细亚一带去。路上走了十几年，后到了当时叫做“大夏”的地方（现在阿富汗的境内）。他回国以后作了一个报告，提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说，他在“大夏”看到了四川的布和用竹子做的手杖，很觉奇怪，就打听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当地人告诉他，这是从南方一个大国来的。那个大国名叫“身毒”（古代念做“捐毒”）。张骞认为四川的货物既然能运到南方的大国去，这个国家必定是在中国的西南方，而且中国西南部一定有一条道路通到那儿。布和竹杖能从四川到“身毒”，又从“身毒”运到“大夏”，一定是有商人经过那条路。照这样看来，从中国到西方的外国去，除了他自己走的“西域”（其中包括现在的新疆）一条路以外，还有西南一条道路。因此他建议派人试探走这条新路到“身毒”去，然后从那儿到“大夏”。汉武帝听了张骞的话，就派人到西南去。历史上记载说，这一次使者由四川分四路出发，到了云南，没有打通这条到“大夏”去的道路。不过这是指政府所派的人当时没有走通，运输布、竹杖和其他商品的人民是还在继续走那条道路的。
这个大国“身毒”就是印度。张骞的报告和后来汉朝使者到印度的事是中印关系的古的可靠的历史记载。这段故事记在我国伟大的历史书《史记》里。
印度有一部很大的古书叫做《摩诃婆罗多》，是一部很长的史诗。里面提到“支那”的马，“支那”的兵，等等。还有一部很长的史诗叫《罗摩衍那》，其中也提到“支那”。又有一部讲法律、政治、风俗习惯的书叫《摩奴法典》，那里面列举外国人时也说到“支那人”。佛经里列举六十四种书时也提到“支那国书”。“支那”就是印度人称中国的名字。不过这些书的年代不能确定。书虽然是公元以前的，可是书里有很多后来加入的成分。我们无法断定这些提到中国的诗句，是公元前还是公元后写进去的。因此，我们只能说，我国《史记》里记的张骞的话是中国和印度来往的早的记录。
当然，中国早接触到的“身毒”可能只是印度的北部，而印度古书所说的“支那”也可能只指喜马拉雅山以北的地区，只指中国的西南部分。印度上古时期的文化中心在它的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印度河的名字本来是“信度”（也记作“新头”“辛头”“新陶”），在印度以外的人就用这个名字称呼印度。“身毒”这个名字也是“信度”的译音。至于叫中国做“支那”，一般人推测这是我国秦朝的“秦”的译音（西方人多半也这样叫中国）。中国和印度人民开始来往可以上溯到秦汉时代（公元前一二百年），算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物质文化的交流 在上古时期，国家和国家或部族和部族的来往都是从战争和交换物品开始的。中国人民跟印度人民一开始就是由彼此交换物品成为朋友，却没有发生战争。这是很可珍贵的友谊。可是两国之间，在来往的初期，除了前面说过的四川布和竹杖以外，还交换过什么东西呢？这一方面的历史记载很缺。
中国有很多东西是从“西域”（新疆和中亚细亚）传到内地的。这里面包括了印度的出产。但是史书上往往不加分别。
从印度古代的物品名称可以看出有些东西是从中国去的。
丝绸是我国特产，很早就发明出来了。印度也产丝绸，但古代往往叫丝织品做“中国布”“中国衣”。旗子也叫“支那”，大概因为是绸子做的。丝的生产是从中国传到印度去的，这一点已经有学者考证了；不过，什么时候，从什么道路，怎样传去的，这些问题，因为史料缺乏，还没有确定。
钢，在古印度语言中也叫做“中国出产”，很可能炼钢术也是从中国传到印度去的。
有一种樟脑在古印度叫做“中国樟脑”，可见与我国有关系。
铅，古印度也叫做“支那”，就是中国。还有个名字叫“中国板子”，又叫“中国铅”。
印度古文中把一种线，一种布，叫“支那”。
一种谷物，我国的黍或稷，在印度古文中也叫“支那”。
梨树在印度有个名字叫“中国王子”。据说中国在公元一世纪时曾送过桃树和梨树到印度去。
“支那”在古印度也是一种鹿或羚羊的名字。
瓷器是我国的著名出产，印度北方话把瓷器叫做“中国泥土”。
纸是我国的重要发明。有人考证我国的纸曾经传入印度。但是印度古代不用纸，书是刻在树叶子上面的，所以不能肯定从前印度人民利用过中国纸并且学会了造纸术。
砂糖，照中国《新唐书》记载说，制造方法是从印度学来的；可是现在印度人把白糖叫做“中国的”。是不是这里面有“交流”的痕迹呢？
还有花生在现在印度北部有个通俗名字叫“中国的杏仁”。这个名字又是怎样来的呢？
从上面所列举的看来，在印度名字上带着中国字样的东西都使人猜测到是中国传到印度去的。好像我们的“胡椒”等名字上带着“胡”字表示是外来的一样。当然，单靠名字不能证明就是中国出产，也许同音的字的来源不同，有的本来意义不是指中国。可是有些名字的确指出两国之间的关系（例如丝绸）。同时我们可以想到，还有许多东西的交流，既没有记载，也没有在名字上加上出产地名的“商标”。两国之间的物资交流，一经开始就会不断地扩大，生产技术方面的互相学习也会随着发展。可是古代历史家常常忽略了这些平常的人民的来往，不作记录。我们现在所能够提出来考证和推测的不过是其中的极少的几件罢了。
我国的《前汉书》记载了从汉武帝起中国和印度西北部的“罽宾”（现在克什米尔）发生了外交关系。书中并且记下了那儿的出产，有各种草木、五谷、竹、漆、蒲陶、文绣，金、银、铜、锡做的器具，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雀、珠玑、珊瑚、琥珀、璧流离等，还记载有印度南部出产的大珍珠、奇石、犀牛。不过古书所记早从印度到中国来的珍宝、白玉、玛瑙、水晶等，都是当时贵族所得到的，人民之间一定还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中互通有无的交换。《后汉书》记的印度出产就包括铜、铁、铅、锡、细布、好的毛席、香、蜜、胡椒、姜、黑盐等。
中国和印度的来往是从人民的物质文化交流开始的。
中印交通的道路 崇高雄伟的喜马拉雅山山脉横隔在中国和印度的中间。有一条大河从中国的西藏发源，经印度的东北角流到印度境内，这条大河在我国叫雅鲁藏布江，在印度叫布拉玛布德拉河（意思是“梵子河”）。但是这条河并不能作为通航的路线。
中印两国人民在古代往来要克服高山和大海的障碍。
山和海以外的道路要经过广大的森林和沙漠。
我们的祖先和印度人民的祖先用勤劳和勇敢，决心和毅力，打通了极其困难的自然障碍，结成了两千年不断的坚强的人民友谊。
人民所开辟的道路是怎样的呢？在汉武帝这位皇帝没有找到的道路上人民早已在行走了。这条道路经过一些什么地方呢？
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来，从中国到印度去只有三个方向的道路可走。
向西走的路线要经过新疆到苏联和阿富汗的边境地区，然后从现在的西巴基斯坦或印度西北角的克什米尔进入印度（这条路线在新疆境内还可分为南北两路）。经过的路程大体上是：从甘肃西部出玉门关和阳关，沿着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唐代叫图伦碛）的南北两面，西行过葱岭，然后转向南到印度。这条路要经过“西域”的许多国家，路上不但要克服自然界的困难，还要通过一些政治上的关口。这是一条极长的陆路。
向南走要搭海船去南洋，再由南洋向西到印度洋孟加拉湾，在印度的东南部入境。这要经过长期的海上航行，也要通过一些国家。
还有第三个方向，向西南去。这就是汉武帝想打通而没有做到的路。这要从云南经中国和缅甸的边境地区，在印度的东北角入境。这条路线上有极大的原始森林，就在今天也不是一条畅通的道路。古代中印来往究竟经过印度和缅甸之间的什么路，现在还不能考定。此外还可以从西藏进印度。这要越过喜马拉雅山，还要经过尼泊尔（据说大约公元四至五世纪时曾有二十多个中国和尚经这条路到印度，印度一位国王还为他们修庙）。西藏和内地交通是到唐朝才发展起来的。唐朝有个和尚玄照到印度去经过西藏和尼泊尔，他是先走西路然后转入西藏的。那时西藏叫做吐蕃，是个很强大的国家。在唐朝和宋朝时代西藏虽然和印度有了较密切的来往，可是西藏和内地的交通还是极困难的。所以这条西南路线只能算做中国西南部地方和印度来往的路线。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来说，这不是到印度去的经常道路。
我国古代的人民要从长安（西安）、洛阳或南京、广东等地出发，通常只有往西经“西域”的陆道和往南经南洋的海道，才可以到印度。走这两条路来回所需要的时间不是几个月，而是往往要几年。
《史记》和《汉书》记载的，中国在公元前一世纪时和印度的交通，一方面和印度西北部克什米尔来往，一方面也到了印度东南角的“黄支”（现在叫冈吉瓦兰，属马德拉斯邦），就是走上面说的西路和南路。
印度朋友到我国来也是走同样的道路，经历同样的艰险。
古代交通工具非常简陋，陆上主要靠步行和骑马、乘骆驼，海上只有帆船。要穿过高山，越过沙漠，渡过大海的惊涛骇浪，没有决心、勇气和毅力，没有克服各种困难的智慧，是不能做到的。
如果两国人民间没有深厚的友好感情，没有互相学习、互相沟通有无和彼此帮助的心意，那么他们就不会去冒极大危险走这样的长途了。
古代“西域”各国对于中印友好关系起了极大的作用。他们不但是交通要道上的桥梁，而且有许多东西是他们从印度吸收了以后才转到内地来的。新疆各兄弟民族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我们应该重视的。西藏人民长期和印度人民来往，吸收了不少印度文化成分。云南、贵州、广西的兄弟民族在我国和印度的接触上也必然出过力量。我们和印度的经济来往、文化交流不是只由汉族进行的，其中也有许多兄弟民族的贡献。
在中亚细亚（苏联和阿富汗），在尼泊尔、巴基斯坦，在缅甸和印度支那半岛各国，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如果当地人民不给中国和印度的旅行家以友好的协助，中印交通也就不会这样悠久和广泛。
我们从中印来往的道路就可以看出中印两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勇敢和彼此之间的友情；看出我国的各民族真正是一个大家庭；看出我国和亚洲许多国家之间在历史上久已存在的和睦的邻居关系。
（一九五七年）
|
|
購物車/收銀台(
0
)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