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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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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钟越先生集数年研究《论语》之功，取其精华，娓娓道来，旨在搭建传统典籍与大众之间的桥梁，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解决人们现代生活中的精神困惑。全书讲解鞭辟入里而又深入浅出，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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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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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释源》是杨钟越先生多年来潜心研究《论语》的重要成果。该作品根据《论语》一书的内容将其划分为五大主题：价值体系、人伦体系、君子体系、为政体系和明道体系。各章节脉络清晰，具体行文过程中所列的每一条目分原文、注释、译文和解析四部分，部分章节配以故事。各章中孔门弟子次出现时，均有小传附后。全书后附录原版《论语》，以便读者对照原书进行参考。该书切入角度新颖，论述语言深入浅出，融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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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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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钟越，本名杨新峰，生于1963年，辽宁沈阳人，辽河文化研究院研究员。1984年毕业于辽宁交通工程学校，后非学历教育先后就读于辽宁省委党校、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美国班尼迪克大学中国分院以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早年在交通部门工作，后专心致力于国学研究，2014年在香港注册中国东方传统文化研究院，从事国学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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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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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精神生命的盛宴 …………………………………………001
自 序 …………………………………………………………001
导 读…………………………………………………………001
价值体系……………………………………………………035
人伦体系第二……………………………………………………059
君子体系第三……………………………………………………081
一、德行君子………………………………………………081
二、士 君 子………………………………………………150
三、大人君子………………………………………………155
为政体系第四……………………………………………………183
一、以德治国………………………………………………183
二、选贤任能………………………………………………189
三、修己以敬………………………………………………212
四、辩证思想………………………………………………221
五、具体方法………………………………………………229
六、六经思想………………………………………………265
（一）《诗经》思想部分……………………………267
（二）《尚书》思想部分……………………………276
（三）《礼经》思想部分……………………………286
（四）《乐经》思想部分……………………………308
（五）《易经》思想部分……………………………313
（六）《春秋》思想部分……………………………316
明道体系第五……………………………………………………319
一、明 道………………………………………………319
二、里 仁………………………………………………333
三、学 而………………………………………………359
四、孔门事迹………………………………………………381
附 录 一 《论语》原著………………………………………575
附 录 二 孔子生平大事年表…………………………………626
参考书目…………………………………………………………636
后 记…………………………………………………………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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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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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精神生命的盛宴
杨钟越先生的《论语释源》即将付梓，嘱我写上几句理绪之语。当我读完这部五十多万字的大作后，不由得感慨万千，一时无从下笔。这一方面是由于鄙人才疏学浅，唯恐言不及义，唐突上品；另一方面，这部书稿也确实引起了我深入的思考。儒家学说博大精深，
以一个门外汉自知无从置喙（huì），但从“读者”的角度来谈一谈读后感，窃以为，或许对了解作者及他的学术思想有所助益。
《论语》作为儒家学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为重要的经典著作，自汉代以来，便成为中国读书人的之书，注《论语》者，代不乏人。三国何晏的《论语集解》，网罗孔安国、马融、郑玄等八家之说，首开古经注释集解的先例，但其时玄学之风盛行，不免杂糅了援道解儒的成分；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是何晏《论语集解》的疏证，其采择卫瓘、郭象、范宁等十三家之言，开启疏解正文及注释的先河，但也不免于取资佛老的流弊；唐代是中国文化“三教合流”的时期，所以终唐一代也未出现与其时代相匹配的经学大师，但幸有柳宗元的《论语辩》和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解》问世，虽然影响较小，但对佛老解经的批评，却标志着儒家文化的觉醒；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训诂考据，简明通俗，义理尤为所长，但注重儒家内圣而弱化了外王的思想；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采择汉宋先贤注释，吸纳乾嘉考据成果，成就集大成之作，但白话文运动后已不适合今人阅读了；现代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收罗广泛而别择未精，众说纷陈而己意较少；钱穆的《论语新解》，虽能备采众说而折中求是，但文言解经同样不利于面向大众的推广普及；杨伯峻的《论语译注》，虽力求通俗而使用白话，但受时代的限制，考证提炼尚待深探。有鉴于此，杨钟越先生集多年苦读精研之功，以诸多版本为借鉴，备采众说，集思广益，汇通名家，折中群言，且体例标新，文辞晓畅，论证充分，更适于今日国人品读。
钟越先生的《论语释源》与前贤诸君同类著作相比，有明显的不同：一是打破惯例，将全书按思想分类为“价值体系”“人伦体系”“君子体系”“为政体系”和“明道体系”，使读者能迅速触及儒家思想的灵魂，而不再是重构前语录体的散乱无序；二是以六经思想与《论语》相关照，完整地体现儒家在政治与文化上的治国理念；三是吸纳考古成果，以更准确地诠释经典原意；四是以原儒思想解读《论语》，搁置后世发展了的儒学思想，不用佛老思想解析《论语》，更不用西方哲学解析《论语》；五是注重义理的阐发，说明儒家思想的实用性，使儒家学说不再是空洞的说教。这些作者在“导读”中均做了阐述，故不再过多涉及。就本书的著述和出版而言，笔者更想说的是以下几点：
继往开来，难能可贵的人文情怀
钟越先生的这部《论语释源》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别出心裁”，也不是沽名钓誉的“名山事业”，完全是有担当的文人责任感使然。这是对人类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向往，是对人类尊严、价值、命运的关切与维护，是对人类精神文化的敬重与珍视。国学是将学术与人格境界融为一体，并充满人文情怀的学问，是探索天道、社会以及人生完美结合的学问。因此，非有人文情怀不能探其堂奥。
钟越先生的人文情怀首先表现在对古圣先贤的心灵会通上。他在读到孔子逝世前的记载时，竟悲惋交集，潸然泪下，两个多小时不能自已。虽然不能完全类比读《离骚》时那种“如逐客放臣，羁人嫠（l í）妇，当新秋革序，荒榻幽灯，坐冷风凄雨中，隐隐令人肠断”的心境，但面对“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严酷事实，与司马迁写《史记·孔子世家》中赞语所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又何其相似乃耳！
钟越先生的人文情怀还表现在与古人的自觉“对话”上。他阅读经典，不是死读书，读死书，而是主动地参与其中而“不隔”。这是在阅读经典、阐释经典、认知传统文化精髓的过程中，所的“人同其心又同其情”的情境。如他在读孔子关于“安贫乐道”的言论时，心静如水；在读孔子有关“主智”的言论时，对孔子那纯正无邪，朋七十子而不以权谋，如北辰之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正智”所带来的愉悦感同身受，甚至出现程子所形容的“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情形。这是一种以审美心态去与古人对话而产生的“道徳情境”“学术情境”甚至“艺术情境”。
钟越先生的人文情怀还体现在他清醒的文化选择上。在多元文化的今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儒家学说。这基于他对儒家文化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基于自己的责任与担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学说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和民族精神的缔造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要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道德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担当意识”以及“力行与实践意识”这些积极的方面，在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愈趋断裂的背景下，愈发显出它的超凡与卓越。正是这种清醒的文化选择，促使他倾尽全力地投入对《论语》的阐释中。虽焚膏继晷、形销骨瘦、呕心沥血而在所不辞。
执经叩问，抵达中国思想源头的壮行
中国的学问是义理、考据、辞章并立。义理是学问的灵魂，考据是学问的功夫，辞章是学问的表达方式，“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中国的思想结晶，大多集中在“六经”之中。用马一孚先生的话说，六经能够“统摄一切学术”。而“六经”的基本义理，在“四书”中，更多地体现在《论语》里。
钟越先生著述《论语释源》的目的，就是要回到中国儒家思想的源头，回到基本义理，为此他坚持“重返原点”，深入儒学的内在核心，挖掘其固有的价值。他力图揭晓那些被符号化、表面化、简单化、凝固化以及意识形态化的种种说教，深入蒙培元先生所说的“原初，也是本质的出发点，即本原性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重返原点，首先是反复阅读经典。他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对经典进行初读、重读、深读、精读，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感悟和情感体验。这是一个从文化历史的发展过程着眼，不断扬弃各种思想影响，不断抵进经典精神本质的过程。现当代以来，学界研究《论语》，有很多著作，基本上是作者自己的《论语》，亦即钱逊先生所形容的“某甲‘论语学’、某乙‘论语学’，是作者的学术，而非《论语》的思想”。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因此解读《论语》应以追寻《论语》的思想真谛为宗旨，以向当代人传承《论语》的精神价值为目的。据我所知，钟越先生为了写好这本书，对《论语》进行了无数次的研读，在参考前人著述的同时，还参阅了“六经”和其他大量的国学经典。他在对经典进行“主动的、参与的、创造性的阅读”过程中，“跳出传统阅读的思维模式”，去发现一个个既在文本之外，又与文本息息相关的事实。“重返原点”又是一种解释的方法，它需要重新理解。这种理解，离不开对原始经典的解读，这种“解读”的过程，实质是既有同情的了解，又需要现代的意识，带着问题与古人对话的过程。这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解释，更是心灵的沟通，即进入先哲的心灵世界，体会其生命智慧，因此，我们看到了他对经典独到而深刻的理解。如对“里仁为美”的理解。通常是将本章解作择邻的重要性。无论是郑玄、何晏、皇侃，还是朱熹，莫不如是。唯孟子认为“里仁”不是择邻，而是指行事。孟子说：“矢人（造箭的人）岂不仁于函人（造铠甲的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固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这里的“里仁”是指居处在仁的境界里，不仅仅指择邻，没有人阻挡却不选择仁，是不明智的。钟越先生比较众说后认为“当以孟说为是”。理由是孟子离孔子近，又是儒家道统的衣钵传人，而“本章在《论语》原文中是《里仁篇》的首章，若仅仅是后天环境对人影响的重要性，就有行仁的被动成分在内，如果‘里仁为美’是讲择邻的，那么《论语》原文的编纂者必不能将它放在首章，否则在开宗明义上就不具有统领全篇的作用”。
又如对曾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理解。通解将“追远”解释为追念自己的祖先，而钟越先生认为，追远的核心在“祭尽其诚”。祭，还应包括国家的公祭在内。他引用《礼记·祭法》：“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凡有功于华夏者，皆在中华民族祭祀之列。《祭法》的制定，一方面将中国的原始宗教转向人文宗教，一方面让后来的祭祀者，能以先圣、先王、先贤、先烈为榜样，砥砺自己，为民族、为国家乃至为天下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而使“民德归厚”。这就发展、充实与完善了朱熹关于“追远者，祭尽其诚”的思想。
又如对“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的诠释，更是鞭辟入里。历来论述“二南”的代表思想有郑玄以“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说；郭沫若的采自江汉流域的歌词说；《论语集释》“皆言夫妇之道”说等。钟越先生依据近年出土的战国竹书《孔子诗论》进行阐发，需要将“二南”诗篇放在西周建国之初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理解，认为过去以后妃之德为“二南”主流思想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实质上，“二南”所反映的是“周道之所以盛也”，原因是周朝以文德取天下，除了政治措施外，还包括将姬姓之女嫁给异姓诸侯的联姻政策，过去对姬姓百世不婚的理解，多停留在繁衍生息的科学层面上，而实际上它更起着通过联姻而稳定天下的作用。“二南”中纯粹的爱情诗篇，多是记述勤于王事而家国不能两全的，体现了执政者对底层人民的理解。这些见地，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更是抵达了孔子思想的深处。
又如在“问子西。曰：‘彼哉！彼哉’”中，对子西的考据，很多《论语》注释文本认为子西就是楚国的令尹子西，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即持这一观点，其重要的两个理由是他曾阻止楚昭王封地给孔子和召回白公胜进而导致叛乱，所以孔子认为他不值得一提。钟越先生认为，晏子也曾经阻止齐景公封地给孔子，但并未见到孔子从个人的恩怨角度出发去评价晏子，相反我们看到的都是孔子赞扬晏子的话，所以孔子以圣人的心胸当然不会因为子西曾阻止楚昭王封地于己，而认为令尹子西不值得一提。另外，孔子逝世于 鲁哀公十六年（ 公元前479年）四月，而白公胜之乱发生在之后的三个月，所以孔子不会以这件事而说令尹子西不值得一提，因此钟越先生认为这个“子西”应该是郑国的公孙夏。
又如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解释，何晏、皇侃、邢昺三位先贤均把本章解释为孔子感伤大道不能推行，感伤时事而已。而钟越先生则是把“闻道”解作“生命的觉醒”。这既反映了孔子的积极进取精神，也对社会更具正向的引导意义。
细检《论语释源》中对《论语》和其他儒家经典的诠释，或折中众议，更发新说；或援疑质理，追根溯源；或钩玄提要，旁搜远绍；或补苴（j ū）罅（xi à）漏，张皇幽眇；或含英咀华，肆外闳中。举凡出新意者竟有四十余处之多。
存亡继绝，推动经学重建的一次有益尝试
所谓经学，是我国特有的学问。“研究经传，诠释诂训，剖析义理”者也，也可以说是“训解或阐释儒家经典之学”。如此看来，钟越先生著《论语释源》就不仅仅是出版意义上的“立言”，而是重建、弘扬中国经学的一次有益实践。
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至今二千五百余年。无数中国文人乐此不疲地“皓首穷经”，究竟是为了什么？其根本意义在于，“经”记录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承载着中国人基本的文化价值体系。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中国人守卫和传承自己独特价值体系的历史。遗憾的是，这门维系中国人文化命脉的学问，在现代新文化运动中，被赶出了中国的学术体系。那一场浩大的学术变故，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历时数千年建立的学术体系，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它也摧毁了历经数千年经过无数经师、学者们共同努力而建立起来的文化价值体系与价值观。
陈璧生先生认为，“经”乃中国文明之核心。“在经学崩溃百年之后，要重新认识我们的历史，重建认识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必须回到经学。”经学被瓦解后，对经的研究其实并没有完全停止，关键是如何研究与重建。过往的研究，完全是在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的学术系统运行。这虽不能说错，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学”。陈先生认为，经的生命力不是自然显现的，而是通过一代代经师的解经，而发展出的一套价值体系。一代代经师对经书义理的发掘，构成了“经学”。“经”只是经文本，而“经学”则包括了经、注、疏。自汉代以后，每一时代经书的生命力体现在注疏之中。这就告诉我们，脱离了注疏的“经书”研究，不是真正的经学研究；而脱离了经书的“注疏”研究，在现代学术分科体系中，同样几乎毫无位置。这真是精辟之论！对经典的文字研究、哲学的研究、伦理学的研究等，不能代替对经典注疏的研究。而对经与经典注疏的研究，才是经学本身。正如朱杰人先生所说：“重建，除了对注疏的研究之外，还必须建立对经与注疏的再注疏，必须用新的注疏赋予经典现代生命力。”这是重建经学的重中之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钟越先生的《论语释源》彰显了推动经学重建的价值。我们会看到钟越先生的《论语释源》既有对“经”的研究，还有对注疏的研究与再研究。他以深厚的学养，科学的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对《论语》进行具有现代生命力的注释，同时也对历代的注疏给予了重新的审视与梳理。在扬弃之间，辅以大量的史实佐证，进而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这一点，细心的读者在阅读时便会洞见就里，不须再行引述。
黑格尔曾说过：“没有激情，就没有对真理的追求。”不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大家总是不满足滞留在“感性”和“知性”的领域，而总是激情满怀地闯到“理性”这个“物自体”的领域。他们思人所不思，言人所不言，终确立了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杰出建树。杨钟越先生当属此列，他给人们奉献了一场精神生命的盛宴！
是为序。
郭兴文
2021年1月31日
我早年是学习理工的，后来非学历教育到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习MIA，又在美国班尼迪克大学中国分院学习MBA，再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国学和历史，之后便与国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乃至放下一切事务而专心治学，再后来便在香港注册中国东方传统文化研究院，从事国学教育工作，从而得以遍请名师，并有机会向老师们进一步请教学习。因为是社会办学，所以教学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儒、释、道、兵、法、墨以及一些与国学相关的经世济用的课程，但我喜欢的还是儒家思想，除了儒家为世间法，佛、老为出世法，其他为权谋术数功名之学外，更重要的还是我深深地被孔子的圣人情怀所感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孔子总结了他之前两千五百年的文化，又开创了他之后两千五百年的文明，诚如朱熹所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他个人的际遇，却是席不暇暖，马不停蹄，过宋畏匡，陈蔡绝粮……他所忧虑的早已超越了自己，甚至超越了国家。他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注入了生生不息的血液，所以我是怀着对孔子无比崇敬之心而开始注释《论语》的，2017年年末开始动笔，一年后基本完成译注，又用半年的时间补课“六经”，用半年的时间研究《论语》诠释史，至2021年，九易书稿，终于完成。
注释《论语》的过程，也是我领悟儒家文化精髓的过程。至此，我才明白马一浮先生为国学所下的定义：“国学即六艺之学。”这不同于今天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国学即经史子集的总和”或“国学即一国固有之学”之类的定义，因为20世纪初期，中国在经历了列强入侵之后，有识之士都在寻求救亡图存的路径，留学欧美的学者提出了民主、科学、自由的思想，但本土学者提出了以国学救国的主张，而马一浮先生进一步提出了国学专指“六经”，就是因为只有儒家文化中，才有“天下为公”的思想。中国甲午海战的失败，就与李鸿章、翁同龢等人为了一己私利，钩心斗角有很大关系。放眼晚清朝廷，有哪一个人还在思考着天下国家的命运？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军队已很少听命于朝廷，所以赵烈文才说出“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正是经历无数志士仁人的前赴后继，才使一个伤痕累累的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通常具有宗教信仰的国家认为中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其实这是他们不懂得儒家文明中的“忠恕”思想，尤其是“恕道”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任何宗教中的向善思想都可比肩而行。宗教文化无疑是人类文明的初始文明，那里有地狱和天堂。人们不做某事是因为畏惧而不敢去做，这是畏文化，它来源于外在；儒家文化中，人们不做某事是因为羞耻而不屑去做，这是耻文化，它来源于内心。这是儒家文化更加理性的一面。
儒学经过汉唐的演进，后来便有了陆王心学的分支，象山先生说：“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这固然有对抗佛学大行的因素在内，但这里已将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转变为反躬自省的个体之人。阳明先生更是强调发明本心，而把学习看作是外求，而实际上阳明先生首先是儒释道兼通的学者，其次才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具有圣人的资质，他从任何门径进入都可触及儒家思想的灵魂，而常人则需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路径，否则面对复杂的价值判断时，便容易进入无所适从的窘境。阳明先生在晚年“天泉证道”时，亦明确指出“心学”只适合大根器的人。
今天世界正处在大变局的时代，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应该是儒家文化的复兴，而儒家文化的复兴应该回到“六经”时代，“四书”是“六经”的阶梯，不懂得“四书”就无法领会“六经”的精神。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特别感谢我的中医师父杨海军先生对我的督促与激励！感谢孟醒先生为我提供的诸多故事案例！感谢我的助理马陶然和石静小姐在成书期间所做的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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