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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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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鄂基日记现收藏于上海图书馆，记载起于1894年，止于1932年，是他从十五岁到五十三岁的生活记录。这部日记时间跨度大，记录内容集中，是了解这一时期浙江地方经济社会的难得史料，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如他与余姚地方望族主要人物之间的交往，包括北大校长蒋梦麟父子、刘宗翰兄弟等，都是相关研究的重要文献。此外还有他平时阅读订阅的报刊记录，也是此一时期难得的阅读史材料。相信该书的出版将为近代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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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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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鄂基，字鄂生，浙江余姚人，晚清官员朱逌然的第七子。早年致力于科举，民国后，主要从事地方事务，尤其是地方教育事业。其日记记载从1894年到1932年，是他从十五岁到五十三岁这段人生的生活记录。现收藏于上海图书馆。整理者朱炯，男，1970年8月出生，浙江余姚人，多年潜心文史研究，论文曾发表在《文献》《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等刊物上，已整理出版了《朱兰文集》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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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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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1
凡例1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
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
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
民国五年丙辰（1916年）
民国六年丁巳（1917年）
民国七年戊午岁（1918年）
民国十年辛酉岁（1921年）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年）
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年）
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年）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年）
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年）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年）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年）
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年）
民国十九年庚午（1930年）
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年）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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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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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朱鄂基(1880—1956)，字鄂生，浙江余姚人，朱逌然第七子，宣统己酉科优贡，庚戌朝考二等，指项州判。其日记不分卷，共十六册，百万余字，稿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日记所起自清光绪甲午(1894)正月初三，迄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二月廿九，即朱鄂基十五岁至五十三岁期间的生活记录。
姚江朱氏为东南望族，以“孤忠羁客，开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的朱舜水为著名。朱鄂基出生于书香世家，其曾祖朱文治(1760—1845)，字诗南，号少仙，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官海宁州学正。工梅兰竹石，著有《绕竹山房诗稿》《续诗稿》。其祖父朱兰(1800—1872)，号久香，晚号耐庵，道光九年（1829）一甲第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御史、广东乡试正考官、湖北学政、国子监司业、顺天乡试副考官、安徽学政，以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致仕，并历掌江阴暨阳、嘉兴鸳湖、绍兴蕺山、余姚龙山等书院。著有《补读室诗文集》《余姚文薮》《姚江事迹》《补读室日记》等。其父朱逌然(1836—1882)，字若模，号肯夫，同治元年(1862)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詹事府詹事，曾任丁卯科顺天乡试同考官和庚午科山东乡试主考。先后督学湖南、四川学政，均所致有声，因积劳卒于四川任上。著有《庄子辑注》《列子辑注》《急就篇补注》《使湘日记》《使蜀日记》等。
因家学渊源，朱鄂生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其青年所处的时期恰逢科举制度即将废除，“新学”开启的变革时期。现存朱鄂生日记前五册（光绪甲午春日、算学杂录、癸卯日记、九孙甲辰日记、宣统元年弍年），主要记录了朱鄂生从十五岁就读家族私塾——实获斋开始，到宣统二年参加后一次优拔贡考试的内容，他锐意进取、致力于科举考试的全过程，日记虽因病“时而为之，或家居无可言”，常有中断，但对于有关涉及科举的内容却十分详细，作为亲历者，他每次所做的生员、童生习题，参加考试试题均有详实的记录，尤其是赴京参加后一次有关举贡与优拔贡考试的亲身经历史事还原，对于我们研究科举制度及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的“后科举”时期，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从第六册至十六册，除民国八年、九年未作记录外，其余部分内容连续完整。科举废止以后，西学东渐，他又参加浙江高等学堂简易师范科的学习，后成为县立师范讲习所教员和家族实获小学校董，对于新学的描述和记录同样非常详细，内容丰富。同时，他关心子女教育，对子侄辈的教育也多有涉及，如送侄子朱言钧去上海南洋中学求学乃至出国留学的记录均非常详细，正是因为家族有良好的教育传统，子侄辈中涌现出朱善钧（民国财政部注册会计师）、朱言钧（德国哥根廷大学理学博士、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朱端钧（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朱荣泉（上海沪江大学毕业，留校后任国文系主任）等各方面人才。可以这么说，朱鄂生的日记完整地记录了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即新旧教育转型时期的教育状况，成为我们了解晚清至民初教育历史的宝贵资料。
成年后的朱鄂生作为宗族知事，参与朱氏家族事务，举凡祭礼修墓、续修宗谱、收租纳粮、民国时期的浙江“二五减租”等等，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又为我们管窥当时之世态，了解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宗族事务、政治经济打开了一扇窗。尤其是国民党在地方层级的治理思想、组织活动、党政关系等方面，以及党政双方围绕“二五减租”的分歧与冲突，“二五减租”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等的记录，对研究当时乡村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土地关系，以及佃业关系、地方豪绅业主与地方党部的关系、浙江地方党政关系，无疑均极具史料价值。
同时朱鄂生操持家业，作为致和酱园、协生木行、同茂木行的股东，除了日常起居，人情往来等记录外，他又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涉及收租算账，经济纠纷都有详细的描述，特别是如苏州码记账的方式、众多药方的记录，它们都包含着重要的商业史、社会史信息，对它们的解读不仅对于研究我国的民间文化，探讨我国商用数字和汉字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有着一定的意义，也有助于深化对近代经济史、商业史、社会史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从日记中了解其生活图景，更能窥一斑而知全豹，其鲜活的生活资料，还为我们提供了江南县城晚近士大夫手的家庭生活史、经济史文献。
余姚以其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被誉为“文献名邦”“东南名邑”，出现了不少巨姓望族。清代尤以朱、邵为，邵即邵友濂家族，日记对于与余姚邵氏家族、宁波砌街李氏（李翊勋）、镇海盛氏（盛炳纬）、萧山陈氏（陈彦畴）、江苏盱眙汪氏（汪祖绶）、苏州吴氏（吴仲英）、余姚杨氏（杨积芳）等等姻亲家族的交往互动，以及与余姚蒋氏（北大校长蒋梦麟）父子、沈氏（沈宗翰）兄弟等的友好交往记录，其中既有和睦友好的姻亲关系，也有亦师亦友的师徒关系，还有志同道合的友人关系。除了政治上的相互依靠，也存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融通，为我们研究姻亲和世家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其兄弟三人与杨积芳的交往、与柯劭忞的信札诗词往来等等，为其他史料所未见，弥足珍贵，可为他日编校柯氏、杨氏文献提供参考。
日记中还保留了作者每日起居读书、购书、写诗、阅报、投稿、观剧等日常生活，朱鄂生是一位比较容易接受新思想的人士，订阅有大量的报纸杂志。日记中涉及的报刊有《申报》《国民报》《新民丛报》《新闻报》《农学报》《商报》《国粹学报》《南方报》《国风报》《神州报》《民国日报》《四明报》《时事新报》《甬报》《明灯报》《晶报》《风华报》《姚江周报》《创造周报》《小说月报》《宁波时事公报》《小时报》《隐贫社旬报》《浙江民报》《评论报》《向导报》《国闻周报》《庸言报》《大陆报》《大公报》等数十种，将耳闻目见之时事载诸篇端，对时局关系的记录描述，皆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我们可以从朱鄂生的日记中了解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窥见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风貌，日记反映了处于时代变迁中晚清士大夫的人生际遇和感悟，是后人了解晚清民初家族、社会、政治、经济的有效途径。其他诸如对祖上日记的释读和摘录、在京期间的交游记录描述，均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如日记中记录的曾国藩、李鸿章写给其祖父朱兰的信札、其兄弟与南社社员邱翊华的交往信札等等，为其他史料所未见，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史料，可补现存资料之缺。
总之，由于朱鄂基的多种身份，且身处晚清民初的历史变革时期，他的日记不仅仅记录风日晴雨、友人酬答，更是手的家族史、经济史。不仅可供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也保留了日记主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知识阶层或者说是进步儒商的面相，对于研究晚清科举史、近代教育、经济、政治无疑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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