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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漫谈文学阅读和创作体验，深切体会文学点亮人生幽暗的意蕴
在铁凝眼里，“文学是灯，或许它的光亮并不耀眼，但即使灯光如豆，若能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它就永远具备着打不倒的价值。”青少年时代阅读中外名著的经历，创作小说名篇《哦，香雪》《夜路》《玫瑰门》《笨花》《永远有多远》的过程，都是她真诚分享给读者的文学与人生体验。
2.记述前辈的交往、熏陶和滋养，描画他们为人处世行文做事的风范
杨绛、孙犁、马识途、徐光耀、大江健三郎、卜维勤、张德育，林风眠、丰子恺、汪曾祺、井上靖……铁凝用一篇篇情真意切的美文，记述她与前辈的交往、名家对她艺术与人生的熏陶和滋养，描画他们为人处世行文做事的风范，字里行间娓娓道来一辈辈的坚守与一代代的传承。
3.用独特的女性视角鉴赏名画，与艺术大师获得共情与共鸣
勃鲁盖尔、弗美尔、库尔贝、列宾、米勒、莫奈、雷诺阿、埃贡·席勒、夏加尔、霍珀、怀斯、德加、梵高、罗丹……这些欧美艺术家的绘画名作，是铁凝数十年反复鉴赏琢磨的对象。她不但注重细节，善于发现隐藏的真相，更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加以分析，令人启发。
4.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大家读大家”第四辑作品之一：铁凝、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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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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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的大师》是铁凝漫谈文学与艺术的散文随笔集，分为读人、读书、读画、读世四辑。“读人”述及作者与杨绛、孙犁、马识途、徐光耀、大江健三郎等前辈的交往，情真意切；作者分享了林风眠、丰子恺、汪曾祺等名家对她艺术与人生的滋养，娓娓道来。“读书”回顾铁凝自身的创作经验，涉及《哦，香雪》《笨花》《永远有多远》等小说名篇，同时也探讨了作家的责任感、创作的驱动力等相关文学理念。“读画”既深情回忆了一批中国画家，如张德育等对作者的艺术熏陶，又一针见血地评论了勃鲁盖尔、弗美尔、库尔贝、列宾、米勒、莫奈、雷诺阿、埃贡·席勒、夏加尔、霍珀、怀斯的绘画名作，鉴赏分析往往带有独特的女性视角，令人颇受启发。“读世”结集作者早年写作的随笔散文，从论人到论世，深具哲理性。阅读这本《隐匿的大师》，读者既可以与这些大师产生共情与共鸣，又能深切体会到文学与艺术点亮人生幽暗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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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铁凝，著名作家，现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笨花》，中短篇小说《哦，香雪》《第十二夜》《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对面》《永远有多远》《伊琳娜的礼帽》等一百余篇、部，以及散文、随笔等共四百余万字，结集出版小说、散文集五十余种，部分作品已译成英、俄、德、法、日、韩、西班牙、丹麦、挪威、越南、土耳其、泰等多国文字。
主编简介
丁帆，1952年5月出生于江苏苏州。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自1979年始，已发表论文、散文及论著近1000万字。
王尧，1960年4月出生于江苏东台。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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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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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文学是灯——东西文学经典与我的文学经历 1
辑一?读人
沉淀的艺术和我的沉淀 3
怀念孙犁先生 10
护心之心 21
心灵的黑白故事——远看卜维勤先生和他的黑白版画 26
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 34
马识途老的两件事 36
“何不就叫杨绛姐姐？”——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39
伊蕾和特卡乔夫兄弟 56
相信生活，相信爱 63
碧树苍生 68
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 76
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 86
辑二?读书
从梦想出发 95
无法逃避的好运 105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长篇小说 113
理性繁荣之游说——《繁荣的真谛》阅读笔记 116
书的等级 125
“关系”一词在小说 132
胡同在左，棉花地在右 145
辑三?读画
我看父亲的画 157
怀念插图 160
韩熙载夜宴图 165
勃鲁盖尔与他的两幅画作 169
称金少妇 175
为死者化妆 179
蜻蜓 185
麦田的守望者 196
莫奈的颜色怎么了 205
包厢 209
奥地利天才 213
我与乡村 216
隐匿的大师 222
摩登原始人 224
辑四?读世
我要执拗地做诗人 231
散文河里没规矩 238
被荒唐证实着的传说 241
皇帝与绘画 245
武强年画 249
德加眼中的芭蕾舞女 253
想起阿尔那张床 259
罗丹之约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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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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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灯——东西文学经典与我的文学经历
文学给我恩泽和“打击”
二十一世纪初年，有媒体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举出青少年时期对自己影响深的两本文学作品，前提是只举两本。一本中国的，一本外国的。这提问有点苛刻，尤其对于写作的人。这是一个谁都怕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如果我讲实话，很可能不够深刻；如果我讲假话，列举两本深奥的书，可那些深奥的书在当时并没有影响我——或者说没有机会影响我。后我还是决定说实话。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我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鄙视知识、限制阅读的文化荒凉的时代。又因为出身的灰色，内心便总有某种紧张和自卑。我自幼喜欢写日记，在那个年代紧张着自卑着也还坚持写着，只是那时的日记都是“忏悔体”了。我每天都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期盼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实在没有错误，还会虚构一点写下来—不知这是否可以算作我初的“文学训练”。
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文艺作品更多的是愤怒、仇恨以及对个体的不屑。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读到一部被家中大人偷着藏起来的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上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动。一时间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正是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偷着把我自己解放了那么一小点又肯定了那么一小点，并生出一种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为这个世界去做点什么。所以我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文学史上或许不是一流的经典，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它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初次真正领略到文学的魅力，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处的幽暗之地，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另一本中国文学，我选择了《聊斋志异》这部中国清代的短篇小说集。在那个沉默、呆板和压抑的时代读《聊斋》，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作者蒲松龄生活在同样也很压抑的清代，他却有那么神异、飞扬、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的那些充满人间情味的狐仙鬼怪实在是比人更像人。她们悲喜交加的缠绵故事，为我当时狭窄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的有趣味的，又不可与人言的空间。我要说，这就是在我的青春期文学给我的恩泽和“打击”。这“打击”具有一种宝贵和难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既甜蜜又酣畅。
我的文学之梦也就此开始。一九七五年我高中毕业后，受了要当一个作家的狂想的支配，自愿离开城市，来到被称作华北大平原的乡村当了四年农民，种了四年小麦和棉花。中国乡村是我从学校到社会的个落脚点，到达乡村之后接触多的是和我年龄相差无几的女孩子。每天劳动甚至整夜浇灌庄稼，我都和她们在一起。对我来说，初的劳动实在是艰苦的，我一方面豪迈地实践着，又带着一点自我怜惜的、做作的心情。所以，当我在日记里写到在村子里的玉米地过十八岁生日，手上磨出了十二个血泡时，我有一种炫耀感。那日记的话外音仿佛在不停地说：你看我多肯吃苦啊，我手上都有十二个血泡了啊！我不仅在日记里炫耀我的血泡，也在庄稼地里向那些村里的女孩子展览。其中一个叫素英的捧住我的手，看着那些血泡，她忽然就哭了。她说这活儿本来就不该是你们来干的啊，这本来应该是我们干的活儿啊。她和我非亲非故，她却哭着，觉得她们手上有泡是应该的，而我们是不应该到乡村来弄满手血泡的。她捧着我的手，哭着说着一些朴素的话，没有一点怨毒之心。我觉得正是这样的乡村少女把我的不自然的、不朴素的、炫耀的心抚平了，压下去了。是她们接纳了我，成全了我在乡村，或者在生活中看待人生和生活的基本态度。
岁月会磨损掉人的很多东西，生活是千变万化的，一个作家要有能力打倒自己的过去，或者说不断打倒自己，但是你同时也应该有勇气站出来守住一些东西。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今天我生活在北京，我的手不会再磨出十二个血泡，也再不会有乡村的女孩子捧着我的手站在玉米地里痛哭。值得我怀恋的也不仅仅是那种原始、朴素的记忆，那些醇厚的活生生的感同身受却成了我生活和文学永恒不变的底色。那里有一种对人生深沉的体贴，有一种凛然的情义。我想，无论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我们的笔下是如何严酷的故事，文学终还是应该有力量去呼唤人类积极的美德。正像大江健三郎先生的有些作品，在极度绝望中洋溢出希望。文学应该是有光亮的，如灯，照亮人性之美。
文学点亮人生幽暗
文学是灯。这样说话在今天也许有点冒险。文学其实一直就不在社会生活的中心，特别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但我仍然要说，我在文学和文化荒凉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爱上了文学，今天，当信息爆炸—也包括各种文化信息的爆炸再次把文学挤压到一个稍显尴尬的角落的时刻，我仍然不想放弃对文学的爱。读乔尔·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他谈到要成为世界名城必须具备精神、政治、经济三个方面的特质，那就是：神圣，安全，繁忙。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目睹世界很多大都市的繁忙。这里所说的繁忙特指对财富孜孜不倦的追求，如亚当·密所倡导的那样。当时有人形容他的声音在世界的耳朵里响彻了好几十年。但实现经济大国的目标，并不意味着现代公民就一定出现。而一座城市的神圣，从广义上也可以理解为高尚信仰的自觉，道德操守的约束，市民属性的认同，以及广博的人性关怀。
我想一座城市如香槟泡沫般璀璨的灯火里，一定有一盏应该属于文学。文学是灯，或许它的光亮并不耀眼，但即使灯光如豆，若能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它就永远具备着打不倒的价值。而人心的诸多幽暗之处，是需要文学去点亮的。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在阅读中国和外国文学名著并不能公开的背景下，我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陆续读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蒲宁、契诃夫、福楼拜、雨果、歌德、莎士比亚、狄更斯、奥斯丁、梅里美、司汤达、卡夫卡、萨特、伯尔、海明威、厄普代克、川端康成等品貌各异的著作。虽然那时我从未去过他们的国度，但我必须说，他们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耀出我生活中那么多丰富而微妙的颜色—有光才有颜色。而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李贺的那些诗篇，他们的意境、情怀更是长久地浸润着我的情感。从古至今，人世间一切好的文学之所以一直被需要着，原因之一是它们有本领传达出一个民族有活力的呼吸，有能力表现出一个时代本质的情绪，它们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的想象力。
我青少年时期的文学营养，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若用吃东西来做比喻，不是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而是这儿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正如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所说：“端给你的是啤酒，你就不要在杯子里找咖啡。”但那时的我，毕竟还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在“杯子”之外找到了“咖啡”，一些可以被称作经典的文学。它们外表破旧、排名无序、缺乏被人导读地来到我的眼前，我更是怀着对“偷来的东西”的兴奋之情持续着混乱的阅读。时至今日，当阅读早就自由，而中国作家趁着国家改革、国门敞开，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的时代大背景，积极审视和研究各种文学思潮、自觉吸纳和尝试多种文体的实验。当代东西方名著也源源不断地扑面而来，即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仍然怀念过去的岁月里对那些经典的接触。那样的阅读带给我的益处，是我不必预先接受评论家或媒体的论断，以不带偏见的眼光看待世界上所有能被称为经典的文学。其实若把文学简单分为两类，只有好的和不好的。而所有好的文学，不论是从一个岛、一座山、一个村子、一个小镇，还是从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出发，它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历史、文化和时间而抵达人心。也因此，我对文学的本质基本持一种乐观的认识。
用谦逊照亮内心
文学和写作也使我知道，不论东方与东方之间还是东方与西方之间，不论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多少不同，我们的外表有多大差异，我们仍然有可能互相理解，并互相欣赏彼此间文化的差异。毕加索曾经坦言中国的木版年画带给他灵感，二十世纪法国的具象绘画大师巴尔蒂斯是那样钟情于中国宋代画家范宽。
二〇〇六年秋天我在日本访问时特别去了仙台医学院，鲁迅先生曾经在那里学习。和经济系的几位教授聊天，我发现他们非常热衷于谈论鲁迅，并为他感到自豪。他们谈到他并不特别优秀的成绩，他和藤野先生之间的别扭，画解剖图时只求美观，把一条血管画到脖子外边去了，还和老师争辩的可爱的固执……他们没有把他看作圣人，但是他们爱他。他们和仙台市民自发地编演了一出《鲁迅在仙台》的话剧。这一切使我感到亲切，我看到了一位经典作家和他的文学经典是怎样长久地活在普通人心中，并给他们的身心带来充实的欢乐。
文学是灯，这说法真的有些冒险吧？但想到任何同创造有关的活动都有冒险的因素，我也就不打算改口了。我要认真对待的是，坚持写作的难度，保持对人生和世界的惊异之情，以及对人类命脉永不疲倦的摸索，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去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心灵真正的高贵。我知道这是极不容易的。几年前我曾经从一个外行的角度写过一本谈论画家和绘画的小书《遥远的完美》，在书的后记中我写道，几十年的文学实践使我感受到绘画和文学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作家笔下无法发生的事情，在好画家的笔下，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又感受到艺术和文学之间的相似：在本质上它们共同的不安和寂寞，在它们的后台上永远有着数不清的高难度的训练，数不清的预演，数不清的或激昂或乏味的过程。然而完美距离我们始终是陌生而又遥远的，因为陌生，才格外想要亲近；因为遥远，才格外想要追寻。我看到在文学和艺术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从天而降的才子或才女。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作家、好画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那些大家的出众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响亮继承之后适时地果断放弃，并使自己能够不断爆发出创新的能力。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的，却孕育着新生。于是我在敬佩他们的同时，也不断想起谦逊这种美德。当我们固执地指望用文学去点亮人生的幽暗之处时，有时我会想到，也许我们应该首先用谦逊把自己的内心照亮。
面对由远而近的那些东西方文学经典和我们自己的文学实践，要做到真正的谦逊是不容易的，它有可能让我们接近那遥远的完美。但真正的抵达却仍然是难以抵达。我对此深信不疑。
从梦想出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也就是二十年前，我写过一个名叫《哦，香雪》的短篇小说，香雪是小说的主人公，一个生活在中国北方深山里的女孩子。
一九八五年吧，在纽约一次同美国作家的座谈会上，有一位美国青年要我讲一讲香雪的故事，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因为在我内心深处，觉得一个美国青年是无法懂得中国贫穷的山沟里一个女孩子的世界的。但是那位美国人把持着话筒再三地要求我，以至于那要求变成了请求。身边我们那位读过《哦，香雪》的美国翻译也竭力撺掇着我，表示他定能把我的故事译得精彩。我于是用三言两语讲述了小说梗概，我说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和火车的故事，我写一群从未出过大山的女孩子，每天晚上是怎样像等待情人一样地等待在她们村口只停一分钟的一列火车。出乎我的意料，在场的人们理解了这小说。他们告诉我，因为你表达了一种人类的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也许这是真实的，也许这和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有一点关系。当我荣幸地接到这次大会的邀请时，当我得知会议的主题是“文学作品中的文明与暴力”时，不知为什么我首先想到了香雪这个渐渐远离我们的少女。那么，就让我从她开始，进行我们的讨论。
二十年前我是一家文学杂志的小说编辑，工作之余我在小说《哦，香雪》里描述的那样的山区农村有过短暂的生活。我记得那是一个晚秋，我从京原线（北京—太原）出发，乘火车在北京与河北省交界处的一个贫穷小村苟各庄下了车。站在高高的路基向下望去，就看见了村口那个破败的小学校：没有玻璃、没有窗纸的教室门窗大敞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学生正在黄土院子里做着手势含混、动作随意的课间操，几只黑猪白猪就在学生的队伍里穿行……土地的贫瘠和多而无用的石头使这里的百姓年复一年地在困顿中平静地守着日子，没有怨恨，没有奢求，没有发现他们四周那奇妙峻美的大山是多么诱人，也没有发现一只鸡和一斤挂面的价值区别—这里无法耕种小麦，白面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于是就有了北京人乘一百公里火车，携带挂面到这里换鸡的奇特交易：一斤挂面足能换得一只肥鸡了。这苟各庄的生活无疑是拮据寒酸的，滞重封闭的，求变的热望似乎不在年老的一代身上，而是在那些女孩子的眼神里、行动上。我在一个晚上发现房东的女儿伙同着几个女伴梳洗打扮、更换衣裳。我以为她们是去看电影，问过之后才知道她们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现在她们是去看火车，她们是去看每晚七点钟在村口停留一分钟的一列火车。这一分钟就是香雪们一天里宝贵的文化生活了。为了这一分钟，她们仔细地洗去劳动一天蒙在脸上的黄土，她们甚至还洗脚，并穿起本该过年才拿出来的家做新鞋，也不顾火车到站已是夜色模糊。这使我有点心酸—那火车上的人，谁会留神车窗下边这些深山少女的脚和鞋呢。然而这就是梦想的开始，这就是希冀的起点。火车带来了外边的一切新奇，对少女来说，它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那是山外和山里空气的对流，经济的活泛，物资的流通，时装的变迁，乃至爱情的幻想……都因这火车的停留而变成可以触摸的具体。她们会为了一个年轻列车员而吃醋、而不和的，她们会为没有看清车上某个女人头上的新型发卡而遗憾的。在这时，少女和火车是互相观望的，少女像企盼恋人一样地注视无比雄壮的火车，火车也会借了这一分钟欣赏窗外的风景—或许这风景里也包括了女孩子们。火车上的人们永远注意不到这些女孩子那刻意的打扮，那洗净的脚和新换的鞋，可她们对火车仍然一往情深。于是就有了女主角香雪用一篮子鸡蛋换来火车上乘客一只铅笔盒的“惊险”。为了这件带有磁铁开关的、样式新颖的、被香雪艳羡不已的文具，她冒险跳上火车去做交易，交易成功，火车也开动了，从未出过家门的香雪被载到下一站。香雪从火车上下来，怀抱铅笔盒，在黑夜的山风里独自沿着铁轨，勇敢地行走三十华里回到她的村子。
以香雪的眼光，火车和铅笔盒就是文明和文化的象征，当火车冲进深山的同时也冲进了香雪的心，不由分说地打破了她那小小的透明的心境。而她那怀抱铅笔盒的三十华里夜路便也可以看作是初次向着外界文明进军的行动了。这样的解释虽说浅陋，到底也还是不错的。但作为写作者的我，总觉得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火车不由分说地带来了洋溢着工业文明气味的物质信息，还带来了什么呢？二十年之后，香雪的小村苟各庄已是河北省著名的旅游风景区野三坡的一部分了，火车和铁路终于让更多的人发现这里原本有着珍禽异兽出没的原始森林，有着可与非洲白蚁媲美的成堆的红蚁，有着气势磅礴的百里大峡谷，有着清澈明丽的拒马河，从前那些无用的石头们在今天也变成了可以欣赏的风景。而从前的香雪们也早就不像等待情人一样地等待火车，她们有的考入度假村做了服务员、导游，有的则成为家庭旅馆的女店主。
她们的眼光从容自信，她们的衣着干净时新，她们的谈吐不再那么畏缩，她们懂得了价值，她们说：“是啊，现在我们富了，这都是旅游业对我们的冲击啊。”而仅仅在几年前，她们还把旅游说成“流油”—“真是一桩流油的事哩”，那几年她们这样告诉我。在这些富裕起来的村庄里，也就渐渐出现了相互比赛着快速发财的景象，毕竟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意思啊。就有了坑骗游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伪劣商品的事情，也有个别的女性，因了懒和虚荣，自愿或不自愿地出卖自己的身体……在这时，倘若我们跳出香雪当年仰望火车时的一片深情，我们是火车上的一名乘客或者我们就是火车，也许我们会发现火车其实也是一种暴力。什么是暴力？暴力在很多时候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把它限制在我这篇发言里，相对于我前边描述过的农耕文明景象，暴力就是一种强制的不由分说的力量。雄壮的火车面对封闭的山谷，是有着产生暴力的资格的，它与生俱来一种不由分说的力量。虽然它的暴力意味是间接的，不像它所携带的文明那么确凿和体面，并且它带给我们的积极的惊异永远大于其后产生的消极效果。在这里，我想举出另一篇小说使我们的话题继续。
在我生活的省份河北，有位名叫水土的年轻作家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村里有台拖拉机》。这故事的背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中国的乡村普遍地贫穷和落后。一个偏僻小村里一对青梅竹马的男女中学生，原本一直是相互爱慕的，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必然是对方的妻子或丈夫。这时一台拖拉机出现了。在这个从来没有见过机器的村庄里，它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被告之这个巨大的“铁的牛”那神奇的功能之后，人们惊愕，人们慨叹，人们狂欢，人们奔走相告不能自已，人们拆了马棚为拖拉机造屋，生怕委屈了这生活中的新皇帝—假如拖拉机开口说话要求村人抬着它在村中观光一圈，人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它抬上肩头的。拖拉机也因此成为媒人说媒时的重要优越条件：我们村可是有拖拉机的村啊。爱情也随之起了骤变：女主人公被同班一个功课不好的名叫老安的男生强烈地吸引，因为老安被选中去学开拖拉机。这老安一直在无望地暗恋着女主人公，是拖拉机给了他得到幸福的机会。何止一个女主人公呢，整个村庄的女孩子都沸腾了，她们甚至连雪花膏的香味不以为然了，贪婪地去闻拖拉机柴油的气味，这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绝不同于泥土和青草气味的柴油，唤醒了她们的欲望。对于女主人公来说，释放着柴油气味的拖拉机本身就是爱情和幸福的化身，因为驾驶着拖拉机的是老安，她必然会连老安一同接受。这真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她背弃了青梅竹马的男友，鄙视他优异的学习成绩，放弃应该继续的学业，因为在拖拉机的机房里，她和老安过早地结出了爱情的果实。许多年之后念了大学、在城市有了稳定生活的男主人公回村时偶遇初恋的女友，也就是我们的女主人公，她已经变成一个邋遢、臃肿、有着一堆孩子的地道的农妇，而且生活既不富裕，也并不如意。当年那个拖拉机英雄老安没有露面，让男主人公刻骨铭心的那台拖拉机也不见了。作者没有告诉我们拖拉机的去向，让读者不安、让读者回味无穷的是女主人公在拖拉机出现以后的日子。拖拉机的确如村里人初知道的那样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它也是农业机械化在偏僻乡村初的闯入者。但它实在不具备解放一切的能力，比方说它就没有让小说的女主人公真正得到精神上和生活上的解放。女主人公一厢情愿对它的倾心，退一步看就显得有些幼稚和蒙昧。她断然轻视功课优秀的男友，因为她还来不及知道知识的力量，或者培根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时的拖拉机之于女主人公，说是文明，就不如说是一种粗暴吧。又因为这粗暴对人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便也带出了一种别样的心酸。这时我想，女主人公生活中那不自觉或者半自觉的困惑和尴尬，说是她个人的状态，不如说是整个人类都面临着的麻烦。如果说《哦，香雪》让人看到的是辛酸里的希望，《村里有台拖拉机》让人感受到的就是希望之后的困惑。
那么，火车和拖拉机在进化着乡村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扮演了暴力的角色。火车的到来，火车的“温柔的暴力”使未经污染的深山少女的品质变得可疑；而拖拉机的出现则以势不可挡的巨大威力碾碎了一对乡村男女的爱情。没有这些机械文明的入侵，贫苦的香雪们将永远是清纯透顶的可爱；后来嫁给了拖拉机手的姑娘也会在平静的日子里与她相爱的男人结婚。可我想说，这种看似文明的抵抗其实是含有不道德因素的，有一种与己无关的居高临下的悲悯。贫穷和闭塞的生活里可能诞生纯净的善意，可是贫穷和闭塞并不是文明的代名词。谁有权力不让香雪们走出大山富裕起来呢？谁有权力不许一个乡村少女狂热迷恋她从未见过的拖拉机呢？而当初她们跳上火车，她们对柴油气味那天真而贪婪的吸吮，正体现了她们那压抑不住的活力。对新生活的希望就埋藏在这样或许是可笑的活力里。也许人类都或多或少地滋生着这样的可笑的活力，人类才可能有不断的梦想，而世界上好多重大的科学发明初无不基于科学家貌似可笑的梦想。比方当我们在这儿谈论火车时，蒸汽机火车已经从中国全面退役，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背影；内燃机车、电气机车也不再新鲜。就在今年，上海将出现中国列标志着国际领先技术的磁悬浮列车。在这个人类集体钟情于速度的时代，那个仿佛不久前还被我们当成工业文明象征的蒸汽机车，转瞬之间就突然成了古董。蒸汽，这种既柔软又强大的物质，这个引发了次工业革命、启动了近现代文明之旅的动力也就渐渐从
“暴力”的位置上消失了。当它的实用功能衰弱之后，它那暖意盎然的怀旧的审美特质才凸显出来。生活在前进，科学技术在飞奔，人类的物质文明在过去二百年里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前五千年。一八九九年，一个名叫阿瑟·史密斯（明恩溥）的美国传教士出版了《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书中言及那个年代，即使中国乡村中的士人，也有人坚持相信西方国家一年有一千天并且天上无论何时都挂着四个月亮。在今天，面对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断加深，我们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我们的物质要求也一再地扩大，写作者原本无话可说。我愿意拥抱高科技带给人类所有的进步和幸福，哪怕它天生一种不由分说的“暴力”色彩。但我还是要说，巨大的物质力量终并不是我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它从来都该是巨大精神力量的预示和陪衬。而这两种力量会长久地纠缠在一起，互相依存难解难分，交替作战滚动向前。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更愿意关注火车和拖拉机以后的乃至磁悬浮列车以后的人类的精神动向，怎样阻挡人在物质引诱下发生的暴力—比方富裕起来的香雪的有些同乡坑骗游客之行为即是一种新的暴力。怎样捕捉人类精神上那层次的梦想：唤醒这梦想或者表达这梦想，并且不回避我们诸多的焦灼与困惑。
为什么许多读者会心疼和怀念香雪那样的连什么叫受骗都不知道的少女？为什么处在信息时代的我们，还是那么爱看电影里慢跑的火车上发生的那些缠绵或者惊险？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怀旧，我想说，当我们渴望精神发展的速度和心灵成长的速度能够跟上科学发明的速度，有时候我们必须有放慢脚步回望从前的勇气，有屏住呼吸回望心灵的能力。有位我尊敬的老作家说过：在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我想，即使有一天磁悬浮列车也已变为我们生活中的背影，香雪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人间温暖和积极的美德，依然会是我们的梦。我们梦想着在物欲横流的生存背景下用文学微弱的能力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心灵的高贵。这梦想路途的长远和艰难也就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意义。同时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梦想使我们不断出发，而路上的欢乐一定比到达目的地之后的满足更加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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