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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二战”以来极有影响力的诗人,被誉为“里尔克之后又一伟大的德语诗人”
★乔治·斯坦纳称策兰的诗为“德国诗歌(也许是现代欧洲)的”
★备受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多诺、哈贝马斯、君特·格拉斯、布朗肖等思想家和文学家推崇
★经典生平研究传记简体中文版初次出版,经德国洛夫特(Rowohlt)出版社授权,收录多幅珍贵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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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保罗·策兰,二战后影响深远的德语诗人,1920 年生于切尔诺维茨的一个犹太家庭,父母于1943 年相继死于纳粹集中营,他本人于1944 年踏上流亡之途。策兰曾辗转于多个城市,终定居巴黎。他余生都在历史和记忆的阴影下写作。1970年4月的一个夜晚,策兰投巴黎塞纳河自尽。
策兰的伤痛体验始终伴随着他,这些体验如何见诸他的诗作?我们又是否应该将策兰的诗歌与生平区别看待?策兰研究专家沃夫冈·埃梅里希教授,以其扎实的学术研究、准确的叙事、至诚的情感,讲述了策兰跌宕的一生,他通过对策兰人生经历、创作历程、情感生活、文学事件的巧妙编织,真切地展现了策兰悲恸的个人史,以及二十世纪的创伤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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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沃夫冈·埃梅里希(Wolfgang Emmerich)| 作者
1941 年生于德国萨克森州西部的开姆尼茨,1968 年起任教于德国图宾根大学,1978 年起任德国不莱梅大学近代文学与文化史教授,亦在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地的多所大学任客座教授。沃夫冈·埃梅里希专研德国文学、历史与哲学,他在日耳曼语言文学、民俗学史、前东德文学等领域均有著述出版。
【译者简介】
梁晶晶 | 译者
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讲师,曾以策兰诗学及生平为题撰写博士和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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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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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以纪念他的资讯码”
时间与空间——属于诗的与属于诗人的
青少年时代
章 切尔诺维茨的少年时代
布科维纳 1920— 1940
第二章 母亲的语言——凶手的语言
1941— 1945
第三章 从安彻尔到策兰
布加勒斯特 1945— 1947
第四章 “我们相爱如罂粟与记忆”
维也纳 1947— 1948
巴黎 Ⅰ
第五章 从“美的诗”到“灰色的语言”
巴黎 1948— 1958
第六章 “我是那个不存在的人”
德国的,犹太的,俄国的 1958— 1963
巴黎 Ⅱ
第七章 “……一粒呼吸结晶,/ 你不容辩驳的/ 见证”
1963— 1967
第八章 “……说,耶路撒冷它在”
巴黎 1968 年5 月—以色列 1969 年10 月
第九章 “……我定是日益向着我的深渊坠落下去”
1969 年末— 1970 年春
策兰年表
参考文献
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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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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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作者导读 导 言 “……以纪念他的资讯码” 时间与空间——属于诗的与属于诗人的
今天,保罗·策兰已被视为1945 年以来重要的德语诗人。他的《死亡赋格》是一首——也许可以说,是的一首—世纪之诗。有时,甚至有人将它和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划时代巨作《格尔尼卡》(Guernica)相提并论。1988 年,当人们在联邦德国议院悼念1938 年11 月9 日的“水晶之夜”,悼念那场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时,犹太女演员、导演伊达·埃雷(Ida Ehre)就朗诵了这首诗。
已出版的策兰诗集有多个优秀版本,它们都希望为大众真实呈现策兰的全部作品。1997 年后,读者还能看到一套收入诗人大量遗作的作品集。各种解读策兰的研究文字,数目可观,不容小觑,1987 年开始出版的《策兰年鉴》,则完全将这位作家的作品作为中心主题。策兰的一些书信被结集成书,大批有关他的回忆性文字也被整理出版,它们叙事准确、感情至诚,让读者和研究者在阅读时具备了多种了解和深化的可能。
同时,这位作家的许多诗作却又如此令人迷惑,让人觉得难以参悟,甚或完全无法理解,于是常有人感叹地将此归因于策兰的生平之不详。从某种程度上说,保罗·策兰是一个隐秘的人—借用他自己的表述方式,他不是一个“内心生活公有化的朋友”。
然而,这是否能够解释他的诗歌为何如此难以理解,为何给人谜一般的印象?这种艰涩在策兰的晚期作品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这些晚期的诗作也更让读者隐约感到,它们的创作来源都基于一段重大的经历,基于写作者本身的困扰迷惘。策兰在同一次交谈中如是说道:
我处在与我的读者相异的时空层面;他们只能远远地解读我,他们无法将我把握,他们握住的只是我们之间的栅栏。
策兰为何只愿被“远远地”解读?他为何要在自己和读者间设下栅栏——一道“语言栅栏”(诗人的一部诗集即以此为题)?他是否不仅是隐秘的,同时也是精英式的?他是不是继马拉美和斯特凡·格奥尔格之后,又一位纯粹的形式主义艺术家?
大概再也没有什么说法比这更荒谬了。面对如此“诋毁”,策兰也表示出强烈的抗议。事实全然相反:一方面,在任何时代、任何语言的写作者中,再也无法找出第二个人能像策兰一样,让曾经的经历和笔下的文字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另一方面,这些他个人曾有的经历,又绝不只单属其个体。在策兰个人的生平历史和诗作中充满了20 世纪的创伤历史,这段恐怖历史在对欧洲犹太人的集体屠杀中达到高峰。对这段历史视而不见的人,无力也无权阅读他的文字。
对此,在策兰重要的非诗体文字——毕希纳文学奖获奖致辞之中已有阐明。这篇名为《子午线》(Der Meridian)的讲演词完全可被视为策兰有关时代诗歌写作的诗学表述,“时代性”是文章的重点所在。然而在当时,在1960 年10 月22 日策兰于达姆施塔特作此讲演时,听众根本无法意识到,策兰自觉“书写时代诗歌”的使命感有多么强烈,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诗人的讲话是怎样地激进而满怀信仰;他们的历史知识面太狭窄,他们的思想准备太欠缺,他们的时代意识还未形成,而在那时的时代意义中当然也有一些可怖的东西。在此,我们也许可以借用策兰自己的说法:
每首诗都应将它的“1 月20 日”载入其间,我们在此以明确的方式尝试着时刻不忘这些资讯码——也许今日之诗的新特点便在于此?然而,我们每个人不都是从这些资讯码出发进行写作交流吗?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归于哪些资讯码?
听到策兰有关“1 月20 日”的暗示,很多听众大概都知道,他希望借此让人想到毕希纳小说《伦茨》的开头。然而与此相关,而且与此具有特别关联的另一个“1 月20 日”——1942 年的1 月20 日,却大抵不会有人觉察。1942 年的这一天,纳粹召开对集体屠杀犹太人行为做出周密战略规划的万湖会议。提到一个饱含政治色彩的资讯码,而不言明其间所隐含的内容,这是典型的策兰式做法,也是诗歌中的那个策兰的风格;他任凭听众或读者以兴趣做出抉择,让他们自己决定他们是否认真对待他的言说,是否能解开(按照他的说法:是否“想解开”)他设下的谜。
此外,我们再顺便提及,策兰由此资讯码还引申出了哪些出人意料的联想——如果没有特别的提示,一般读者恐怕很难有所领悟。有说法认为,策兰在另一个1 月20 日(1948 年1 月20 日)和英格柏格·巴赫曼结识于维也纳。两人之间萌生了持续半年的真挚爱情,并在后来的日子里长期保持着一种“相当艰难而遥远的”友谊。也有人猜测,诗人也许是想到让·保罗小说《提坦》(Titan)中的章节,一个以“1 月20 日”为题的章节,它向我们描绘了一种特定的“叙事游戏”。讲演《子午线》多次言及独特的个人资讯码和集体资讯码(即那些得自当代史和现实的经历)在真正的“今日之诗”上所打下的烙印。按照他在另一处的说法:
也许,只有在那些未忘却自己言说于自身此在的倾角、言说于造物倾角的诗歌中,才能找到诗的这种“仍旧— 还”(Immer-noch)。
而在这段文字前几行,慎思后的策兰特别强调说明他的创作重音何在:
它既不可能是历史的沉音符,又不可能是永恒的[……] 长音符:我将它设为——别无选择地将它设为——尖音符。
1960 年的《子午线》演讲中,策兰的整个话题都围绕着当今文学创作的时空定位。对于所有那些写于大屠杀之后,不愿脱离时代、不愿丧失责任感的文学而言,“1942 年1 月20 日”这个以隐晦形式出现在文中的资讯码,可被视为一种信号。与其他在大屠杀中因幸运或意外得以幸存、离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样,策兰也蜷身生存在特别的“此在倾角”之下;即使未被夺去性命,他依旧难以从这样的存在状态中离脱。1942 到1943 年的那个冬天,策兰先后得知父母在集中营里身亡,从此永远无法克服的创伤经历便写入了他的全部生命,写入他的诗作中。在这个伤痛的经历里,有三方面的因素相互纠结,组成策兰生命中永恒的尖音符:从未减退的哀悼,尤其是对挚爱母亲的哀悼;无尽负罪感的自责——为什么偏偏是他活了下来;以及与世上一切犹太人、一切业已亡去的及尚存于世的犹太人一体的感受,这感觉有时是切身的体验,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文学想象。
三十多年来,伤痛的时空体验无法隐去,没有终结;然而,这些体验如何见诸策兰的诗作?对这些旧日经历的记录与转写,又如何实现于诗歌文本?我们常听说,诗歌文本与传记性的真实经历相去甚远,如若果真如此,我们是否应将策兰的诗歌与生平区分对待,仅将前者作为“纯粹的艺术作品”予以阅读?反言之,策兰本身已将所经历事件的陌生化推至了相当程度,他的大多数诗歌也未进一步透露出任何能让人产生联想的生平印迹;是不是正因为此,对于策兰生平的兴趣就不具合法性,这样的做法就有违“阅读的伦理”呢?
在策兰的有生之年,公众都惯于将他的诗歌指为密闭的或隐秘的,一言蔽之:读不懂。于是,要读懂它们似乎也成为一种苛求。类似的现象在诗集《语言栅栏》(Sprachgitter)出版后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这样的偏见,策兰的反应显得颇为激动,有时甚至会怒不可遏。一次,他曾对作家朋友阿尔诺·赖因弗兰克这样说道:
大家都说,我近出版的一本书是用密码书写的。请您相信我,此中的每一个字都和现实直接相关。可是,他们没有读懂。
1961 年,伊斯拉埃尔·沙尔芬(Israel Chalfen,为策兰青少年时代作传的作家) 曾请策兰帮他解读那些难懂的诗歌,策兰对此的回答仅仅是:“读吧!不断地去读!意义自会显现。”作者的建议当然颇有价值,但至今从头到尾“通读”过策兰诗歌的应该尚无一人。如果读者想使初读诗歌时所感受到的魅力变得恒久,而不使其沦为一次令人失望的“相遇”(这是策兰用来描述诗歌和读者间关系的关键字),那么,他就必须了解诗歌中的资讯码。
策兰相当频繁地,特别是在之前被援引的《子午线》一文的片段中频繁地用到“资讯码”这个能够带给读者强烈时代气息的表达方式,而且是在相当广义的层面上。“资讯码”(按字面可解意为“业已存在之物”)可能有着多重含义;它是日历上的时间说明,在策兰的理解中也是一切可能的事实与信息,它们可能来源于历史、政治、文学、语言,抑或个人的经历。曾经在作家生命和思想中的某一刻,它们显得那样至关重要,而这也正是它们的共通之处。于是,一些重要的资讯码出现了,首先是前文提到的(1942 年)1月20 日,从诗人的个人角度来看,它是母亲的忌日(具体时间不详)。此外,还有那个从犹太历史发端,经由死亡集中营,一直延伸到以色列的重要资讯码综合体——犹太性(Judentum);策兰由此中来,也将自己归于此间。不过,诗人从未将其直接转变为诗歌中的文字,他从来没有如彼得·魏斯那样,以《我之乡》(Meine Ortschaft)为题撰写文章;不同于魏斯在文中明确提及“奥斯维辛”(Auschwitz),并通过直接的生平经历建立自己与此地的归属关系,“奥斯维辛”这一关键词从未直接出现于策兰的诗歌。
策兰诗歌还有其他一些历史、政治上的资讯码,如,西班牙内战、1934 年维也纳工人起义、1945 年8 月的广岛原子弹、越南战争、1968 年的巴黎五月风暴以及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所有这些资讯码都和这地球上的被贬抑和被侮辱者有关,—这是“与被迫害者结成晚到的、不/ 沉默的、耀目的联盟”。
不过,策兰诗中也有一些令人颇感意外的资讯码,例如不常见的植物名或是矿工间的行话,地质学和天文学中的专业术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以及拉丁语词汇,还有取自中古高地德语的说法以及一些极口语的时下俚语。此外,还有一些意味深长的资讯码,它们源于犹太教,特别是哈西德派的宗教史(对于今天想与诗歌“相遇”的读者而言,不懂这些历史,便会感到特别有障碍),它们各自的重要性在策兰诗歌的不同阶段又表现得有所差异。
有时,也会出现常见于现代文学的互文现象。这是一场多少有些公开性的对话,对话的一方是现代文本,而另一方则是特定的文学传统体系或者其间的某个文本,这样的做法在策兰诗作中也一直占有重要位置。当然,作家无意借此类互文性的文字彰显自己的博学,虽然非凡的博学之于策兰是不言而喻的。在此,策兰和与他有颇多共同点的巴赫曼一样:于他而言,引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引语,它们更是“生活”。就这点而言,这些“引语”可以在同一首诗,同一诗行的相邻之处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资讯码”相遇,甚至是与私人化的资讯码相遇。策兰的诗歌以直接的——或更多时候以非直接的方式——提到一些人,他们和作家个人甚为亲近,都是他所深爱着的人,尤其是策兰的母亲,以及他的妻子和儿子埃里克(Eric)。
其他友人有时也会进入诗歌,如年轻时的朋友埃里希·艾因霍恩(Erich Einhorn),情人英格柏格·巴赫曼,诗人朋友、命运的同路人奈莉·萨克斯以及许多其他人。在策兰看来,这样的做法顺理成章,因为他的诗歌从来不是自说自话的独白,与此相反,它们总希望能够触及某个特定的或者未进一步言明的“你”。在进入
诗人虚拟对话的重要人物中,有好几个都是亡者:首先是他的母亲,父亲也出现了几次,还有出世不久旋即夭折的儿子弗朗索瓦(Fran?ois),当然也有一些在存在上和他走得很近的诗人和思想家,如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Rijn)或凡·高(Vincent van Gogh)。他们的命运与他们的作品也
是一种“业已存在之物”;一种已逝的业已存在,一种进入诗歌文本中那越来越密集的资讯码之网的业已存在。
……
制于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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