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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秦汉环境变迁史

書城自編碼: 3689190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历史地理
作者: 李文涛 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34887574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10-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精装

售價:HK$ 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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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入选项目《中国环境变迁史》的终成果,是关于中国环境变迁研究的通史性著作。时间跨度从远古到明清,史料丰赡,论证有力,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本套丛书运用多学科交叉(历史学、考古学、气象学、农学、地理学、医学、灾害学、生态学和政治学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视角变换进行中国环境变迁研究,分析细致入微,剖析到位。本套丛书包括:《先秦环境变迁史》《秦汉环境变迁史》《魏晋南北朝环境变迁史》《隋唐五代环境变迁史》《宋元环境变迁史》《明清环境变迁史》六个品种。《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具有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作用和里程碑意义。同时,对于全面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环境工程建设均具助推作用,是开展中国环境事业、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宣传的生动教材,提供了中国环境建设、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发展等的历史借鉴。
本套书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见解。通过环境视角解读社会问题。环境原因会导致社会动荡,会造成文明冲突、政权分立、社会割裂、社会对峙。环境决定对峙力,均衡的对峙力是由均衡的环境要素决定的。环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社会生长、消
內容簡介:
本书为《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中的一个品种。《秦汉环境变迁史》从秦汉时期的气候(气候特征、气候波动、气候状况)、水环境(降水、海平面和湖泊的变化)、河道变迁与水利建设(黄河、淮河、济水、长江的变迁及秦汉时期的水利工程)、植被、矿产分布与利用、自然灾害(旱灾、水灾、蝗灾、冻灾、地震、疫病等)、野生动物环境、地貌与土壤、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等多角度地研究秦汉时期的环境变迁。书稿史料丰富,论证有力,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气候的变迁对农业、疫病、战争、自然灾害等都会产生影响。作者李文涛先生提出:环境变迁对经济、军事乃至政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环境的恶化会导致一系列灾害的发生,灾害的发生会导致人口死亡、社会动荡不安,进而危及政权的存亡和人类文明的进程。
關於作者:
李文涛,现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古代经济史与环境史、汉晋出土文献、文化产业、中古家族史等。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几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南海海洋史研究(19ZA189)子项目中国东南海海洋灾害史”,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传统灾害思想的源流、嬗递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10CZJ001)”、民政部项目“中国殡葬史(隋唐五代卷)”。主持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中古黄河流域环境、经济与社会变动(2011—QN—178)”(已结项并出版,《中古黄河中下游环境、经济与社会变动》,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主持山西省社科联项目“中古河东裴氏廉政文化研究”。参与儒藏工程《文天祥集》校点。发表学术论文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目錄
章 秦汉时期的气候
节 文献所反映的秦汉时期的气候特征
第二节 文献所反映的秦汉时期的气候波动
第三节 考古所反映的秦汉时期的气候状况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水环境
节 秦汉时期的降水情况
第二节 秦汉时期海平面与湖泊的变化
第三节 秦汉时期的水环境与生计
第三章 秦汉时期河道变迁与水利建设
节 黄河、淮河、济水与长江的变迁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水利工程
第四章 秦汉时期的植被环境
节 秦汉时期森林的消耗
第二节 秦汉时期人口与生产力状况
第三节 中原地区的植被
第四节 北方周边和西北地区的植被
第五节 东南、西南地区的植被
第六节 秦汉时期植被环境与肉食以及生业
第五章 秦汉时期矿产分布与利用
节 铜矿的分布
第二节 铁矿的分布
第三节 金银矿的分布
第四节 锡、铅、丹砂等矿产的分布
第五节 盐业的分布
第六节 矿产开发与环境变迁
第六章 秦汉时期的自然灾害
节 秦汉时期的旱灾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水灾
第三节 秦汉时期的蝗灾
第四节 秦汉时期的冻灾
第五节 秦汉时期的地震
第六节 秦汉时期的疫病
第七章 秦汉时期的野生动物环境
节 虎的分布
第二节 鹿科动物的分布
第三节 犀牛和大象的分布
第四节 狩猎活动所反映的动物分布状况
第八章 秦汉时期的地貌与土壤
节土壤的认识
第二节地貌的变化
第九章 秦汉时期的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
节 自然崇拜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自然观
第三节 环境保护的思想
第四节 环境保护的禁令
第五节 环境保护的客观实效
第六节 地理环境与民俗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內容試閱
第九章 秦汉时期的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
第三节 环境保护的思想
一、顺应天时
秦汉时期,进一步发挥了先秦时期的顺时思想。西汉建立初年,“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俩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汉高祖所穿的衣服,就必须顺应四时。古代衣服要么是丝织品或麻织品,要么由动物皮革制成。在先秦时期,动物的获取要顺应四时。如果皇帝的衣服,特别是皮革服饰如果不是四时出产而制成,下面的官员将会采用各种手段来满足皇帝的需求,自然会出现春夏时节猎杀各种动物的现象。“孝文皇帝时,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祠死事者,颇非时节。御史大夫晁错时为太子家令,奏言其状。”《汉书·魏相传》。国家祭祀死者,需用三牲等,如果是二月祭祀,正是动物生长时节,这时宰杀动物,也不符合传统要求。
西汉时期的贾谊也指出:“天有常福,必与有德;天有常灾,必与夺民时。”《新书·大政上》。这里,贾谊指出,如果风调雨顺,那是统治者没有过分剥削老百姓的结果;如果上天经常出现灾害,那是因为“夺民时”错误造成的,而“夺民时”的主要是大兴土木以及军事活动等,这些又不符合传统伐木等的活动时间。
汉文帝时期,晁错指出:“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故众生之类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载也;烛以光明,亡偏异也;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熟,祅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汉书·爰盎晁错传》。“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是人们活动顺应四时的结果,也是一种重要的环保思想。
司马迁也要求人们顺应四时,维护生态环境,他指出:“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的观点利用了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相对普及的“风雨时节”的思想,阐发了对于维护生态条件的深刻认识。王子今:《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这种思想在禇少孙思想中也有体现,他在补述《史记·龟策列传》中写道:“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贼气相奸。同岁异节,其时使然。故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或为仁义,或为暴强。暴强有乡,仁义有时。万物尽然,不可胜治。大王听臣,臣请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谷,以知善恶。人民莫知辨也,与禽兽相若。谷居而穴处,不知田作。天下祸乱,阴阳相错。”《史记·龟策列传》。
《盐铁论》中的文学指出:“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阴阳,四时相继,父生之,子养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长、德,秋成、义,冬藏、礼。此四时之序,圣人之所则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广德教。”《盐铁论·论邹》。所谓的四时之须,也包含着一种顺应四时的环保思想,春季万物萌芽,所以要以仁的态度对待,不能杀伐;夏季万物茂盛生长,所以要以德的态度对待;秋季万物成熟,要以义的态度对待,不能过分取舍;冬季收藏也要按照礼仪要求,不能过分收获。这也是一种环保思想。
汉宣帝时期的魏相也指出要按照四时执政:“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汉书·魏相传》。
《汉书·丙吉传》记载:“(丙)吉又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对人命并不在意,而对“时气失节”十分关注,这被看作“知大体”的表现。可见汉人对顺时与否的重视程度。
此外,汉成帝的执政思想也包含诸多顺四时以及环保思想。汉成帝执政期间,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汉成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汉成帝下诏书时曾提到:“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阳朔二年春季寒冷,汉成帝下诏书说:“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汉书·成帝纪》。这里的“顺四时月令”以及“草木、昆虫咸得其所”反映的就是一种环境保护思想。
东汉时期,顺应四时行政的观念仍然流行,明帝永平二年,“下诏百僚师尹,其勉修厥职,顺行时令,敬若昊天,以绥兆人”。永平三年春正月癸巳,下诏说:“夫春者,岁之始也。始得其正,则三时有成。比者水旱不节,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顺时气,劝督农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贼;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夙夜匪懈,以称朕意。”永平四年春二月辛亥下诏要求:“有司勉遵时政,务平刑罚。”《后汉书·明帝纪》。章帝继位后,在建初元年下诏说:“方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群公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元和二年,对三公下诏说:“方春生养,万物莩甲,宜助萌阳,以育时物。”《后汉书·章帝纪》。
成书于东汉末年的《太平经》也要求顺应四时,“故顺天地者,其治长久。顺四时者,其王日兴”《太平经合校·合阴阳道法》。。《太平经》中也提出:“夫刑德者,天地阴阳神治之明效也,为万物人民之法度。”这就要求刑和德要据四时而动,“谨与天地阴阳合其规矩,顺天地之理,为天明言纪用教令,以示子也。吾之言,正若锋矢无异也,顺之则日兴,反之则令自穷也”。这种顺应四时的做法,“是故古者圣人独深思虑,观天地阴阳所为,以为师法,知其大□□万不失一,故不敢犯之也,是正天地之明证也,可不详计乎!可不慎哉!自然法也,不以故人也,是天地之常行也”《太平经合校·案书明刑德法》。。人们也应该了解自然,观察自然,寻找其中规律性的东西,才能达到顺四时之气,“观天地阴阳之大部也。从春分到秋分,德居外,万物莫不出归王外,蛰虫出穴,人民出室;从秋分至春分,德在内,万物莫不归王内,蛰藏之物悉入穴,人民入室,是以德治之明效也。从春分至秋分,刑在内治,万物皆从出至外,内空,寂然独居;从秋分至春分,刑居外治外,无物无气,空无士众,悉入从德,是者明刑不可以治之证也”。因此要尊重自然,顺应四时:“天性自然,不可欺矣。熟念无置,行成天神矣。变化有时,不失纲纪,四时之气,不可犯矣。”《太平经合校·写书不用徒自苦诫》。
二、取之以时
取之以时、顺应天时是中国传统环境保护思想的一个基础。这里的“时”,可以理解为时间,也可理解为时机。《淮南子·主术》中提出:“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礼记·用民》中指出:“五谷不时,果实未孰,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春季是各种动植物萌芽、生长的季节,在这个季节中要对各种新的生命进行保护。孟春时节是很多动物孕育新生命的时节,这个时节要禁止杀生,特别是怀孕的动物。《淮南子·时则》要求:“立春之日……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毋麛毋卵,毋聚众、置城郭,掩骼薶骴。”《礼记·月令》则要求:“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在祭祀时,也要求“牺牲毋用牝”。《礼记·曲礼》要求:“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太平御览》卷二十引《四民月令》说:“春分不杀生。”
在仲春,《淮南子·时则》则要求:“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农功。祭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而季春,《淮南子·时则》要求:“田猎毕弋,罝罘罗网,喂毒之药,毋出九门。乃禁野虞,毋伐桑柘。”因为季春是动植物生长的季节,所以这一时节不能猎取动物,不能砍伐桑树和柘树,也不能放毒药去毒杀害虫,这样容易误伤野兽。《礼记·月令》中也有类似的要求。
在季春,《礼记·月令》要求:“毋有障塞。田猎罝罘、罗罔、毕翳、喂兽之药,毋出九门。”禁止使用易导致动物种群灭绝的捕获工具,表明了对涸泽而渔的捕猎方式的反对。
夏季是农作生长的季节,所以《淮南子·时则》要求在孟夏季节要“毋兴土功,毋伐大树,令野虞,行田原,劝农事,驱兽畜,勿令害谷,天子以彘尝麦,先荐寝庙。聚畜百药,靡草死,麦秋至,决小罪,断薄刑”。夏季是植物生长的旺季,所以在仲夏时期,“禁民无刈蓝以染,毋烧灰,毋暴布,门闾无闭,关市无索”。到了季夏时期,一些动物正处于肥育状态,所以“乃命渔人,伐蛟取鼍,登龟取鼋”。有一些植物也可以砍伐,于是“令滂人,入材苇”。《礼记·月令》也要求:“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命泽人纳材苇。”但是,在这个时期,很多树木在继续生长,“树木方盛,勿敢斩伐,不可以合诸侯,起土功,动众兴兵,必有天殃。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利以杀草粪田畴,以肥土疆”。《太平御览》卷二二引《四民月令》说:“四月八日,不宜杀草木。始服生衣,宜进温酒,服温药。是月也,无坏麛卵,无伐大树。是月也,宜以夙兴。”
秋季万物成熟,动植物都停止了生长,可以合理获取,“乃命有司,趣民收敛畜采,多积聚”。但是砍伐树木一直要等到季秋之月,“是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冬季万物衰落,这个季节主要是收藏,贮备食物过冬,“农有不收藏积聚、牛马畜兽有放失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
中国古代重视祭祀,朝廷每个季节都有比较传统的祭祀活动。此外,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每个季度统治者又要安排一定的活动,“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群吏撰车徒……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辨旗物之用……中冬,教大阅,前期,群史戒泉庶,修战法,虞人菜所田之野,为表”。这种做法,后世称之为三田,《文献通考·王礼考五·田猎》。即在春、秋、冬举行田猎活动。田猎活动的目的,除了获取猎物祭祀先祖外,主要目的是“因习兵事”,以表示不忘武备。但狩猎活动有可能破坏环境,特别是春季狩猎,并不符合传统保护动植物的做法。针对这种情况,董仲舒提出:“享鬼神者号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猎禽兽者号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搜,冬狩,夏猕;无有不皆中天意者。”《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这里,董仲舒指出,无论是祭祀还是狩猎活动,都要“中天意”,也就是要按照传统的“取之有时”的原则来获得祭品和猎物。《礼记·王制》也有类似的思想:“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
在四季之中,春夏是动植物生长的季节,故要保护;秋冬是成熟的季节,可以收获和保护。这种取之以时的思想是历代农事与动植物保护的思想基础。《四民月令》中规定“自正月以终季夏,不可伐木必生蠹虫”,十一月“伐竹木”。总之,取之以时是中国传统环境保护思想的基础之一。
三、用之有节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也是保护环境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人类要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地要消耗一定的自然资源,故而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破坏。如何使这种破坏既能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又可以保证自然环境不会被过度破坏,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这是个两难的问题。在古代,中国的先哲就提出必须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其实是保护环境的手段之一。
西汉时期的思想家贾谊指出:“礼,圣王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隐弗忍也。故远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围,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泽。豺不祭兽,不田猎;獭不祭鱼,不设网罟;鹰隼不鸷,眭而不逮,不出植罗;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虫不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殀夭,鱼肉不入庙门,鸟兽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新书·礼》。
《淮南子》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用之以节”的思想。《淮南子·本经》指出:“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开阖张歙,不失其叙,喜怒刚柔,不离其理。”明确提出了“取予有节”的思想。这种思想具体要求:“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罦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淮南子·主术训》。
西汉时期,董仲舒还提出了人类要节制欲望的思想。他指出:“其可食者,益食之,天为之利人,独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愍州华之间,故生宿麦,中岁而熟之,君子察物之异,以求天意,大可见矣。”《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董仲舒认为,自然为人类提供了可食用的和不可食用的物品,对于可食用的要珍惜,对于不可食用的要保护。在大自然面前,人类要节制自己的欲望,“节欲顺行则伦得”《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东汉时期的孟尝合浦太守,“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后汉书·循吏列传·孟尝传》。。由于过分捕捞珍珠,破坏了珍珠的可持续发展,后无珠可采。孟尝采用了取之有节的办法,使得珍珠又恢复了以往的平衡,这是典型的取之有节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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