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人类文明发展到当代，站在人工智能制高点回顾，看到的是文明进步令人吃惊的幂次加速过程。在漫长的农业文明发展阶段，GDP的增长以万分比计，次工业革命之后，这一增速计算上升到千分比，我们所熟悉的GDP百分比计算，还只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而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上前瞻，所看到的则是未来已来，以量化方式已经不足以把握人类发展，必须以质性把握方式才能辨明发展前景。从原始时代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文明发展的进程清晰可辨，而当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信息时代，关于文明发展的观点就变得莫衷一是。对于信息研究的深化表明，人类文明进程的把握面临前所未有的范式转换。
一、 从后工业社会到信息文明
信息科技的发展，使人类进入了一种新形态的文明：信息文明。信息文明研究肇始于先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谓“后工业社会”（post industrial society）[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Basic Books， 1973.]正反映了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的过渡社会形态。“后工业社会”主要以产业为定位，以“工业社会”为参照定义信息社会。虽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1976年《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文中只在一处用到“信息”概念，但信息却是理解“后工业社会”性质的关键：“后工业社会建立在服务业基础之上。生活成了人们之间的游戏。其所依赖的不是体力或能源，而是信息。”[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the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 The Educational Forum， 1976， 40:4， 574—579.]人们从信息技术、职业结构和经济、空间结构和文化论证信息社会，信息社会被量化地描述为：“其中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产生自信息经济领域，就业人数的一半在信息经济领域活动。”[ Peter Sasvari，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on Society，” Bahria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2012， 12， 5.]虽然这主要是在社会生产特别是经济发展的范式中讨论信息社会，但已经转向了信息社会和信息时代的社会定位。而互联网的发展，则为从经济或产业定位转向社会定位提供了重要基础。与工业社会不同，信息社会的根基正是网络。
1996年，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有“当代马克斯·韦伯”之称的美国信息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了“信息技术革命”（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概念，“在整个人类活动领域无处不在”的“信息技术革命”成了他“分析形成中的新经济、社会和文化复杂系统的切入点”。他认为，“作为一种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 Manuel Castells ，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0， pp.5， 54.]。信息技术革命拉开了信息时代的大幕，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就提到“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概念，并看到了“一种新的文明正在我们生活中涌现”，它“将拥有更多为自己所支配的信息，而且是更精细组织的信息”。[ 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 Bantam Books， 1981， pp.9， 177.]“第三次浪潮”涌动出的，正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初澎湃。
如果说，网络是信息社会的基础，那么，大数据则是信息文明发展的基础。随着大数据的发展，在“信息社会”和“信息时代”的基础上出现了“新信息社会”（new information society）和“新信息时代”（new information age）的概念，它们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大数据是新信息社会的基本构成。在新信息社会中，一切都是可测量的，人和我们所能想到的几乎所有设备都通过互联网全天候连接在一起。[ Sander Klous， Nart Wielaard， We Are Big Data: The Future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tlantis Press， 2016， pp.xiv， xviii， 77.] “新信息社会”和“新信息时代”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一个以计算机出现为标志的新信息技术到以大数据出现为根据的过程。随着新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和流动的物质性确实在社会各层面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正是这种社会结构，实际上构成了新信息社会，一个可以更恰当地称之为流动社会的社会，因为流动不仅由信息构成，而且由人类活动的所有物流组成（资本、劳动力、商品、图像、游客和个人互动中变化的角色等）”。[ Manuel Castells， Flows，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Cr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Informa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p.63.]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新信息时代”和“新信息社会”已经完全超出了其信息时代和信息社会的信息技术定位，进一步反映了作为人类文明全新形态的信息文明。
二、 信息文明发展的智能化时代
信息文明的发展以信息科技的发展为基础，当信息科技的发展进入人工智能发展阶段，在“新信息时代”和“新信息社会”研究的基础上，相应出现了“智能时代”和“智能社会”的概念。
随着智能科技的发展，作为时代特点的反映，“智能时代”概念以多种不同具体形式先后出现。与信息时代的信息文明层次把握相联系，“智能时代”概念出现的早文献之一，见于哈佛大学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的“智能机器时代”（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她于1988年出版《在智能机器时代：未来的工作和权力》（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一书，其中有段话令人印象深刻：“一个世界将逝去，我们将获得另一个世界。那些看起来只是技术性的选择，将重新定义一起工作的生活。这不仅仅意味着考虑新技术的影响或后果。这意味着一种强大的新技术（比如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技术），从根本上重新组织了我们物质世界的基础设施。它消除了以前的选择。它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它需要新的选择。”[ Shoshana Zuboff，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 Basic Books， 1988， p.5.]几乎在同时，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先后出版《智能机器时代》（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和《精神机器时代》（The Age of Spiritual Machines）。在“面对未来”的讨论中，库兹韦尔对智能时代的发展做了触目惊心的预测，从2009年一直到2099年。[ R.Kurzweil， The Age of Spiritual Machines， Viking Adult Publisher， 1999， pp.137—190.]如今，浩如烟海的文献都在措辞上稍有差异地使用“智能时代”概念。
人类社会从信息化时代到智能化时代的发展，所反映的实质上是信息文明从“信息时代”发展到“智能时代”。智能时代是信息文明的智能化发展阶段。作为信息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智能时代表现为环境和活动及至人的存在方式的智能化。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专用人工智能领域不断取得突破，通用人工智能研究也开始起步，人工智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从高深学术到日常生活的全方位融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我们正在进入智能时代，正在创造更高层次的人类文明发展阶段——智能文明，由此人类历史发展到智能时代。越是高层次的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其性质越是复杂。深入探索智能时代及其性质和特征，对于当代社会和人的发展具有前提性基础意义。成素梅认为从2015年开始，信息文明发展进入以智能化为标志的高峰阶段。[成素梅:《信息文明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学术月刊》2018年第5期。]智能时代是信息时代发展的高级阶段，从更高整体层次看，智能化时代意味着信息科技发展基础上人类信息文明的当代发展。
三、 智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信息文明是一种基于信息本性的人类文明，信息的本性在信息文明发展中不断展开。作为信息文明的高级发展阶段，智能时代进一步展开了相互性（reciprocity）和共享性等基本特性，为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更直接的基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信息科技发展给社会结构带来的革命性变革中，可以看到人类信息文明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密切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智能时代既是一个亟需在马克思主义更高理论层次整体观照下把握的时代，又是一个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时代。智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和把握智能时代，并在此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作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整体预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特别丰富的思想生长点和非常深刻的内在逻辑。而智能时代的发展，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生长点和内在逻辑的展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条件。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理论整体观照。人工智能的个体发展困境和人类的社会性之间的张力，凸显智能进化的社会维度理解及其深化空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类人智能不可能从车间流水线上直接生产出来。类人机器智能不仅应当构成一个类，而且个体必须在这个类群的亲历中才可能“社会化”为类人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这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至为根本，因为通用化的核心机制是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圣杯”。由此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对于智能时代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更高层次整体性具有时代优势。由于超级智能发展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发展条件下人类生存意义面临严峻形势，甚至人们的安身立命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层次的社会视域理解。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人类解放中具有重要地位。人的解放是一个类的事业，整个类的解放，对这个类中的每一个体来说，都是同时实现的，但没有人类个体承担必不可少的低层次劳动，就不可能实现类的整体解放。人工智能几乎是走出这一困境的不二选择，其发展可以有一个从工具性专用人工智能到通用机器智能整个系列。这可以是一个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甚至到更高级生命形态的系列，远比人类利用低级生命更符合人类本性。人类利用畜力，不仅只限于体力，而且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涉及人的道德情感，而无生命的专用人工智能则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专用人工智能是纯粹工具性的，而能完成更复杂工作的通用人工智能也可以有不同发展阶段。
无论是对智能时代的更高层次理论把握，还是在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的展开，都有很多重要课题亟待开展系统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由于信息科技发展的先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很多方面走在前面，涉及信息生产方式，数字劳动和监视资本主义批判等广泛领域。祖博夫等的研究为保卫信息文明精神而展开了对“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批判，“描述了‘监视资本主义’网络环境中积累的层创逻辑（emergent logic），并考虑将其应用于信息文明”。[ Shoshana Zuboff， “Big Other: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5， 30， 75—89.]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提出了“信息方式”（mode of information）的概念并进行了系统探索[ Mark Poster，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s， Polity Press， 1990.]。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交往研究专家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等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数字劳动及其大量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Routledge， 2015.]。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更高层次把握智能时代，同时在这种把握中展开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我们责无旁贷。这正是开展智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出本丛书的基本考虑。
推出“智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丛书，旨在集中反映上海市Ⅰ类高原学科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标志性成果。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是上海市高校学科发展与优化布局规划的重点任务，旨在引导高校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通过重点突破，以点带面，优化上海高校学科布局结构，提升上海高校学科建设整体水平；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根本出发点，加速建立能够冲击世界一流的新优势和新实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立项的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项目以问题为导向，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创新研究为突破口的学科发展为特色，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整体发展，建成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高地，以切合国家重大需求。
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智能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亟需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有效解决思政课难点问题和学生提出的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思政课有效性提升需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解答课程难点问题和学生提出的问题。智能时代实践发展提出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出现的几乎所有基本问题，终都会归结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于在更深层次涉及人类自身，智能时代的发展会出现更多与人类发展内在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典型地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关联。智能时代社会实践中出现的很多新问题，都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层次，都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予以回答。正是由此，智能时代实践问题解决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构成了双向循环。一方面，智能时代越是发展到更高层次，越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才能回应社会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随着智能时代社会实践的发展，新的现实问题不断出现。越是重大的基础性问题，越需要展开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内在逻辑给以到位的解答，从而不断推进社会实践的发展；另一方面，正是在智能时代实践问题的解答过程中，才可以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力和理论魅力。智能时代的发展给社会生产和生活带来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要有力回应和解释智能时代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必须在智能时代的社会实践中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深入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智能时代深层次关联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智能时代发展引发的社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代化破解智能时代发展带来的时代困惑和现实难题，从而以智能时代问题解决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力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不断扩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际话语权。
项目在阶段建设中，实施《国际深度合作计划》，落实与美国罗格斯大学、俄罗斯经济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澳大利亚斯维本科技大学等国外高校的深度合作，加强学术合作攻关和人才培养。通过智能时代重大基础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新研究，智能时代学生热点问题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研究，建设以解决智能时代发展实际问题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话语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创新研究学科高地。
在阶段建设基础上，第二阶段建设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进一步聚焦于“智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这一新研究领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上海大学在这些领域的综合性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在国内外合作研究的基础上，把研究力量进一步凝聚在这一领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原学科建设的主战略。高原学科建设期间，上海大学先后获立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人工智能的哲学思考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工智能前沿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由于涉及新的研究领域，探索中肯定存在不足。由于与未知领域内在关联，创新总是与不完善相伴随，对未知领域越深入越是如此。创新性探索中的不足往往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因而具有重要讨论价值，欢迎来自各个领域的批评指正，我们期待在广泛讨论中共同推进智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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