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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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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实是20世纪初文史学界知名的教授、学者，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生前已有“著述等身，及门弟子遍于海内，允为当代国学大师”之誉。《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是顾实在东南大学讲学时编纂的讲义，该书虽以日本久保天随的《中国文学史》为底本改写而成，但在大体沿用其体例与内容的同时，能够将原作中汉学的“他者”视角置换为国学的“本位”视角，解释、纠正原作对中国文学的误读与偏见，强调中国文学有独特的传统与价值。遗憾的是，随着新文化阵营在文学史阵地的后来居上，顾实被归为“学衡”一派，其文学史也被视作“贩自日本”的代表而被“估价”为“一团糟”，其学术价值被抹杀殆尽。事实上，以顾实为代表的早期学人，虽然失去了独立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先机，但他们在向日本“拿来”的同时，并未放弃对本国文学传统的探索。在应对国学古今转型与中西对接这一世纪难题时，他们给出的方案仍值得当下参考与借鉴。顾实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一位既有旧学根柢，又得西学熏育（旅日五载）的国学理论家与实践家，对国学国际化、文学科学化等问题有专门、深入的探讨，相关主张在其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中也有体现。以此切入，可以给予顾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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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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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子项目的学术成果，选取有代表性的民国学者所著中国文学史著作，进行整理出版。 本卷为民国时期学者顾实所著《中国文学史大纲》，为作者任教于东南大学时所编，全书分为十三章，内容广涉文字、经 书、诸子百家、诗赋、词曲、小说、传奇等，在章节设置上颇具特点，在体例和写作方式上与现在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颇为类似，书中对中国早期南北文学的不同的阐述见解独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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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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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章 太古文学
节 总说
第二节 华夏民族
第三节 文字
第四节 坟典及遗文
第二章 三代文学
节 总说
第二节 《易经》
第三节 《书经》
第四节 《诗经》
第三章 周末文学（其一北方文学）
节 总说
第二节 孔子
第三节 孟子
第四节 荀子
第五节 左丘明
第四章 周末文学（其二南方文学）
节 总说
第二节 老子
第三节 列子
第四节 庄子
第五节 屈原
第五章 周末文学（其三中部思潮）
节 管子
第二节 韩非子
第三节 《战国策》
第四节 西方文学
第六章 两汉文学
节 总说
第二节 汉代诸子
第三节 论策家
第四节 史家
第五节 赋
第六节 诗及小说
第七章 魏晋文学
节 总说
第二节 魏诗
第三节 晋诗
第四节 陶渊明
第五节 魏晋文
……
第八章 六朝文学
第九章 唐代文学
第十章 宋代文学
第十一章 元代文学
第十二章 明代文学
第十三章 清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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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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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实是20世纪初文史学界知名的教授、学者，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生前已有“著述等身，及门弟子遍于海内，允为当代国学大师”之誉。《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是顾实在东南大学讲学时编纂的讲义，该书虽以日本久保天随的《中国文学史》为底本改写而成，但在大体沿用其体例与内容的同时，能够将原作中汉学的“他者”视角置换为国学的“本位”视角，解释、纠正原作对中国文学的误读与偏见，强调中国文学有独特的传统与价值。遗憾的是，随着新文化阵营在文学史阵地的后来居上，顾实被归为“学衡”一派，其文学史也被视作“贩自日本”的代表而被“估价”为“一团糟”，其学术价值被抹杀殆尽。事实上，以顾实为代表的早期学人，虽然失去了独立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先机，但他们在向日本“拿来”的同时，并未放弃对本国文学传统的探索。在应对国学古今转型与中西对接这一世纪难题时，他们给出的方案仍值得当下参考与借鉴。顾实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一位既有旧学根柢，又得西学熏育（旅日五载）的国学理论家与实践家，对国学国际化、文学科学化等问题有专门、深入的探讨，相关主张在其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中也有体现。以此切入，可以给予顾实文学史以更公道的“估价”；以此为例，也有助于重新认识顾实等早期学人处理“拿来”的经验与贡献。
一、“国学”与“汉学”：本位与他者的双向关照
19世纪末，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引起日本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两国立场大有不同。日本之所以热衷于编纂中国的文学史，正如黄霖先生所说，是传统文化渊源与西方文化引进相结合的产物，又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既热情赞叹又重新认识的结果。这其中的“重新认识”，基于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毕竟明治维新之前，中国一直作为日本的“文物之祖”，但随着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列强眼中的弱者，中国文学成为可以被批评的“他者”。日本汉学家著述的文学史，虽然提供了以西释中的先例，有助于拓宽中国文学研究的视角与思路，但其中夹杂的客观误读与主观偏见，影响到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诠释与评价。而中国本土的文学史书写，除了应对新式学堂的需要，还有“知耻后勇”的爱国精神为驱动，国内新旧两派的学者尽管观点不同，但他们借助文学史来探索中国的文学传统、应对“外学内充”的文化危机的初心是一致的，即便早期文学史大多“贩自日本”，但已呈现出值得关注的本位意识。以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为例，将其与久保天随的《中国文学史》细致比对，可以清晰照见国学家与汉学家立场与视角的差异。
顾实（1877？-1956）是近代有名的国学理论家与实践家，他早年就读于龙城书院，壮年游学于日本，归国后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知名院校。在南师与东大期间（1918-1925），顾实与陈钟凡等人发起国学研究会，创办了《国学丛刊》《国学辑林》等刊物，发表了多篇文论。由顾实起草的《国学丛刊发刊辞》《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中国国学研究会募捐启（代论）》等文章，集中体现了顾实的国学主张与研究计划。顾实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他认为在“五洲棣通、六种震动”的现实面前，必须重视国学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提出“学融中外”“识穷古今”的主张，不拘泥于中西体用的问题，而是将中西对举，希望实现国学与西学的并驾齐驱、此往彼来。以通达的眼光去思考国学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成为顾实治学的特色。比顾实同时期稍早的久保天随，是近代日本汉学界的知名学者，在汉诗创作与汉学特别是戏曲研究上有名于时，代表作有《澎湖游草》《日本儒学史》《近世儒学史》等。他的文学史曾作为早稻田大学的授课讲义，后经谢雪樵翻译后在《台湾日日新报》上连载，葛遵礼曾删减此书，作为中等学堂教学用，颇有影响。
顾实之所以选择久保天随的文学史为底本，有几点因素可以参考。首先，该书条目清晰，按朝代更迭及文学发展将中国文学分为四个时期：期上古文学，自太古以宋于秦；第二期中古文学，自汉初至于隋末；第三期中世文学，自唐迄宋；第四期近世文学，自元及“现代”之清。各时段先总论、再分体裁论述，重要的作家列专章阐释等，适宜用作教材、讲义；其次，该书标榜以科学的方法、客观的立场评述文学。此前的末松谦澄《中国古文学略史》（1882）是先秦文学的断代史，古城贞吉《中国文学史》（1897）是体系完备的通史，但内容更侧重传统学问，给予先秦诸子、唐宋儒学很大篇幅，而对“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则弃置不论。
疲劳者休，万汇定律，故汉代者中国国民之休息时代也。美哉先秦数百年者，中国历史中呈思想界之伟观时代也。然人类之潜势力，有一定之限度，绝非可以永久继续者。三皇、五帝、三代以来之准备与素养，殆经春秋、战国五百年间之论争与兵燹，消灭净尽，而无剩余。人心倦斗，思想疲争，精神悴憔，脑汁涸竭，盖战国之末，行迹已著。故以现世为苦痛，以休养安息为理想之快乐，于南方思潮之厌世倾向，暗中活跃，不难推测。尤以暴秦统一，益助此势，而焚书坑儒之惨祸，告一终局矣。其次，秦楚攻战，项刘逐鹿，兵火流离，浩劫重重，人心益被压迫，愈形萎缩矣。其疲劳之结果，宛如半死之人，昏迷而不能复起，故安睡眠，以待活力之自然回复，此其时乎。
眠入之傍，置黄金而弗顾，何况深奥之哲学上，若文学上之问题哉！故汉初除挟书之律，有如枯草润雨，辙鱼霑水，渴望安养休息之际，宜无甚效果也。加之，周末战国之疲弊，非百年二百年所可回复也。故文景之后，国家之组织与社会之秩序粗略完备，外观似可无虑，人心全归平稳、沉静，好梦方圆，俄而醒觉，则于物质饶富之中，求饮之食之，及其他种种肉体之快乐而已。个人与社会，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于是缺乏独立之思想，更误一步，而发生迷信之倾向，亦非无理。然则通汉代而无理想之生活，盖绝无精神之出产也。
以上从社会心理而观察汉初及汉代之状态也。尤以汉初，南方思潮即老庄学说盛流行，历史事实之证明，确有不可易之三原因。
，历史上之关系。暴秦之亡，当归功于楚人之力为多。初，秦亡六国之际，楚无罪，且怀王被欺于张仪，入秦客死，尤楚人之所寄同情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故山东之乱，陈胜、吴广始国号大楚，继号张楚，以楚为揭橥。寻项梁起，立怀王孙心，诸侯皆服命，因得团结势力而始强大。项羽亡秦之后，自立为西楚霸王。是直无往而不以楚之名义行之也。汉高祖本亦楚人，而好楚声，尤关系一代之风尚。是故楚之势力，隐隐支配天下之人心，更无其他情事沮遏之，则南方派之老庄学说，影响于汉初之一般人心者，当然之事也。
第二，政治上之方略。秦自孝公用商鞅，讫始皇用李斯，始终一贯，后行法治主义，而烦令苛法之严重如铁锁者然，为其灭亡之一大原因。代秦而副众民之渴望，自必行以简易质朴之政治。盖北方思潮之道德政治，周既失败，中部思潮之法治政治，如前述，秦亦失败。无已，则除试行南方思潮之无为政治，无他道也。大概老庄以政治为烦累，不置于眼中，而时偶言不得已，则简略社会之组织，国家之制度，使人民逆戾于太古之状态，可也。意者汉高祖虽未尝学问，而自然呼吸南方之空气，入关遽与父老约法三章，大博众望。其后曹参为宰相，犹用盖公言，以清净治国。抑且汉初大臣宰相，多以黄老清净之治，为政治之要旨。此无他，汉初功臣皆无学卑贱之野蛮人，浩瀚之书籍，终非所能研读，惟有暗记《老子》五千言，尚可勉为之，且使人淡泊无欲，大有资于修身炼胆之助。故武帝表章儒术以前，号称一代贤君如文、景，宫廷如窦太后，犹莫不好之，虽武帝时之士大夫，如汲黯、郑当时、直不疑，处士王生，淮南王及其客，亦皆此道中人也。
第三，一般时势之趋向，前已述之详矣。汉初人民之所欲求者，首以休养安息为消极之快乐，而老庄之学说，适合于是也。加之，老庄哲学与山东方士之神仙说，为极奇异之一种融化之结合，构成名日道教之宗教而后，尤当时有迷信之倾向者所欢迎。姑无论老庄学说有几分误解，而其外形之知识，缘是愈得迅速广布，时亦出了解其真义之二三真面目之学者焉。
老庄之学说，汉初既已盛行。然是学说，实不足以治天下，何则？否定道德之价值，而社会之制裁，一切非所问，此必非健全之政治主义也。加之恶战争而不谋进步，一任世事之所至，国家之隆盛，绝不可期。诸吕之变，七国之叛，文景之间，纷乱时作，尚有需于无为政治。然迨武帝之世，内兴土木，外张挞伐，汉祚之隆盛正达绝顶，此时确定社会之组织，国家之制度，机会已至矣。且国民之受老庄感化，而育成于浮世极浅薄之厌世主义者，至此时亦甫醒觉，急起而求心中渴慕积极之快乐，忽焉风俗颓废之朕兆，浸淫显见。而何以善其后，是不得不谋根本上之大革新矣。
人间之历史，往往如环之相循。周之儒教主义，秦之法治主义，汉初之无为主义，递次变迁而极，又复回归于初之儒教主义，武帝之世，儒教新得表章，而吾民族之国教遂定矣。
自孔子而游夏而孟荀以还，儒教仅延一线之命脉，武帝好之，而渐获恢复其势力。建元元年（前140年），丞相卫绾上书言：“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之。”武帝制曰：“可。”申、商、韩非，皆南方思潮之副产物也，而尔后若何，可预想矣。继而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帝亦向之，数诏举贤良方正之士，求天下之俊茂，故公孙弘以布衣拔擢而登相位，董仲舒以一代宿儒，而见重对策，直取其语，施诸政治。仲舒策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此第三策中，请禁止异学之议也，虽为李斯焚书之反动，而其专制之口吻，抑何相肖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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