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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方言入诗的现代轨辙》是“民国文学史论（第二辑）”其中一本。
该专著着力于梳理并呈现出以民国时期为主，并前后略有延伸这一历史时段中方言入诗这一重要诗学现象。方言与中国新诗的多重关联和复杂形态，跨民族跨地域视野下方言入诗的起因与过程、内容与形式等原貌，不同时空中诗人们在语言形式上的诗学探索，是方言入诗这一独特诗学现象的重要内核。
本论著分为三编。编着眼于方言入诗的诗学现象与理论建构，既包括方言入诗历史的追溯与阶段性嬗变，也涵盖方言入诗的书写形式与音韵特征，方言入诗作为文学传统也得以重新激活。第二编以方言入诗的张力与建构为经纬，辐射新诗语言的“欧化”与本土化这一张力结构、方言入诗的版本批评和副刊品格。第三编以编年体方式捡拾这一诗学现象丰富而零散的史料，呈现清晰的历史轨迹，勾勒了方言入诗这一特殊存在的宏阔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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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颜同林
1975年出生，湖南涟源人，文学博士，博士后。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学术兼职有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四川省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贵州省诗歌学会副会长、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在《文学评论》等90多种报刊发表论文150多篇，出版《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现代新诗与文化研究论集》《被召唤的传统：百年中国文学新传统的形成》(合著)、《思想的盆地》《母语与现代诗》《普通话写作与共和国文学的确立》《多元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等学术著作多部。主编或参编著作近10种。曾入选“贵州省高校优秀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获贵州省“青年创新人才奖”，获贵州省文艺奖二等奖，并获四川省、贵州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5次。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及厅级课题1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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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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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缘起、综述与视角 /
一、缘起 /
二、综述 /
三、视角 /
编 方言入诗的书写与传统
章 方言入诗的历史演变与多线发展 /
一、从“诗界革命”到白话诗运动（1895—1925） /
二、白话为诗与土白入诗的再出发（1926—1937） /
三、启蒙与救亡语境下的方言入诗轨辙（1937—1949） /
第二章 方言入诗的书写形式与音韵特征 /
一、方言入诗书写的两难与应对 /
二、从语汇到句式：方言入诗的语言基座 /
三、土音入韵：音韵试验的现代特质 /
四、“读诗会”与方言入诗的声腔革命 /
第三章 方言入诗作为文学传统 /
一、方言入诗与中外诗学传统的交汇 /
二、歌谣：现代诗的传统民间资源与语言观念 /
三、打油诗：作为诗歌小传统的侧翼 /
四、地域文化与方言入诗的传统承袭 /
第二编 方言入诗的张力与建构
第四章 “欧化”与本土化：白话诗语言的歧途和新路 /
一、“欧化”与学生腔：诗歌语言的疏离和生长 /
二、新诗“欧化”的语言参照 /
三、“欧化”与新诗的创作和批评 /
四、语言的困惑和读者的力量 /
第五章 版本批评：在方言入诗与去方言化之间 /
一、现代诗集版本与方言入诗的表征 /
二、《女神》版本校释与普通话写作 /
三、《蕙的风》版本校释与普通话写作 /
四、《王贵与李香香》版本校释与普通话写作 /
第六章 语言运动与社会变革
——方言入诗的生存策略与“副刊”品格 /
一、政体变革：语言运动与普通话建构 /
二、“讲话”散播与国统区方言诗潮的勃兴 /
三、方言入诗与《新华日报》副刊 /
四、方言入诗与《解放日报》副刊 /
五、方言入诗与《华商报》副刊 /
结语 方言入诗：没有结束的语言旅行 /
第三编 方言入诗的史料与编年
编写说明 /
一、史料与编年（1895—1916） /
二、史料与编年（1917—1927） /
三、史料与编年（1928—1936） /
四、史料与编年（1937—1948） /
参考文献 /
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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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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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一：文学研究与历史意识
李怡
在相对平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近几年出现的“民国文学”研究的设想似乎是值得注意的动向，面对这样一种动向，有人认为是打破某种学术停滞的契机，但也有人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但无论如何，有关民国的话题已经成为我们无法绕开的存在，即使质疑，也有必要理解它生成的理由。
在我看来，借助“民国社会历史”这一视角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其实并不是提出了“民国”这一概念，更大的价值是它提示我们，文学的研究必须回到历史的语境之中。既然中国史已经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古代史与近现代史，又有什么必要独立出一个“民国史”呢？这当然是为了进一步关注和描述民国特有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情态。一般说来，古代、近现代，这都是世界通行的普泛性概念，这些概念的意义在于昭示了一种共同的人类历史进程，其意义自不待言。但是普泛性的概括并不能代替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遭遇和问题，共同的历史进程之中，依然掺杂千差万别的“民族史”“区域史”，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独特的东方“现代”国家，许多历史的细节都不是西方话语体系的“近现代”所能够涵盖的，中国的“现代”就集中发展于“民国”，所以研讨“民国”也就是真正落实中国的“现代”历史是什么。近些年来，民国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界取得显著成果的一个领域，可以说，在尊重、回到历史的取向上，历史学家已经走在了学术的前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始重视“民国”历史种种，从根本上讲就是得益于历史学界的启示。
因为这样的启示，我们的文学研究也才开始摆脱了“理论的焦虑”，在新的领域找到了自我充实的可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其实一直存在着某种理论的焦虑症。先是有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继而又用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来框架我们的现象，到头来发现它们都难以准确描述现象的丰富和复杂，这才出现了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回到历史现场”、体察具体历史情境之类的倡议。
当然，所谓“回到历史现场”也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它关乎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也牵涉我们自己的思维能力，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应当成为“非理论”“去理论”的简单借口，在更深的地方，“理论”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并且将可能恰到好处地推进我们的认知。“回到现场”不是绝圣弃智，不是排斥理论思维能力，而是让我们的理性的能力更妥当地敞开事实呈现的广阔空间，或者说理性思辨的节奏和方向与丰富的历史事实两厢贴合。自然，这样的历史考察就不是那么容易的，至少不是我们表述学术态度时那么容易。文学研究终依靠的不是一种“表态”而是更为深邃的能够破解精神秘密的“意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在尊重历史现象中产生的，但又不是对历史现象的乱七八糟的堆砌，其中深含着我们自身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成熟，所以，“回到历史现场”不会是一次性完成的，也不会只有哪一家的“现场”，它同样值得讨论、辨别、清理和驳诘。
这样，我们的“民国文学史论”就有了第二辑，也许还会有第三辑。连续性的发展表达的是不同认知的结果，重要的在于，随着我们对“民国”特定历史的逐步“返回”，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也逐步加深了，观点也日益丰富了。
感谢那些多年来一直关心我们研究的同行、朋友和广大的读者，我们都在不断充实着自己，在越来越深入的历史考察中解读现代的中国，在越来越广阔的视野中丰富我们的思想意识。当然，也要感谢花城出版社，这些有理想有坚守的优秀编辑，没有你们的策划、督促和鞭策，也绝不会有这连续数年的学术工程。
2018年8月于成都江安花园
总序二：还原民国文学史
张中良
不止一次听到质疑：既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概念早已获得公认，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提出民国文学史？
尽管存在着质疑，而且对民国文学史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这个概念总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就扩大了探讨的空间。
民国文学史的概念，1994年见之于一套“中国全史”时，只是参照历代文学史的分法，标志着一个时段，并没有涉及多少民国赋予文学的意义。现在，仍有学者持同样的理解。2006年，秦弓提出“从民国史视角看现代文学”，意在把现代文学还原到民国史的历史语境中去重新审视。2009年，李怡阐述现代文学的“民国机制”，将问题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几年来，民国文学乃至民国文学史的概念逐渐凸显出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等举办的学术会议都曾就民国文学问题展开过讨论，《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术月刊》《文艺争鸣》《广东社会科学》《湖南社会科学》《厦门大学学报》《湖南大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衡阳师范学院学报》《金陵科技学院学报》《兰州学刊》《当代文坛》《江汉学术》等刊物发表相关论文。从讨论来看，民国文学史确有新民主主义文学史、现代文学史、20世纪文学史所不能表征的独特而丰富的意涵，既然如此，“民国文学史”的梳理、叙述与阐释又有何不可？
在相当长的时期，民国是一个禁忌。人们每每把民国简化为一个败亡的政府，如果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表述的话，通常是“解放前”“旧社会”。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政府如果不腐败，怎么会被推翻？旧社会如果不黑暗，怎么会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探讨民国问题呢？
然而，问题在于：民国在推翻了清朝政权、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的基础上建成，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而非历史的耻辱；民国作为亚洲个共和国，曾经寄托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希望；民国是一个国家实体，而国家从来就不等同于政府，民国有多种势力对峙、冲突、交错、并存的政治，有虽然地区之间并不平衡，但毕竟曾经几度繁荣的经济，有由弱到强的外交，有终于赶走侵略者的抗日战争胜利，有大踏步发展的新式教育，有束缚与自由交织的新闻出版，有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等等，怎么能够因为民国政府的后败亡而抹杀民国的一切？民国是一个历史过程，从诞生到成长再到衰败，怎么可以由其结局否定此前的所有历史？
即使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也不能无视民国的存在。中国向来有后世修史的传统，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时，中华民国史研究被列入其中，然而，1957年的“反右”使规划搁浅，在接下来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政治形势下，民国史研究没有人敢于问津。关于民国时期政治史、经济史、口述史等资料经过整理面世一批，但没有一种以“民国”冠名。1971年9月13日三叉戟折戟温都尔汗之后，“文革”狂潮呈现衰势。1972年，周恩来总理再次号召编写中华民国史，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开始启动研究与编写工作。但在“文革”后期，学术研究步履维艰。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民国史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参照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1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导论”，第2—5页。）史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敏感问题的探索，均有可喜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4卷本）、李新担任总编的《中华民国史》（12卷本）[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12卷1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等代表性成果先后问世，引领读者走近民国史的真实。
比较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民国文学的历史还原方面要落伍很远。人们已经习惯于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思考问题，怯于拓展新的学术视野。直到今天，还有人担心研究民国文学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历史已经走到21世纪，多少惨痛的教训才换来了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走回头路的可能固然并没有完全杜绝，但我们应该相信社会的进步、民族的良知、人民的觉醒，如果有谁再敢倒行逆施，很难得逞。民国文学史研究的指归，小则是要呈现真实的民国文学史风貌，丰富人们的历史认知，大则是要普及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精神，保障社会稳步前进。
以新民主主义观点、现代性或20世纪眼光来梳理与阐释文学史，自然各有所长，但是民国文学在民国的背景下诞生、成长，打上了深刻的民国烙印，表现了独特的民国风貌，而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学术史来看，从迄今出版的近600种现代文学史著作来看，回避民国文学概念，便无法揭示文学的民国基因，因而，很难准确地画出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全图，无法解释文学发展的复杂动因，也无法理解民国文学的多元内涵与艺术个性。
民国政治自始至终是一种多元化的政治。北洋政府时期，南北对峙自不必说，北洋政府内部派系林立，你方唱罢我登场，客观上给新文学提供了一个相当宽松的发展空间。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期间不仅存在着尖锐的国共冲突，而且两党之外还有活跃的自由主义阵营、根基深广的民主主义力量，国民党内部也有各种错综复杂的派系。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各派政治力量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但又各自保留着相对独立的空间，不仅有陕甘宁边区、新辟的敌后根据地与广义的国统区之别，而且在国统区内部，也有桂、粤、滇、晋等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区域。这种多元化的政治是民国文学形成多样形态的重要原因。民国的法律，有其自身的缺陷，也存在着法律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巨大反差，但作家的生活与创作还是有一定的法律保障。若不然，鲁迅怎么能够在对教育总长的诉讼中胜诉、恢复了被免去的*佥事职务？在他成为左翼作家之后，怎么能够躲得了牢狱之灾，继续他的著译事业？在“白色恐怖”之外，还有广阔的空间，于是，才会有色彩斑斓的民国文学。民国时期，尽管确有政治压迫与文化管制，但民国文学却能在错杂的空间得以发展，不仅内蕴丰盈复杂，而且审美风格也是千姿百态。
民国文学应是民国时期文学的总称，就文体而言，不仅有五四文学革命开创的新文学，也有传统形式的旧体诗词、戏曲、文言小说、文言散文，还有介乎二者之间的改良体；就政治倾向而言，不仅有官方属意甚深而命途蹇涩的三民主义文学，官方倡导且得到广泛呼应的民族主义文学，也有左翼倡导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还有“五四”以来脉息不绝的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就创作方法而言，不仅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还有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以及各种方法的杂糅重构；就审美格调而言，有《凤凰涅槃》式的豪迈弘放，也有《义勇军进行曲》式的慷慨悲壮，还有《再别康桥》式的缠绵悱恻；从喜剧风格来看，有鲁迅浙东式的冷隽幽默，也有李劼人式的麻辣川味，有老舍杂糅着京味儿与英国风的月色幽默，还有张天翼式的湖南辛辣讽刺；就城乡文明倾向来看，有新感觉派式的斑驳陆离的都市色彩，也有沈从文式粗犷与清新交织的湘西风光，还有赵树理为典型、叙事偏于传统的乡土通俗，等等。气象万千的文学风景，无论是其内蕴，还是其形式，都在民国的历史进程中形成，都与民国的机制息息相关，因而民国文学研究不是单纯的外部研究，而且含有审美机理的内部研究。
民国文学史研究还是刚刚起步，要做的工作有许多。我与李怡教授曾经交流过，我们都认为，一部成熟的文学史著作应该有扎实的研究作基础，与其现在匆匆忙忙地“凑”一部民国文学史，毋宁脚踏实地地考察民国文学与民国政治、经济、法律、战争、外交、民族、宗教、文化、教育、艺术、新闻出版、自然环境及灾变诸多方面的关联，考察文学所表现的民国风貌，考察民国文化生态对文学风格的影响（或曰民国文学审美建构不同于前后时代的特色），然后再进行民国文学史的整合性的叙述与分析。我们不去奢望将来关于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叙述仅由民国文学史来承担，那样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大一统式的构想本来就是与学术自由相背离的。但我们相信，民国文学史的叙述必定会在中国文学史的总体框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我们的构想与努力有幸得到花城出版社乃至上级管理部门的认同与支持，“民国文学史论”辑6卷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于2014年出版，并在“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15年绩效考评中获得“优秀项目”。丛书问世以来，有学者在海内外发表评论，予以积极的肯定。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民国文学话题也遇到一些质疑，但探索并未中止，视野与深度反而不断拓展，曾经一度持有尖锐意见的学者也加入了推进民国文学研究的队伍，这正是我们所希冀的良性学术生态。花城出版社张瑛副编审在成功策划了“民国文学史论”丛书辑之后，又积极策划第二辑、第三辑。如果说辑主要是在观念与宏观方面打下基础的话，那么，第二辑则较多在语言、审美品格、文学教育、经典作家、形象和刊物等典型个案等方面做出新的拓展，第二辑的问世将会进一步丰富读者对民国文学的认识。第二辑11卷同样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感激自在不言之中！这无疑也增强了我们将民国文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的信心。
2018年8月19日修订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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