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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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撷英掬华，拾萃斯文----周勋初学术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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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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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自选集》是原江苏社科名家文库中的一卷。该书是文史学家周勋初先生传记，他的学术研究涵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史诸多领 域，研究时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体现了文史结合、博通与专精结合、宏大与细致结合的治学特点。本书分为三大块：1. 学术小传：我与传统的文史之学。在进入高等学府深造、 不断推出研究成果、力求在学术上有所创辟、部分成果综述、教书育人和对外文化交流等几方面叙述中，展开作者一生学术生涯的总结。2.代表性学术成果。分列六个专栏，文史研 究、序、叙录、访谈录、前言后记、教学讲演，分别介绍了有影响力的学术文章25篇。3.学术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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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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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上海南汇人，1929年生。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自此后一 直任教于南京大学。周先生治学涉及诸子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古典文献学、近现代学术史等学科领域。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中国唐代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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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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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学术小传——我与传统的文史之学
一艰难困苦，终于进入高等学府深造
二见缝插针，不断推出研究成果
三独立思考，力求在学术上有所创辟
四部分成果综述
五教书育人
六对外文化交流，传播中华文化
代表性学术成果
篇文史研究
东皇太一考
战国时期的几起变乱佚史
秦汉宗教一般
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
“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
“折衷”＝儒家谱系≠大乘空宗中道观
——读《文心雕龙·序志》篇札记
梁代文论三派述要
李白两次就婚相府所铸成的家庭悲剧
柳珵《刘幽求传》钩沉
唐代笔记小说的校雠问题
从“唐人七律”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
叙《全唐诗》成书经过
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
第二篇序
武秀成《〈旧唐书〉辨证》序
王华宝《古文献问学丛稿》序
第三篇叙录
《隋唐嘉话》叙录
《次柳氏旧闻》叙录
第四篇访谈录
就《唐语林校证》事答客问
第五篇前言后记
《韩非子校注》导读
《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前言
《唐语林校证》前言
《宋人轶事汇编》前言
《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增订本后记
第六篇教学讲演
新材料的利用和旧学风的扬弃
——读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选龙二学百年沉浮
——从教学工作之一角看世运变迁
学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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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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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撷英集
学术小传—
一艰难困苦，终于进入高等学府深造
我于公元1929年生于上海郊区南汇县西周家宅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中、小学阶段，由国民党统治到沦陷于日本侵略者，抗战胜利后又恢复到国民党统治，兵荒马乱，生活极不稳定，学习极不正常。小学读了五年，换了四个学校，中间还从一位秀才读了半年私塾。高小五年级未读，跳级进入上海静园小学，突击记下英语二十六个字母，随后慢慢补课直到毕业。父亲周廷槐先生，毕业于光华大学中文系，曾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夺魁，得到校长张寿镛的赏识，留在本校当职员，兼任附中教师，但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即告失业。我也在读了一年初中后失学回家。闲居一两年后，又跳级就读附近镇上的周浦中学，毕业之时正值日寇投降，父亲找到了工作，我又有了机会进入上海沪新中学读书。父亲深感文科学生求职困难，于是让我就读理科。该校只上半天课，化学、物理负担很重，但从未做过一次实验，纸上谈兵，学的都是空头理论。况且初中时未读小代数，高中二年级上大代数，一直处在似懂非懂的状态，仅能勉强应付。后来我才懂得，我的学习历程违反了循序渐进的原则，既学不好，还感到吃力。
高中三年级时，我突然大口吐血，始知患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回家修养。当时医药界采用静卧疗法，三年床褥，濒死者再，只是依仗父母的慈爱、兄妹的护侍，才能苟延一息。第二年时病情恶化，幸亏链霉素进入上海，才免于一死。但家庭经济日益陷于困境，只能不断变卖家产度日。
全国解放，家庭发生巨大变化，我遂勉力以同等学力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以前学的数理化全已遗忘，不得不考文科。只是入学不到半年，发现肺病仍未痊愈，不知高考体检时因疏忽而让我漏网了呢，还是其时适值有所好转，这时又告复发？万般无奈，只能转入疗养宿舍，直到三年级结束时才恢复健康，转入正常的学习生活。
国家新建，需要大量补充新干部，于是我们1950年入学的一届读了三年之后提前毕业，分配工作。这时我刚结束长达七年的肺病生涯，怕不能骤然投入繁剧的工作，而且觉得因病耽误了学习，也想补读一些书，于是我向系主任方光焘先生表白了这一想法。方先生向来爱护学生，他沉思了一番，说：“下一学期胡小石先生要开文学史课，他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以后不可能再开这课。机会难得，你也不要再听其他什么课了，这一年你还是集中听胡先生的课，跟他学吧。”胡先生听到我要跟他再学一年，也很高兴。但开学天，慕名而来听课者甚多，主管人事的一位干部就来阻拦我入内，说是以前已学过不能再听。我据理力争，仍未如愿，不得已，只能转向方先生求助。方先生赫然震怒，由于他的干预，我才有机会再次跟胡先生学习。事后方先生还说，应该把我留下当助教，只是碍于他正当政，不便提出。总的说来，大学四年，只有这一年才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用功读了些书，奠定了我日后研究工作的基础。
大学毕业，胡小石、罗根泽两位老师向校领导推荐，希望把我留下任教，但终因出身不好、表现不合领导要求而不能留校。对此我并不怪怨任何人，根据当时的标准，我自然不能进入本校教师行列。
这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新建，需要人，国内已无当届大学生供应，因此才有机会进入该会的汉字整理部。前后两年半工夫，主要做编制发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具体工作。1956年时，知识分子政策出台，胡小石先生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他希望我回去继续跟他学习，于是在年底又考了回去。
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南京大学。1959年改为助教，1961年升为讲师，1980年升为副教授，1984年国家*特批为教授，1986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直到1984年，我从未出任过任何行政职务，连*都没有当过，自此时起，才先后出任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随后又在国家文教机关和省内的一些机构内担任了职务。
在政治标准的时代，我自然甘居人后，而在计划经济的形势下，自然服从组织安排工作。我的经历也就决定了我的身份，即政治条件很差，不能承担重要职务，但做事也还认真，因而可以干一些具体工作。政治条件宽松时，我总能作出一些成绩。1956年时，就因制订发布《汉字简化方案》工作成绩突出而当选为国务院直属机关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其后极左思潮开始抬头，处境也就日益艰险而永无受表扬的机会了。平时只能不断地做些具体工作。建国初的十七年，运动不停，突击不断，诸如大编教材，修订《辞海》，搞法家著作，等等，都得参加。教过的课中，中国文学批评史先后讲过两遍和两个学期的上半段，这已算是我教学时间长的一门课了。任务不断改变，学习上缺少长期打算，不可能系统地积累某一方面的资料。因此我对学习情况的自我鉴定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随波逐浪，力疲心劳。
可以说，直到80年代前期，我一直处在打杂的位置上，始终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专业。由于我对家庭的那份感情、对师长的亲密关系，因而“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封建学者俘虏”等帽子一直悬在头上，“文化大革命”中终于公开蒙此恶名，为此发送农场劳动时也得加倍延长时间。只是天网恢恢，密而有漏，外恃若干领导的善意对待，内恃妻子的理解和支持，终于挨过政治上的重重高压，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二见缝插针，不断推出研究成果
我也有一些优点，做事还算认真，读书还算勤奋，而且自知条件不如别人，不能指望上级给你什么优惠条件，因此承担某一任务时，如有心得，总想及时记录下来，以免转向后遗忘。我早期所写的几本书，都是在任务改变前夕突击出来的。
大学阶段，跟胡小石师学《楚辞》，收获。研究生时，小石师本想让我作《山海经》的研究，后因急于接替重病在身的罗根泽师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这才赶忙把学习《楚辞》时考虑过的一些问题写下，因为时间限制，只能就其中《九歌》方面的问题略抒己见，也就写成了后来正式出版时取名为《九歌新考》的本书。
改助教后，为五年级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我在研究生阶段只上了一年多的甲骨、金文和《说文解字》部首，这时转向立即上高年级的新课，从孔夫子到王国维，全由我一人承担，吃力得很。但我集中精力备课，第三年时就发表了《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文。“文革”前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约我写作“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一书。书稿完成后无法交出，直到80年代初期，经改写后才以《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名问世。
“文革”十年，荒废年华，但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即没有任何价值，却还有那么一点使用价值，故而后期被起用。先是参加江苏五所高校集体编写《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的注释工作，同时参加《辞海》的修订，后又参加我校和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师傅组成的法家著作《韩非子》注释组，还利用空隙时间写成了《韩非子札记》一书。“文革”结束，我又受命将注释稿改写成一本学术著作，增加校勘等方面的内容，以《韩非子校注》一名正式出版。
此前我曾奉命将家中“黑书”悉数上交，因而除了“雄文四卷”之外已无书可读，后因出现了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工宣队开禁，允许教师读读唐诗。精力无处发泄，潜心阅读，随后写成《高適年谱》一书。“文革”结束，有事上北京查书。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藏有胡震亨《唐音统签》和季振宜《全唐诗》二书，经请求蒙允准，花了半个多月精心阅读，随后写成《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由此进入了唐诗研究的行列。1990年时，我主持了一次唐代文学国际会议，为了总结唐诗研究各方面的成就，我主编了一本《唐诗大辞典》，并写了《唐诗文献综述》一文作为附录。其后又为李白的一些奇特现象所吸引，试图作出新的解释，从而写下了《诗仙李白之谜》一书。也就在同一时期，我奉校方之命，协助匡亚明前校长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校长要求每位副主编都写上一本，于是我于本世纪初完成了《李白评传》一书。
1980年前后，我应中华书局友人之约，整理笔记小说《唐语林》。其成果即《唐语林校证》上、下两册。随后我就整理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继续探讨，写成《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一书。与此同时，我主编了一本《唐人轶事汇编》，由我所内人员严杰、武秀成、姚松负责具体编纂。出版之后，颇获时誉，于是我在90年代后期又筹划重编《宋人轶事汇编》一书，具体工作由校外专家葛渭君、周子来、王华宝三人负责。此书已于2014年完成出版。
80年代，我花在唐代文学方面的精力较多，因此比较关注陈寅恪、岑仲勉等人的研究成果。其后接受程千帆先生的建议，为硕士生开设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一课。到了90年代，我将这一方面的论文和讲义编成《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一书，公开出版。
除了写书之外，我还先后写过一百几十篇论文，先是编了《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三本论文集。所收文章，上起先秦，下至当代。文章内容，以文学为主，但又不囿于纯文学的范围，而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史之学联系密切。这与我的师承有关，也与我个人的特殊境地有关。
除此之外，我还先后编了两本论文集——《无为集》与《馀波集》，把那些零散的文字又汇集起来，前者编入了《周勋初文集》，后者则于八十寿辰时编就出版。
全国高校古委会成立，我出任本校古籍所所长，于是又把很多精力投入古籍整理项目。其中规模较大者，一是与一些友人主持《全唐五代诗》的编纂，出任主编，希望总结唐诗文献整理方面的新成果，编成一本质量上超过清代康熙御定《全唐诗》的崭新总集。一是组织我古籍所与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组内同人，整理出一部《册府元龟》的校订本。这本书犹如一座未被开发的宝库。我们将宋本与明本互校，并与史书互核，后且附以人名索引。这就为文史学界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不少便利，出版后得到很高评价。
90年代，我还做了一件颇为惬意的事，将我国流散在外的珍贵古籍唐钞《文选集注》迎归故土，编辑加工出版。此书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内的二十三卷残帙为基础，加入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的一卷，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的一卷残帙，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两片残页，按一百二十卷本原来的顺序编排，命名为《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本世纪初，我又筹划出了一种增补本。各界朋友共襄盛举，我能为此稍尽绵薄，实属三生有幸。
三独立思考，力求在学术上有所创辟
我是干一行，学一行，随之写下一些东西，留作人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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