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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并非出生于书香门第，对读书的酷爱，也并非从书斋式的学问研究出发，而是基于一种朴素的社会理想、人生目标。早年的，承继了中国知识分子读书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品德。当他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便自然而然地将读书运用到救国、治国，治理天下的革命实践当中。读书，可以说是一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书有几个特点，其一是博览群书，其二是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读书。但他并不唯书，他重视书本知识，也重视实际知识；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历来反对死读书，读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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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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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读书生活》即是通过朴素的叙述，展现出孜孜不倦的读书侧影。作者之一逄先知，自1950年至1966年，为管理图书报刊，对的读书生活颇为熟悉；另一位作者龚育之，曾多次和探讨哲学问题；第三位作者石仲泉所做的研究工作都是与有关的。他们将对的了解，特别是对读书生活的了解真实地记录下来，这是研究的手资料，也是一般读者所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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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龚育之（1929－2007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原籍湖南长沙，曾任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生导师，参与《选集》和《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工作，参与党的“十一大”至“十五大”文件的起草工作。
逄先知，1929年10月生，山东胶县人。长期从事生平和思想研究。参加《选集》《邓小平文选》编辑工作。为《年谱（1893-1949）》主编、《年谱（1949-1976）》主编之一、《传（1949-1976）》主编之一。
石仲泉，1938年生，湖北红安人，中共党史学家，曾参加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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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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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的革命家
——读书生活我见我闻 逄先知
读马列著作 逄先知
从《实践论》谈的读书生活 龚育之
关于读哲学书的几封信 龚育之
几本哲学书籍的批注 田松年
与自然科学 龚育之
与逻辑学 高 路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石仲泉
读鲁迅著作 徐中远
古籍新解，古为今用
——记读中国文史书 逄先知
“红学”一家言 龚育之 宋贵仑
读报章杂志 逄先知
忆学英语 林 克
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 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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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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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学英语
林 克
学英语是读书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于一九五四年秋到办公室担任他的国际问题秘书，前后有十二个春秋。在这段时间里，我除了秘书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帮助他学习英语。从那以后，二十年过去了，但学习英语的生动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近我查阅了生前阅读过的英文书刊，访问了一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并查阅了我当时的笔记，以便使我的回忆和叙述更真切一些。
“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历来十分重视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学习，并主张把学习本国语言和学习外国语言、学习现代汉语和学习古代汉语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多次提倡干部学习外语。一九五八年一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初期，他重申了这一建议。在七十年代，他还提倡六十岁以下的同志要学习英语。
在延安时期自学过英语。但是，由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他的学习受到很大限制。全国解放以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学习英语成为他的一种爱好。
一九五四年，我到他身边工作时，他已年逾花甲。他次同我在一起学英语是在同年的十一月，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畔。他在游泳后休息时，想读英语，便让我坐在他身边的藤椅上。当时我的心情有些紧张。他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年纪？当我谈到我的籍贯是江苏，童年生活在保定，“七七”事变后才举家迁到北京时，他便谈到保定有个莲花池，原是为北洋军阀头子曹锟修的花园，进而谈到曹锟用五千银元一张选票的手段收买五百多名“猪仔议员”，贿选总统的丑史。神态安详，谈笑自若，使我紧张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
那时熟悉的单词和短语还不很多，我们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杂志、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通讯、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入手，以后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英译本。
《选集》第四卷一九六〇年出版以后，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求阅读这一卷的英译本。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林克同志：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 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两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为盼!” 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以后，十二月十七日， 他又写了一信，说：“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此外，还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一些讨论形式逻辑文章的英译本。
在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英译本时，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因为这些经典著作英译本的文字比一般政论文章的英文要艰深些，生字也多些。但是，不畏困难。一九五九年一 月，一位外宾问他学习英文的情况时，他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订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 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石头，很麻烦。他对我也说过，他“决心学习，至死方休”。他还诙谐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带着字典，学习英译政论书籍
说话，湖南口音很重，有些英语单词发音不准。他就让我领读，他跟着读。有时，他自己再练习几遍，请我听他的发音是否合乎标准，并让我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以便他掌握发音要领。遇有生疏的单词或短语，在我领读、解释字义和解释语法结构之后，他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空白的地方，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字义。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他从页直到后一页，都作了详细的注；直到晚年，每当他重读一遍时，就补注一次。只是，由于他年事已高，视力减退，已不能用蝇头小字，而是用苍劲的大字作注了。
学英语离不开字典。身边经常放着两部字典，一部英汉字典，一部汉英字典，备他经常查阅。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时，也都带着字典。考虑到他的工作繁重，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对他未学过的单词，我常常事先代他查好字典。但是他往往还要亲自看看字典上的音标和注解。为了学习英语的需要， 自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他多次要过各种辞典和工具书， 如《英华大辞典》（郑易里、曹成修主编）、《汉英字典》（美国出版）、《英汉字典》、《现代汉英辞典》（王云五校订，王学哲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汉英大辞典》、《综合英汉大辞 典》增订本（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八年出版）、《汉英分类词汇手册》（北京外国语学院编）、《汉英时事用语词汇》等。对当时收集到的汉英辞典，他都不满意，曾希望能出版一部好的汉英辞典。至今，在中南海的住地仍然保存着他生前用过的《世界汉英字典》（盛谷人编，世界书局一九三五年出版）和《英汉四用辞典》（詹文浒主编，世界书局一九三九年出版）等。
为了学习英语的生活用语，还阅读过《基础英语》和《中国建设》等。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间，他还要人把《初中英语》、《中级英语》课本、《英语学习》杂志、外语学院编的《英语》修订本、北京大学英语系编的《英语教材》和《英语语法》等图书送给他。
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因为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内容，他非常熟悉，学习时， 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句型变化和句子的结构以及英语词类的形式变化上。有些文章和经典著作，他学习过多遍。《矛盾论》的英译本他就先后学习过三遍，并在封皮的内页记下了三次阅读的时间：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开始读遍；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开始读第二遍；一九六一年十月九日开始读第三遍。他反复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记忆和加深理解。他对汉语的起源、语法、修辞都有深刻的了解，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的语法、修辞作比较，或者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语。”后来由于他工作实在太忙，学习日语的愿望未能实现。
广泛谈论其他问题
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很喜欢谈论问题，这些问题涉及面广，远远超过了语言的范围。即使在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时，他也十分注意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特别是当前的实际。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他读到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话：“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时，他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 《共产党宣言》序言中还有另一段话：“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读到这里，说，以中国的情形来看也是这样，从清朝的康梁保皇派到袁世凯、北洋军阀时期的研究系（后来的政学系）、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张作霖、青海的五马……都被历史的进程扫掉了，惟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存在下来。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他读英文版《矛盾论》时，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具体分析了农业合作社存在的六大矛盾及其解决办法。他说：个矛盾是国家与农业社之间的矛盾，其中包括国家计划与农业社机动性的矛盾，农业税、价格与农业社的矛盾； 第二个矛盾是农业合作社与生产队之间的矛盾，农业社管理委员会权力太集中是民主办社的障碍，解决办法是给生产队一些有利于搞好生产的权力，例如，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包开支） 制度，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农副业生产管理、施行增产措施的权力；第三个矛盾是农业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矛盾，解决办法是农业社的积累与社员的收入要有适当的比例；第四个矛盾是穷队与富队之间的矛盾，解决办法是各负盈亏；第五个矛盾是社员与社员之间的矛盾，解决办法是贫农不要占中农和富裕中农的便宜，对他们的意见不要采取粗暴的态度，否则不利于贫农与中农的团结，不利于生产；第六个矛盾是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定期公布财务账目，干部参加生产，遇事及时同群众商量。后来读英语时，还谈到，分配制度是关系到五亿农民的大事，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说是一盘棋，甚至半盘棋都谈不到。整社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整社是整不好的。
在学英语时常探讨历史问题。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刊登了一篇论柳宗元的文章。对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对我们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在这之前，还谈到翦伯赞关于曹操的一篇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他还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 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同年五月，还谈到，他要写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他说，蒋介石集团本身的变化可以不写，但是蒋介石登台后的军阀战争要写进去。孙中山当临时总统、蔡锷反袁世凯、蒋桂之战、蒋冯阎之战等等都要写进去。
还谈到他自己写的几首词的主题思想。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学英语休息时说，《沁园春·雪》这首词是反封建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是从一个侧面来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只能这样写，否则就不是写词，而是写历史了。《念奴娇·昆仑》这首词的主题思想是反帝的。《菩萨蛮·黄鹤楼》是描述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潮起伏的苍凉心境。《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他还谈到《浪淘沙·北戴河》一词写作的缘由。他说，李煜写的《浪淘沙》都是婉约的， 没有豪放的。因此，他以《浪淘沙》的词牌写了一首豪迈的词。
在学英语时还经常纵论国际形势。他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和对世界历史知识的熟悉，使他常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 对未来表现出明晰的预见性。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戴高乐当政之前五个月，就非常注意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他说，要继续进行观察。一九五八年五月戴高乐当政时，国际大多数舆论认为，欧洲的政局将向右转。但明确认为， 戴高乐当政有利于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他的论断是正确的。
一种特殊的休息
学英语，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他常常说： “要让学习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这里的学习固然是指读书， 但也包含积极休息的意思。他利用业余时间学英语，是他的一种特殊的休息。一九五九年一月，他接见巴西外宾时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
经常在刚刚起床，在入睡之前，在饭前饭后，在爬山、散步中间休息时， 以及游泳之后晒太阳时学英语。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他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坐下来学习英语。在多次攀登北高峰之后，他曾诵诗一首：“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飖下， 欢迎有晚鹰。”在攀登莫干山时，他口诵《莫干山》诗一首： “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学英语兴致的时候。他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随时都挤时间学英语。有时哪怕只有个把小时也要加以利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或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的工作很紧张，但在旅行中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至二十一日，他巡视长江流域的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沿途参观工厂、矿山、学校、公社，大部分行程是乘汽车，每天都要乘车六七个小时，途中十分辛苦， 即使如此，学起英语来仍很有精神。
使人难忘的是，即使在飞机上的短暂时间或者出国访问期间，他学习英语的兴致丝毫不减。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十一时至十二时，由徐州飞往南京途中，他书写了元人萨都剌的 《徐州怀古》词后，即学英语。三月二十日十三时至十四时， 由南京飞往上海途中，他的大部分时间也在学英语；当飞机飞临镇江上空时，他书写了辛弃疾的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楼有怀》，并向我解释了这首词的意思和词中的典故。这一年十一月，他到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有时早上天色未明，他就让我同他一起学英语。在会议期间，他的英语学习没有中断过。
在长时间的开会、工作或会见外宾之后，也常常以学英语作为一种调节。例如，一九六〇年五月六日至十日，他在郑州连续会见非洲十二国、拉丁美洲八国等四批外宾后，多次以学英语作为休息。同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在上海会见蒙哥马利，两人谈得很融洽，休息时又读了一会儿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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