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的秘密，一个非常简单的秘密；
用心，我们才可以看到真相；
肉眼，是看不清重要事物的。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
从1981年开始，我和理查德·克劳利博士便着手开始总结我们的工作经验。我们回顾了过往将米尔顿·艾瑞克森博士的理念以及隐喻应用到儿童治疗和催眠的案例，并尝试去编写一本书，以融合两者的力量与功效。经过近5年的编写、改写和编辑，《儿童治疗隐喻与内在小孩》正式面世。1988年，该书获得了美国加州婚姻和家庭治疗协会（California Association for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y）的“克拉克·文森特奖（Clark Vincent Award）”，以表彰我们对该行业的杰出贡献。
从那以后，我们将这项工作延伸到了许多不同的新方向，使得“隐喻的大桥”下荡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涟漪。克劳利博士成了一名世界知名的体育表演教练，出版了他的新书《心理球》（Mentalball，2006），并共同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想象更好之事”（Imagine All Better，2013）。我则逐渐开始了解印第安人和其他原住民的传统智慧和治愈原则。我发现，讲故事、隐喻和创造力在这些文化中都是不可或缺的。1986年，我出席了第三届艾瑞克森催眠与心理治疗国际大会，并推出了《儿童治疗隐喻与内在小孩》这本书。与此同时，我也有幸次听到了卡尔·哈默施拉格（Carl Hammerschlag）博士的演讲。自此，我的兴趣和好奇变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哈默施拉格博士当时演讲的题目为“艾瑞克森——治愈大师（Erickson as Medicine Man）”。我后来了解到，哈默施拉格博士曾在菲尼克斯印第安医学中心（Phoenix Indian Medical Center）担任精神科主任长达14年，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耶鲁大学精神病学家”。他在享誉全球的著作《舞蹈治疗师》（Dancing Healers，Hammerschlag，1988）中写道：“去到印第安乡村时，我才次学会什么是治疗。”
原住民的传统智慧一直牵动着我的心，就像一个小孩不停拉扯你的衣服来博取你的注意力一样。第二年，克劳利博士和我参加了由哈默施拉格博士创立的“海龟岛治疗疗养院”的期活动，并与两位美国原住民协调员莫娜·波拉卡（Mona Polacca）和尼尔森·费尔南德斯（Nelson Fernandez）一起工作。在这个疗养院里，既有前来治疗灾难后遗症的来访者，也有寻求体验式学习的专业人士。对我来说，这个充满了故事、仪式和典礼的一周，彻底地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自此，我的生活经历与我所接受的艾瑞克森心理治疗师训练，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我在这个疗养院里的每一次体验都伴随着神奇的隐喻。我的临床思维也因此得到了扩展：我不再局限于统计分析和行为干预，开始追求更深层次的智慧。这，也为我的生活和工作开启了一条崭新的康庄大道。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的工作及生活经历均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发展：我会坐在美国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里，哼唱着希伯来歌曲；煮鸡汤的时候，我会顺便准备些无酵饼面团；我还会参加一些神圣的治疗仪式，体验一下“超然”的感觉。1992年，我和丈夫决定离开居住了26年的洛杉矶，放弃一切安全和熟悉的事物，搬到了夏威夷的“花园之岛”——考艾岛。我们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一成不变的生活。搬家后的第10天，飓风“伊尼基”猛烈地袭击了考艾岛。当地居民几乎3个月流离失所，停电停水，食不果腹。
于是，我们与当地居民和长老一起建立了考艾岛偏远西区家人计划（Kaua’i Westside Ohana Activities Project），并得到了当地儿童和家庭服务机构预防办公室的资助。具体开展的活动包括：①自然疗愈活动；②谈话故事家长小组；③谈话故事（咨询）中心。这3个活动都是以社区为基础的，并且照顾到了各种不同的文化。我会在第九章详细描述这3个项目。
在此期间，有人鼓励我再写一本临床书籍，把我搬到考艾岛生活后开展的新工作写进去。但每每提笔，我都会发现自己在写作思绪上的巨大变化：过去的临床思绪，变成了“启发式”思维。我发现写作需要源自内心和体验，而非头脑。因此，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任务，着手将原本要写进书中的原则转化为“走心”的语言。多亏了我的挚友伯尼·梅泽尔（Bernie Mazel，也是本书初的出版人）的鼓励和支持，以及苏西·塔克（Suzie Tucke）和娜塔莉·吉尔曼（Natalie Gilman）的编辑才能，《重焕生命的魔力》（Reconnecting to the Magic of ?Life）一书于1999年正式出版，并被翻译为法语、葡萄牙语等多个版本。
在考艾岛生活和工作了9年之后，我和丈夫决定再次搬家。这一次，我们选择了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搬家10天后，世贸中心突然爆发了“9·11”事件的惨剧。由于考艾岛的项目经验，我很荣幸受到项目经理查尔斯·埃塔·萨顿（Charles Etta Sutton）的邀请，成了创伤疗愈及康复项目（Healing and Recovery after Trauma，HART）1的一员。HART是一支才华横溢的专业团队，专注于为遭遇“9·11”事件的儿童和家庭提供帮助。该特殊项目举办了一个为期一天的“振作（TAKE HART）”活动，为受“9·11”事件影响的家庭、青年和儿童提供互动、创造和治疗体验。后来，HART项目覆盖了更多的学校和社区，干预的可用性也变得更强。在这个项目的帮助下，人们能够更好地应对持续不断的威胁和恐怖主义行为。我会在第九章对这个项目及其参与者进行详细描述。
在不断精进的过程中，我获得了灵感，并开发了艾瑞克森流派的游戏治疗模型。在第六届艾瑞克森催眠与心理治疗国际大会上，我首次介绍了这个模型（Mills，1992，1994）。几年后，艾瑞克森流派游戏治疗的基本要素（Mills，2001）自然地演变成一种新的、基于复原力和艾瑞克森的间接性的游戏治疗模型。我称之为故事游戏治疗（StoryPlay?）。故事游戏治疗以“复原力”为核心，融合了隐喻的基本要素和故事游戏治疗原则，同时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原住民的智慧教义、发展的重要性、故事、创造力和游戏。
为了与艾瑞克森博士的理论保持一致，故事游戏治疗没有改动原来的治疗方式。相反，它为原有的调色板增加了新的颜色和内涵。它创造了新的神经通路，帮助治疗师通往好奇心、探索和意外收获。
在本书第二版中，读者会发现每一章的内容都有所更新。比如，章“隐喻的本质”添加了名为“隐喻与原住民治愈哲学”的部分，并在原来的“隐喻与生理学”的基础上新增了前沿研究成果与观点。
此外，在第二章“儿童治疗中的隐喻”中关于幻想与游戏的内容有所更新；第三章“故事创作的要素”则新增了关于“释放内心的故事家”的相关建议；第四、五、六章则各自围绕原先的重点内容添加了新的故事、参考资料和图表。第七章“艺术隐喻”新增了新颖而独具创意的技术，如“成功之路地图游戏”“制作故事手偶”等。第八章“卡通治疗”增添了全新的应用方法和技术展示。第九章“从个体治疗到集体治愈”和第十章“故事游戏治疗”（一种新的间接性的游戏治疗模式）均是全新的章节，阐明了本人工作的新近发展。
我希望书中所分享的故事、隐喻和创造性活动能够让大家不再局限于日常“肉眼”所能看到的事物，而是用心去打开新世界的大门。通过这扇新的大门，你将能够为儿童、青少年、家庭和社区设计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而这也将帮助你自己焕发新生，重新寻回工作与生活的本质、激情和灵魂。
也许你会有很多的问题，如“我该怎么做？”“我该从哪里开始？”。答案也许正如《道德经》所言：“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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