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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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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性。经验叙事服务于理论思索，对高等教育改革事实性的叙述是为了展现背后的哲学思考。2.教育性。本书以教育改革为主线，探讨高等教育办学规律，对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具有借鉴意义。3.可读性。本书尽量生动贴切的文字，将口述实录与文献参考方式互相结合，总结口述者任职大学校长期间的教育改革理念和实践，娓娓道来，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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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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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大时代，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深深印记。在这个改革大时代中，教育改革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高校校长，成为勇立时代潮头的弄潮儿。章开沅系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本书以章开沅主政华中师范大学（1983—1990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的经历和办学思想为主要内容，重点突出章开沅先生以倡导重视社会服务为核心理念的大学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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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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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祖籍浙江省吴兴县，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著名章开沅章开沅历史学家、教育家、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Augustana College）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后长期执教华中师范大学，是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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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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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早期生活和教育经历/ 1
一、学海书屋/ 1
二、天无绝人之路/ 4
三、国立九中/ 6
四、师恩难忘/ 8
五、淳朴友谊/ 18
六、学潮发端/ 24
七、转学王家坪/ 29
八、再次被开除/ 32
九、川江上/ 35
十、仓库抄写员/ 39
十一、军营中/ 42
十二、金陵大学/ 47
十三、中原大学/ 57
第二章走上从教治学的道路/ 64
一、政治研究室/ 64
二、教育学院/ 66
三、初执教鞭/ 68
四、辛亥革命史/ 73
第三章20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教育改革形势/ 92
一、教育体制改革破题/ 93
二、高校改革开局/ 97
第四章意外就任华中师范学院(大学)校长/ 107
一、谬膺校职/ 107
二、我宁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 115
三、一个星期要给我留两天做学问/ 117
第五章改革前奏曲/ 122
一、一封信引发的改革大讨论/ 122
二、一定要把改革进行到底/ 135
三、举办新闻发布会/ 143
四、认真学习全国党代会精神，集中研讨我校改革问题/ 153
五、“高”与“师”之争/ 154
六、如何办好师范大学/ 156
七、把华师办得更好/ 162
第六章从改革学校环境入手/ 167
一、从馒头与垃圾抓起/ 167
二、移像/ 168
三、大学要有大树/ 170
四、珍爱校园草木和花卉/ 177
五、华师早期建筑群的主要设计者——怀念亡友何浣芬/ 182
六、林山湖格局/ 185
第七章在人事管理上动真格/ 190
一、下放人事权/ 190
二、不归我管的事，多一点我都不管/ 192
三、用人还是要出于公心/ 196
四、不拘一格用人才/ 199
五、“东半球”与“西半球”/ 201
六、副校长负责制/ 204
七、不痴不聋，不做阿家翁/ 206
八、研究生兼任教师工作制度/ 208
九、食堂也有人才学/ 209
第八章抓好科研与教学改革的“内功”/ 215
一、兼容并包与不拘一格/ 215
二、切实加强本科教学/ 223
三、我喜欢与学生交朋友/ 229
四、我和我的学生们/ 236
五、率真为人/ 242
六、青年教师是学校的未来/ 244
七、华师人要有华师意识/ 248
八、着眼于培养21世纪的新人/ 250
第九章建设新的校园文化/ 255
一、整风/ 255
二、提倡美育逸事/ 258
三、名家报告会我都会出席/ 260
四、有特色的校园文化/ 265
五、《朝晖》专刊/ 272
六、校园新风/ 273
七、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274
第十章率先走高校社会服务新路/ 281
一、张謇与近代化模式/ 281
二、走出去办学/ 284
三、仙桃模式/ 286
第十一章走出国门办学/ 292
一、校长出访/ 292
二、与国外大学建立合作关系/ 300
三、校友是办好大学的重要力量/ 305
四、华师学术走向世界/ 310
五、搭建东西方学术交流的平台/ 315
第十二章当校长时的酸甜苦辣/ 323
一、学校改名我不太积极/ 323
二、极不平凡的一年/ 331
三、充满火药味的座谈会/ 335
四、行动比语言更重要/ 344
五、不能光靠做报告/ 347
六、一定要有所不为/ 351
七、要学会通盘考虑问题/ 356
八、制度虚设很可怕/ 359
九、学校不要介入院系内部纷争/ 365
十、大学行政楼是一部深奥的大书/ 368
第十三章主动辞去校长一职/ 371
一、主动辞职与自我放逐/ 371
二、开启一个新的航程/ 381
第十四章高教改革见解/ 387
一、文明危机与世纪之思/ 387
二、没有深刻反思不会有真正改革/ 391
三、教育改革应尊重历史规律/ 396
四、培养学生要堂堂正正/ 401
五、我们缺少生动活泼的学习环境/ 402
六、高校“跨越”发展之我见/ 414
七、好制度比好校长更为重要/ 419
八、大学为什么越走越远/ 423
九、回归大学主体，回归教育本性/ 434
十、教育之目的不是为了适应市场需求/ 445
第十五章展望新世纪/ 448
一、与池田大作对话/ 448
二、与青年共同走向光明未来/ 452
三、一群志同道合的师友/ 455
四、好的养生之道/ 459
五、我的人生追求/ 464
六、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 467
七、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 472
八、治学不为媚时语/ 477
九、荣誉可以终身，待遇应该“退休”/ 479
第十六章晚年忆故人/ 481
一、我与杨东莼先生二十年的交往/ 481
二、难忘风雨同舟情——忆陶军/ 485
三、与张舜徽先生共同走过的岁月/ 494
四、悼念郎郡诗老战友/ 503
五、笔墨缘结五十年——寄语《历史研究》/ 509
附录/ 512
一、如何“读懂中国”？章开沅先生这样说/ 512
二、章开沅：精神的世界无人可挡/ 516
三、周锡瑞：问学章开沅先生/ 521
四、马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略谈章开沅老师
对我治学道路的影响/ 524
五、王奇生：师门四年记/ 531
六、周洪宇：章开沅先生的高教改革与教育思想/ 536
参考文献/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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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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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记忆的需要就是历史的需要。”［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历史是有目的的人的活动。这是自有人类记忆以来传统总是被口耳相传和文字记述的原因，也是今天学者们通过不同的历史课题探究过去的原始驱动。记述往往与客观现实有所偏差，使得部分历史学家不满足于从正统的史书和典籍中发现过去，热衷于从笔记、小说等私人叙述空间中寻找历史。在当代，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不再只是枯守故纸堆，而倾注时间走向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留心于观察、倾听、访谈，用声音和影像来保存历史，是为口述历史的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大时代，教育改革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高校校长，成为勇立时代潮头的弄潮儿。他们大都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者、组织者、实施者、推动者、见证者，他们或重教学改革或重科学研究，或重社会服务或重文化引领，或重国家需要或重大学自主，或重人文社科或重自然科学，或重行政改革或重教师作用，或重本科教学或重研究生发展，或重顶层设计或重基层创新，或重本土联盟或重国际合作，以高等教育改革家之风范，从高等教育不同层面入手，披荆斩棘，大刀阔斧，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奠基和垂范开拓作用。本套丛书以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为主题，以当面访谈聆听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高等教育改革家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同时将这些一手资料整理成书，传于后人，具有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组织编写出版本丛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现代口述历史先驱、英国历史学家保尔·汤普森(Paul Thompson)认为，口述历史的基本重要性在于给了孩子们、学生们，或者说年轻人，一个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机会。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社会各界和人士通过不同的方式举行了纪念活动。恢复高考是国家的英明决策，于国于民都影响深远。那么，高考是如何恢复的？恢复之后大学的办学是如何逐步恢复并发展的？其中都离不开大学校长在此间的努力。本套丛书所邀请的校长便是这一重要历史活动的亲历者与主持者，他们能够提供作为历史参与者的视角与声音。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教育作为社会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反映社会整体变革的内容。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他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并将其摆在中国发展战略的首位。在教育系统中，高等教育的地位举足轻重，尤其是对于中断高考十年之久的国家来说，急需一批年富力强的青年骨干承担起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任。本丛书的出版对回顾过去4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社会经济变革具有重要意义，既是缅怀过去，也是总结现在，还能展望未来。编撰出版本丛书为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发展历程提供口述历史资料很有必要。口述历史的必要性关涉的是历史本质、功能与意义的讨论。历史是什么？谁是历史的叙述者？怎样的档案资料才能呈现*客观的历史？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此类问题的解答通常被视为专业的缄默知识体系构建。口述历史研究者认为人民应该享有话语权，通过人民的声音，把历史交还给人民。正如意大利历史学者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口述历史的基本功能在于留存当代历史参与者的口述档案资料。收集口述历史资料的必要性在于：一是能提供档案资料的补充与印证，弥补档案资料中某些重大事件过程与细节的缺失；二是口述历史资料可以发挥历史研究和社会教育功能，那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决策者、参与者通过口述历史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而对于一般公众来说，通过阅读这些口述资料更具有社会教育意义。本丛书是口述历史在当代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次尝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起步、发展、挫折、中断、恢复、改革与腾飞的多样化的发展阶段，我国当代对教育改革发展历程的研究是当代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丛书编撰出版具有紧迫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时期均涌现出杰出的大学领导者。第*批引领高等教育改革的校长们有的已经辞世，大多已进入耄耋之年，本丛书的编撰有抢救性保护之意，是为这批勇立改革潮头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领军人物留下智慧以指导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改革创新。本丛书编撰的初衷之一便是考虑到曾担任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兼院长的朱九思先生已年近百岁，为他整理完成口述史实属迫在眉睫。遗憾的是，我们在整理朱九思教育口述史的过程中，先生于2015年6月13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他指导的博士生、现为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的陈运超教授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凭借朱九思先生生前谈话、师门集体回忆，以及朱九思先生系列著述，费时数年完成该书的整理工作。因而，当面访谈聆听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高等教育改革家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同时将这些一手资料整理成书，传于后人，已经成为一件具有重要意义和急迫的事情。二口述历史不同于学术著作，相比学术著作而言口述历史的读者受众更加广泛。我们在编撰本丛书的过程中，结合口述历史的特点考虑本丛书所追求的风格、特点和定位。力求复原史实、保全史料、深化史学。要做好口述历史研究工作，应明确“历史”的三层含义，即客观的事实(史实)、主观的记载(史料)和主客观结合的研究(史学)。与传统的单纯以文献为依据进行的历史研究不同，口述史研究是史实、史料和史学三层历史的融合。口述者叙述的是史实，但首先是属于口述者自己认定的事实，还需要通过记载的史料去印证，整理者通过比对口述材料与文献材料也能得到最终的口述历史作品。口述历史必须恪守真实、客观、中立的基本原则，必须厘清访谈者与口述者之间的关系。左玉河教授认为历史研究者与历史当事人是口述历史研究的双重主体，但两者在口述访谈中充当的角色及所尽的职责是不同的。作为访谈者的历史研究者，是口述历史访谈的策划者和引导者；作为口述者的历史当事人，是口述历史访谈不可缺少的主角。口述历史访谈的过程，是访谈者与当事人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共同回忆和书写某段历史的过程。本套口述史丛书力求做到以史为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述多议精，求信、求实、求真，为后世存信史，为学术做积累，为改革指正路。力求形式与本质的结合。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史学实践在近年来颇为兴盛，源于社会大众对历史的关注热情显著增强。大众在获得一定的物质保障之后，会转向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以提升自身的素养，人们开始去关注历史的、过去的、传统的东西，而不只是当下的日常生活。口述历史能很好地满足大众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某些重要事件的了解。这套口述史丛书，“口述”是形式，是特色，“历史”是本质，是根本。既要遵从口述的“形式”和“特色”，更要坚持历史的“本质”和“根本”，使之与一般历史著作区别开来，具有口述历史的风格和追求。力求口述文本鲜活、生动、可读。口述者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善述者引人入胜。作为大学领导者，卓越的演讲能力是其胜任领导职位的基本能力之一。然而，口述历史与平常的对话不一样，需要整理者在前期做好一定的准备，把要了解的内容提前告知口述者，口述者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回忆，甚至是查阅资料去印证。对话的过程要尽可能做到问题有来由、事情有曲折、过程有细节、结果有悬念、语言口语化。问题有来由强调的是口述历史有自己的主题，是带着问题开展的研究工作，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漫谈。问题可以是整理者在前期准备的，也可以是口述者根据主题自我提出的。事情有曲折强调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均是螺旋式前进的，其过程大多循环反复，通过不懈的坚持与努力才能最终取得成功。过程有细节强调的是在事件的重要节点与关口，某些重要决策与行动使事件的发展方向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此结果之前所发生的细节过程仅仅是少数参与者才知晓的，而这也正是需要通过口述历史公之于众的。结果有悬念强调的是叙述能引人入胜，而不是故作惊悚，是增加可读性，使人们意识到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实践均是特定时期不同主体博弈的最终结果。语言口语化强调的是口述历史不是文本写作，是日常生活中口述者的自我呈现，这种表述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力求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本套口述史丛书以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为主题，每一位大学领导者均以个人主导大学改革为主题开展口述史的整理工作，每一本口述著作既要反映时代和改革的共性问题，也应体现传主的个别应对及其个性特征。共性指不同高校教育改革的普遍性质，个性指每一位大学领导者推进教育改革的特殊性质。教育是社会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之一，教育改革离不开整体的社会变革系统的支持，也受制于一定时期的社会改革氛围。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高校的改革，所面临的时代和改革背景是一样的，具有共性的时代烙印。不同的大学领导者具有不同的改革思路与领导方式，即使在共性的改革背景下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改革实践。从纵向来看，不同时期的大学改革实践更是如此，因而，对每一位大学领导者的个性呈现是本丛书的特色所在。力求处理好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口述历史的叙事风格在追求可读性、鲜活性、生动性的同时，必然以付出较多的篇幅为代价，甚至是事无巨细的情节交代，在此过程中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呈现重点的内容，而不至于被其他非重点内容所掩盖，是本丛书在编撰时一直强调要处理好的问题。我们认为，重点不在于篇幅的“多”，更是思考的“深”，只有篇幅的“多”而没有思考的“深”，那是“流水账”，要避免写成“流水账”，力争成为“沉思录”。而要成为“沉思录”，需要做到“国际视野、中国特色、问题意识、改革导向”。国际视野是叙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发生被置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观照之下。毋庸置疑，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有自己的道路与模式，然而西方国家建设高等教育的经验应该成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的借鉴。中国特色是指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内进行的，尽管有借鉴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办学经验，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永不动摇的根本。问题意识是指以问题为中心论述大学改革的主要思考与举措，这些问题能反映大学改革的困境与突破以及决定未来走向，在推进大学改革这一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并有哪些经验和启示。改革导向是指这套口述历史丛书不是个人的生活史、活动史，而是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改革为主线的口述史。在叙述的过程中要把个人生活史与改革史结合起来，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后来的主持大学改革是有内在关联的。应处理好经验与教训、正面与负面的关系。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过程必然是反复曲折而最终达成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经过拨乱反正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下获得快速发展，但在80年代末也遭受了西方势力侵蚀后的挫折，影响了一些大学改革的步伐，因而，该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既有良好的经验，取得了积极的改革成效，也有深刻的教训。进入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之后，中国高等教育迎来理性的快速发展，逐步走向以中国特色的办学道路并入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轨道。因而，口述传主在对改革进行总结时应坚持客观理性的态度，认识到个体在整体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宜只写传主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还要写其“走麦城”，敢于自曝其短。这不仅反映历史的真实，体现人格的境界，而且也会给后人更多的启示。力求处理好学校与个人的关系。一所大学改革的成功离不开校长的改革思路与实践以及协调各方关系的人格魅力，但不能完全归功于校长一人，与学校整体的改革环境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所形容的，两者是“山”与“老虎”的关系，没有学校这座“山”，就没有校长展示治校智慧与能力的舞台，所以说“山与虎为”，而没有校长的治校智慧与能力，学校也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虎壮山威”。两者不可或缺，相辅相成。因而，在口述的过程中，如何以大学领导者为核心，探讨学校在某个时期的整体发展环境，是很有必要的。力求处理好大学自身办学规律与少数非学术、非教育因素但带有中国现阶段特征的关系。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系统的支持，受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大学发展同样如此，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内设计我国大学的改革方向。大学改革发展史，既有大学自身的办学规律，同时也要考虑到非教育因素、非学术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然而这部分的影响因素如何评判，不是短期内能够给予的，历史毕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看清背后的事实，这就要充分依靠传主和整理者的人生智慧。口述者应该谈出正能量，给人以温暖和力量，谈出未来，谈出希望。
精彩文摘1:
我家的书房名字为“学海书屋”，藏书种类很多，我都翻阅浏览。父母为我们订阅《小朋友》杂志，还买了很多开明书局出版的儿童读物，如冰心的许多作品，丰子恺的漫画，乃至《鲁滨逊漂流记》《伊索寓言》《爱的教育》的中译本，让我们幼小的心灵得到爱、善、美的滋育。由于我住在父母隔壁，近水楼台先得月，得以把他们卧室书橱上的休闲书籍全部都翻阅一遍。感兴趣的是林纾译述的外国小说，如《三剑客》《茶花女》等，虽然不能全懂，但也能够看懂基本情节和主要人物性格，许多情节都使我入迷，这为我以后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奠定了基础。鲁迅的《故事新编》《呐喊》《彷徨》等我都喜欢看，看过好多遍，他的文笔深深吸引着我，在平时写作中经常模仿这种风格，这对我此后的性格也有些影响。因为知识有限，我对父亲的很多藏书似懂非懂，但其中日本友人宫崎滔天自传性质的回忆录《三十三年落花梦》，我反复阅读过多遍，了解其大意。我感觉作者与《隋唐演义》里的虬髯客形貌非常相似，都具有英雄气概。宫崎滔天真诚支持孙中山发起和领导的辛亥革命，所以我很敬佩他的胆略。在后来的辛亥革命研究中，我把宫崎滔天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对象。
当然，坦率地说，我入迷的还是小爷爷与大哥的私下藏书，他们两人住在东院楼上，享有更大的空间。爷爷从不上楼，父亲也懒得去，所以他们可以买许多武侠、神话书籍，如《彭公案》《施公案》《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火烧红莲寺》《封神榜》《西游记》等，我都借来独自阅读，尽管也是似懂非懂。有段时间我经常沉溺于幻想之中，常常幻想着自己能够像神仙一样脱离凡尘而逍遥自在，也幻想着自己具备一些特异功能，在刀光剑影中叱咤武林，惩恶扬善。我羡慕土行孙的土遁，更羡慕剑侠们的剑遁，一道白光就可以来去自如，上天入地，到任何自己乐意去的地方而不被家人发觉。当然好是拥有孙悟空那样的“筋斗云”，一个跟头可以飞十万八千里。我也曾暗中“修炼”，干过一些荒诞不经的傻事，如将铅笔磨碎成粉吞服或“炼成丹药”，以为丹成以后可以口吐红光随风飘游；也曾把橄榄核含在口中睡觉，幻想能练成什么克敌制胜的神秘武器。幸好这些傻事没有酿成任何恶果，否则真会使父母遗憾终身。
相较之下，母亲尽管体弱多病，但对我在学习上的关心要比父亲多一些，因为她与我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只要她的精神较好，就会教我练习写字或诵读一些浅显的诗词，如“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之类。到我年岁渐长，她就指导我背诵一些较为深一点的诗词，如杜甫、李白的诗，苏东坡、辛弃疾的词。我练字的字帖名《星录小楷》，全部是赵体，这是章氏家人的故乡情结，上面写的都是流传甚广的词，如李后主、李清照的比较深沉委婉的作品，经过反复接触，也就自然而然地浸润于心灵。母亲有便秘的毛病，每逢坐马桶太久觉得无聊，就把我喊去背诵古典诗词，所以我暗中将此取笑为“马桶边的文化休闲”。但有些诗词就是这样逐渐融化成为我早年的文化积淀，尽管是那么浅薄。
西安事变以后，我又贪婪地阅读了祖父订阅的《申报》《新闻报》。此外，祖父因为办厂，闲暇时也买卖股票，需要随时了解时局变化、市场情况和股市动态，所以祖父还买了一台很大的收音机。这个新奇的东西，又让我获取了不少书本之外的知识。大人们有时在祖父书房里分析政治形势，我在一旁读书之余，不知不觉被长辈们热烈的讨论所吸引，似懂非懂地跟着关心国家大事和时局变化。
精彩文摘2：
1938年秋，我和姐姐、三哥被父亲送往国立九中读书。国立九中位于四川江津德感坝，师生以安徽籍为主。德感坝在江津县城对面(北岸)，隔着一段水流湍急的长江(当地称川江)，靠小木船摆渡来往。德感坝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我先后就读的初二分校和高一分校都设在村庄的祠堂里，都是很大的祠堂。把慎终怀远供奉列祖列宗的祠堂提供给外省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办学，这是四川人的宽厚仁慈，对我们这些小难民来说则是大恩大德。
我记得有一个祠堂名字叫做“云庄祠”。虽然说是设在祠堂里，但祠堂并不作教室，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场所和宿舍，吃饭也在这里。教室是在祠堂外面临时盖起来的，虽是竹篱茅舍，地面都是泥巴，诚然简陋，但毕竟是新盖的整洁竹篱茅舍，不仅散发出谷草与泥土的清香，而且明亮通风，课桌板凳也是崭新的。在那烽火连天的苦难岁月里，这里简直如同世外桃源，使我乐而不思离蜀。讲台垒得很正规，黑板也很宽大，还真有点办学的样子。我们白天上课、晚上自修都在教室。
那时村庄里还没有电灯，晚上自修，人手一盏桐油灯。晚自习时，学生每人各用一个碟子或一个破碗，里面放上灯草和桐油照明，并且，桐油也好，灯草也好，都是计划供应。桐油燃烧不充分，味道很重，烟也大。坐在灯前看书时没有特别感觉，如果出去上一趟厕所再进来，可以看到整个教室烟雾缭绕，气味也颇不佳。由于烟大，一个晚上下来，鼻孔经常都是黑的。
我们吃饭是在祠堂的大厅里。食堂很壮观。做饭的灶都往地下挖，锅只高出地面一点点。锅很大，锅铲和瓢也大得吓人，要有很大的力气才能操作自如。早餐多是稀饭，午餐和晚餐是干饭。干饭先煮后蒸。蒸饭用的容器是很大的桶。大灶大锅大饭桶，好像餐饭很丰盛，实则不然。之所以要大灶大锅大饭桶，其实是办学规模大，吃饭的人多。分到每个人，能管饱就不错了。干饭先煮后蒸，做法似乎很讲究，其实品质并不高，无非是稻壳、稗子、石沙、米虫、老鼠屎等含量较高的“八宝饭”。
主食如此，菜更可怜。一年到头难得打一回牙祭，平常吃得多的是蚕豆，多是用盐煮一煮，偶尔炒着吃，就算“花样翻新”了。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炒蚕豆的。把干蚕豆放在锅里翻炒，等到蚕豆焦枯的时候，把加了少许盐和一点点油的水往上一浇，蚕豆就裂开了，咸香可口。
精彩文摘3：
教育首先是要培养好公民
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首先是要培养好公民。无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人的素质教育是为重要的。在目前国家还没消亡的情况下，国家的根基就是公民，所以教育应该把每个人培养成一个好的公民。
但现在的基础教育以灌输知识为主，高等教育又以就业为导向，涉及公民教育的内容可谓少之又少。当下的教育应该做些什么样的改变？从小学就应该抓紧德育，讲现代社会做人的道理，包括个人与集体，包括与家庭、朋友、社会、国家如何正确相处，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这至少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不能等闲视之。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起跑线，不抓好这个起跑线，就有可能让年轻人走上邪路，乃至祸国害民。
解放前大学有公民课程，中小学好像没有公民课程，但也注意公民教育，如公民应有的守法观念与做人准则。国民党掌权后特别加强党化教育，意识形态很强势，有些公民课程的老师就是国民党党务系统派来的，不学无术，空话连篇，所以学生很反感，逃课者多，就是听课者也敷衍了事。真正起正面作用的，倒是一些好老师、好校长的言传身教。他们爱国敬业，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安于清贫，心无旁骛，诲人不倦，用心血滋润着我们幼稚的心灵，使我们终生受用无穷。记得小学毕业时，教导主任(音乐老师)指挥我们唱毕业歌，即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曲，一开头就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正是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夏季，我们热血沸腾，壮志凌云，从那一天起就决定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联结起来。
在这五六十年来，基础教育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我是亲眼看到的。现在的基础教育进入一个新阶段，学生以独生子女为主。独生子女在家是被宠爱的“小皇帝”，但他同时又有孤寂感，因为没有兄弟姐妹，有时候连玩伴都没有，如果父母工作一忙，那就更孤独了。这样会使孩子产生一种什么心理呢？总体来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大家都以自我为中心，那就很容易相互冲撞，引发问题。过去怎么会有同学随便杀害同学的现象呢？现在一个宿舍的同学，很可能会因为一双球鞋有臭味，或者其他小事，就起严重冲突。
精彩文摘4：
好制度比好校长更为重要
20世纪80年代，我也曾参与高校管理工作，深知校长责任的重大，不仅其办学理念、谋划决策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的品格、作风，也悄然无声地对众多师生员工产生某些影响。甚至在卸职多年以后，偶然在外地遇见相识的或已忘记姓名的校友，经常可以听到“某年某月某会曾听过你的报告，你说过的某几句话给我印象特深”之类亲切怀旧话语。我给学生做报告一般不带讲稿，往往采用对话交流方式，学生虽然听得兴趣盎然，但我自己却唯恐口无遮拦而可能给他们以某些误导。所以每逢听见过去的学生复述我的若干“佳句”时，我的内心深处往往涌生惶悚之感。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对于历史上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理解渐深而敬佩日增。他们当年的办学条件比我们差，困难比我们大，可以利用的资源比我们少，但是却能与众多教职员工同心协力、苦心经营，把学校办得各有特色，并且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在国内外赢得与日俱增的声望。可以说，他们的生命与学校已经融为一体，而学校的声名正是他们与众多教职员工一起用心血浇灌铸成。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紧紧联结在一起，如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与竺可桢、金陵大学与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吴贻芳等。
当然，强调大学校长在学校的地位与作用，绝非提倡人治，更不是提倡家长制的独裁。对于大学来说，民主作风与学术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每一个办学卓有成效的著名校长，大多具有较强的民主观念，至少是能逐步推行教授治校，努力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与个人资质相较而言，应该承认制度更为重要。任何优秀的校长总有自己的任期(或长或短)限制，但健全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往往可以延续数十年。我在海外一些名校工作，深感规章制度相对稳定的重要性，而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更为重要。我每到一所学校，开学伊始接受入校教育，时间不过两个小时，主要是介绍学校重要规章制度，不像我们对新教职员工的岗前培训要花费3天乃至1周，而且要花费很多时间“务虚”。我常爱说一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校园譬如军营，师生如同士兵，老师(包括校长)职工和学生一批一批来了，又一批一批走了，如同连绵不绝的流水，但名校如同铁打的营盘，历经世事沧桑而长盛不衰，靠的就是一套人人必须遵循的合理制度。光靠校长自身的聪明才智是治理不好大学的。
教育应该首先治疗自己，然后才能治疗社会、治疗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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