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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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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的吴宓一直生活、工作在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西南大学的师生们是吴宓生活经历的见证者，也是其思想学术的亲炙者，有着他人不可替代的感受和思考，这也是本书呈现的不同于他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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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王本朝，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自1990年至今，在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和西南大学文学院工作。1993年破格提为副教授，1998年评聘为教授。现为西南大学人文学部部长，二级教授，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学术著作7部，主编教材、著作8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刊物全文转载40多篇，被学术研究界评论和引用800多篇次。
刘志华，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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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进入共和国时代的吴宓依然保持着旧有的文化观念，作为一介书生、知名教授、浪漫诗人，留给人们各种印象和记忆，成为西南大学的独特存在。他的经历、思想和感受不断被人们所谈论、怀念和研究，留下种种有意味的文字。
西南大学师生是吴宓生活经历的见证者，也是其思想学术的亲炙者，有着他人不可替代的感受和思考。本书将其中有代表性的文字加以辑录整理，既是对先生学术的传承、精神的永恒怀念，也想通过西南大学这个视角，给读者呈现一些不同于他人的内容，成为言说吴宓的一份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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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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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忆吴宓
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自学生到同事三十年回忆录
吴宓先生的晚年
记“棚友”吴宓先生二三十事
吴宓先生印象记
怀念恩师吴宓（雨僧）先生
我的邻居吴宓先生
吴宓先生琐记
晚年的吴宓先生
回忆吴宓先生
“文革”与“反右”中的吴宓
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
吴宓先生讲外国文学
吴宓先生离开重庆纪实
第二辑 说吴宓
宓园赋
吴宓先生的贡献
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塑——由吴宓第三个二十八年所想到的
1949：国学大师吴宓到北碚任教之谜
试说吴宓先生论“三国”
遭遇吴宓与抵抗遗忘
和吴宓相遇
吴宓的二马之喻
吴芳吉与吴宓的诗友情谊
吴宓《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步陈寅恪兄〈己丑元旦〉诗韵）》笺证稿
吴宓先生年表
第三辑 论吴宓
吴宓的“好梦”及其“难圆”——《学衡》存在期吴宓文化启蒙蓝图剖析
吴宓与红学
吴宓文化担当的两种方式——学术论坛与大学讲坛
吴宓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
吴宓主编《学衡》杂志的初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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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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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是位纯粹意义上的学者和诗人，他既有诗人的真诚与多情，又有知识分子的迂阔与执着。他以德立人，以学问行世，以诗调剂人生，终其一生都坚守着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借助文化思想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在我看来，吴宓的幸与不幸都与此相关。
现代社会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四种生存空间：大学、市场、流亡、体制。中国的现代文化发源于大学文化，这在整个世界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其他民族的任何一种新型文化都没有从大学孕育出来。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大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源地，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文化、胡适为代表的语言文化、陈独秀为代表的媒介文化、鲁迅为代表的精神文化以及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文化共同组成了现代中国文化初的基本形态，它们终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主流与中心。同时在南京的东南大学以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为中心又形成了另一种文化，他们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的态度与眼光去“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想同时发扬国家之精神，又传西学之精义，达到寻求中西文化之“共性”的目的。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而形成的启蒙主义文化和以东南大学“学衡派”为代表而形成的人文主义文化，它们共同组成现代思想文化体系，并且是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从而形成强大的文化张力，推动整个现代文化的发展。
吴宓一生几乎都在大学里待着，从留学美国的哈佛，到执教于东南大学、清华国学院、西南联大，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南师范学院。西方从中世纪以后所形成的大学机构一直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重要居所，他们既承担着知识的创新与价值的维护的社会使命，又坚守批判社会、独立思考的自我岗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选择大学这个特殊的空间来对社会发言，再借助一定的媒介把大学的学院文化传播到社会，转换成一种社会文化，从而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与认识；这恰恰契合了现代中国社会对“文化兴国与立人”的价值认同方式，也为现代知识分子初选择大学而获得成功奠定了基础。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应该说是现代社会代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吴宓在二三十年代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与此不无关系。
接着就是30年代社会大市场对知识分子的冲击与选择。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生存空间是市场，一种商品化、社会化的市场空间出现了，知识分子从大学中走出来进入到社会大市场之中，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这时学院中的知识分子再也不是社会的中心，逐渐被边缘化了，社会的兴奋点转入对非学术话题的关注。而学者们要么离开大学，进入政坛或市场，要么继续坚守自己的立场，继续从事自己的学术思想工作，真正的大学者也就开始涌现出来，一批很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也不断面世。吴宓在清华大学主持的国学院工作，聘请国家大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可以说是对现代学术的一大贡献。而鲁迅、陈独秀等则从大学中走出来，当时称之为走出“亭子间”，进入大社会，他们各自选择了与社会保持紧密联系的工作，鲁迅以杂文文体表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陈独秀则直接参加了社会革命斗争。社会的市场化使现代知识分子内部出现分化，整个社会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相互间共存、互补，而不是约束与替代。
民族战争的爆发使现代知识分子陷入流亡与奔走的生存困境。居无定所、心无宁日。一批知识分子投奔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了，把自己的身心都交给了民族的自救工作；一批知识分子退隐了，归隐于自然山水，或游遁于故纸堆里讨生趣；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却依然坚守在大学空间，尽管那个时候的大学已经无法获得清静安闲的心境，但知识分子们依然以人类文明之光烛照青年迷茫的心，让他们坚定信心，建立起坚固的文化屏障，足以支撑起民族的和个人的道德灵魂。那个时候的吴宓待在西南联大，在风雨飘摇中做有益于民族文化的教育工作：“坐看西南天地窄，心伤宇宙毒魔加。死生小已遵天命，翻笑庸愚作计差。”在无可奈何中依然把握着人格的超越与坚韧。流亡中的大学已经紧缩在社会的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落中，偏居一隅，大学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中心空间，更不是社会的文化中心了。大学的彻底边缘化与零散化也标志着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也彻底被边缘化了，被挤落在没有多少文化氛围的乡间。这是不是一个预兆？预示着知识的民间化与乡村化运动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引文作者为王本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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