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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瞰中国古典诗歌，领略古典诗学中的生活美学
提纲挈领，指点读诗门径，透彻分析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人格理想和君子情怀，引导读者发掘古典文学鉴古知今的乐趣与价值，是您概览中国古典诗歌的不二之选。
★ 多角度解读古典诗歌经典之作，掌握欣赏古典诗歌的正确姿势
用时下年轻人喜爱的语言，快速拉近古典诗歌与现代人的距离，带您直抵古典诗歌中的生活美学的源头，不知不觉提升精神境界和美学品味。
★ 揭秘中国政治、民族性格、君子情怀背后的美学理想
中国古典诗学以均衡、和谐为主要特征，以雅、厚、和为追求，以温柔敦厚为理想品格，在古典诗歌中藏有温润心灵，启迪心智的巨大力量。翻开本书，在中国古典诗学理想中读懂中国人的生活美学，找到脱胎换骨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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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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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敦厚：中国古典诗学理想》此书在区分中国古代诗学古典美和现代性之基础上，力图呈现中国古典诗学之理想品格，即温柔敦厚产生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背景，分析阐释其基本内涵和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探讨其对中国文化特质之形成和中国人精神传统之涵育所发生的影响，以及对当代国民教育的借鉴意义，对当代文化精神建设的现代价值。中国古典诗学以均衡、和谐为主要特征，以雅、厚、和为高追求，以温柔敦厚为理想品格。本书即是从温柔敦厚这个理想品格的角度切入，论证中国古典诗学的一般特征，包括审美特征和教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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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汪文学，1970年生，苗族，贵州思南人，文学博士，教授。半生职业，游走于为学与为政之间。
大学教授二十余年，曾任图书馆长、文学院长、教务处长，以治中国古典文化为职志。
中道因学入仕，曾任贵州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现任贵州省安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副主委，以推进文教事业和旅游产业为职业。或学者，或官员，以学助官，以官促学，相得益彰。性嗜书，喜藏书，勤著书，曾管书，亦教书，故以“书生”自居。三十年博览旁观，好学深思，笔耕不辍，有著述十余种，自重者有《正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研究》《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现代诠释》《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扬雄与六朝之学》《诗性风月之光华 一一 传统中国语境中的情爱精神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传统》《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温柔敦厚：中国古典诗学理想》《贵州地域形象史研究》《贵州地域文化精神研究》十种。自信著书，唯在兴趣，且将所思所想所触所感，诉诸文字，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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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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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001
一、选题缘起 001
二、概念诠释 007
三、研究目标 015
四、本书要旨 019
章 温柔敦厚：中国古典诗学的理想品格 027
一、“温柔敦厚”释义 028
二、温柔敦厚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理想品格 036
三、温柔敦厚诗学理想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呈现 043
第二章 扬刘韩顾：中国古典诗学理想的建构、解构和重构 054
一、扬雄：中国古典诗学理想的建构 055
二、刘勰：中国古典诗学理想的理论阐释 063 三、韩愈：中国古典诗学理想的解构 072
四、顾随：中国古典诗学理想的重构 077
第三章 同祖风骚：中国古典诗学源流论 085
一、说“风骚”：关于“风骚”之本义及其引申的考察 085
二、“同祖风骚”的文学史观和诗骚之辨 094
三、诗文各有体：诗是体现中国古典美学理想的文体 114
第四章 诗心文胆：中国古典诗学创作论 134
一、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中国古典诗学构思论 135
二、诗心与诗情：顾随情操诗学理论探讨 144
三、诗心与爱心：创作心态与恋爱心理的相似性 161
第五章 圆美流转：中国古典诗学技巧论 172
一、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 172
二、诗之为技：中国古典诗艺的圆美特征和敦厚追求 177
三、含蓄蕴藉：中国古典诗歌的表情方式 208
第六章 悲欢离合：中国古典诗学情感论 217
一、诗言志：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 217
二、发乎情，止乎礼义：中国古典诗学的情感界定 229
三、从真情到正情：中国古典诗学的情感取向 238
第七章 物色之动：中国古典诗学题材论 253
一、于诗得意多因月：中国古典诗学的题材选择 253
二、江山之助：中国古典诗学的山水情怀 267
三、性别诗学：中国古典诗学的柔性特征 277
第八章 诗教中国：中国古典诗学教化论 290
一、诗教：“以诗教民”或“以诗化民” 290
二、以诗为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300
三、当代国民教育现状与儒家诗教的现代价值 321
第九章 诗意栖居：传统中国人的诗性精神 327
一、诗性精神与自由精神 327
二、诗性精神：传统中国文化精神之特质 336
三、诗性人生：传统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结语 中国古典诗学理想的现代价值 345
结 语 中国古典诗学理想的现代价值 354
参考文献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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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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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缘起
选择“中国古典诗学理想”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由于个人的内心向往和学术兴趣，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古典诗学理想品格的独特价值，于当代精神文化建设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主观上的学术兴趣和客观上的现实价值，促使我从温柔敦厚层面彰显中国古典
诗学理想，发掘其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现代价值。让我们从一个阿拉伯民间故事说起。
在中国流传甚广的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其中有一篇《辛伯达航海》，讲述阿拉伯人辛伯达的航海经历，故事宣扬的是阿拉伯人在开疆拓土中的冒险精神，以及探求新生事物、拓展生存空间的生活态度。辛伯达共有七次航海经历，其前六次出海，都表现出生命不息、冒险不止的探索、进取精神。但是，第七次航海却改变了他的人生经历、生活态度和精神面目。这一次，他的冒险之船，于“天气清和，风平浪静”之际，“一帆风顺地到达中国境界”。后来在海上遇难，漂流到中国的一座城市，被一位慈善可亲的老人援救。据他说：“我被他家当上宾招待，饮食很好，起居非常舒适。过了三天，我的精神逐渐恢复过来，情绪既安定，心胸也开朗，健康全部恢复。”老人很喜欢他，希望他入赘为婿，定居中国。他答应了，“从此决心不再航海旅行”，“和家人共叙天伦之乐，享受安静的田园生活，以终余年”。这个故事，不仅体现了阿拉伯人的冒险探索精神，更重要的意义是，中国之行改变了辛伯达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他在中国找到了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的完美归宿，隐喻的是以天伦之乐为核心的中国经验消解了以冒险旅行为特征的西方态度，以温柔敦厚为特征的中国品格解构了以激越刚强为特点的西方精神。二者之间孰优孰劣，谁是谁非，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狂风暴雨过后必然迎来风清气爽，昂扬激越与敦厚和平互为表里。当人类经历了彷徨流离、流浪追索之探险历程，必归于心平气和、闲适自在的日常家居。辛伯达航海故事的象征意义，就在于此。
辛伯达终驻足中国，安居中国，隐喻的是他对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和中国经验的认可与皈依。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的核心或实质是什么？ 我们认为，是诗性智慧和诗性精神。传统中国可名之曰“诗教中国”，传统中国人的人生可称为“诗性人生”，传统中国精神可命之曰“诗性精神”。诗性精神渗透到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生的方方面面，所以，钱穆说：“吾尝谓中国史乃如一首诗。余又谓中国传统文化，乃一富艺术性之文化。故中国人之理想人品，必求其诗味艺术味。”或者认为传统中国人普遍具有艺术癖，中国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根本秘密正在于中国诗学之中”。正如探究西方文化的奥秘，必从其信仰的宗教入手，而探究中国文化之奥秘，必由其爱好和创作的诗歌入手，因为“中国的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
诗意栖居，是人类理想的生活方式。中国经验为人类理想的诗意栖居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范型。经历了六次航海冒险的辛伯达，终望峰息心，驻足中国，安然定居下来，正是基于对这种诗意栖居的中国经验的追慕和向往。以诗性智慧为特质的中国经验，其根本的特征，就是中和。可以说，传统中国人在人生行为方式上崇尚中庸之道，在诗学理想上追求温柔敦厚，在审美观念上推崇中和之美，三者之间互为表里，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和为贵”的中国经验。但是，随着高歌猛进的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趋势，此种“和为贵”的中国经验正在逐渐沦丧。或如学者所说：
在当前这个浮躁的商品化和功利性社会中，中国人过去的那种经过真正中国式文明教育的表情消失了，中国人的表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种土地的表情，那种纯朴的表情，真的在消失。……中国人的表情在消失，实际上是中国人的经验在消失。一个不能保持经验的积累和持续发展的民族，一个不能保持土地的表情和纯朴的表情的民族，一
定是精神世界的遗传基因出现了什么缺陷。中国人的表情为什么在消失？这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严肃问题。如果我们想唤起对中国人表情的记忆，重新恢复土地的表情和纯朴的表情，也许就应该经常去阅读古典诗歌。
通过阅读古典诗歌，使身心浸润在温柔敦厚的古典诗学境界中，从而“重新恢复土地的表情和纯朴的表情”，进而重建中国经验，重构中国精神，这就是传统儒家提倡的“以诗教民”或“以诗化民”的“诗教”，亦近似于席勒所谓的审美教育或蔡元培强调的美育。为达成此目标，开展中国古典诗学理想品格的现代诠释和教化功能的推广研究，便成为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
研讨中国古典诗学，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和复杂的课题。一方面是由于研究对象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任何宏观的表述皆可能遭到大而不当的批评，具体而微的局部探讨又常常有见树不见林的弊病。另一方面，古今中外的学者关于中国古典诗学的言说，实在是过于丰富，过于繁杂，或者感兴体悟，或者专题言说，或者体系建构，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尤其是流传至今数以千计的诗话著作，于今日之研究者而言，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研究资料的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任何标新立异的观点皆可以从前人提供的丰
富资料中获得支撑。忧的是研究资料过于丰富，过于零散，以个人之有限精力实在无法全面驾驭和系统梳理，故而常有望洋兴叹之感。总之，研究课题特别宏大，研究内容异常复杂，研究资料特别丰富，学术积淀非常深厚，使中国古典诗学成为一个对学者既有特别吸引力而又有相当难度的研究领域。
本书研究中国古典诗学，并非是对中国古典诗学作通盘的考察和宏观的描述，此既为笔者学识所不及，亦为事实所不许。因此，为避免空疏和琐碎，本书力求宏观与微观的统一，高度与深度的结合，即从温柔敦厚这个理想品格之角度讨论中国古典诗学，呈现中国古典诗学的一般性特征。或者说，本书研究的论域，是中国古典诗学温柔敦厚理想品格的基本特征，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体现，以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首先，本书以“中国古典诗学理想”为题，其核心概念是“诗学”，即关于诗歌的理论或学术。其次，本书讨论的是古典诗学而非现代诗学，即诗歌中的古典美而非现代性，力求在现代性之观照下彰显古典美的独特个性和社会价值。再次，本书讨论的是中国古典诗学而非西方古典诗学，力求在西方诗学理论之观照下呈现中国古典诗学的独特性。另外，本书讨论“中国古典诗学理想”，并非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现状的描述，而是力求通过现状与理想的对照，呈
现中国古典诗学的理想品格和独特价值，包括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简言之，本书的关键词是“温柔敦厚”，本书预设的理论前提是“温柔敦厚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理想品格”。本书研究的内容是诗学，是古典诗学，是中国古典诗学，是中国古典诗学理想，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理想品格——温柔敦厚。
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诗学的探讨，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既有关于历代诗人之生平、思想和作品的细致研究，亦有关于历代诗歌流派的深入讨论，还有关于诗歌发展史的系统梳理，以及诗学范畴的深度阐释。本书研究中国古典诗学，此“古典诗学”与“古代诗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古代诗学”中既有古典美，亦有现代性，“古典诗学”则是专指具有古典美的诗学。因此，本书并非是对中国古代诗学作通盘考察和宏观描述，亦非对个别诗人或诗歌流派作深入研究和系统阐释，而是重点探讨中国古代诗学古典美的内涵、表现和影响。在本书的论域中，古典与现代是相对的，古典美是针对现代性而言的。与现代性的新奇、怪异不同，古典美以均衡、和谐为主要特征，以雅、厚、和为追求。中国古典诗学的理想品格，一言以蔽之，就是温柔敦厚。于作者而言，需有温柔敦厚之心，于作品而言，需有温柔敦厚之质，于读者而言，需有温柔敦厚之教。温柔敦厚的精神品质体现在中国古典诗学之方方面面。本书即是从温柔敦厚这个理想品格的角度讨论中国古典诗学的一般性特征，包括审美特征和教化功能。概括地说，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以温柔敦厚为特征的中国古典诗学之理想品格的具体呈现，二是以诗教为核心的诗歌教化功能之实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诗学的古典美和现代性问题，已有一定的研究。如顾随关于中国古代诗学古典美的讨论，有相当深刻的见解和通达的阐释，惜其散见于他的课堂讲授中，未有系统周全的表述。傅斯年提出中国古代文学古典美之建构始于扬雄的观点，但未有具体深入的说明和阐释。关于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性，江弱水以为始于南朝，蒋寅以为始于中唐，皆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我们认为，现代性是对古典美的解构，中国古代诗学之古典美有一个从建构到解构到重构的过程。大体而言，它建构于扬雄，理论表述于刘勰，解构于韩愈，重构于顾随。但是，从扬雄到刘勰到韩愈到顾随这样一个从建构到解构到重构的过程，未能得到系统的梳理和充分的阐释。
......
二、温柔敦厚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理想品格
温柔敦厚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理想品格，《诗经》就是这种理想品格的典范。此为中国古典诗人之共识，亦为坚守古典诗学理想者之通识。如《荀子·劝学》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所谓“中声”，即合于“中”之“声”，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温柔敦厚之“声”。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说：“诗言志……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附深衷矣。”吴乔《围炉诗话》说：“诗以和缓优柔，而忌率直迫切。”“诗以温柔敦厚为教，非可豪举者也。”沈德潜《说诗晬语》说：“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古者诗、乐相通，诗主温柔，乐尚中和。《乐记》说：“乐以和通为体。”“乐者，天地之和也。”“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吕氏春秋·适音》说：“夫音亦有适……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何谓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小不出钧，重不过石，大小轻重之衷也。”“衷”与“中”通，“适”有“节”意。朱自清说：“‘温柔敦厚’是‘和’、是‘亲’，也是‘节’、是‘敬’，也是‘适’，是‘中’。这代表殷、周以来的传统思想。儒家重中道，就是继承这种传统思想。” 所以，温柔敦厚不仅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理想品格，亦是中国古典艺术的理想品格，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理想品格。
《诗经》是中国古典诗学理想品格之典范，故孔子称道它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刘安说它是“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许学夷《诗源辨体》亦说：“风人之诗既出乎性情之正，而复得乎声气之和，故其言微婉而敦厚，优柔而不迫，为万古诗人之经。”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在《诗经》中，确有不少并不温柔敦厚的诗篇。据陆晓光统计，《诗经》中百分之五十四的诗篇有怨愁之情。所以，陆游所谓“《三百篇》中半是愁”，是大体切合实情的判断。比如，在郑卫之音中，就基本上是男女言情之作，并未达到“好色而不淫”或“乐而不淫”的境界，故孔子亦说“郑声淫”。在《小雅》中，亦不乏“指切事情”的诗篇，亦未达到“怨诽而不乱”或者“哀而不伤”的境界。在这样一部经过圣人删定的经典著作和古典诗学的典范之作中，居然还保留着这么多“好色”而“淫”的男女言情之作，以及若干“指切事情”的“怨诽”之作。它显然有悖于温柔敦厚的中国古典诗学的理想品格，而孔子又说它是“无邪”之作，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的确是一个让汉代以来的儒家学者和古典诗人颇感困惑的问题。如何解释这个自相矛盾的难题，亦让学者颇费周章。例如，汉儒提出美刺说为之辩护，认为“二南”中有关两性情爱的作品，全在“美诗”之列，“变风”中的两性情爱诗篇，则是“刺淫”或“伤时”之作。到宋代，朱熹又发现汉儒的“刺淫”说有些牵强附会，难以令人信服，他又提出淫诗说，承认《诗经》中确有不少“男女淫奔期会之诗”，但是，他要求读者以无邪之思去读有邪的作品。或者说，汉儒强调《诗经》中的言情之作，作者创作的目的是“刺淫”，读者当以批评的态度阅读，朱熹强调它本身就是淫诗，读者当以拒淫之心去读有淫之作。所以，我们以为，《诗经》的编纂者亦许并不完全是为了标示温柔敦厚的诗歌理想，《诗经》是提倡温柔敦厚诗学理想品格的儒家学者，选择的一个诠释文本。因此，它不一定完全符合温柔敦厚的诗学理想品格，而解经者为了维护经典的权威地位，为了宣扬温柔敦厚的诗歌理想品格，采用“六经注我”的办法，甚至不惜牵强附会，曲为己说，使之迁就自己的诗学理想。所以，对于解经者来说，温柔敦厚仍然只是一种理想的诗学品格。另外，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们如何解释孔子提出的“思无邪”和“诗可以怨”这两个命题。
先说“思无邪”。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一语出自《诗经·鲁颂·駉》，孔子断章取义，以此“一言以蔽”“诗三百”之意。故姚际恒说：“‘思无邪’，……语自圣人，心眼迥别。断章取义，以该全诗，千古遂不可磨灭，然与此诗之旨无涉也。”“思无邪”与《鲁颂· 》之本旨无涉。那末，孔子“断章”所取之“义”到底何指？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众说纷纭，多数学者认为此语是孔子对《诗经》思想内容的概括，如邢昺《论语注疏》说：“曰‘思无邪’者，《诗》之为体，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归于正。故此一句可以当之也。”事实上，如前所述，《诗经》之思想内容并非全然是“无邪”的，其愁怨之诗篇居半数以上，以为“思无邪”是对《诗经》内容的概括，确有扞格不通之处。故朱熹另立新说，以为“思无邪”是就诗歌的教育功能而言，其云：“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 响应朱熹之说者，代不乏人。如元人胡炳文《论语通》说：“诸家之说，皆谓作《诗》者如此。而独《集注》以为《诗》功用能使学者如此。夫子恐人但知《诗》之有邪正，而不知《诗》之用皆欲使人归于正。故于其中揭出此一句以示人。”或以为是指诗人的创作意图而言，如张栻《癸巳论语解》说：“‘诗三百篇’美恶怨刺虽有不同，而其言之发，皆出于恻怛之公心，而非有它也。故‘思无邪’一语可以当之。”所谓“恻怛之心”，即作家的“无邪”之“公心”。总之，孔子之所谓“思无邪”，学者或以为是就诗歌内容而言，或者是就诗歌功能而言，或以为是就诗人之创作意图而言。台湾学者黄永武总结说：“孔子所举‘思无邪’三字，不全用《鲁颂》篇中原文的意思，而是兼有选诗的标准、作诗的典范、学诗的功用等等，是综合作品、作者、读者三方面都适用的精辟的看法。”
综观上述三种观点，似为一以贯之之论，即诗人以“恻怛之心”（即“无邪”之心）创作出思想内容“无邪”之作品，以思想内容“无邪”之诗作感发读者，“使人得性情之正”而怀“无邪”之心。此种一以贯之的阐释，虽然在理论上显得颇为通达，但是落实到具体环节，又确有难通之处。于此，陆晓光的意见值得参考。他通过对《论语》中“思”字出现的十余处二十余次的使用情况的考察，认为“思”的主要意义是指思念和希望。因此，他说：“思无邪”一句，“从词性角度言，‘思’字与其说是表示某种思想的名词，不如说是表示期望、希望的动词，从语法结构角度言，其‘思’与‘无邪’关系与其说是偏正，不如说是动宾，又从该三字所表达的意义角度言，与其译解为‘思想纯正无邪’，不如译解为‘期望达到纯正无邪’”。他断言：“此语确实并非指《诗》作品本身内容性质，而是指其功能。换言之，孔子说这番话的意思是：他希望借助于《诗》来达到其推崇的‘无邪’境界。”
笔者赞同陆晓光将“思”解释为期望或希望，将“思无邪”解释为“期望达到纯正无邪”。但是，认为它仅是指《诗》之功能而言，则未免褊狭。我们认为，“思无邪”既是指作者的思想境界，亦是指作品的内容特点，还是指作品的教化功能。进一步说，在孔子的诗学观念中，既期望诗人的思想境界达到纯正无邪，亦期望作品的思想内容达到纯正无邪，还希望纯正无邪的诗歌教化出纯正无邪的国民。正如孔子讲温柔敦厚的“诗教”一样，他是期望温柔敦厚的诗人写出温柔敦厚的诗歌，温柔敦厚的诗歌教化出温柔敦厚的国民。甚至可以说，“温柔敦厚”就是“思无邪”，两者异名而同义。如前所述，“温柔敦厚”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理想品格，因为尽管如《诗经》之作品、作者，亦并非全然皆是温柔敦厚的。“思无邪”亦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理想境界，即使是在古典诗学之典范作品《诗经》中，亦确有哀伤、怨诽之作品，亦有不完全符合古典诗学之理想品格的作品。但是，作为一种理想品格或者理想境界，仍为历代古典诗人所坚守和追慕。
再说“诗可以怨”。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就诗歌的社会功能所发表的重要见解。就“兴”“观”“群”三者而言，皆无碍于温柔敦厚的古典诗学理想。唯有“诗可以怨”，似与孔子提倡的温柔敦厚理想品格颇相扞格。因为在孔子的思想世界里，“怨”从来就是一种否定性的品格。孔子理想中的君子人格的重要特征是“无怨”。在他看来，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君子“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君子“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陆晓光通过对《论语》中“怨”字具体用法的全面研究后指出：“从《论语》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突出、却很少为人注意的现象，即孔子对于‘怨’这种情感常常持否定贬斥的态度，将之视为与仁人君子人格要求相违背的一种情绪表现。”或者是“施行仁政者当克服消弭的有害情感”。那末，为什么孔子一方面要提倡温柔敦厚，另一方面却又说“诗可以怨”？温柔敦厚的诗歌怎么“可以怨”呢？“可以怨”的诗歌怎么又能够称得上是温柔敦厚呢？
孔子提出的“诗可以怨”，虽然与他所褒扬《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温柔敦厚之理想品格，表面上看是相违背的。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诗可以怨”又是一个基于客观事实的正确判断。因为如前所述，《诗经》中半数以上作品确实是怨诗。基于事实的正确判断与基于理想的诗学品格之间发生了矛盾，那末，我们又如何来解释这个矛盾呢？或者说，孔子基于事实而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否另有用意？我们认为，必须是另有用意，方能解释这个自相矛盾的问题。于此，陆晓光的意见值得参考。他认为，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诗可以怨”既是一个事实判断，更是一个价值判断。他之所以提倡以诗抒怨，当另有价值观方面的原因。因为“承认‘诗三百’中有大量怨诗，乃至承认诗歌这一文学样式具有抒发愤懑之情的功能是一回事，是否积极地倡导以诗抒怨则又是一回事。对前者的肯定未必导致对后者的肯定，因为前者虽然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却尚非充分条件”。 考虑到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是就诗歌之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三大社会功能而言。那末，其“诗可以怨”之意义，除了事实判断外，当另有所指，可能就是指诗的社会功能而言。或者说是“在提倡以引诗或作诗的方式去抒怨的意义上而讲”。 陆晓光说：“孔子之提倡以诗抒怨正是为了使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平息消弭某种必然产生的怨情。”“怨情的产生根基于人性嗜欲的必然性与社会礼法规范的必要性这一冲突之中……当一种社会规范愈是与人性嗜欲相矛盾，愈是需要压抑这种嗜欲，那么怨情就愈可能产生，从而也就愈是需要有‘怨诗’这种特殊手段作为辅助方式进行调节缓和。对怨诗这一文学样式高度重视并竭力肯定提倡的人之所以恰恰都是对封建礼法之必要性深信不疑并热诚维护者，原因就在于此。”“以诗抒怨正是使作为孔子理想人格的仁人君子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压抑挫折而仍然能够遵从礼的行为规范的必要手段。如果说‘礼’提出了‘无怨’人格的必要性，那么诗乐则为一必要性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因此，“诗可以怨”是为了平息消弭实际生活中必然产生的怨情，是为了实现温柔敦厚的理想境界，是为了培育理想的君子人格。所以，它是就诗的社会功能而言的。《管子·内业》说：“止怒莫若《诗》。”钟嵘《诗品序》说：“使贫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从作者的角度讲，通过写诗释放内心的怨情，从而达成温柔敦厚之境。从读者的角度说，通过读诗缓解内心的不平之气，从而获得温柔敦厚之境。这或许就是孔子提出“诗可以怨”的真实意图。从这个意义上看，“诗可以怨”与温柔敦厚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的。即提出“诗可以怨”，是为了达成温柔敦厚，通过写诗和读诗以消除怨情，进而使人心进入温柔敦厚之境。
如前所论，温柔敦厚和“思无邪”是就作者、作品和读者三者而言的。“诗可以怨”亦与此三者相关联，就作品而言，“诗可以怨”是基于诗歌思想内容的事实判断。就作者而言，“诗可以怨”是通过抒发胸中的怨情而满足个体的倾诉欲望，终达到温柔敦厚的理想境界。就读者而言，“诗可以怨”则是通过阅读有怨情的作品，从而引起与作者的情感共鸣，达到“释怨”“止怒”“去忧”之目的，通过调节缓和怨情而进入温柔敦厚之理想人格境界。所以，无论是“思无邪”，还是“诗可以怨”，它们与温柔敦厚并无明显的扞格。相反，孔子提倡“思无邪”和“诗可以怨”，正是为了使作者和读者实现温柔敦厚的理想人格，使作品达到温柔敦厚的理想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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