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岫庐，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职于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毕业于英国华威大学翻译与比较文化中心。研究兴趣为翻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史研究等。出版有专著Bridging the Political and the Personal: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Peter Lang， 2016)。在 《译者》（The Translator）、《同心圆：文学与文化研究》（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世界比较文学评论》（Neohelicon）、《编译论丛》、《中国翻译》、《外国语》、《上海翻译》、《小说评论》、《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国现代文学丛刊》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前言：翻译的镜中世界
“Whatever may be their use in civilized societies， mirrors are essential to all violent and heroic action.”
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自古以来，镜子是一件蕴意丰富的物品。英语“mirror”一词源自拉丁语的“mirare”，原为观看（to look at）和被迷惑（be amazed）之意。镜子古称“鉴”，字从金，其象形取自一人弯腰，倒影映照于一盆水中，意为自照自反，其后引申为观察和令人警惕之意。从镜子的历史里，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对真实的探寻、认识自我的努力，对美与身份的追求，也会观察到与我们的心灵、虚荣、欲望等产生微妙关联的细节。
希腊神话中，河神刻菲索斯（Cephissus）与仙女莱里奥普（Liriope）之子那喀索斯（Narcissus）临水自照，凝视着湖水中那个翩翩美少年陷入爱恋，终郁郁而亡，其身化为孤芳自赏的水仙花，永远低头凝视水中自己的倒影。这个故事里，水面发挥了镜子的映照功能，那喀索斯之死则留下了恒久的训谕： 镜像可能会成为我们沉溺虚幻而走向自我疏离的迷途。
镜子是人类认识世界、识别自我的重要工具，也是经常被用来说明文学艺术本质的隐喻。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把艺术反映生活看作镜中的影像，认为艺术家模仿着影子的影子，不论艺术家如何努力，希望经由作品逼真再现世界的各种面貌，作品终究只是如幻似真的虚构，而非实在的世界本身：“拿一面镜子四面八方旋转，你会马上造出太阳、大地、你自己、其他动物、器具、草木以及刚才所提到的一切东西。”在柏拉图看来，艺术的本质就是模仿，只能描摹事物的外表，而不能写出事物的真实，恰如镜中的映象一样虚幻。
中国的诗学传统也有镜之喻，受佛道两家的影响，“一方面强调其‘静’，一方面强调其‘虚’”。老子曾说：“涤除玄览，能无疵乎？”（《道德经》第十章）认为人心深邃灵妙，要去除各种错乱繁杂的信息，就如同拂去四面八方的灰尘，方能保持清明公正、明澈如镜的本心。庄子有言：“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这说的是镜子客观如实映照事物而不留物象的特质，并进而联想到心灵的开放性与涵摄性，指出人心应该和镜子一样不偏不隐，充分地反映自然，逼真地显现真朴。在佛家的观点中，“镜万有于方寸，而其神常虚”（僧肇语），镜子可以映照出大千世界，恰因其本身空无一物。同样地，人的神思若要游于万初，首先也需放空心灵，如苏轼诗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同样是以镜为譬，西方的诗学传统重在突出作品对外物逼真灵动的描摹，并强调虚幻与真实的差别，中国的诗学传统则用来观照创作者的内心，将明静虚空的诗人之心看作审美创作的前提条件。对应翻译研究的历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镜子”也是用以理解翻译的一个重要隐喻。一方面，我们期待译作如同一面平整明亮的镜子，“不将不迎，应而不藏”，完全忠实复写出原作的思想、风格和手法；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译者自身的退场或隐没，“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毕竟读者对译本的解读与欣赏，希望获得的是对原作的理解，而并非译者借翻译之名而进行的自我创作。
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中，引用诺曼·夏皮罗（Norman Shapiro）的话来表明这种传统的翻译观：“译文应力求透明，以使其看起来不像译文。好的翻译像一块玻璃。只有玻璃上的一些小小的瑕疵——擦痕和气泡。当然，理想的是好什么也没有。译文应该永远不会让读者感到他们是在读译作。”
现实中，译者即使甘于努力让自己变得透明，仍不免受到各种责难；他们念兹在兹的“等值”，期望对原作逼真而忠实的再现，始终也只是一种至美的理想，无法真正实现。当我们凝视他者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里既有他者的影像，同时也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我们对他者的理解，有真实的一面，也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社会文化、政治因素所左右和夸大的部分，有想象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的盲点。因此，跨越语言的壁垒和视角局限而产生的译本，如果真是一面镜子，也难免在文化的摩擦与语境的挤压中发生变形，甚至有可能支离破碎。但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若在意外中打破了镜子，我们只能收拾碎片，但结果却会是更意外的发现： 镜子之碎片一样可以反映影像，而且更加具有多元性。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以非凡的独创性和洞察力，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定义了翻译。斯坦纳将翻译描述为一种“阐释运动”（hermeneutic motion），是一种具有认知力的、有意义的解释行为。翻译并非原作的镜像与转写，而是包含着译者对原作理解和认识的再现。翻译这一阐释运动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译者对文本的意义产生直觉的信任，这种信任源自他对世界一致性的信任；其次，译者不动声色由信任转为进攻，“冒险一跳”（ventures a leap）对原作发动攻击将其据为己有；再次，译者通过“归化”（domestication/ naturalization），将异域之知加以提取和引进，并“打乱或重新定位整个本土结构”；后是恢复阶段，译者“满载而归”（come home laden），并找到一种新的平衡，来弥补他在直面文本的过程中造成的失衡。终，斯坦纳给出了饶有深意的总结：“翻译就像一面镜子，它不仅反射光，并且产生光。”
这或许是我们理解翻译之镜的另一种方式。如果翻译是一面镜子，那么它的存在不只是为了反射原作的光，也会产生自己的光。我们与其追问翻译对原作之光的扭曲，不如将其看作文本的另一种客观存在，冒险纵身一跳，进入译作本身，观察其本身独特的透镜构造，寻找文本之光的不同来源。这不仅帮助我们逼近原作的真实，更重要的是，文本旅行和变迁过程中的丰饶世界，将在这奇妙的镜中之旅当中，向我们缓缓打开。
王岫庐
“译事三难”的迷思
在中国语境里，谈论翻译，几乎不可能绕过“信、达、雅”这三个字。自严复在1896年《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信、达、雅”之说以来，大多数翻译读者早就将这三个字奉为圭臬，将其看作理所应当的翻译原则或标准。在签订翻译合同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条款：“译著符合信、达、雅的要求。”每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总会心里一沉，准备签名的笔顿时重如千斤了。的确，又有哪个译者，有胆量保证自己的译作完全“符合信、达、雅的要求”呢？
其实，严复《天演论·译例言》所说的“信、达、雅”，并非翻译的标准，而是要指明翻译的“难处”：
译事三难： 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严复明确了“信”和“达”的统一关系，它们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求信为译之本，同时必须考虑通达，若译文诘屈聱牙，就“译犹不译”了。根据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的理解，“信”“达”“雅”出自佛典的“信”“达”“严”（释为饰，即雅），三者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信”处于统摄全局的地位：“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信、达、雅”之说的历史渊源、学术内涵乃至与国外译论的相互参照阐发的可能性，不乏热烈的讨论和争议。学理上的推敲，并不总能够解决实践中的困境。即便是天才翻译家傅雷，也曾感慨“真要做到和原作铢两悉称，可以说是无法兑现的理想”。在翻译的学习和训练中，我们不妨从这个“无法兑现的理想”中暂时抽身，琢磨一下“译事三难”的这个“难”，根源到底在哪里，有哪些解决之道。
回到《天演论·译例言》，就在“译事三难”这句之后，严复接着说：
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海通以后，晚清士人开眼看世界，学习外语乃至留洋的人越来越多。严复却敏锐地指出一个问题： 这些懂外语的“象寄之才”，译书的水平往往不敢恭维。社会上不乏双语人才，却很难找到合适的译者，这个问题其实到如今依然存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的外语水平普遍提高，海归人才比比皆是。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懂外语就等于会翻译。也有不少外语学习者自信满满，刚学了一些语法皮毛，捧着字典查几个生词，就认为自己可以做翻译了。更有甚者，将机器翻译的文字稍做修改，一篇译稿就诞生了。
事实上，在翻译这项工作中，外语能力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译者知识结构和译学修养的欠缺，往往是造成误译的根源：“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浅尝，指译者的学问做得不深；偏至，指译者懂的知识比较集中，专业之外的文本就很难处理好；辨之者少，指懂得辨别译事三难的人不多。换言之，好的翻译既要是个专才，也要是个通才，还得有相当丰富的翻译经验，深知其中甘苦。
学问做得过浅、过偏，都没法做好翻译。用一句很多翻译专业同学都听过的话来表达，就是要“Try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这是赫胥黎的名言，并不针对翻译这个职业，而是泛指所有人的成长。这个“通才 专才”的模式，也只是一个理想。毕竟，再博闻强记，也不可能无所不知；再极深研几，也不可能明察所有深奥隐微。赫胥黎的话里有个不可忽视的动词： try（努力/尝试），努力是态度，尝试是行动。鲁迅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说自己“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就是表明了这个态度。朱生豪在动荡不安的危困环境中，笔耕不辍，矢志译莎，就是付出了这样的行动。这个try的态度与行动，便是破解翻译之难的步。
翻译，是一个不断努力的过程。每一个特定的翻译任务，都是对译者知识面和专业水平的挑战，是对译者学习和研究能力的挑战，也是对译者职业态度和操守的考验。从长远来看，译者的学养是做好翻译的保障。实际翻译中，总会出现文本内容超出译者现有知识储备的情形。如果足够认真，通过阅读相应的专业书籍，查阅有关资料和工具书，能够吃透原文，译文就能避免不少低级错误。
话说回来，人的知识结构、理解能力乃至时间与精力毕竟都是有限的，译者需要有to try的态度和行动，也需要有not to try的智慧和判断力，明白哪些翻译任务是自己可以胜任的，哪些是可以尝试的，哪些暂时是mission impossible。这是一个“辨”的能力。
在现实中，读者依然会希望翻译做到“信、达、雅”，翻译合同中还是会出现“信、达、雅”的条款。面对这样的期待，译者往往觉得很有挫败感，好像翻译是一项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注定失败的任务。面对“信、达、雅”的迷思，也许我们更应该牢记严复先生同时提出的三大问题： 浅尝、偏至、辨之者少。如果自己尽力做到细读、泛读、明辨，翻译出的文字也应当会更加妥当。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想，这不但是解决翻译之难的良方，也是解决所有学问之难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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