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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是怎么回事?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相是什么?
一代才女上官婉儿在唐代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为什么王安石变法饱受千年争议?
明清君主如何在漫长的君相斗争中胜出从而大权独揽?18世纪的“中国热”因何转冷?
……
《跟着唐博学历史》(全三册)分为《秦汉肇基》《唐宋转型》《明清变局》,三者既独立成册又承上启下。秦汉百家争鸣奇华竞放,唐宋八百年尽显中古辉煌,明清帝国成落日余晖。全书融故事、科普、思想于一体,循政治、经济、文化三重线索,在纷繁史料中去枝留干,带你读懂中国历史的悲喜跌宕。
1.央视《百家讲坛》80后主讲人、清史泰斗戴逸先生关门弟子唐博,以多年治史、教学经验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
2.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维度,讲述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历史进程。有帝王将相的跌宕起落,也有普通百姓的悲喜日常。全书体系完整,结构清晰,通俗易懂。
3.它还是一套适合初高中学生细读的多用途著作:有教学辅导书的特质,却不囿于辅导书的刻板框架,让学生在“悦读”中拓展知识面,储备丰沛的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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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跟着唐博学历史》(全三册)是央视《百家讲坛》80后主讲人、清史泰斗戴逸先生关门弟子唐博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本书体系完整,结构清晰,从浩繁史料中提取一个个精彩历史小切面,循政治、经济、文化三重线索,形成具有纵深感的历史论述格局,梳理数千年中国古代史脉络。作者不仅讲解生动透彻,且提供了鲜有史料,让读者能够从另一种角度建构起更新颖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秦汉肇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乃至中华文明的肇始和奠基——政治上,郡县制和分封制拉开了集权和分权的漫长较量;经济上,核心产业的官营与私营利弊并存,政策时紧时松;文化上,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形成文化大一统的趋势。
《唐宋转型》:隋朝昙花一现、盛唐国力空前、两宋积贫积弱都聚焦于中华文明的“转型”——政治上,分权与集权的博弈仍旧是主轴;经济上,制度、交通和科技三大革命是关键基石;文化上,理学和文学为典型代表,理学诞生了新儒学,古典文学达到鼎盛,市民文化开始崛起。
《明清变局》:六百年大变局悲喜跌宕,承上启下——政治上,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两千年来的君相之争以君主的完胜告终;经济上,“重农抑商”依然是总基调,但城市化和商业化进展注入了新因素;文化上,开创少总结多,市民文化勃兴,西学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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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唐博,历史学博士,财经专栏作家。《百家讲坛》80后学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师从戴逸教授,主攻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城市史,曾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出版《我们这辈子:清朝皇帝回忆录》《亲历三百年:明朝皇帝回忆录》《住在民国:北京房地产旧事(1912-1949)》《驿站小史》《清案探秘》等多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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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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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肇基》
自序
引言
第一专题 集权与融合:传统政治的肇基
第一章 摇摆:分封与郡县的迷局
第二章 梦魇:脱不开的皇权漩涡
第三章 血火:在硝烟中共生
第二专题 私有与官营:传统经济的肇基
第四章 分地:从井田到私田
第五章 资源:从放任到专营
第六章 要素:从蒙昧到进步
第三专题 百家与一家:传统文化的肇基
第七章 百家争鸣:奇华竞放的时代
第八章 不一样的儒家
第九章 书写秦砖汉瓦
第四专题 梦境与困境:传统个性的肇基
第十章 从唯才是举到阶层固化
第十一章 从解民倒悬到脱离实际
第十二章 跳脱脸谱,追根溯源
《唐宋转型》
引言
第一专题 分权与集权:政治的转型
第一章 宫斗:改写历史的“女人”与“政变”
第二章 宰相肚里能撑船:三省六部的嬗变
第三章 我的地盘谁做主:再谈藩镇割据
第二专题 外向与内敛:经济的转型
第四章 制度转型
第五章 科技进步
第六章 活在唐宋
第三专题 理学与文学:文化的转型
第七章 有特色的新儒学
第八章 诗词璀璨的大时代
第九章 市民文化的新平台
第四专题 奇葩与日常:个性的转型
第十章 走下神坛的明君
第十一章 走上前台的“女神”
第十二章 “外战外行,内战内行”
《明清变局》
引言
第一专题 君相之争大结局
第一章 丞相的存废
第二章 “特务”遍地走
第三章 奏折:改写政治史的纸片
第二专题 落日余晖看经济
第四章 过日子
第五章 面向海洋
第六章 跨越城乡
第三专题 戴着镣铐修文治
第七章 士大夫的头脑风暴
第八章 全世界的“中国热”及其冷却
第四专题 被误读的历史
第九章 被误读的改革
第十章 被误读的大战略
第十一章 被误读的英雄
第十二章 被误读的战争
写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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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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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二十年前,我做中学生,以1999年河南省高考历史状元的成绩告别高中生涯,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十几年前,我当中学老师,在北京胡同里的一所重点中学执教高一高二,跟重点班、普通班都打过交道。
近几年来,我上央视百家讲坛开讲,随后应邀到很多高校、企业、中学和图书馆、书店作历史学科普的讲座报告。
执教的过程中,不少师生跟我反映,如何消化历史知识并融会贯通,如何把握陌生新史料,是一个关键,同时也是一个难点。
授业的过程中,不少听众,特别是职场人士跟我反映,他们对历史这门学科的感受是五味杂陈:很喜欢听历史故事,但不喜欢死记硬背;对历史悬案十分着迷,但不愿看晦涩的古代文献和学术专著,误以为影视剧里的戏说就是真正的历史;想从历史海洋中寻找规律,又捋不清中国历史的大势究竟是什么。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学历史有热情,但不容易。
正常的逻辑,是占有的资源越多,学起来越游刃有余。说白了,就是要大幅拓展知识面,储备丰沛的历史信息,阅读更多的文献资料,再付之以恰当的学习方法和一定量的知识记忆,此为学好历史的不二法则。然而,无论是寒窗苦读的学生,还是职场打拼的精英,日常学习工作任务繁重,时间有限,很难有精力把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读个遍。《跟着唐博学历史》这套书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是一套多用途的小书。
——它在讲故事。无论是鲜为人知的,还是耳熟能详的,都娓娓道来。
——它在高端科普。不仅普及历史知识,更梳理了横向和纵向的宏观脉络,带着读者一起,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它是思想结晶。凝结了我求学、从教多年来的经验和体验,它旨在用故事来引领兴趣,提炼线索,搭建框架,兼顾宏观和微观,帮助读者学会读史料、找重点、培养辩证思维,让所有的读者都能建构起科学合理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既能抛砖引玉,提升历史学习水平,更能塑造爱国情操和健康人格。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作为“基础”,需要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点的立体化、网格化格局,才能更扎实、更牢靠。在这套小书里,我愿以历史故事为点,三条线索成面,点、线、面结合,搞清历史脉络,探索历史真谛。
唐博
2020年8月18日
神秘的巫蛊
关于“巫蛊”,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续笔》中说:“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看起来,“巫蛊”来头不小。
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中,敌对势力通过在茶饮中放置“蛊”,导致皇帝和高官集体犯病,试图趁机发动政变,颠覆唐王朝。
这一与武则天时代“食品安全”有关的情节,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提到的“蛊”,其实就是一种人工培养的毒虫。而“巫蛊之术”,则是用这些毒虫的毒素去害人。
具体做法,是将蜘蛛、蝎子、蟾蜍、毒蛇、蜈蚣等毒虫放到一个容器里,密闭十天,开封后存活者为最毒,将其饲养成“蛊”,再把蛊的粪便投放到水井或粮食里。人吃进肚里就会长虫子,逐步腐蚀消化器官,导致身体虚弱溃烂而死。
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古人谈蛊色变,加之封建迷信盛行,很容易将放蛊跟巫术联系起来。坊间流传甚广的一种巫术是用桐木制作木偶人,上面刻上被诅咒者的名字和生辰八字,用魔法对其诅咒,或用箭射、用针扎、用刀戳。而后将其埋在被诅咒者的住处附近。巫蛊之术的魔法,据说可以将被诅咒者的灵魂控制或摄走。
历史上,使用巫蛊之术进行诅咒的案例并不罕见。比如汉武帝时期,皇后陈阿娇(成语“金屋藏娇”的原型)曾因失宠而对情敌卫子夫施以巫蛊之术,东窗事发后被汉武帝废掉,为此牵连伏诛者数以百计。
或许,连皇帝都对巫蛊之术的神秘莫测深感恐惧,甚至深恶痛绝。于是,汉唐两代的律法对其明令禁止。《汉律》规定,饲养蛊虫成形并致人死亡者,本人处死,其家人流放三千里。《唐律》规定更严,养蛊未成形者流放,成形者杀头。尤其是宫廷人员,绝对禁止学习和使用巫蛊之术。可是,依然有人以身试法,甚至酿成悲剧。
汉武帝一生最值得夸耀的政绩,便是北击匈奴大获全胜。为了阻挡汉军北上,匈奴使用巫术“诅军”,将患传染病的牲畜放到汉军途经地域的水源附近,或故意将携带传染性病毒的牲畜甩给汉军。
随着汉军班师回朝,这些病毒也就带回内地,迅速传染,竟然导致西汉中后期疫病横行。汉武帝晚年多次染疫,汉昭帝二十一岁去世,霍去病二十四岁去世,可能也都是死于疫病。
面对举国大疫的严峻形势,汉武帝当然不可能从生物战和医学角度考虑,而是坚信这跟巫蛊之术有关。因此,天汉二年(前99年),他传旨“止禁巫祠道中者”,全面搜捕巫蛊。
这场大搜捕颇有斩获。太始元年(前96年),合骑侯公孙敖的妻子使用巫蛊之术事发,导致灭门之祸。
五年后,也就是征和二年(前91年),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遭人举报,说他使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按说,公孙贺身为丞相,权倾一时,且跟皇帝是“一担挑”(其妻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没人敢招惹他,可偏偏生了个坑爹的儿子。公孙敬声仗着父亲的声威和自己身居的公卿大位(官至太仆),骄奢违法,擅自挪用北军经费一千九百万钱,案发后被捕。看样子,这是死罪。
儿子被捕,老子肯定着急。公孙贺跑去向皇帝兼连襟求情,希望立功赎罪,换得儿子减刑乃至获释。他向皇帝提出,自己愿意去追捕一直通缉但尚未抓获的阳陵大侠朱安世,以换回儿子的命。
有救儿子的动力,公孙贺办案很卖力。不久,朱安世落网。当他获悉其中原委后,仰天大笑道:丞相将要祸及灭祖了。朱安世在狱中上书,举报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通奸,并派人在长安到甘泉宫的驰道上埋设木偶人,安排巫师诅咒皇帝,行巫蛊之术。
朱安世作为江洋大盗,有能耐逍遥法外多年,就有能耐搞出物证,让举报的事坐实。于是,公孙贺非但没能救出儿子,还把自己赔进去了。结果,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全家灭门。
值得注意的是,公孙敖跟卫青交情深厚,曾在塞外共同打击匈奴,是战友;公孙贺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夫,当然也是卫青的姐夫;阳石公主是汉武帝和卫子夫所生的女儿。这样一来,公孙家族的巫蛊案,就把卫子夫家族牵连进去了。
几个月后,卫子夫的亲生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青的儿子卫伉(长平侯)也都被处死。更糟糕的是,经此变故,时在甘泉宫避暑养病的汉武帝,对留守长安宫的皇后卫子夫,以及卫子夫所生的太子刘据不再信任,反倒把纠治公孙家族巫蛊案的责任,委托给了新任丞相刘屈氂和御史章赣。
刘屈氂贵为丞相,自然不会事必躬亲。于是,他把案件查办的具体工作委托给了一个名叫江充的宠臣。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个江充,成了整个案件最大的“搅屎棍”。
江充其人,早年只是邯郸市井无赖,由于貌美年轻的妹妹嫁给了赵王的太子刘丹,才得以攀上赵王的高枝,出入赵王府成了座上宾。几年后,只因跟刘丹发生矛盾,便进京告状,举报刘丹的种种不法行为。
恰好,此时汉武帝正在设法削弱同姓诸侯王的权力,对王爷们的家属管束很严。江充的举报正中汉武帝下怀。刘丹获罪处死,而江充则相当于纳了投名状,获得了汉武帝的信任,从而进入了最高决策者的视野。
江充曾以谒者身份出使匈奴,随机应变,表现卓越。他曾担任“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主管京城治安。
有皇帝撑腰,他便放手碰硬,收拾了不少王公贵族。比如汉武帝姑姑馆陶公主的车队,违规在御用驰道上奔驰,江充下令将车辆没收充公;太子家使违规在御用驰道上驾车奔驰,他断然拒绝太子的亲自说情,执意要把这位家使绳之以法。
如此一来,江充在汉武帝心目中,就留下了“奉法不阿”的忠臣印象,职位也一再提升。
虽有皇帝撑腰,官运亨通,但江充还是深感自己得罪的人太多,特别是因惩办太子家使一事得罪了太子。眼下汉武帝岁数大了,身体多病,一旦太子接班,自己难逃被报复的命运。于是,他想先发制人,找机会干掉太子和皇后卫子夫。公孙家族的巫蛊案提供了契机。
在刘屈氂的支持下,江充向汉武帝奏陈,说皇帝患病的原因,在于“巫蛊”,并自告奋勇去抓“巫蛊”。他还指使巫师檀何忽悠说,“皇宫中大有蛊气”,不赶紧祛除,皇帝的病就好不了。汉武帝欣然相信,让江充组建专案组,甚至允许他进宫调查。
获得授权后,江充的矛头直指卫子夫和太子刘据。他任用了一批来自匈奴和西域的巫师。这些人多半来自敌国,本就有扰乱汉朝的图谋,如今跟江充不谋而合,沆瀣一气,通过查巫蛊,罗织罪名,严刑拷打,一些人受刑不过,被迫诬告,从而纠治范围越来越广,株连几万人,把长安城搞得鸡犬不宁。江充还带人进宫,挖地三尺,搞得后妃太子连觉都没地方睡。
如此折腾,当然还是有“战果”的。江充在太子宫里挖出了扎过针的桐木人偶和写有咒语的帛书,并准备据此上报汉武帝。事实上,这本是他指使巫师事先埋进去的。然而,刘据有冤无处申,迅速陷入困境。在跟幕僚商议后,他决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赶紧动手,以免重蹈秦末太子扶苏的悲剧。
随后,太子派人捕杀了江充等人,向侍卫分发武器,全城搜查并处死了上林苑的巫蛊术士,并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当然,他所做的一切,都向卫子夫做了汇报。
可是,刘据百密一疏,让江充专案组的成员宦官苏文侥幸逃脱。他跑到甘泉宫,向汉武帝控诉太子起兵谋反。据《资治通鉴》载,汉武帝起初不信,认为“太子必惧,又忿(江)充等,故有此变”。他派使者去召太子入见。这时,使者不敢去,便编了瞎话糊弄汉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俗话说,疏不间亲。何况甘泉到长安的距离并不遥远。可事到如今,汉武帝被“三人成虎”给忽悠了,父子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汉武帝一生致力于加强皇权,晚年却感到了大权旁落的恐惧。他震怒了,他要把任何威胁皇权的苗头压下去。于是,刘屈氂奉旨率军平叛。长安城内,双方激战五天,死者数万。最终,太子寡不敌众,兵败逃离长安。皇后卫子夫走投无路,自杀身亡。
政变平息了,但汉武帝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皇帝盛怒,大臣们自然不敢吭声。只有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说了一些公道话:
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嫡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
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樊;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 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
大致意思是说,太子发动政变,只是由于进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陷害,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只能起兵杀死江充,又怕皇上降罪,只好逃亡。太子这么做,只是为了自保。当此危难关头,大家都噤若寒蝉,但作为皇帝和父亲,应当平心静气,放宽胸怀,不要对太子的错误耿耿于怀,应当立即结束对太子的征讨,不要让他长期逃亡在外。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汉武帝看完,也深受触动。不过,他并未下达赦令。太子刘据逃到湖县(今河南灵宝),躲在一户穷人家里勉强度日。可终究逃不过“群众的眼睛”。在官府的围捕过程中,太子拒捕自杀,收留他的户主也死于非命。
一年后,汉武帝冷静下来,对巫蛊之祸有反思,有察觉,却没有勇气推翻自己此前的所作所为。当事人可以继续彷徨,旁观者却看出了其中的门道。据《汉书·武帝纪》载,负责守护高祖刘邦庙的郎官田千秋上书为太子鸣冤:“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
田千秋为汉武帝找了个台阶,汉武帝本已有所悔悟,当然就坡下驴,将刘据起兵定性为“子弄父兵”。紧接着,江充、刘屈氂被灭族,宦官苏文被处死。在太子丧生的湖县,汉武帝派人修建了思子宫和归来望思台,寄托自己的哀思。
巫蛊之祸对晚年的汉武帝刺激很大,触发他反思为政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并颁布《轮台罪己诏》,改变战争政策,推行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等休养生息的新政,遏制了汉武帝晚期的社会危机,为汉昭帝、宣帝时期的“中兴”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去世后,年仅八岁的幼子汉昭帝即位。十几年后,汉昭帝去世,太子刘据之孙刘询被人从民间找到,并立为新皇帝,就是汉宣帝。由于刘据的三子一女均死于巫蛊之祸,刘询便成了刘据一系的独苗。该谁的,终究会还给谁。只是时间迟些,过程麻烦些,受苦多些。
刘询为自己的爷爷确定了“戾”的谥号。按照《说文解字》的解读,“戾,曲也,从犬出户下。戾者,身曲戾也”。因此,“戾”有蒙冤受屈的意思。后人也就将刘据称为“戾太子”。
戾太子的悲剧,表面看来是巫蛊之祸引发,夹杂了许多偶然因素,但拨开历史的表象,我们不难发现,这恰恰反映了皇权斗争的残酷性。与其他类型的权力相比,皇权具有独占性、排他性、终身性和世袭性。为了皇权,人的自然本性会被扭曲。皇权面前,亲情、友情也会一钱不值。
在君权无限、皇权至上的理念成为社会共识的同时,那些身处宝座之下的人对皇位的觊觎也就成为必然。“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的血腥场景仍旧一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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