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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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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对《名臣碑传琬琰集》进行校证，选用静嘉堂本为底本，以铁琴铜剑楼藏宋本为参校本，校以清钞本、《四库全书》本与清稽瑞楼藏影宋旧抄本等，并参校宋元史籍如《宋史》、《长编》、《系年要录》以及宋人文集所载神道碑、墓志铭、行状等。校点之余，针对碑传疏漏、错讹及隐晦、矛盾之处加以适度辨证，并注意吸收已有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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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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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宏义，男，1959年生。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古籍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宋史、古典文献学。《琬琰集》是碑传集之鼻祖，又是迄今宋代未整理的大型典籍。整理者以数年之力，完成此创举，对古籍整理而言，有较为重要的意义。著有《宋初政治研究——以皇位授受为中心》、《宋朝方志考》、《宋代<四书>文献论考》等著作多部与学术论文若干篇；参与《朱子全书》、《顾炎武全集》、《历代“朱陆异同”典籍萃编》、《历代“朱陆异同”文类汇编》等的编纂整理，编纂点校整理出版了《宋代日记丛编》、《历代四书序跋题记资料汇编》等；点校出版有《曾公遗录》等宋代文献，另整理出版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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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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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校證凡例
目錄
序
原書目錄
上集
中集
下集
附錄
附錄一 各家著録及題跋
附錄二 琬琰集刪存目錄
附錄三 宋杜大珪皇朝名臣續碑傳琬琰録爲僞書考
附錄四 朱熹張忠獻公浚行狀考異
附錄五 徵引書目
人名索引（暫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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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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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以「尚文」為國策，甚重視史鑒作用，編纂有卷帙繁富之「官史」。同時，宋代經濟發展，雕版印刷技術普及，文籍傳佈遠較前代便捷，故民間私家史籍之編修亦頗為興盛。因此，作為官私史籍之重要補充，宋人多有將衆人之碑誌、傳記等彙編成冊者，然因歷年久遠，流傳至今且頗具影響者僅有南宋 杜大珪所編之名臣碑傳琬琰集一書。
一、編撰者與成書時間
杜大珪，生平履歷無考，因書前目録署曰「眉州進士」，故知其眉州（今四川 眉山）人。又因宋時有稱「進士及第而於時無官，謂之前進士」 之習俗，故推知杜大珪嘗舉進士而未登第入仕。又本書序末署時曰「紹熙甲寅暮春之初謹書」，甲寅乃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年），故知杜大珪乃南宋 孝宗、光宗時人。
本書有序，然未署名，舊時多有稱杜大珪自序者，然序中又云此書乃「好事者因集神道、誌铭、家傳之著者爲一編」，將編撰者稱作「好事者」，顯非杜大珪之自序，且似亦非杜大珪之親友所撰，而似為此書刊刻時之撰序。因書序撰於紹熙五年，則其成書當在此前。從書中避諱等情況分析，本書上中下三集各部分之避諱雖寬嚴不一，或避或否，避諱方式亦頗多變，然卻頗有可據以考定其成書或刊版時間者非在一時。如：
上集之卷九王珪 高衛王瓊决策定難顯忠基慶之碑葉上第六行「而景欲太上皇帝御名患中原」，「太上皇帝御名」六字作雙行小字注文，而本書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王珪 華陽集卷四九高衞王神道碑銘作「搆」，知其爲避高宗 趙構諱，高宗於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退位而稱「太上皇帝」，直至淳熙十四年十月駕崩。然書中又有多處「構」字卻未避諱。又上集中避孝宗諱「慎」字之處有：卷八第四葉上第十四行，「慎」字上加墨圈作「○慎」；卷八第八葉下第六行、卷二七第四葉下第七行，「慎」字缺末筆；卷九第七葉上第七行，「慎」改作「謹」。然亦有多處「慎」字未避諱。至於光宗諱「惇」、嫌諱「敦」字，僅卷三第五葉下第二行「惇」字闕末筆，其餘多不避。
中集之卷二葉上第八行，卷四五第六葉下第十三行、第七葉上第十二行，「慎」字缺末筆；卷六第四葉上第十五行「未嘗不兢兢畏懼」，「懼」，司馬光集卷七六太子太保龐公墓誌銘作「慎」；卷一五第四葉上第十五行，卷五三葉下第十三行、第六葉下第三行，三處「謹」字皆當作「慎」。此皆為避孝宗諱。又中集卷五〇第六葉上第十五行、第七葉上第三行，卷五五葉上第十四行、十五行與下第四行，「惇」字缺末筆。乃避光宗諱。其餘諸處「惇」字大都未避諱。
下集之卷三第七葉下第十行「知秦州 曹瑋今上舊諱數言」，「今上舊諱」四字作雙行小字注文，據宋史 孝宗紀，孝宗於紹興三十年二月立爲皇子，賜名瑋；三十二年五月立爲皇太子，改名眘 ，故云「瑋」字稱「今上舊諱」。卷三葉上第十一行，卷一二第七葉下第三行，「慎」字缺末筆。又卷一三第八葉下第十二行、第十三行，「惇」字缺末筆；卷一五第五葉上五行、八行、十一行、十二行，「敦」字缺末筆。其餘諸處孝宗、光宗諱皆未避。
此外，書中上集卷一四第九葉下第五行、下集卷二二第二葉下第十行兩處寧宗諱「擴」字皆未避，此外嫌名諱「廓」字亦不避。又下集末卷第二十五卷虞雍公守唐鄧事，署時「紹熙二年上元」。故推知本書上集當刊刻於孝宗朝，有少量刻版成於光宗初年，中、下兩集當編成、刊刻於孝宗、光宗時，全書當終刊成於紹熙五年「暮春」前後。
二、書名與編纂之旨
本書分上中下三集，計一百零七卷，其中上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五卷，下集二十五卷。其書名，諸傳本大都題作「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明 清以來書目著録頗有不同，有「名臣碑傳琬琰集」、「宋名臣琬琰集」、「宋名臣琬琰録」、「宋琬琰集」、「琬琰集」等名稱。清代以來，世人多習稱本書曰「名臣碑傳琬琰集」，而「宋名臣琬琰集」以下諸名，皆屬本書之省稱或別稱。故本次整理即取「名臣碑傳琬琰集」為名，簡稱琬琰集。
「名臣碑傳琬琰集」謂何？「琬琰」，美玉也，書 顧命云：「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傳云：「大璧、琬琰之圭為二重。」後以「琬琰」譽稱書刻有美文麗藻之碑石，如唐玄宗孝經序云：「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其取「琬琰」二字為書名者，據現見史料，當以五代末、北宋初之王溥所編纂之琬琰集為早。仁宗時人黄鑑談苑記載：「周世宗時，王溥薦向拱平鳳翔，又薦守京兆。拱臨行，問溥所欲，溥曰：『長安石刻，悉欲得之。』拱購至三千本以獻，溥命分錄為琬琰集百卷，未成而卒。」 然所收錄者不限於碑銘墓誌，且以彙編前人碑誌、傳記而名之曰「琬琰」者，當以杜大珪本書為嚆矢。而杜大珪以「琬琰」命名彙編本朝諸貴宦名臣碑誌傳記之書，當取其「菁華」之義。
再論「碑傳」。琬琰集收録自北宋 太祖朝至南宋 孝宗朝間名臣顯宦之神道碑、墓誌銘、行狀及傳記等計二百五十六篇，其中上集五十一篇、中集一百二十三篇，下集八十二篇。若以文體分，計有神道碑四十九篇，墓誌銘八十九篇，墓表六篇，行狀二十二篇，題曰曾鞏撰之隆平集列傳四十四篇 ，實錄附傳二十七篇，别傳四篇，碑陰二篇，其他功蹟記序引、功蹟記、墓碣、書墓誌後、家傳、自傳、序、傳跋、真贊、記事、賜謚指揮、謚議、復謚議各一篇，而以碑（含墓志銘、墓表）、傳（含行狀、列傳等）為主，故取以為名。
至於「名臣」，文選卷四七三國名臣序贊題注曰：「名臣謂有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對此，琬琰集書前序言：「國朝人物之盛，遠追唐 虞 三代之英，秦 漢以來鮮儷矣。自建隆、乾德之肇造，暨建炎、紹興之中天，因時輩出，豐功偉烈，焜耀方册。雖埋光鏟采、位不稱其德者，亦各有紀於時。」即其書收錄碑傳共二百五十六篇，被傳者二百三十七人（內中含四人附傳；又有多人既錄載其神道碑，又錄入其墓志銘或行狀、別傳等）。其中官至宰相者五十三人，執政者四十九人，其餘多官為天子近臣、三衙將帥、節度使等顯宦，此即序中所稱「因時輩出，豐功偉烈，焜耀方册」者；又有部分著名處士、下僚或布衣等，前者如魏閑、种放、林逋、邵雍、徐復等人，後者「若張文蔚、韓惟忠、何澤諸人，多無事蹟可言」，卻因其為名宰相之父或祖，故得「濫廁於名臣之列」 ，此即序中所謂「埋光鏟采、位不稱其德者」。
然而琬琰集中如丁謂、王欽若、呂惠卿、吕惠卿、章惇、曾布之類「當時所謂姦邪，而並得預於名臣」，故頗見爭議，清館臣即以為「其去取殊爲未當。然朱子名臣言行錄、趙汝愚名臣奏議亦濫及於丁謂、王安石、吕惠卿諸人，蓋時代既近，恩怨猶存，其所甄別，自不及後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賢者有所不免，固不能獨爲大珪責矣」 。
杜大珪編撰琬琰集之目的，如其書序指出：皇宋名臣「因時輩出，豐功偉烈，焜耀方册」，然「欲求之記事之書，則灏灏噩噩，未易單究。雜出於野史見聞者，其事又裂而不全，未足以觀其人之出處本末」。而散見諸處之名臣碑傳如前賢“韓退之 韓洪碑、杜牧之 譚忠傳”，其所記載“質諸正史而皆合”，大可彌補史傳不足之缺憾，便於“學者將階此以攷信於得失之迹”。故杜大珪“因集神道、誌铭、家傳之著者爲一編，以便後學之有志於前言往行者”而有考焉。
三、編撰體例
對於琬琰集之編撰体例，清館臣嘗於名臣碑傳琬琰集提要中指出：
（是書三集）起自建隆、乾德，訖於建炎、紹興，大約隨得隨編，不甚拘時代、體製。要其梗槩，則上集神道碑，中集誌銘、行狀，下集別傳爲多。多採諸家別集，而亦間及於實錄、國史，一代鉅公之始末，亦約略具是矣 。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亦云琬琰集「蒐録名臣碑傳，上起建隆，下訖紹興，不拘時代，亦不拘體製，無所删竄，亦無所去取，但隨得隨編，共成三集，皆全載原文，以待後人之論定」。以為如此則「較以當代之人權當代之流品，曲徇愛憎，徒釀朋黨者，其用心相去遠矣」 。而民國時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於琬琰集刪存序中卻指斥「其書去取漫無標準」，故其書「由體製言，則得少失多，難稱著作之上乘。特所録者，近多不見於他書，其於宋代知人論世之學，尚不無少許裨助，故較爲可取耳」 ，即琬琰集之編纂體例幾無可取，而大致僅具史料價值。此後諸論及本書體例者，對琬琰集刪存序偏頗之說稍有訂正，然大體仍依據清館臣之觀點而有所發揮而已 。上述說法，頗有可再加討論者。
其一，琬琰集所收載諸名臣碑傳，乃上起建隆，下訖孝宗時期。
與清館臣所稱琬琰集「蒐録名臣碑傳，上起建隆，下訖紹興」者不同，琬琰集收錄之南宋時期名臣碑傳，如下集卷二二劉公（珙）行狀、卷二四李公（顯忠）行狀與卷二五書虞雍公（允文）守唐鄧事等，所述皆屬孝宗 乾道、淳熙間事，且書虞雍公守唐鄧事實撰成於光宗 紹熙二年。
其二，以文體為類之編纂「體製」。
清館臣雖稱琬琰集「不拘體製」，然仍云「要其梗槩，則上集神道碑，中集誌銘、行狀，下集別傳爲多」。具體而言，上集大都題爲神道碑，僅卷一二吳武安公玠神道碑後附功績記序引、功績記二篇，因述吳玠事而附焉。中集卷一至卷三七大都爲墓誌銘，間錄墓表三篇及碑陰、書墓誌後、真贊各一篇；卷四三至卷五五爲行狀；卷三八至卷四二雖以墓誌銘爲主，然間有墓表、神道碑、墓碣、行狀、家傳、書序以及隆平集傳三篇，文體不一。下集卷一至卷二一以實錄附傳、隆平集列傳為主，兼及别傳、自傳，傳主皆屬北宋人；卷二二至卷二五爲行狀、墓誌銘、神道碑以及記事等，除書末王昱墓誌銘一篇外傳主皆爲南宋名臣。
爲能符合以文體類編之要求，琬琰集中還存在有故意篡改碑誌傳記題名以達到變更其文體之現象。
如上集卷二五范仲淹 种公世衡神道碑，檢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五題作「東染院使种君墓誌銘」。據長編卷一三五慶曆二年三月庚午條注有「仲淹作世衡墓誌稱慶曆二年春」云云，涑水記聞卷九載世衡築青澗城，其注有「出希文所作墓誌」之文，則范仲淹所撰實屬「墓誌銘」而非「神道碑」。然种世衡乃北宋中期名將，杜大珪將其與同為當時名將狄青神道碑編於一卷，由於上集所收爲神道碑，故將此「墓誌銘」改題「神道碑」以求文體劃一。
又如，中集卷四〇程太師元白墓誌銘，歐陽脩 居士集卷二一作「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程公神道碑銘」，據歐陽脩 與程文簡公七通有云「欲使撰述先公神道碑」 ，邵博邵氏聞見後録亦稱「歐陽公追作神道碑」 ，可見其屬「神道碑」；卷四二程太師坦墓誌銘，王珪 華陽集卷四七作「國子博士致仕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成國公程公神道碑銘」，且云及「墓碑之未立」故而撰此碑文，則此實爲「神道碑」。上述兩通神道碑，大抵因收錄於中集，故皆被改題曰「墓志銘」。
雖然琬琰集諸碑傳編輯大抵依據文體，卻未能始終嚴格遵循。如中集以墓誌銘、行狀爲主，下集以傳記爲主，然中集卷三八又收入出自隆平集之种處士放傳、林和靖逋傳、王團練中正傳三篇，下集卷二二至二五又收入行狀、墓誌銘、神道碑等，其編排稍顯紊亂而不盡合理。然細加推究，此一現象亦與琬琰集除大抵據文體編纂之體例外，又採用以其傳主生平或履歷相類之編纂傾向有關。
其三，依其傳主生平或履歷歸類之編纂傾向。
在依據文體編纂之「體製」下，琬琰集又將「蒐録」之碑傳，按傳主生平或履歷等情況類別編纂。如上集所收錄者大都為神道碑，然再作細分，卷一為太宗、神宗「御製」碑文兩篇，卷二至卷十四載錄宰執大將之神道碑十八通，大多蒙天子御賜「碑額」，並命執政大臣或詞臣撰作碑文者。僅卷七宋景文公祁神道碑例外，乃宋祁卒後二十年，其子來求范鎮撰碑文「以表于墓道」，而附於其兄宋元憲公庠忠規德範之碑後；又卷十二吳武安公玠神道碑，雖未蒙天子賜碑額，然碑文仍高宗命中書舍人王綸所撰。至卷十五以下所載諸大臣、將帥等神道碑，則皆未蒙天子賜碑額，而其碑文亦非天子命詞臣秉筆撰文，故歸之一類。至於中集卷一至卷四二大都為墓誌，其下為行狀。其中卷三三以上為諸臣墓誌；而自卷三四至卷三八，所載大都為以文學著名之官員、以文聞名之處士；卷三九至四一所載墓誌，即前人所謂「若張文蔚、韓惟忠、何澤諸人，多無事蹟可言」而得「濫廁於名臣之列」者，然琬琰集中集卷四二末有按語云此四卷所錄「雖非一時柱石大臣，而皆源祥基慶，以大其後，爲時名臣，有足觀考，故特附之于此」，即因其子孫為名宰執大臣，其「源祥基慶」之「有足觀考」者，且據邵博所云如「程文簡公父元白官止縣令，以文簡貴，贈太師，類無可書，歐陽公追作神道碑，至九百餘言，世以為難。韓忠獻公曾祖惟古無官，以忠獻貴，贈太保，益無可書，李邦直追作神道碑，至三百餘言，其文無一賸語，世尤以為難也」 ，故予以收錄。
下集所載文體稍亂，然細加探尋，仍隱含一定編例，如：所錄曾鞏隆平集諸傳，卷三為諸宰相之傳，卷五為諸將帥之傳，卷六為諸執政之傳，卷七大體為諸文學名臣之傳，卷八為諸宰執之傳等。實錄諸傳，卷一三文彥博、劉摯皆宰相，卷一四王安石、呂惠卿，卷一八蔡確、章惇皆屬「新黨」，卷一九范祖禹、鄒浩、劉安世乃屬名侍從，而曾布、曾肇兄弟收載於卷二〇。又卷二一雖抄錄實錄附傳與雜傳，然邵雍、徐復與程顥、程頤兄弟四人皆屬以學問著名當時者，與其上諸以事功、文章知名之傳主不同。至於卷二二至卷二五所載劉珙、劉子羽與李顯忠之行狀、墓誌銘、神道碑等，其文題乃照錄原文，與全書其他部分所載碑傳文題大多嘗加處理者頗有不同，推知此當似後編纂附入者，故而與下集主要收載別傳之文體頗不相合。
由於「碑陰」、「書墓誌後」之類文字，多有補充相關碑誌之效用。如上集卷十二收載吳武安公玠神道碑，又有張發吳武安公功績記序引、明庭傑功績記；中集卷二田諫議錫墓誌銘下附司馬光碑陰，卷七孫待制甫墓誌銘下附司馬光書墓誌後等皆屬此類。又如中集三八劉秘書恕墓碣下附司馬光劉秘書恕十國紀年序，既有表彰劉恕史學成就之意，且序文本身亦較為詳細記述劉恕生平仕歷；下集卷二二劉公行狀，有云「謹案令甲，考公品秩，實應誄行易名之典，其姓名事迹，又當得書信史，以示來世。故敢狀其鄉里、世系、歷官、行事之實如右，以告于太常考功，并移太史氏」，即行狀上進朝廷本以為請謚之用，故與朝廷賜諡指揮、諡議與覆諡議合為一組文件，故附錄於劉公行狀之下。由此可見琬琰集「蒐録名臣碑傳」實有其編例，並非如清館臣所言「不拘體製」而「無所去取，但隨得隨編」。
其四，諸碑傳編輯大略以時代為序。
前人如清館臣嘗指訐琬琰集編纂「大約隨得隨編，不甚拘時代」。此後曹元忠進而認為「其書隨得隨編，不拘時代」，「誠如四庫館臣之言」 。然細探琬琰集編纂情況，清館臣之評語並不全然，而曹元忠刪去「大約」、「甚」諸字，致其說過於絕對而頗難成立。琬琰集之編纂，確可發現其中「大約隨得隨編」之痕跡。如於有限篇幅內，時見個別「名臣」既收載其神道碑，又不避重複而載錄其墓誌銘或行狀等，同時又有衆多名臣闕載。如同爲太宗朝宰相，薛居正、盧多遜則取錄隆平集之傳，而沈倫則失載；同爲慶曆三年仁宗親授之名諫官，王素、歐陽脩、余靖皆錄有碑誌，而蔡襄則失載，且蔡襄之墓誌乃歐陽脩所撰，收載於居士集；又同爲蘇門四學士，晁補之墓誌得收入，而張耒、黄庭堅、秦觀皆闕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尤其是下集卷二二五滕宗諒 王昱墓誌銘，乃是本書末一篇，因王昱為仁宗時人，官止崇文院校勘、秘閣校理，事迹亦乏善可陳，且宋史卷四六六張繼能傳載其有失職之罪：景德「四年，宜州卒陳進爲亂。……初至柳州，限江不能渡。知州王昱望賊遁走，城遂陷」，實難稱之為「名臣」。此當因同卷書虞雍公守唐鄧事文字不多，故於下集刊印之際「隨得隨編」而臨時附錄拼湊以成卷者。
如上文所言，本書大略依文體編排，「上集神道碑，中集誌銘、行狀，下集别傳爲多」，而同一文體者則大體依傳主年代先後為序，北宋在前，南宋在後。如：上集卷二至卷十四載錄天子賜碑額之碑文，其中卷十一之前為北宋諸臣，而南宋 吳玠、韓世忠、吳璘之神道碑置於卷十二至卷十四。中集卷一至卷三三為諸大臣墓志銘，而南宋 趙開、唐重、楊椿之墓志銘置於卷三二、卷三三；卷四三至卷五五為諸行狀，而南宋 杜莘老、張浚之行狀即置於卷五四、卷五五。下集卷三至卷九所載北宋前五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名臣傳取自曾鞏隆平集，故隆平集以後之北宋後四朝名臣傳記，則取錄自編纂於南宋前期之神宗、哲宗、徽宗諸朝實錄附傳 ；而後之卷二二至卷二五所收載者，基本為南宋大臣之行狀、碑誌等。
此外，琬琰集中集卷一八司馬文正公光墓誌銘「皆手扎當世要務」下有小字注曰：「已上墓誌全文，悉取蘇文忠公所撰司馬公行狀，惟删出行狀所載公……六七事外，皆行狀全文，故不復載録，獨録范公所序而銘之之文云。」而檢蘇軾司馬文正公光行狀全文正收載中集卷五一，即因卷五一已載有與此墓誌銘文字略同之行狀，故此處予以删節，僅録其序文和銘文，并將范鎮所作原銘文附載於後。可證此中集卷一八司馬文正公光墓誌銘、卷五一司馬文正公光行狀當同時編纂，故有卷一八注文如此云云。因此，雖書中部分碑誌傳記之編序稍有紊亂，然就全書而言，其編纂具有相當「體製」，而非「隨得隨編，不拘時代」者。
其五，本書大都載錄碑誌傳記全文，然少數文篇存在刪略文字現象。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六稱杜大珪編纂琬琰集時「無所删竄，亦無所去取，……皆全載原文，以待後人之論定」。此語亦屬過當，按書中大多數碑誌傳記直録原文，然部分文篇實存在刪節取捨現象。如曹元忠所云：
館臣又謂其無所删竄，亦無所去取，似未盡然。按中集蜀公 范鎮 司馬文正公光墓誌銘：「公諱光，字君實，自兒童凜然如成人。至既没，其後□遣奏八紙上之，皆手札當世要務。」大珪注云：「已上墓志全文悉取蘇文忠公所撰司馬公行狀，……故不復載，獨録范公所序而銘之文云。」樞密院編修官朱熹 張忠獻公浚行狀後，大珪記云：「右張忠獻公行狀，其全文僅四萬言，工程急迫，未能全刊，故稍删節。然凡公之大勳勞、大議論，大忠大節，不敢稍遺焉。」則亦未嘗無删竄也。又中集自文忠公 富弼 富秦公言墓誌銘以至景文公 宋祁 宋府君玘行狀此四卷後，大珪記云：「右富秦公已下至宋府君 玘十五人碑銘，雖非一時柱石大臣，而皆源祥基慶，以大其後，爲時名人，有足觀考，故特附之於此。」則亦未嘗無所去取也 。
如上所云，司馬文正公光墓誌銘、張忠獻公浚行狀兩文，一因與司馬公行狀文字重複而「獨録范公所序而銘之文」，其餘「不復載」；一因「全文僅四萬言，工程急迫，未能全刊，故稍删節」，即據比對朱熹行狀原文，其實際刪節者多達二萬餘字。然細檢全書諸碑誌傳記，其有所節略文字者並非僅此兩文，如上集卷四載歐陽脩程文簡公琳旌勞之碑，若與歐陽修居士集卷二三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相比對，可發現前者節略文字多處。詳析語義，可見琬琰集刪節原文字句，並非隨意而為。如琬琰集所收載之張忠獻公浚行狀，雖已刪略朱熹晦庵集卷九五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行狀已二萬餘字，然其文義仍頗為明晰，讀後有渾然一體之感，若非比對原文，並不易看出其删節之痕迹，體現其刪節者具有相當水準之文字功力。
此外，琬琰集中碑誌列傳之篇題，除下集卷二二至卷二五諸篇外，大多經杜大珪修潤節略。如中集卷八歐陽修王文安公堯臣墓誌銘，居士集卷三三收載此文題曰尚書户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朱熹張忠獻公浚行狀，晦庵集卷九五題曰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行狀。
由於琬琰集大略依文體編排，而同一文體者則大體依傳主年代先後為序，再按傳主生平或履歷等情況類別編纂等編纂體例，杜大珪與書序等並未明確述及，且在實際編纂中時有自紊其例之處，故而清館臣得出此書「大約隨得隨編，不甚拘時代、體製」之結論。此後學者大抵沿用館臣之說而加以發揮之。如有所謂「知大珪之心所以隨得隨編者，在乎深恐靖康以前文獻無征，於是汲汲焉迫而出之」 之說法，又有論者以為如此「隨得隨編」，乃因北宋所撰名臣碑誌，至光宗時已「多有遺佚」，故杜大珪只得「大量採錄」隆平集傳文，以作為宋太祖至神宗五朝之傳記資料 。此皆似有求之過深、拔之過高之嫌而與實際情況不甚符合。
四、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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