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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927年，傅斯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学生讲授《诗经》。次讲课，傅先生开宗明义：“我的讲义非供诸君以结论，乃赠诸君以问题，假如这些问题刺激得诸君心上不安宁，而愿工作，以求解决，便达到这讲义的目的了。”
不加刻饰，却成美辞。
《诗经》之艺术，在其不用艺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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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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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说诗经》是傅斯年先生在1928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时，为学生讲授《诗经》所写的讲义，也是近现代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本书考证、注疏兼备，多有新解，作者系统梳理了历代《诗经》研究的成果，进而提出研究《诗经》既要欣赏其文辞，更要注重其作为历史材料和古代言语学材料的价值。书中以叙录《诗经》诸篇为主，共分为《周颂》《大雅》《小雅》等几部分，涵盖了诗经研究史、诗经研究方法、诗经的艺术性等多方面内容，显示出一个具有深厚国学积淀和系统西学思想素养的学者的学术眼光。本书涉及《诗经》相关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放在今天的《诗经》研究著作中也并不过时，堪称《诗经》讲义类著作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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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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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他开拓了考古学、清宫档案的收集和研究等很多领域，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著作有《诗经讲义稿》《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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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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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语 / 1
泛论诗经学 / 5
一、西汉《诗》学 / 14
二、《毛诗》 / 15
三、宋代《诗》学 / 16
四、明季以来的《诗》学 / 18
五、我们怎样研究《诗经》 / 19
《周颂》 / 25
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 / 27
《大雅》 / 57
一、雅之训恐已不能得其确义 / 59
二、《大雅》的时代 / 60
三、《大雅》之终始 / 63
四、《大雅》之类别 / 64
《小雅》 / 67
一、《小雅》《大雅》何以异 / 69
二、《小雅》之词类 / 71
三、“雅者政也” / 75
四、《雅》之文体 / 75
《鲁颂》《商颂》述 / 77
一、《商颂》是宋诗 / 80
二、《商颂》所称不及宋襄公 / 82
三、《商颂》非考父作 / 87
《国风》 / 91
一、“国风”一词出来甚后 / 93
二、四方之音 / 94
三、“诸夏”和《国风》 / 98
四、起兴 / 100
《国风》分叙 / 103
一、《周南》《召南》 / 105
二、《邶》《鄘》《卫》 / 109
三、《王》 / 113
四、《郑》 / 114
五、《齐》 / 116
六、《魏》 / 117
七、《唐》 / 118
八、《秦》 / 119
九、《陈》 / 120
十、《桧》 / 121
十一、《曹》 / 121
十二、《豳》 / 122
《诗》时代 / 123
一、周诗系统 / 126
二、非周诗 / 127
《诗》地理图 / 129
《诗》之影响 / 133
论所谓“讽” / 137
一、“风”“讽”乃一字 / 139
二、风乃诗歌之泛名（前已论之） / 140
三、战国时一种之诡词承风之名 / 141
四、因此种诡词每以当谏诤之用，战国汉初儒者见到这样的“风”，更把刺诗的观念在解诗中大发达之 / 145
五、由这看来，讽字并无后人所谓“含讥带讽”之义，此义是引申而附加者 / 145
六、我疑“论”“议”等初皆是一种诡诗之体，其后乃变成散文 / 145
七、枚司马赋体之由来 / 147
《诗三百》之文辞 /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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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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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论诗经学
《诗经》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它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它的文辞的颇多，但由古到今，关于它的议论非常复杂，我们在自己动手研究它以前，且看两千多年中议论它的大体上有多少类，哪些意见可以供我们自己研究时参考？
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诗三百》中后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颂》；有到陈灵公者，在《陈风》；若“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为后人之歌，则这篇诗尤后，几乎过了春秋中期，到后期啦。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周颂》中无韵者大约甚早，但《周颂》断不是全部分早，里边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话。传说则《时迈》《武》《桓》《赉》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国语》《左传》），但这样传说，和奚斯作《鲁颂》，正考父作《商颂》，都靠不住；不过《雅》《颂》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经好多变化，才著竹帛：譬如现在人所写下的歌谣，许多是很长久的物事，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豳风·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难断定它的源流的。《风》中一切情诗，有些或可考时代者，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如“吾车既工”之吾改为我，石鼓文可证，吾、我两字大有别），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什么周汉唐宋的，所以这些东西的时代岂不太难断定吗？不过《国风》中除《豳》《南》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大约总是春秋时诗多，若列国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如邶、鄘、卫、唐等名，则辞虽甚后，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甚早的历史了。约而言之，《诗三百》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么，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则这些事不难考定，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国语》一部宝贝，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但我们现在若求知《诗》在春秋时的作用，还不能不靠这部书，只是在用它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我想，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左传》《国语》中论《诗》材料之用：凡《左传》《国语》和毛义相合者，置之，怕的是它们中间有狼狈作用，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凡《左传》《国语》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我们读古书之难，难在真假混着，真书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记》；假书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礼》；真书中有假面目，例如《左传》《国语》；假书中有真面目，例如东晋伪《古文尚书》。正若世事之难，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泾以渭浊”，论世读书从此麻烦。言归正传，拿着《左传》《国语》的材料求《诗》在春秋时之用，现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但凭一时记忆所及，《左传》中引《诗》之用已和《论语》中《诗》之用不两样了。一、《诗》是列国士大夫所习，以成辞令之有文；二、《诗》是所谓“君子”所修养，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
说到《诗》和孔丘的关系，便要问：“孔丘究竟删诗不？”说删《诗》明白者是《史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话和《论语》本身显然不合。“诗三百”一词，《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现在把《论语》中论《诗》引《诗》的话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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