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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开放、包容和多元的风格，多元异质的论述方向，促进各位学者的跨学科、跨地域的学术交流。
全书主要分为“批评前沿”“跨界研究”“知识生产与现代中国”“古典天地”“品读红楼”“福建文化研究”“张国龙创作谈”“杏坛撷英”“书评”等部分，邀请各领域中知名学者为我们品评文学、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的价值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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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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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荣，男，1969年生。南开大学文学硕士，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博士后。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点负责人。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古文学、唐宋文学、宗教文学、敦煌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150多篇，出版《晋唐佛教文学史》等专著13部，获省部级奖11项（其中一等奖3项）。系教育部首批青年长江学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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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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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批评前沿
侦探小说：因果链、理性英雄与“方法优先”余岱宗
“一即一切”与“色即是空”
——韩松“医院三部曲”的“医疗宇宙学”想象陈舒劼
洞见与盲视
——文化研究的反本质主义路径颜桂堤
悲剧的死亡与新生
——论伊格尔顿对斯坦纳悲剧观的批判王伟
讲好中国故事的当下自觉
——四部小说与三个问题徐阿兵
跨界研究
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早期译介的文体变形王岫庐
查尔斯·博克塞的日本情缘潘铮铮
论微诗的多元化与跨界表征凌逾
知识生产与现代中国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休假制度和学术生产关系述论
——以人文社科学系为中心林强
污名化、自辩与形象重构
——以张竞生《性史》出版后接受为中心黄育聪
古典天地
张说《幽州夜饮》诗旨辨证刘曙初
支遁逍遥义再探及其交游举隅
——以《世说新语》和《高僧传》为中心陆辰叶
先天学说在宋代的接受与被抵制
——以朱熹、林栗的争论为中心肖满省
黄寿彭和他的《远香书屋诗文钞》江莺华
梁山泊的寨主更替与《水浒传》的
文学意义樊庆彦罗青
品读红楼
珠联璧合，浑然天成
——略说《红楼梦》的叙事结构纪德君
“独”出机杼：细品《红楼梦》中的“独”林莹
《红楼梦》“家法惩戒”母题的另类审美修辞郑昀
论《红楼梦》叙事节奏的控制
——以“有人请吃饭”为例张宇珊
福建文化研究
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天后宫对联诞生记赖海榕
关于畲族文书《西兰集资账册》的思考黄涛
闽派向度与美学寻绎
——网络文学发展的福建经验尚光一
张国龙创作谈
创作谈：故乡，不说再见张国龙
让留守儿童文学走近留守儿童生活
——论张国龙《麻柳溪边芭茅花》对文学公共领域
的拓展李红春
青春困境、具身体验与少年精神
——张国龙成长小说书写的三个维度江璧炜
真实、纯粹、无从抗拒的书写
——评张国龙的《麻柳溪边芭茅花》孙建江
直面苦难的真实成长
——评张国龙的长篇小说《麻柳溪边芭茅花》崔昕平
“成长”是青少年文学主要解决的问题
——评张国龙的长篇小说《麻柳溪边芭茅花》李利芳
杏坛撷英
《项脊轩志》微课教学设计郭雅雪
一事一景总关情
——《项脊轩志》教学设计思路及反思郭雅雪
《阿长与〈山海经〉》微课教学设计郑晓勤
紧扣文本矛盾，观照三大主体
——《阿长与〈山海经〉》教学设计思路及反思郑晓勤
微课不微，巧读慎思大设计
——郭雅雪、郑晓勤获奖教学设计评析刘心
书评
女性命运的再演与观看之道
——读《骑楼上的六小姐》林婉清
编后记
《细读》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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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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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
因果链、理性英雄与“方法优先”余岱宗
讲故事不一定非用侦探小说模式，但侦探小说是能体现故事情节集中性、整一性之小说类型。
侦探小说大概可以算是“行动力”强的小说。
侦探小说所有的“行动”都围绕着悬念或秘密展开。侦探小说利用悬念这一个点，延伸出一条叙事之线，叙事之线发展到某个阶段，累积的证据以及侦探的诠释，会使“线”的性质发生改变：之前看似没有联系的各个疑点会被逻辑性地联系起来。这意味着案情有了清晰的脉络。侦探小说叙事之线的两端分别是预设的悬念与真相大白的“发现”。“发现”让之前“线”的每个环节都有意义。“线”的一个又一个环节的累积都是为了让末端的“突转”与“发现”累积饱和的力量和足够的惊异。或者说，侦探小说是以整条“线”成就终的“发现”。这与从“线”中的任何一个角度和端口不断延伸各类话题的现代小说是完全不同的小说写法。
当然，侦探小说叙事也需要很高的技巧。侦探小说的悬念设计的巧妙，不但在于悬念要有足够的分量，即案件本身要有足够的新奇性和震动性，侦探小说还要设法让悬念“悬置”足够久的时间，并在“悬置”过程中接受各种误判的干扰。
干扰将使案情变得扑朔迷离，一个个看似逼近真相的答案通常是作家所设置的推理误区：假相越具有迷惑性，情节便越有吸引力。
然而，当真相大白的时候，之前所有的迷惑便不再是迷惑，所有的难题便不再是难题。
这就是侦探小说的悖论：复杂性与简单性同时是侦探小说的特征。
不复杂就无法为悬念找到“悬置”的理由，不简单就无法将看似复杂的案情落实到坚实的推理思路上。
所有的细节和情节终都服务于悬念的解答，所有的人的情感世界都被案件形成的漩涡所吸纳，所有的漫不经心的闲言碎语或看似无意义的举动终都为的真相所统率。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断言：“侦探小说的主题是去现实的社会，经由持续驱使理性限度地化，这个社会由实存性的共同体中形成了。”［德］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侦探小说：哲学论文》，黎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所谓“去现实”并非侦探小说不反映社会经验，而是社会经验被化地纳入理性化的决定事实的因果链条之中。“为小说里侦探的办案过程分派的地位将办案过程变为对以理性自治为基础的哲学体系的审美譬喻，如是这个体系自身显现，警察则以审美方式展示体系，有如体系自现实显现。由于侦探在被理性烙印的世界里将理性人格化，这个世界的诸元素毫无保留地听命于他，以至于他在对这些元素进行串联时没有遇到丝毫抵制。他工作着的这个世界是他的世界，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是有效的，是与他一道被给予的范畴顺从的材料。被专属的名字排空的世界遭遇无关涉的理性，理性是彻底地自我达成，它可以轻松地令首尾缠绕，因为在它看来，首尾之间空无一物。每一桩案件的解决事实上都是对理想体系的审美呈现，这个体系如此封闭，以致‘向着无限的前进’就在其中进行；只是，因为理性所陷入的无含义性，譬喻自然无法满足所有那些指向意义维度的哲学体系的急需，而是只能作为理想体系的类比去设计缺乏意义的内在关联。侦探的行动反照出纯粹在展开的体系，当体系无须进行任何加工就能收获一切，它已经失去了一切。”［德］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侦探小说：哲学论文》，黎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8页。侦探当然会在办案中遇见难题，之所以说侦探“没有遇到丝毫抵制”一是指侦探小说后要通过侦探为难题提供确凿的答案，这是侦探的义务，更是侦探小说的成规。二是侦探小说要求理性的“彻底地自我达成”，理性对侦探文本具有居高临下的终的辖制。侦探小说的案情无论如何扑朔迷离，罪犯的作案手段无论如何离奇甚至恐惧，侦探的能力或者说侦探的“神性”恰恰是要将这些可能令人疑惑和恐慌的帷幕掀开，让归纳的迅捷与演绎的光芒解开疑惑，驱散恐惧。绝大多数的侦探小说是不会将案情悬而未决作为文本的特色的，读者阅读侦探小说不是为了享受多重解答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比如日本影片《第三度嫌疑人》存留那么令人疑惑的灰色地带，犯罪真相反而被重重疑云所笼罩。这样的影片不属于传统的侦探叙事，而是以犯罪片的叙事框架质疑真相的透明性与终极性。不过，传统的侦探文本叙事更重要的功能却是围绕着悖论性探讨荒谬感或不可知性。作为类型小说的侦探文本，真相被遮掩的慌张感和无助感与破案之后的安定性和抚慰性是多数侦探小说文本成规化的内在情感结构。这种结构之所以能够成立，不仅仅依赖于侦探的缜密分析的能力，更在这种类型小说既有特性让读者先期确信侦探哪怕会被暂时欺骗，但只要给侦探一定的思索时间，他就会串联之前被误导的细节，并对犯罪的总体设计了然于心。这种对侦探角色的笃信便是对其“人格化的理性”的一种预期，一种理性崇拜的阅读期待。
侦探小说中的人物不乏个性，某些个性甚至具有标配化的鲜明性。然而，侦探的个性拓展同样也受到案情侦破故事的限制。很难想象一位侦探小说作者在描写一位侦探时会花上大量篇幅叙述他对英国山楂树的奇异体验或是来上一长篇关于“厌烦”的哲学思考。当然，文学作品也出现过多愁善感的侦探形象，比如罗伯·格里耶《橡皮》中的侦探瓦拉斯。然而这个瓦拉斯与其说是一位精明的警探，不如说是一位内心不断涌现怀旧感伤思绪的诗人：“是什么厄运，使他今天不得不沿途到处都要提出解释呢？是否由于城市街道布局特殊，迫使他只好不断地问路，而得到的回答，每一次都使自己走了弯路？过去他曾有过一次在这些意想不到的分岔路口和死胡同中，游来荡去迷了路——特别是那些死胡同，更是容易叫人迷失方向——幸亏由于偶然的机会，后找到一条能够一直走到底的路。当时只有他母亲单独为此担心。后来他们母子两人走到这运河堵塞的一端；在阳光的照射下，河畔低矮的房屋，在绿色的河水中反映出古老的建筑的正面。这一切大概是发生在夏天里，是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城市停留一下（他们是到这儿南面的海边去度假，和过去每年一样），以便去探望一位女亲戚。他好像记得这位亲戚在生气，似乎有一件继承遗产的事或类似的问题。他确实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吗？他现在甚至想不起他们终有没有见到这位太太，他们是否一无所获就离开（在转车中间只能有几个小时的停留）。再说，这些真的都是回忆吗？关于这一天的经过，他过去经常听到说：‘你记得的，当时我们去过……’不，不是记得，他是亲眼看见那运河的一端，那些反映在宁静的河水中房屋，以及那拦住河口的低矮的小桥……还有那废弃的旧船的残骸……不过很可能这一切是在另一天，在另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也可能是梦境。”［法］罗伯·格里耶：《橡皮》，林青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这位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的“走神”侦探，其思想状态导致城市的布局不再是追踪罪犯的空间，而成了伤感怀旧、触景生情的地点。这篇小说写的就是一位爱犯糊涂的侦探，说的就是破案过程的荒诞。此篇小说的特色，便是以日常性景象不断瓦解侦探的职业性思维。伤感与犹疑代替了缜密与果断，使得这部借用了侦探模式的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品以侦探叙事模式书写了“反侦探”的内容——不过，正是这位侦探的日常伤感与职业性客观冷静的反差，让这部小说获得了极有特色的叙述张力。《罪与罚》《审判》《橡皮》等小说都出现了侦探和侦探故事，但这样的小说都不是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悬念与推理之上，即不是将重心放在设置谜面与解谜的叙事之“线”上，而是放在侦探或嫌疑人物的内心感受上。《审判》更是叙述了无罪者莫名其妙被逮捕的荒谬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此类作品都对法律、推理、正义提出了种种疑问——诸多包含着侦探故事的现代小说已经溢出了为大众提供益智娱乐的通俗小说模式框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探讨的是法律无法解决的犯罪者的精神炼狱与救赎之大问题。《罪与罚》主人公杀了人，然而“没有侦探找他，他自动现身，他的罪行不是理性的胜利，当理性只是透明的遮盖物，理性也必会将‘那非法的’卷入过程，以证实它参与了‘那超法律的’，罪行是一种存在之物，自身有能力获取它的意义”［德］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侦探小说：哲学论文》，黎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0页。。在理性之外“立法”，这种“法”是救赎之“法”，而非侦探持有的法律之“法”以及理性之“法”。卡夫卡的《审判》对法庭、法官、律师与抓捕者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橡皮》为侦探者注入忧郁和感伤。这种写法，对传统侦探形象应该有的缜密与冷血来说，无疑是个大逆转。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些作品与侦探小说明显的分野不在于案情所关涉的情节之复杂性，而在于这些小说完全不依靠通常侦探小说的叙事之“线”去构成意义。“线”在这些小说中变得次要，感伤之“点”、精神磨难之“点”或荒诞之“点”远比案情的发展以及“发现”来得重要。《审判》还可视为对正统的侦探小说之线的破坏或扭曲：悬念中没有来由的逮捕与结尾的毫无依据的审判都是对经典侦探小说的严丝合缝的缜密推理之“线”的绝妙讽刺。
经典侦探小说叙事的艺术在于“线”的编织上，假相之“线”如何被侦探编织成犯罪的布置与实施，其叙事重心在于破案过程中的智力较量。
侦探小说中的侦探形象多为满足读者对具有高超推理力、发达智力以及强大意志力的强者形象之想象。典型的侦探小说不太可能为读者提供游离于案情推理之外更开阔的心灵世界。侦探小说研究者承认：“既然逻辑推理是侦探小说的灵魂，那么就没有太多余地延展人物性格或拓展多样性风格。”②［英］朱利安·西蒙斯：《血腥的谋杀——西方侦探小说史》，崔萍、刘怡萍、刘臻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因此，“有着固定嫌疑人和严格条规的侦探小说一直都是童话”②。侦探小说被视为童话，一方面针对推理破案过程的巧妙神奇的想象，另一方面指向侦探叙事对世界的理解与想象的叙事路径的中心化与答案的单一性。
侦探小说的叙事成规决定了其主题的易理解性。另外，其主人公的行为、情感世界亦都围绕着侦破这一中心事件。福尔摩斯虽然也喜欢拉小提琴或欣赏歌剧，但这位推理大师在《血字的研究》中就被告知：这位大侦探“不愿意去钻研那些与他研究毫不相干的东西，因此，他所掌握的知识对他来说，当然都是有用的了”④［英］阿瑟·柯南·道尔：《福尔摩斯四大奇案》，汪莹、李广成、郑须弥、周永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华生医生还开了个清单谓之“福尔摩斯的学术境界”：“1.文学知识——无。2.哲学知识——无。3.天文学知识——无。4.政治学知识——无。……”④而在化学知识、解剖学知识以及法律知识方面皆为“精深”。这份清单当然是虚构的，文学、哲学或天文学未必对破案毫无助益。然而，与其说作者有意识在约束主人公的知识结构，不如说作者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告诉读者破案靠的是能够实证的物证，而不是哲学的玄妙或文学的浪漫。这不是说不懂得人情世故的侦探反而更有利于破案，而是表明作为主人公，侦探其职业特性不允许其被个人的七情六欲所束缚。侦探要以更超然的姿态审查众人的情感迷障或欲望迷宫。甚至，“侦探不可以死，因为理性必须无休无止地摆出英雄的姿态——设若他居然死了，他的死恐怕只是一个意外（原因可能是作者想象力衰退），而不是后一道考验。他从来毫不惊慌地全力以赴，像骑士一般无所畏惧地果敢缉凶：英雄般的面貌只是被挣脱命运者的帷幕，是审美意向的畸形产物，让人物在现实中的所有对应显见。”②［德］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侦探小说：哲学论文》，黎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3页，第161页。侦探是英雄骑士，更是驱魔者，通过方法优先的手段和智力超群的姿态将解谜视为一种脑力游戏：“任用侦探不是为了揭露罪犯，而是罪犯的出现让他为‘那多样的’创建关联。被他人格化的理性挣脱了存在根据并因此能够不以存在为目的；它打消寻求任何含义的企图，仅止于为某物创造某种关联的方法，此‘某物’并不存在于什么都不处理的方法方式本身中。”②“方法优先”意味着侦探可以窥破犯罪的动机，但不必提交关于犯罪动机的形而上意义的分析报告；侦探串联犯罪的隐秘细节并形成线索，但侦探不见得为细节或线索的社会根源解读。传统的侦探小说，主线的设置不宜过于旁逸斜出，而要为侦探的出类拔萃的逻辑推演即“创建关联”让路。侦探不宜陷入意义的迷宫之中，“某物”之意义的无限性、歧义性和模糊性不是侦探英雄的思路，恰恰相反，侦探的思路简捷而锐利。破解缠绕，平息恐慌，梳理杂乱，才是侦探的拿手强项。侦探破案的精确性和快速性要求其是通过逻辑和速度与对手竞赛，而不是在形而上的思考上与他人一较高低。“方法优先”的原则，意味着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和精确性是侦探小说的主导气质，它不强调分析问题的深刻性或多义性。“在侦探小说里，一个神秘事件就可以将人们投入恐慌。让人透不过气的不是事件的威力，而是决定事实的因果链条未被识破——不是经由剧院火灾或梦中景象（这些实在将恐惧驱入每一个毛孔)——在由理性主宰的地区，恐慌恰恰由所有实在的缺席制造，事实本身全无引发恐慌的效果亦要归结于这缺席。人会颤栗，是因为智性会失灵，但它不会止息，因为颤栗将它麻痹。那禽兽般的、那自然强大的、那受折磨的和一切没有意义又不同一般的现象，它们的现身让人发抖：它们的存在是借来的，一旦面具被掀开，背后‘那非法的’便裂为平庸日常。”［德］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侦探小说：哲学论文》，黎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页。“神秘事件”一旦被“因果链条”所赋形，便失去神秘性，恐慌也随之止息。让人“发抖”的“存在”，一旦被识破，一旦被揭露，那么，看似具有不可捉摸的“强大”的力量便露出“平庸日常”的真面目。“方法优先”意味着理性的因果链条成为有力的驱魔利器，侦探便兼有驱魔人的特性，让装神弄鬼的犯罪者不但败露，更重要的是让其制造恐慌的神秘性消失殆尽。这样，推理的有效，逻辑的胜利，以及“方法优先”，在驱魔人一次次驱魔过程中得以酣畅淋漓的彰显，并一次次确立理想的主宰地位。希区柯克的悬疑片《迷魂记》中那位患有恐高症的侦探受委托人请求，监视那位中了魔的美丽女人玛伦。玛伦中了邪，正受着她死去的曾外祖母夏洛塔·威德兹的控制。于是，在博物馆、旧金山金门大桥这些地点，一位恍恍惚惚的女人在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引导下走向绝境。这样的故事终被揭露出来，完全是阴谋者的虚构，陷入爱情陷阱的侦探终也恢复了理性，之前神神道道的中魔的故事也被“裂为平庸日常”：阴谋者把戏编得有想象力，被雇佣的“演员”也是一位表演水平足以瞒天过海的美丽女郎，然而这一切的背后绝无所谓曾外祖母的超自然力在起作用，尽管这样的“编剧”如果在非经典侦探叙事中可能另有一番演绎，这样的曾外祖母假若放在卡尔维诺的小说中，定有谐趣，超自然的作用力必能别开生面且能自圆其说。但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曾外祖母的“存在”，不过是意图将侦探引入歧途的“瞎话”，这样，影片前半部分的“曾外祖母的神秘控制力”的神秘疑团所升腾起的关于宇宙、生命、异度空间种种假象烟消云散，哪怕是女主人公心理疾病的假设也在骗局面前瓦解为日常行为。或者说，骗局的内容是神秘主义的，但其行篇逻辑是高度理性的。因此，侦探以理性还原之便不足为奇了。侦探与对手斗法比的是智力，而非妖术。如果出现妖术，侦探的任务不是破解妖术，而是揭穿妖术，揭穿其伪装为妖术的骗局。除非有可能创造出侦探小说与哈利波特文类联姻的效果，正统的侦探小说终归尊重侦探的职业特性：侦探是英雄，但不是超人，他只是在世俗世界内的理性英雄。
悬念中心化，情节推理化，犯罪真相化，侦探理性化，这意味着只有通过对于整条叙事之线各种关键信息的逆向收拢和逆向解码，才可能让终的“发现”获得理性的意义。侦探小说一整条叙事之“线”布满假相，终的真相会转身面向叙事之线，为假相提供另一套解释，这就是解码。假相在线上布局，终真相的“发现”为整个布局提供理由。侦探小说的“突转”与“发现”暴露的令人骇然的秘密表明一系列的假相是多么富有欺骗性，甚至日常性的平凡细节都掩盖着工于心计的欺骗和阴谋。如此，“发现”所包含着的智力挑战和真相暴露的震惊感，让情节层层铺垫和精心布局没有白费功夫。所有的铺垫和布局都会在侦探小说结尾爆发出奇异的能量：假/真的彻底翻转让读者对之前的种种细节和事件有了全然不同的理解。秘密的“发现”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让另一种阐释返回现场去注释之前所发生的一切。这种逆向旅程的阐释方法检验着整条线是否严密，是否出现了不必要的累赘叙事。
侦探小说利用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如谎言/真相、智慧/愚蠢、偶然/必然、疏忽/周密、次要/重要来确立其文本意义。侦探的不凡，在于洞察了种种偶然性之间的必然联系，在于确定看似次要甚至可忽略的细节之中所包含着的重要的线索，在于为无联系的各种琐碎的细节勾勒必然联系的草图。于是我们可以说作为“方法优先”的理性英雄，侦探的“发现”统率着全文。当然，侦探通常不会那么轻易地宣告其“发现”，因为深思熟虑的进一步求证是侦探的必要步骤，这就让读者要比侦探迟一步去“发现”，迟一些时刻去接近真相。
正是这“发现”的“时间差”，标注了侦探与读者之间的智力差距。
当然，“发现”的作用还不仅仅是用来衡量智力和洞察力的差距，“发现”让体面暴露出丑恶，让温和的熟人瞬间变脸为阴险的凶手，让高高在上者转身成为卑鄙的骗子。
侦探小说提供了一种化的倒错，侦探终的“发现”让世界来一个彻底的颠倒。正是这种倒错和翻转为文本进一步创造了价值：如果没有这重大的“发现”，那么假相将大行其道，罪恶将凭借欺骗继续主宰着各色人等的生活。
可见“发现”是侦探小说所有叙事能量终的凝聚点。“发现”让我们欣赏了侦探的智力、洞察力和敏感力，“发现”还让我们在社会意义层面上发现了罪恶如此靠近日常生活，欺骗如此巧妙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
侦探小说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建构一系列二元对立的世界：正义/邪恶，谎言/真相，敏感/迟钝，缜密/疏忽。这意味着，在侦探小说中，就是叙述攀附、虚荣、厌烦、嫉妒、怜悯、傲慢、戏谑、小心眼或假癫狂，亦不可能将这些中间状态的情感刻画得多精致或多深入。罪恶与正义、智慧与愚蠢的二元对立的价值架构终将吸附所有的“次等级”情感。在福尔摩斯探案名篇的《巴斯克威尔的猎犬》中有这样一段不起眼的叙述：“然而我不止一次看到，当亨利爵士对他的妹妹关注时，他的面孔显出极度的反感。他无疑很喜欢他妹妹，如没有她，他将过孤身生活，但如果他为此阻碍他的妹妹的美好婚姻，似乎自私到了极点。但我敢说，他不希望他们的相好发展为爱情，我有几次看出他费尽苦心妨碍他们私下密谈。”［英］阿瑟·柯南·道尔：《福尔摩斯四大奇案》，汪莹、李广成、郑须弥、周永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页。如果这样的人物关系出现在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中，一定隐藏着极有趣的故事。这样的人物关系，在擅长叙述欺骗与阴谋的亨利·詹姆斯的笔下又断不至于升级为血腥的谋杀，而是可能叙述一出情感骗子筹划的一次“极体面”的骗婚故事。亨利·詹姆斯愿意探索的是人物在平静的常态下所展现出的的各种剧烈的情感震荡，而不太喜欢将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或情感的冲突升级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亨利·詹姆斯这种类型的作家更愿意让情感周旋在外部风平浪静的时空中，其人物的情感波动再剧烈也依然在温文尔雅的氛围内盘旋出各种复杂而细腻的思绪和感悟。类似亨利·詹姆斯或普鲁斯特这样的作家所描摹的情感世界是与侦探小说的极化情感背道而驰的。至于上述《巴斯克威尔的猎犬》这一片段，在侦探小说中，是不会仅仅通过平静而暧昧的人物关系来进行微妙的情感震荡，它只能从属于揭示仇恨与阴谋的罪恶叙述。
侦探小说的“秘密”揭示通过叙事之线的整体起作用，侦探小说的叙事之“线”上的种种疑点都要为叙事之“线”所消化。“点”服从于“线”，“点”的意义不能过于突出，而是要受到侦探小说的“线”的意义指向的规约。
尽管解构者完全有可能剖解某部侦探小说之中“线”与“点”的矛盾，但是“点”在侦探小说中缺乏意义的扩张力，因为正义/罪恶、智慧/愚蠢的终意义格局将捕捉任何“点”的意义逃逸。或者说，一旦作为局部的“点”的意义逸出正义/罪恶、智慧/愚蠢的对立的框架之外，那么，此部侦探小说的类型规范就要被破坏。小说是生活之中种种“秘密”的发现，几乎所有的小说文本都潜藏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秘密”，揭示生活表象背后的大大小小的“秘密”是小说普遍法则之一。侦探小说则是通过极化的二元对立框架规约出的“线”来成就对罪行之“秘密”的发现，这种发现充满了智力的挑战，但不会呈现过多形而上的理解，不会出现过于含糊的歧义性或多义性。侦探故事的结尾将收拢所有的细节、情节，看似“无用”“琐碎”的细节在小说中真相大白之刻会显示出侦探逻辑的强大的统摄力：“在理想的侦探故事里，上升行动不断地增加张力，到了几乎难以承受的地步，高潮时的真相大白和逆转以爆炸式的突然来释放张力，结局解开整个一切——故事的每个细节都被证明是关键的——在高潮和结局之前，这些细节一直是误导迷惑。”［美］玛丽-劳尔·瑞安：《故事的变身》，张新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不过，侦探小说作为一种娱乐化倾向明显的类型小说，本就不应该对其提出过于苛刻的审美要求。此处借用侦探小说做分析，不过是因为侦探小说以“线”的叙事来获取“秘密”的写法有代表性，侦探小说是典型的逻辑因果之“线”的叙事文本。当然，这不等于非侦探小说不采用这种方法，事实上，欧·亨利的许多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也是用悬念延展开来的“线”之叙事来开启“秘密”。这种手段是擅长讲故事的小说家能表现其艺术创造力的一种常规艺术手段。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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