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唯美手编16：知性优雅的编织
》
售價：HK$
54.9
《
情绪的惊人力量：跟随内心的指引，掌控情绪，做心想事成的自己
》
售價：HK$
50.4
《
棉的全球史（历史·文化经典译丛）
》
售價：HK$
109.8
《
超越百岁看这本就够了
》
售價：HK$
55.8
《
亚洲戏剧史·南亚卷
》
售價：HK$
143.4
《
中国历代竹器图谱与数字活化
》
售價：HK$
557.8
《
EDA技术与设计（第2版）
》
售價：HK$
85.0
《
揉碎浪漫（全两册）
》
售價：HK$
70.3
|
| 內容簡介： |
|
长篇小说。财经题材。同样的高考成绩，农村考生麻近水只能回乡务农，而城市考生曾伟力和石建南却顺利地上了大学。三个人在深圳走到一起：干部家庭出身的石建南是调干来的，后来成了老板；城市平民曾伟力孔雀南飞，当上职业经理人；麻近水只能是农民工。公司裁员时，麻又患上尿毒症，生命垂危。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曾伟力尽管对老板唯命是从，但对待裁员裁掉麻近水的指示却非常犹豫，因为麻近水如果能保住职位，就能继续享受公司办的社保，否则只能走上绝路。围绕着麻近水的生与死，人性中的天使和魔鬼跳出了绚丽的舞蹈。
|
| 關於作者： |
|
丁力，安徽人，居深圳。国家一级作家。1958年生。1977年考入长沙冶金专科学校。198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化学系，同年获芜湖市重大科技成果奖。1988年获安徽省自然科学奖，同年入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199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结业，同年底由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下海深圳。历任港资厂主管、台商秘书、科技园总助、金田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和华南投资董事长。2001年开始写小说。2007年获“中国书业Zui佳商业图书·新人奖”。2013年获第六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奖”。2018年获深圳双“十佳”。被誉为“中国Zui具爆发力的金融文学领军人物”。
|
| 內容試閱：
|
总序
虽然我的深圳作协副主席要等换届才能免去，但我实实在在是一个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人。为准确核算我的退休工资，社保部门把我的档案翻了一个底朝天，结果发现我的初级、中级职称是助理工程师、工程师，但副高、正高职称却是文创二级、一级，它们准确无误地记载了我从一名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向作家转变的过程。
我认为工程师和作家的本质一样，都是“创作”，只不过区别于侧重“工创”还是“文创”而已。科学家的任务是发现自然规律，工程师则利用这些规律创造发明出有利于人类健康与进步的新产品新技术，这和文学理论家与作家的分工一致。对于我1988年获得安徽省自然科学奖，我认为是当时没有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的结果，好比如今仍然有人认为作家就该是“文学家”一样。可我真的不是“文学家”，只是特别善写而已。1990年我原单位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举办科技成果展，我一个人展出的论文和著作超过全院2000多名工程师的总和，这并不表明我的专业水平力盖群雄，而仅仅是因为我特别善写，这也可以解释2001年我卸任上市公司高管后，为什么能突然成为“高产作家”。
善写主要是遗传。我很小就记得父亲一天到晚在写，更记得当年父亲为如何藏匿小说书稿而流露出的焦虑与恐惧。尽管由于时代局限，父亲写了一辈子的书却没有出版一本，但他善写的基因却遗传给了我。自2003年正式成为“坐家”以来，我平均每年在省级以上纯文学期刊发表四个中短篇，正式出版三部长篇，至今为止，已正式出版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五十部。
但此情景到2020年似乎戛然而止，并非我失去了写作的兴趣与能力，而是如今的出版业遭遇了空前的窘境，我手上已经积压数本书稿了，还写吗？
正当我打算放弃长篇小说创作而只为杂志社写中短篇甚至只写散文随笔的时候，得知中国文史出版社打算精选我的七部小说再版，只是版税可能不如首版那么高，问我能不能接受。我不敢相信这样的好事正好砸到我头上。我打电话给周思明老师，他和我一样，特别善写，我们并称深圳的“二高”，我是高产小说家，他是高产评论家，“一天不写就难受”，所以我们虽然私下交往不多，但彼此视为同道人，并且我相信作家是常年埋头拉车，而评论家有时会抬头看路，所以这种类似天上掉馅饼的事，我首先向周思明求证。
“真的。”周思明非常笃定地说，“肯定是真的。”
“为什么？”我问，“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我*近接到北京一家文学研究机构的电话，他们约我写一篇有关‘创业文学’的综合评论，还特别提到了你，说你的小说无论以前叫老板文学、商情文学还是财经小说，现在都归类为‘创业文学’，这说明，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之际，创新和创业被提到更高的位置，这时候他们不再版你的小说再版谁的？”
我信了，赶紧签订再版合同。
这次再版的七部小说《高位出局》、《透资》、《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手记》、《生死华尔街》和《苍商》、《赢家》，其中前五部的初版均在清华大学出版社，《高位出局》、《透资》（《高位出局2》）和《上市公司》（《高位出局3》）都上了当年的畅销书排行榜，其中《高位出局》还获得中国书业2007年度“*商业图书·新人奖”。其实我2001年底发表小说处女作，2002年辞职专门当“坐家”，2003年开始出版长篇小说，因此到2007年也已经不能再算“新人”了，他们之所以颁此殊荣，大概是该书多次加印，累计发行量比较大的缘故吧。
清华大学出版社一般只做专业书，如电子计算机之类，能一下子出版我的五部长篇小说，是因为他们把我的小说归类为“财经小说”，如此，我的长篇小说又可被列为“财经类图书”，从而符合他们的出版范畴了。
从年龄上说，我的创作比较晚，来深圳之前是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的工程师，但思想比一般的工程师活跃。1991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我似乎看到了成为“大老板”的希望，于是辞职下海，投身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中国市场经济*成熟的城市——深圳，先后拼搏十一年，其间还去过海南和武汉，一度也似乎已经成为“大老板”，先经营七家娱乐城，后出任金田华南投资公司董事长，在广州有二十三家连锁超市、一个灰狗巴士公司和两个地产项目。2000年上市公司新的财务制度落实后，金田集团退市，我的“事业”因之归零。此后也应聘民营投资公司总经理或证券机构操盘等，但终究不适应再“打工”的生活。为了延续自己的“老板”梦，我开始写小说，心里想，当不了大老板，还不能写大老板吗？于是，一口气创作出版了十几本书，内容都围绕着“老板”，所以我的小说起初被称为“老板文学”。后来《金潮》杂志发表文章，分析我的创作现象，称我是“中国*爆发力的金融小说作家”，于是我的小说又成了“金融小说”。再后来，山东师范大学选择研究我的创作作为硕士研究生的论文专题，论文称我的小说为“商情文学”。*近，著名高产评论家周思明则告诉我，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文学批评》杂志将我的小说归类为“创业小说”。但我自己更认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财经小说”定位。
这七本书中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但其中的人和事都是有生活原型的，甚至有些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有些是我身边同事或朋友的经历。比如《高位出局》当中的王艳梅，原型是金田退市后我当“坐家”前为其打工的女老板。那段时期我是动荡的，也是迷茫的，除了给王艳梅这样的民营企业老板当总经理之外，也有过证券公司和机构操盘经历，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给我的冲击却是前所未有的——原来公司可以这样运作！原来他们是这样当老板的！原来股市的内幕是这个样子！我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种震撼激发了我用小说的形式披露这些内幕的冲动，于是直接把这种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写在《高位出局》《透资》《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手记》等小说中，其中《高位出局》中*长的那个故事曾经以《股市内部消息》的题目，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2004年第6期上。
虚构成分*多的是《生死华尔街》，因为彼时我还没有去过美国，更没到过华尔街，写华尔街只能靠虚构。创作这部小说的直接动因是想用小说的形式揭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内幕。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牛玉秋老师评价说：“在阅读《生死华尔街》之前，我始终没搞懂‘次贷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丁力的《生死华尔街》，我不但自己明白了，而且还能给别人讲解美国的‘次贷危机’了。”
《苍商》写的是几个湖南人闯深圳的故事。这也是有生活原型的。我虽然是安徽人，但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从安徽考到了湖南，班上同学有一半是湖南人或毕业后留在了湖南，他们大都分在湖南各地的冶炼厂，所以，小说中刘劲龙来深圳之前于冶炼厂干的那些事以及他昂首挺胸走出冶炼厂大门南下闯深圳的场景，在我当时写的时候，脑海中呈现的就是我们班同学“刘劲龙”的形象，所以才让读者感觉这个人物很具体、很真实、很生动。
《赢家》写了打工青年麻近水的故事。一看这个“麻”姓，就知道是湘西少数民族人，也因我兼任吉首大学教授，经常去湘西首府吉首市，并且湘西人客气，每次去，作为湘西少数民族人的田茂军院长都带我领略当地风俗，所以在后来创作《赢家》时，不知不觉就把“麻近水”设计成了主人翁。
麻近水的故事令人心酸。不仅因为他得了尿毒症，更因为他为之打工的老板与他是同期的考生，考分不如麻近水，却因为是大城市的城市户口而被录取，考分更高的麻近水却名落孙山。好在麻近水不屈不挠，最终凭着自身的努力终于在深圳站稳脚，成为真正的“赢家”。
这七部小说中，主人翁与我本人真实经历*接近的是《职业经理人手记》，该书也被称为“中国*部本土MBA教材”，我也因此被邀请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课。回想自己一辈子没能成为清华的学生，却当了一回清华的老师，也算是文学给我的莫大奖赏吧。
201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长篇小说《图书馆长的儿子》，细心的读者又给我留言：“原来这个才是真实的你啊！”其实都不是，小说源于生活，又不等同于生活，《职业经理人手记》和《图书馆长的儿子》中的主人翁确实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完全是我自己经历的真实写照，否则，怎么会有两个“我”呢？
丁力
2020年12月13日
石建南当律师也比其他人当得好，甚至比他们主任当得好。
石建南他们事务所主任是个老司法工作者，来深圳很早，并且曾经是法院的副院长。大约正因为如此，所以石建南当初投奔老主任的麾下还费了一些周折。后来，得益于当初委托该律师事务所的案子太多，老主任确实需要人手，加上石建南算是就地下海，户口和人事关系全部都在深圳，使用起来当然比那些刚刚从内地来深圳的应聘人员要更加放心一些，于是，石建南才得以在老主任手下谋得一个位置。
石建南的工作是努力的，舍得花时间研究相关的资料，并且善于筛选对委托人有利的证据，善于发现和挖掘对对方不利的证据，并且对这些证据“上纲上线”，加上老主任的指点和老主任的面子，所接手的案子基本上都为委托人争取到了利益，于是，石建南很快在深圳的律师界有了一定的名气。有了一定的名气之后，石建南对老主任原有的运作方式就提出了异议。石建南认为，老主任虽然为委托人争取到了利益，但是事务所的收入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老主任的运作方式陈旧。按照老主任的运作方式，会让委托人认为他们的官司本来就该赢的，而且赢得非常容易，所以，委托人只能按照国家司法部的相关规定支付基本的律师代理费。石建南认为这样不行，石建南认为，做律师的，一开始要把问题说得很严重，说成委托人的官司很可能要败诉，并且真的找出几个可能要败诉的理由出来，然后让委托人很着急，很担心，甚至很害怕，只有这样，委托人才愿意支付更多的费用，比如愿意接受双方协议收费，按照事务所为委托人争取到的实际利益的百分比收取代理费。这样，事务所的收入才能增加，接手案子的代理律师收入才能增加。
石建南不但这样想了，而且这样说了。但是他不是跟老主任说的，而是跟副主任和几个业务骨干说的。
“你说怎么办？”副主任问。
副主任这样问就表示他同意石建南的意见。事实情况也是如此。这个律师事务所本来是副主任创立的，但是业务开展得并不怎么样，后来老主任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从法院副院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副主任抓住这个机会，几顾茅庐，并且主动把主任的位置让出来，自己甘居副职，才把老主任请出山。老主任上任之后，事务所的业务果然红火起来，并且接连赢了几个大官司，一下子使该事务所在同行业中脱颖而出。但是名声是响了，可是经济效益并没有成比例提高。副主任心里着急，却不好说什么，既不能“指导”老主任怎么做，更不能把老主任的位置要回来，正着急着呢。所以，石建南这个时候跳出来发表这样的言论，可谓正中副主任的下怀。
“是不是让老主任退居二线？”其中的一个骨干说。
副主任没有说话，轻轻地摇了摇头，但是摇得比较犹豫。
“不妥，”石建南说，“老主任不能退。”
副主任抬起头，看着石建南。其他几个人也看着石建南。
石建南说：“老主任不能退，不但不能退，我们还要把老主任捧得更高。但是我们可以把工作程序调整一下。”
“怎么调整？”副主任问。
其他几个人虽然没有说话，但是眼神当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询问。
“现在我们的程序是项目负责制，”石建南说，“就是一个案子由指定的律师负责到底，既要负责打官司，又要负责和委托方谈委托合同，我认为这样不妥。”
“可是所有的事务所都是这样运作的呀。”其中的一个骨干说。
石建南说：“其他所是这样，但是我们所不能这样。我们所情况特殊。”
那个骨干还要说什么，被副主任制止了，副主任的意思是让石建南把自己的想法说完。
石建南继续说：“我的意思是这样，正副主任要分工，老主任专门负责打官司，副主任专门负责谈委托合同。”
副主任听了眼睛当场发亮，但是紧接着又暗了一下。
“怎么跟老主任说呢？”副主任问。
“不用说，”石建南说，“我们几个心里有数就行了，就按这样的方式运作，把老主任推在线，让老主任一天到晚忙于具体官司，谈合同的事情我们把它挡下来，挡到副主任这里谈，反正副主任也有权签合同，这样做也是为了让老主任更好地集中精力忙案子。”
“要是老主任过问起来怎么办？”其中的一个骨干问。
“一般不会问的，”石建南说，“问起来再说，反正副主任到时候肯定会有办法搪塞。”
副主任这时候好像在想什么问题，一边想一边点头，也不知道是真点头还是习惯性地点头。
“就这样，”副主任说，“来了案子我们先筛选一下，凡是伸缩性比较大的，合同拿到我这里来签；凡是没有什么可变因素的，或者说伸缩性非常小的，还是交给老主任签，这样，老主任就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想法了。接案子筛选的事情就由石建南负责。”
如此，石建南一下子就相当于事务所的“三把手”了。
如果换上其他人，比如换上唐向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肯定会相当满意了，但是石建南没有。事实上，石建南在“三把手”的位置上没有干多长时间，就二次下海，这次下海是自己做老板。
8
石建南是从他接手的这些案子当中受到启发的。
自从当上“三把手”之后，按照副主任和几个骨干的商量意见，事务所的绝大多数案子都需要经过石建南的初步筛选，然后确定是直接提交到主任那里还是拐弯送到副主任这边，如此，石建南在短时间之内就接触到了大量的案子，同时也接触到一大批老板。于是，石建南就有两个重大发现。，很多老板的管理能力和决策水平其实是相当差的，甚至有些老板简直就是傻瓜，至少跟石建南比较起来就是傻瓜。第二，做生意才是真正的赚钱，而做律师，说到底是一种中介服务性质，赚的永远只是零头，要想真正成就一番事业，绝不能满足于赚取蝇头小利，而应当争取自己做生意，自己当老板。
石建南没有什么大钱，当然不敢想象去做房地产这样的大生意，尽管他知道做房地产能赚大钱，并且除了做律师之外，他还就是对房地产还比较熟悉一点。既然不能直接做房地产，那么就做与房地产相关的生意，他相信做与房地产相关联的生意肯定也能赚钱。换句话说，做生意也要像当时的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一样，要傍大款，只有傍大款，才能赚大钱。
石建南一开始看中的是做消防工程。石建南接手的案子中就有一单是关于消防工程的。案子并不复杂，就是房子建好之后，由于房地产市场整顿，国家银根紧缩，房子卖不出去了，所以开发商没有钱支付消防工程款，消防工程公司就把开发商告上了法庭。在这桩案子的代理过程中，石建南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消防工程的利润率是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任何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都必须要做消防工程，否则就不能通过验收。
石建南看到了商机。
看到了，但是没有抓住，或者说是根本就抓不住，因为几乎所有的消防工程当时都被消防管理部门自己的下属公司垄断了，其他人或者是公司根本就插不进。不是开发商喜欢挑选消防管理部门的下属公司来做消防工程，而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工程就不能通过验收。于是，摆在石建南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如果是石建南这样的人开一个消防工程公司，并且碰巧也接到了业务，做完之后，上哪儿去通过消防验收呢？而如果不能通过消防验收，就会影响整个工程验收，这样的损失是石建南承担不了的。所以，石建南的二次下海一开始并不顺利。但是，机会总是等待有准备的大脑。这时候，石建南了解到一个情况：消防工程公司还兼做楼宇智能化工程，但后者并不在消防管理部门的验收范围。就是说，智能化部分并没有列入房地产开发必须验收的项目。
机会来了。
石建南决定自己成立楼宇智能化工程公司，客户资源就是以前跟他有交往的这些房地产开发商。石建南相信，这些开发商别的本事没有，迎合大众赶时髦的本事肯定会有的，因此，他们今后的房地产项目开发肯定会上“智能化”，就是为了好听也要上“智能化”。
经过仔细研究，石建南发现，“智能化”其实并不复杂，当时的主要功能好比是各级政府部门每年一度的工作报告当中必然出现的几个由英文字母组成的小词组，比如GNP之类，其实完全可以用标准的汉字来表达，但是用上几个英文字母之后，立刻就显示出报告人与时俱进的水平来了。
既然准备为老客户开发新服务，那么就必须突出自己曾经是做律师的身份，就好比当时的消防工程公司，要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跟公安部门的关系一样。怎么突出呢？当然是在公司的名称上做文章。受消防工程公司取名“恭安”“金盾”之类的启发，石建南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天衡”，因为司法的标志就是一个天平，“天平”跟“天衡”不是比“公安”与“恭安”更接近更巧妙更文雅吗？
石建南的单生意是跟林老板做的，因为几个月前石建南还为林老板的官司出了大力，为林老板的公司争取到了可观的利益。当时林老板非常感激石建南，说了这样的话：石律师做律师太可惜了，如果自己做老板，将来肯定大有作为。并且还说，如果石律师将来做老板了，在生意上有什么需要关照的地方，林某一定关照等等。当时石建南对林老板的话并没有在意，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一种“有朋自远方来”的感觉，于是，立即就把林老板列为知己。
既然是知己，既然当初林老板有这样的话，那么石建南当然个就要找林老板。
翻出林老板的名片，谢天谢地，林老板的手机号码还没有变，并且还记得“石律师”。
石建南知道这种事情在电话里面说不清楚，于是就不说什么事情，只是要求见面。林老板问什么事，石建南说没什么事情，就是想见面感谢一下。
“感谢？”林老板问。
“感谢。”石建南问。
“感谢什么？”林老板问。
“感谢您当初对我的点拨呀。”石建南说。石建南在这样说的时候，就尽量使自己的语气既像是老朋友，同时又是非常尊重他的老朋友。
“您忘了？”石建南说，“当初您鼓励我自己做生意，并且说如果我做生意一定能做好。我对于您的鼓励想了几个月，后终于下定决心了，现在真的就自己做了，而且借您吉言，现在生意果然做得还可以，您说我该不该感谢您？”
石建南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一单生意还没有开张，仅仅就是注册了一个天衡公司而已。但是他必须这么说，如果他不这么说，而是像崔永元搞的那个节目，实话实说，说我现在还没有开张，一个业务都没有，就等您林老板给我饭吃呢，那么完了，林老板肯定会继续鼓励他一番，然后说自己此刻正在美国，见面的事以后再说吧。
“是吗？”林老板说，“那好啊。我早说过，你要是出来做生意，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是不是成就一番事业不敢说，至少比在事务所的时候挣得多一些吧。”
“好好好，祝贺祝贺。”
“所以我说要好好感谢您呀，”石建南说，“您就是我的领路人呀。”
“不敢，不敢。”林老板说。
“不但我要感谢您，”石建南说，“我们天衡公司的全体员工都要好好感谢您。我昨天在会上还跟员工们说到您，闹得几个女员工今天就吵着要我找机会带她们去见您，怎么样，林老板能不能够满足一下她们的美好愿望？”
石建南这样说也算是合理夸张，因为这时候天衡公司只有他一个人，既然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只要他感谢林老板了，当然也就是“全体员工”都感谢了。至于“女员工”，好办，实在不行把自己的老婆带上就是。这样做更加合乎情理，因为大凡创业阶段，所谓的公司绝大多数都是从夫妻店开始的，把自己的老婆说成是“女员工”也不算过分。
林老板大约天生是个惜香怜玉的君子，一听说天衡公司的女员工都想见他，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觉得无论如何不能让石建南手下的女员工受相思之罪，于是约了时间和地点，并且一再强调见面可以，感谢就免了，所以一定要他请客，否则就是不给他面子等等。
等到约定的那一天，石建南果然带了两个“女员工”。其中的一个就不用介绍了，是石建南的老婆，另一个是内地一个同学的妹妹，叫裴柳莎。裴柳莎思想比较新潮，但她的新潮思想常常遭受周围的人的说三道四甚至是指责，于是就觉得自己的思想可能更适合于西方世界，但是，出国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好退而求其次，来到深圳。裴柳莎来深圳的时候，带着哥哥的信，找到哥哥的两个同学，一个是当初直接分配来的唐向羽，另一个自然就是后来调动来深圳的石建南。哥哥的信中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请二位老同学在可能的情况下关照关照他的妹妹。真是可怜天下哥哥心。
裴柳莎首先找到的是唐向羽，因为唐向羽自打毕业分配来深圳之后，就再也没有动过窝，所以好找。裴柳莎找到唐向羽之后，唐向羽看了信，见是老同学写给他和石建南俩人的，于是马上就打电话给石建南，把情况说了。也该这个裴柳莎运气好，本来像这种情况，石建南是肯定有一百二十个理由推得一干二净的，但是那天正好是他刚刚放下给林老板的电话，正在想着是真的把自己的老婆推到线呢，还是另外再想一个办法，正在这个时候，接到唐向羽的电话，于是，马上眼珠子一转，对唐向羽说好，晚上聚一聚，把裴柳莎带上，一起商量商量。
晚上三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石建南主动提出了一个“帮助方案”：裴柳莎工作的事情他负责想办法，但唐向羽要负责给裴柳莎先找一个住的地方。
唐向羽刚开始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是他次发现石建南如此热情，并且自己主动挑了一块硬骨头啃，而把里脊肉留给了他。难道石建南突然之间就变得高尚了？唐向羽知道，在深圳工作的人不怕请内地来的朋友吃饭，也不怕为内地来的朋友安排住处，就怕帮忙找工作，帮内地来的朋友找工作是深圳人害怕的事情，难，而且可能将来会有连带责任，所以当时唐向羽对石建南敢于挑重担的举动真的有点意外，并且还有点感动。
“行，”唐向羽说，“我先把她安排在招待所。”
“不行。”石建南说。
“怎么不行？”唐向羽问。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石建南说，“如果长期安排在招待所，费用让谁出？她刚来，肯定负担不起，你负担，她不好意思，不但她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如果让招待所免费，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估计你也没那么大权力。”
“那怎么办？”唐向羽问。
唐向羽这样问，就表明他同意了石建南的观点，并且承认石建南讲的句句是实话。其实不但唐向羽承认石建南讲的句句是实话，就是裴柳莎自己也觉得石建南讲得很实在。
“你那么大房子空了干什么？”石建南问。
唐向羽愣了一下，并且快速地扫了一眼裴柳莎，甚至脸都微微有点红了。
不错，唐向羽是有一个大房子，足足有八十几平方，即使在当时的深圳，一个人住八十几平方也是大的。唐向羽的老婆正在办调动，但是还没有调动过来，前面说过，除非有特殊背景，否则不管什么人，往深圳调动总是比较难的，所以现在单位分给唐向羽的这套房子就是他一个人住，不要说安排裴柳莎一个人进去，就是安排一个三口之家进去，挤一挤也能住下，不过裴柳莎毕竟是一个女孩子，又是同学的妹妹，这样安排合适吗？
“你不要想歪了，”石建南说，“你不是有三间房子嘛，单独给她安排一间，怎么着也比住招待所强呀。”
这时候，石建南不但像个兄长，而且像个慈父，他把脸转向裴柳莎，非常亲切而诚恳地说：“深圳都是这样的，男的和女都可以住在一套房子里，只要不是一个房间就可以。”
裴柳莎笑了一下，说：“内地也一样，我哥哥现在就是‘合住户’，两家人住一套房子。有时候嫂子加班，那边一家的男人也正好出差了，一套房子里不也是我哥和那个女的住吗。”
裴柳莎的思想新潮可见一斑。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