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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人满怀深情地追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观察战争和被卷入其中的个体，又写到自己的细腻的情感，而其中的故事线索交织，时间既似永恒，又似重叠在一起。文字灵动自然，一旦静下心来，进入那个意识、想象、情感的迷宫，就难免沉醉其中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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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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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于1929年的长篇小说《克莱尔家的夜晚》是加兹达诺夫知名度蕞高的作品。叙事者“我”，瓦洛佳·塞西德福，是一名流落巴黎的俄罗斯侨民。在经历了俄国革命等一系列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后，“我”终于在巴黎遇见了从少年时起就一见倾心的克莱尔，并与克莱尔一起，通过对“童年”“少年求学”“高加索生活” 与 “青年参军”四段经历的回顾，完成了“我”对死亡的人类学实验观察，同时表达了作者对这一终极命题的深层思考。小说意识流的创作手法、细腻逼真的心理素描让人想起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也延续了俄国自“白银时代”以来将个体性、个体价值观视为存在中心的美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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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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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伊多·加兹达诺夫，俄罗斯域外文学浪潮著名作家，与纳博科夫、波普拉夫斯基等人同被视为俄罗斯域外文学年青一代的代表人物。一生共写作九部长篇和数十个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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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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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加伊多·加兹达诺夫于1903年12月6日出生于彼得堡的一个奥塞梯家庭。父亲毕业于彼得堡林业大学，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英雄萨格·加兹达诺夫之子，母亲季卡·阿巴茨耶娃(Дика Абациева)也是奥塞梯社会活动家马戈麦提·阿巴茨耶夫的孙女。二人成婚后很快就生下了加伊多。四岁以前，加兹达诺夫一直居住在圣彼得堡内阁大街7号(Кабинетская улица，即如今的真理大街)。后来他随父母辗转于西伯利亚、特维尔、波尔塔瓦以及哈尔科夫各省。1911年父亲因风寒病逝于斯摩棱斯克，此时加兹丹诺夫年仅八岁，而在之后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的两个妹妹也相继夭亡，从此加兹达诺夫与母亲相依为命。
1917年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俄罗斯的命运，也改变了加兹达诺夫个人的命运。经历了两年的革命风潮，十六岁的加兹达诺夫在1919年决定放弃学业，加入弗兰格尔(П.Н.Врангель)的反布尔什维克志愿军。在《克莱尔家的夜晚》中，主人公对祖父解释说，参加内战的动机并不是保卫俄罗斯，因为白军势必会遭遇失败。真正的原因是为了离开家园，为了开始新的冒险生活。如加兹达诺夫所愿，新的生活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接踵而至。在铁甲列车上服役一年后，白军大势将去，弗兰格尔的部队由克里木半岛撤往伊斯坦布尔，并驻扎在加里波利地区。自此，加兹达诺夫再也没能回到俄国，也没见过自己的母亲。1921年，在父亲旧友的帮助下，加兹达诺夫成功逃离军营，进入伊斯坦布尔城内。在这里他遇见了自己的堂姐阿芙乐拉·加兹达诺娃，奥塞梯的首位芭蕾舞女演员。他的生活终于得以改善。1922年2月，在堂姐与其丈夫的帮助下，加兹达诺夫入读专门为侨民青年开设的学校。1923年4月，加兹达诺夫就读的中学由土耳其搬离至保加利亚的一个小城市舒门(Шумен)，加兹达诺夫在这里完成了中学教育，并结识了许多命运相似的伙伴，其中包括俄罗斯著名作家列·安德烈约夫的儿子瓦吉姆·安德烈约夫。
1923年11月，加兹达诺夫抵达巴黎。从1923年到1927年，加兹达诺夫一直流落于巴黎各个街区底层，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从码头搬运工、机车头清洗工到汽车工厂的钳工。他还当过法语与俄语家教，曾经有过一段流浪汉的生活，悲惨的时候只能夜宿地铁站和地下通道。这样的情况到1928年才得以改善。1928年，加兹达诺夫成为一名夜班的士司机。1930年在文学界的巨大成功并没有彻底改善他的生活条件，他仍然做着夜班司机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至1931年，加兹达诺夫在索邦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主修文学史、经济学与社会学。1932年6月2日，在奥索尔金(М. Осоргин)的介绍下，加兹达诺夫加入俄侨共济会巴黎分会“北方之星”(Северная Звезда)，正式成为共济会成员，1961年就任“北方之星”的共济会大长老，履行共济会职责直到1971年病逝。
加兹达诺夫的文学生涯起步于流亡时期。现今已知早的作品是1926年发表于布拉格杂志《自己的道路》(Своими путями)的短篇小说《未来旅馆》(Гостиница грядущего)。而从1927年开始，加兹达诺夫的名字逐渐为侨民文学圈所熟知。1927年他发表了包括《关于三个不幸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трех неудачах)在内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作品大多刊载于当时布拉格知名的侨民文学杂志《俄罗斯意志》(Воля России)。同年，在侨民年轻作家与诗人协会的活动上，加兹达诺夫分享了短篇小说《黑桃八协会》(Общество восьмерки пик)。1928年12月，加兹达诺夫正式加入巴黎俄罗斯侨民作家协会(Союз писателей и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в Париже)。1930年，他出版了部长篇小说，也是此后知名度的一部作品——《克莱尔家的夜晚》。作品一经发表，就受到了许多知名作家的高度赞赏，其中就包括侨民文学圈内为重要的两名批评家，弗·霍达谢维奇(В.Ходасевич)与格·阿达莫维奇(Г.Адамович)，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万·布宁(И.Бунин)。经由马克·奥索尔金的引荐，加兹达诺夫将小说章节寄给了马·高尔基(М.Горький)，二者有了次书信来往。高尔基对这部作品大加赞赏，并且在与奥索尔金的私人信件中表示对加兹达诺夫的未来寄予厚望。1937年，布宁在贝尔格莱德接受当地报刊采访时，特别指出西林(即弗·纳博科夫)、加兹达诺夫与妮娜·别尔别洛娃(Н.Берберова)是年青一代作家中的典范。
此后，加兹达诺夫成为巴黎侨民文学界的焦点人物，作品受到广泛关注，并受到极高赞誉。他与纳博科夫成为少数可以在当时负盛名的文学杂志《现代纪事》(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上发表作品的年轻作家。他参加了由斯洛尼姆组织的文学活动小组“游牧区”(Кочевье)。在这里，加兹达诺夫不仅朗读自己的作品，还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学批评活动。由现今保存下来的材料来看，加兹达诺夫至少发表过关于瓦西里·罗扎诺夫(В.Розанов)、阿列克谢·列米佐夫(А.Ремизов)、伊万·布宁与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В.Маяковский)等人的文学评论。1935年，加兹达诺夫得知还在苏联的母亲病重，试图返回苏联。1935年6月20日，加兹达诺夫写信向高尔基求助。由于高尔基于1936年逝世，加兹达诺夫放弃了返回苏联的打算。后人在高尔基的书信材料中发现了当时给加兹达诺夫准备的回信，信中高尔基承诺提供一切必要帮助。
1936年加兹达诺夫在《现代纪事》上发表了文学评论《关于侨民文学年青一代》(О молодой эмигран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在这篇文章中，加兹达诺夫直言年青一代侨民在文化上的无根性，他们面临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并预言了年青一代侨民文学消亡的危机。这一观点引发了侨民文学界大规模的争论。当时，几乎所有的主流侨民文学期刊都参与了此次讨论。
同年，加兹达诺夫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里维埃拉旅游度假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同样来此度假的法伊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拉姆扎卡(Фаи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Ламзака)。法伊娜出身于敖德萨的一个商人家庭。早在一战爆发前，法伊娜就与一名军官结婚。但是丈夫的粗鲁无知、游手好闲、酗酒嗜赌给法伊娜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内战期间，法伊娜一家离开俄罗斯，先后到达印度、意大利，终在法国定居。在这几年里，夫妻之间矛盾愈加复杂，终法伊娜决定离开丈夫，独自生活。在遇见加兹达诺夫之前，法伊娜的父母已经逝世，法伊娜本人成为一家公司的合伙人。1936年她来到里维埃拉，决定短暂休息一段时间，在海边游泳时，碰见了加兹达诺夫。二人一见倾心。法伊娜当即决定随加兹达诺夫回到巴黎。二人直到1953年才正式结婚(1953年法伊娜才得以与前夫签订离婚协议书)。
纳粹占领巴黎期间，加兹达诺夫夫妇并没有撤离巴黎，而是选择在巴黎展开地下反抗活动。他们藏匿犹太人并安排他们从占领区撤离，其中就包括他的好朋友马克·斯洛尼姆(М. Слоним)。1942年加兹达诺夫加入法国地下抵抗组织，解救苏联俘虏，并加入了由他们组建的游击队，这是加兹达诺夫次接触苏联同胞。加兹达诺夫长期在地下杂志社工作，负责编写与分发抗战宣传资料，他的妻子则作为地下联络员，积极参与抗战活动。相关的经历后来都被加兹达诺夫写入了他的法语回忆录作品《在法国的土地上》(На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земле)。1947年加兹达诺夫夫妇获得法国国籍。从1953年开始，加兹达诺夫前往慕尼黑，开始在自由广播电台工作(Радио Свобода)，负责俄罗斯文学文化方向的节目。两年之后，加兹达诺夫升任新闻总编辑，1959年调任巴黎分部编辑，1967年返回慕尼黑工作。在电台工作期间，加兹达诺夫化名格里高利·切尔卡索夫(Георгий Черкасов)，主持了包括《作家笔记》《书本世界》等多档节目，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语音资料。
1970年加兹达诺夫被诊断为肺癌，并于1971年12月5日在慕尼黑病逝，享年68岁，厚葬于巴黎的圣热纳维耶芙(СентЖеневьевдеБуа)名人公墓。
加兹达诺夫作为俄罗斯域外文学浪潮中的重要作家长期不为苏联境内的同胞所知。一直到1995年，随着大规模的域外文学作品进入俄罗斯，历史的风尘才被拨开。被遗忘的加兹达诺夫终于返回了故土，他的文字与思想逐渐为俄罗斯读者所熟知。时至今日，加兹达诺夫已经成为与纳博科夫、波普拉夫斯基比肩的经典侨民作家，并成为大批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关注的对象。
加兹达诺夫的创作以细腻逼真的心理素描和意识流的语言风格著称，在1930年发表《克莱尔家的夜晚》后，域外文学界立马赞其为俄国的普鲁斯特。但加兹达诺夫本人否认普鲁斯特对其早期创作的影响。他曾公开表示过，在1930年之前，他未曾读过《追忆似水年华》。只有在自己的小说出版后，他才在图书馆里借阅了这本巨作，并对他们风格上的接近感到惊讶。但无论这段逸闻是否真实，加兹达诺夫的意识流写作与借此实现的人称抒情叙事都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广为后人所效仿。加兹达诺夫的这一创作特点，即还原角色的经验意识流动，深刻表现人物自然真实的丰富内心世界，正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侨民独特历史境遇相逢的结果，延续了自俄国白银时代以来，将个体性、个体价值视为存在中心的美学原则。
加兹达诺夫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其深刻的存在主义世界观。作家时刻关心着一个终极的命题：人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笼罩在一种世纪末的灾难氛围中，在各种巨大的灾难面前，在完全偶然性的、荒诞的命运之中，人感到自己的弱小与无力，进一步地怀疑自己的存在是否合理，是否也仅仅是一个随机偶然的事件？加兹达诺夫正是通过艺术的手段试图解答这样的问题，在传统人道主义价值体系崩坏的情况下，为人的存在重新寻找根基。早期的加兹达诺夫将目光投向艺术创作本身，寄希望于虚构创造能超越荒诞现实。比如，凭借记忆所构建的艺术世界可以令个体远离虚无残酷的现实。但这样的理想主义美学势必引起个体内心的封闭，甚至让人疏离现实，遁入空虚的慰藉之中。很快地，加兹达诺夫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思想的危险，并在其创作中展开了自我批判。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加兹达诺夫将目光转向了人在生活里的自足意义，肯定了鲜活的经验生活进程本身就是价值的源头，而非实现某个目标的手段。由此，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不应该追求与外界的价值评估的一致，恰恰相反，其自身所抉择、所创造的人生就是一种独一无二价值的实现。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提出的存在主义宣言“存在先于本质”，在加兹达诺夫的一系列创作中都获得了极高价值的艺术性阐释。
以上两点在小说《克莱尔家的夜晚》中有着明显的表现。
1929年的冬天，年仅二十六岁的加兹达诺夫终于完成了《克莱尔家的夜晚》。这部作品敲开了《当代纪事》的大门，加兹达诺夫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各大侨民杂志的文学评论区里。蒲宁、梅列日科夫斯基、阿达莫维奇、霍达谢维奇、斯洛尼姆、奥索尔金、扎伊采夫、奥祖普……光是列举一下同时代的评论者，就足以说明这部作品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
初读《克莱尔家的夜晚》，大多数读者可能会一头雾水。小说无论从体裁还是内容上都极具创新感与实验性。小说采用人称叙事，叙事者“我”，沃洛佳·索谢多夫(Володя Соседов)，是一名流落巴黎的俄罗斯侨民。在经历了俄国革命，1918-1921年俄国内战等一系列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后，“我”终于在巴黎遇见了从少年时起就一见倾心的克莱尔。在她丈夫出差时，我以照顾生病的克莱尔为由，得到了与她亲近的机会。实际上，这一部分仅仅占了小说不到十分之一的内容，它成为小说的层叙事框架。而作品真正的主题是从叙事者“我”的回忆开始：“我”躺在克莱尔身边，久久不能入睡，看着她赤裸的身体，这一刻“我”意识到，十年之久，“我”的梦想终于实现。可在实现之后，“我”却发觉，它是这么枯燥干瘪，一种空虚与无力让“我”无法面对现实。加兹达诺夫特意选取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诗句为题记：“我的一生只为/与你忠实的约会”，这正是呼应了小说主人公此时的失望。普希金的诗句取自女主人公达吉雅娜写给奥涅金的情书，但达吉雅娜心中的奥涅金却是掺杂着浪漫主义幻想的虚构形象，它与真实的奥涅金相去甚远，所以达吉雅娜后的失望也在所难免。此处的叙事者“我”所经历的无非也是类似的情况，于是抒情主人公让意识转向自我深处，转向一个永恒的记忆王国。
“我”开始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生活。从此处开始，小说进入了第二层叙事框架，这一层叙事正是以我的回忆为主要内容展开。然而，为有趣的是，第二层叙事的时间并非“线性”的，而是一种有规则的零散式叙事。打个不确切的比方，这一叙事的手段类似于用以测试色盲、色弱的图片。叙事者的每一段记忆都好比一个有色彩的小圆点。近距观看时，这些都只是分布随意、没有规则而色彩斑斓的马赛克，可是一旦拉开距离，就能看出有意义的数字与图片来。
在《克莱尔家的夜晚》中，分别存在四组这样的“色盲图”，上面表现着叙事者的“童年”“少年求学”“高加索生活”与 “青年参军”四段经历，于是回忆的内容从整体层次来看，具有了时间上的连贯性，但是一旦深入到其中的某一段，读者就会发现，作者完全是以非线性的方式在时间点之间来回跳跃。作者往往可以因为一个声音、一种颜色、一个名字、一种感受无限地延伸到一段又一段的记忆中，没有终止，不受时间不可逆流的法则影响。比如，从红色到母亲的裙子，从母亲的裙子到拥抱的温暖，从温暖到木头的触感，从木头到听见锯木的声音，从锯木的声音到空中木屑的味道，这样的回忆之环不断延伸，构成了作品的真正主体——时间与记忆，读者仿似完全迷失在回忆的浓雾之中，时间化作气息，环绕左右，一呼一吸之间就是流转的光阴。
实际上，加兹达诺夫想要在作品中表现出的时间感受极其接近于柏格森提出的“绵延感”。柏格森认为，时间本质上是不能被刻度化的，因为它如同人的情绪，像音乐一样绵延不断地存在，并且相互渗透。加兹达诺夫在《克莱尔家的夜晚》中试图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绵延而相互渗透的时间感，准确来说，是恢复“时间”本来的面貌。对于加兹达诺夫来说，时间即旋律，时间即情绪，没有起始，没有终点，自然而然，也没有所谓方向，只有不断的流动。过去、现在与未来只不过是一种顽固的幻象罢了。
加兹达诺夫这一代人经历了西方思想界与现实世界的双重动荡变化，对世界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对人在荒诞世界里的价值产生怀疑，终让存在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成为西方的思想主流。这一思潮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之一就是以创造来克服荒诞，以追溯来超越现实，创作者往往以艺术世界里的全能创世者自居。俄罗斯域外文学20年代回忆录、自传体的大批涌现与这一点不无关系。而《克莱尔家的夜晚》可以说是此类作品的典型。小说中的克莱尔具有象征意义。克莱尔在法语中意味着光明，她象征着主人公“我”在现实世界中所依赖的希望。正是“与克莱尔再次相见”这个愿望支撑着“我”经历这波折而痛苦的十年。可是在实现这一梦想的一瞬间，我感受到了恶心、庸俗与窒息。原来，这梦想是如此干涸而无趣，并没有带来我所希望的生命的救赎。主人公对现实何其失望！而也正是因此，在小说的结尾处，主人公永久地留在了回忆之中。小说的后一句话是主人公回忆自己远离俄罗斯时的情景。“我”乘坐离开俄罗斯的轮船，驶向另一端的伊斯坦布尔，远处的钟声透过迷雾传来，“我”幻想着再次看见克莱尔。作者选择在这里结束小说，也就意味着选择不再回到现实，而是希望通过艺术的创作，通过这一艺术的世界得到救赎。
小说中的主人公还表现出对一切大历史层面叙事的怀疑与不信任，对诸如“真理”“正义”等概念的重新阐释。小说中维达利舅舅给予主人公的“人生忠告”颇有后现代“真理缺席”的意味：“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会目睹许多丑陋和卑鄙。你会看见人被杀死，被吊死，被枪毙。这一切都屡见不鲜，不甚重要，甚至毫无新意。但这是我给你的忠告：永远不要做一个笃定的人，不要得出任何结论，不要下论断，尽量让自己保持简单。要记住，这个世界上的幸福——认为自己对周围的生活有所理解。但是你却没有意识到你仅仅是表面上理解了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回首之时，你又会发现当时的自己错得多么离谱。而再过个一两年，你就会确信前一次的反思也只不过是错上加错。你会不断地发觉自己的错误，没有止境。不过这也是生活中重要、有趣的部分。”
小说中屡屡出现关于“死亡”的场景描写与对死亡的深刻思考。“死亡”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是加兹达诺夫数十年创作的关注重点。正是“死亡”，这波德莱尔口中开往彼岸的“老船长”，纳博科夫笔下“时间的终结”，令人在尘世间的任何所得失去价值，进而令个体思考其存在的终极意义。加兹达诺夫的《克莱尔家的夜晚》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次对死亡的人类学实验观察。叙事者试图从各种各样的“死亡”中探寻这一终极命题的答案，尽管在小说的结尾处，主人公似乎还是没有回答出这一难题，但是身处文本之外，作为读者的我们或许已经在不经意间领略了答案：《克莱尔家的夜晚》，这一永恒的艺术品本身，不就是超越了时间与空间限制、克服了死亡的好例证吗？而这部小说的本质难道不就是作家那宝贵记忆所织就的艺术世界吗？这不正是加兹达诺夫给予我们的答案吗？
加兹达诺夫的任何一部作品在国内都尚未得到译介，即便在国内俄语文学界也仅为少数专攻域外文学的学者所熟知。现如今，随着中俄两国文化的广泛交流，俄罗斯20世纪域外文学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中。故希望通过介绍加兹达诺夫的成名作《克莱尔家的夜晚》，令广大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们了解这位流亡海外并被遗忘多年的优秀作家。透过加兹达诺夫的创作，读者们可以认识到俄罗斯20世纪的文学具有何其多样的现代性面孔。俄罗斯20世纪的经典文学不只有《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大师与玛格丽特》，还有众多流亡者的宝贵作品。也许终，一切真如流亡巴黎的女诗人季·吉皮乌斯所说，мы не в изгнаниимы в послании(我们不是被驱逐，而是被派遣)，俄侨作家们努力保存下来的俄罗斯文化遗产将重赴这场迟到的约会，在与我们一次次的相遇中展露真容。
2021年3月22日于神仙岭
克莱尔家的夜晚
“我的一生只为/与你忠实的约会”——《叶甫盖尼·奥涅金》
克莱尔病了。我整宿整宿地陪着她，在她那儿坐到深夜。每当离开时，我都无一例外地错过了后一班列车，只好沿着雷努阿大街步行回到圣米歇尔广场附近的公寓；半路经过军事学院的马厩，拴马的铁链叮当作响，一股在巴黎少有的浓烈马汗味扑面而来。我漫步在狭长的巴比伦大街，街角处的照相馆橱窗上张贴着一幅斜面拼贴风格的肖像海报，这是某位知名的作家。海报上的他架着一副欧式角制眼镜，正借着远处路灯的微光，用他洞晓一切的双眸目送我踏过半个街区，直到后一脚跨进拉斯巴耶大道的阴影。我终走到了住所。几个衣衫褴褛、行色匆匆的老太迈着软绵绵的小碎步超过了我。此时，塞纳河面上的万千灯火在沉沉黑暗中闪烁。当我从桥上眺望时，竟生出一种错觉来：我仿佛置身港口，海面上停满了灯火通明的异国船只。临上楼之前，我后一次扭头望向塞纳河，随后便匆匆回到了房间。一躺上床，我立马陷入一片深沉的黑暗；颤颤巍巍的形体在四周蠢蠢欲动，有时我的双眼甚至还未来得及捕捉它们大概的轮廓，这些模糊的东西就已经消散于无形；我在梦中惋惜它们的消逝，体会到一种虚幻的、难以理解的忧伤。在这种无法解释的、白日里从未有过的状态下，我既清醒地活着，却又仿若沉入梦乡。这本该让我大为光火；可每到第二天清晨，梦里的一切被忘得一干二净，昨晚后的记忆仅仅停留在“我又一次错过了列车”。到了晚上，我又去了克莱尔家。她的丈夫在几个月前出差锡兰未归，我们有了独处的机会；打搅我俩的是她家的女仆人。她总是用一个木质托盘递上些茶点，托盘上工笔勾画着一个细长的中国小人儿。女仆大约四十五岁，戴着一副夹鼻眼镜，所以这令她看起来丝毫没有女仆的样子。她总是走神，不是忘记放糖的小夹子和糖罐，就是记不起摆放小茶碟或茶匙的位置。当我和克莱尔独处时，她不时来询问克莱尔是否需要什么。而克莱尔不知道为什么，一向以为如果她不命令仆人做些什么的话，一定会伤透仆人的心。所以她会吩咐说：“噢，是的，请把唱片机从先生的书房里拿来，谢谢。”尽管这完全多余，因为当女仆摆放好机器离开房间后，克莱尔转眼就会忘记一切，唱片机会一动不动地被遗忘在原地。她的女仆每晚要来回折腾五六次。终于有一次我告诉克莱尔，她的女仆保养得真好，虽然在这个年龄，也葆有少女般轻盈的步伐，丝毫不知疲倦。不过有一点在我看来实属反常：她要么是有多动症，要么就是出现了尚不明显但确凿无疑的智力衰退，这当然与她年岁的增长有关。克莱尔一脸遗憾地瞧着我，一边奉劝我把独有的俄式机智发挥在其他方面，而不是讽刺她可怜的女仆。克莱尔觉得，我应当先好好反省自己昨晚的表现，因为我又穿着污迹斑斑的外套来找她。而前天，我居然胆敢把手套脱在床上，还亲昵地搂过她的双肩，就好像我不是用握手，而是用搂肩与人打招呼，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荒唐。如果真要细数我所有不合礼数的过错，那恐怕要一口气说上，她略作思考后说，五年之久。她十分严肃认真地说了这些话，这让我感到内疚，没想到这些琐碎小事令她如此伤心，我乞求她的原谅；但她扭过头用手帕捂着双眼，肩背一耸一耸地颤抖。不过当她后转身看向我时，我却发现，她其实是在偷笑。她告诉我，她的女仆经历了一段寻常的浪漫史。那个曾经许诺娶她为妻的男人现在果断拒绝了她，所以她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那她在思考什么呢？”我问克莱尔，“要知道他已经拒绝了她啊，难道这个简单的事实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来消化吗？”“您的提问总是太过直接，”克莱尔回答我说，“您不能这么和女人交流。她之所以沉思，是因为惋惜，您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是一段很长的恋情？”“不，”克莱尔回答说，“总共两个星期。”“那就奇怪了，她一直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说，“一个月以前，她也是像现在这样忧心忡忡和想入非非啊。”“天哪，”克莱尔喊道，“那是另一段恋爱了！”“那就说得通了，”我回答说，“请原谅我的愚钝，我实在没想到，您这位戴夹鼻眼镜的女仆居然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女唐璜，只不过她是一心想要出嫁，而那一位，恰恰相反，对婚姻避之唯恐不及。”不过克莱尔打断了我的讥讽，转而满怀激情地朗诵一段广告词。她一边读，一边笑得直流眼泪：
正牌鲵牌壁炉的幸福买家
永远不会被本厂遗忘
接着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唐璜，再然后，不知道怎么地，我们聊起了苦行僧，聊起了大主教阿瓦库姆。当讲到圣安东尼的诱惑时，我打住了，因为印象中，克莱尔对这样的话题并不感兴趣。她偏爱戏剧和音乐方面的话题；不过她的爱是笑话。她知道很多段子，常常向我讲些有趣，但也低俗不雅的荤段子。于是，我们的交谈性质有了突然的转变：即使平常不过的言辞在这样的语境下都成了双关的暗示。克莱尔的双眸大放异彩；而当收敛笑容时，她摆出一副细眉紧蹙的模样，眼神变得迷离，甚至流露出几分邪魅的坏意；可当我稍稍靠近她一点时，她立马生气地哑声说“您真是疯了”， 我不得不远远躲开。可她又展露出笑容，似乎在说：“天哪，他可真是单纯！”这时，我继续着方才的话题，言语之间却极力表现出激愤和懊恼。平时毫不在意的事物此时都让我火冒三丈，恶语相向，我似乎在为刚刚的失败寻求发泄。克莱尔却一脸讥笑地连声附和；因为她的“大度让步”，我的失败变得越发明显。“对，您讲得可真有意思啊。”她评价道，毫不掩饰脸上的讪笑。不过这当然与我的话题无关，她是在嘲笑我方才的窘态，而言语中那个轻蔑的“啊”则更是说明，我的自证清白在她眼中毫无意义。我竭力把持住自己，再一次抑制了靠近她的冲动，因为我明白现在已是深夜。我强制自己想点别的东西，克莱尔的声音在耳边变得模糊不清。她一边大笑，一边分享一些琐事，我聚精会神地听着，直到后才发觉，克莱尔只是在打趣。我此刻懵懵懂懂、一无所知的模样逗乐了她。第二天，我来找克莱尔和解；我保证不再冒犯她，并且避开那些可能重复昨晚尴尬场面的话题。我谈起了亲眼所见的一切伤心往事，克莱尔变得安静严肃，有感而发地说起她母亲的死。“坐这儿来。”她指了指床沿，我挪近她的身旁，她将头轻轻枕在我的大腿上，说：“是的，亲爱的，这令人悲伤，我们都是不幸的人儿。” 我一动不动地听着，生怕一个微小的举动打破了她的伤感。克莱尔用手捋着被子，一会儿捋过这一侧，一会儿捋过另一侧；她的忧伤仿佛随着动作无意识的重复而消散。后来，她自己也意识到了动作的重复，终，当注意到小拇指修剪不齐的指甲盖时，她才停止了捋动，并将手伸向放有指甲钳的床头柜。克莱尔又突然露出异样的笑容，就好像追溯一段久远回忆时被令人愉快的思绪突然打断；在那一瞬间，克莱尔眼神迷离地看着我。我小心翼翼地将她挪回枕头上。“不好意思，克莱尔，我把香烟忘在风衣的口袋里了。”我起身走进前厅，背后传来了克莱尔的轻笑声。当我回来时，她问我：“我感到很惊讶。我记得，您一向都把香烟放在裤子口袋里，您的习惯变了吗？”
她直勾勾地注视我，一边大笑一边表示同情。我明白，她心里清楚我离开房间的原因，何况我当时又疏忽大意地从裤子后兜里掏出了香烟。
“请您说说看，”克莱尔一副假装无知的样子追问我，“风衣和裤子有什么区别？”
“克莱尔，这太残忍了。”我回答她。
“我真是弄不懂您，亲爱的。打开唱片机吧，这能让您高兴些。”
那天晚上，当我离开克莱尔家时，从厨房飘来女佣轻柔、颤抖的歌声。她不无悲伤地唱着一首欢乐的曲子，这让我有些惊讶。
这是粉红的衬衣，
里面是一个女人。
光鲜靓丽就像绽放的花朵，
单纯得像田野里的花朵。
她在歌词中倾注了许多感伤与慵懒的忧郁，这赋予歌曲一番不同于寻常的韵味。那句“光鲜靓丽就像绽放的花朵”即刻令我联想起女佣沧桑的脸庞，她的夹鼻眼镜，她的罗曼史，还有她一贯的深思模样。我将此事告诉了克莱尔；她只是对女佣的不幸表示同情，鉴于克莱尔不可能有类似的遭遇，这并没有引起她感情上的共鸣或者担忧，她对歌曲本身很感兴趣；
这是粉红的衬衣，
里面是一个女人。
她用各种语气念白，一会儿疑问，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庄重，一会儿戏谑。以至于后来，每当我在大街和咖啡馆里听见这段旋律时，都感到浑身不自在。有一天我在克莱尔家痛批这首歌，批评它太过法国气，太低俗。只有轻佻肤浅、爱抖小机灵的人才会喜欢，但凡有些才华的作曲家都不拿正眼瞧它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人内心总与严肃事物格格不入，”我说，
“这种艺术与真正的艺术判若云泥，就好比人造的珍珠和真品的差异。它缺少至关重要的东西。”我穷尽了所有的论据，对自己也越发生气。克莱尔点头表示赞同，接着牵起我的手说：“这里只缺少一样东西。”
“是什么？”我问道。
她扑哧笑出声来，一边唱道：
这是粉红的衬衣，
里面是一个女人。
克莱尔逐渐康复，接连几天没有卧床休息，而是仰坐在了扶手椅或者长躺椅上，她自我感觉相当不错，还要求我陪她看了一场电影。散场以后，我们在午夜的咖啡馆又坐了将近一个小时。这一晚，克莱尔对我格外刻薄，频频打断我。当我讲笑话时，她强忍住笑意，似笑非笑地对我说：“不，这并不有趣。”她的心情在我看来糟糕极了，以至于她觉得别人都心怀不满，窝着一肚子火气。她甚至一脸惊讶地问我：“您今晚是怎么了？您平常可不是这样。”尽管我与平时并无二样。夜里下着雨，我将克莱尔送回家。当我在门口吻了吻她的手以示告别时，她突然厉声说：“诶，进来吧，喝杯茶！”但她的语气是那么激愤，就好像是在下逐客令，仿佛在说：“哼，快走吧，难道你没看见我已经受够了吗？”我进了屋。我们默默地喝茶，一言不发。我心里难过极了，我走近克莱尔，说：
“克莱尔，请别生我的气。为了与您重逢，我等了十年，而从未索求过任何回报。”我想接着告诉克莱尔，这长久的等待至少让我有理由乞求起码的宽容相待，但克莱尔的灰眸突然变得深沉幽暗；我惊恐地看着她，因为这一刻的我已经等待得太久，甚至不再抱有希望。克莱尔紧紧地贴近我，她的乳房抵住我夹克上衣的双排硬扣；她拥抱着我，脸庞离我越来越近；不知怎么地，我甚至惊讶地感到一阵冷气从她口中扑出，这是之前在咖啡馆尝过的冰淇淋的香气。克莱尔说：“怎么，难道您还不懂吗？”我感到一阵颤抖扫过她的全身上下。克莱尔迷离的双眼是多么变化莫测，一会儿显得残忍无情，一会儿显得放荡，一会儿泛着盈盈的笑意。我久久地凝望着这双迷离的眼睛；当她睡着后，我侧身转向墙壁，一阵熟悉的忧郁向我袭来；它弥漫在空气里，它透明的波浪沿着克莱尔的双腿和胸峰轻轻抚过她的裸体忧郁还化作无形的气息从克莱尔的嘴中呼出。我躺在克莱尔的身边却无法入眠。当我把目光从克莱尔略显苍白的脸庞移开时，却发觉，克莱尔卧室墙纸的蓝色突然微微发亮，变得异常。深蓝色，这个我紧闭双眼时看见的颜色，对我而言，一直意味着某个已然知晓，但却模糊不清、一闪而逝的奥秘，仿似意犹未尽，戛然而止，又好比某种精神力的骤然停歇和消亡，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蓝色的背景。现在它焕发出光芒，就好像那股力量还未耗尽。盈亮的深蓝色在它自身中寻找到一股出人意料的、柔和的悲伤意味，恰巧映衬着我此时的感受，也毫无疑问地与克莱尔相关。被截去手腕的亮蓝色阴影们坐在房间的两把扶手椅上。它们冷漠地敌视对方，就好像命运相仿的两人因不同的过错而承受着相同的责罚。淡紫色的墙纸花边曲折成波浪线，仿佛标记出一条水路，鱼儿沿着它一直游向某片未知的大海。窗户敞开着，一切都竭力透过飘动的窗纱，可我唯独感受不到自远处吹来的气流，它披着亮蓝色的光彩，携着狭长的记忆走廊，回忆像雨点一样抑制不住地滴落。但克莱尔从梦中醒来，翻过身嘟囔说：“您还没有睡吗？睡吧，亲爱的，明天一大早您就累了。”她的双眸又变得深沉昏暗。可她无力抵御睡意的侵袭，话音未落，就又坠入梦乡；她的眉毛高高挑起，就仿佛她在梦中惊讶于现在发生的事情。“她会为此感到惊讶”这一现象本身很好地说明她的一个特点：无论是身陷梦境，还是沉浸于忧伤或其他感受，无论这有多么强烈，克莱尔都不会失去自我；即使为巨大的动荡都无法改变这个完美的身体，无法摧毁她极致的、所向披靡的魅力。为了追寻克莱尔，我耗费了十年的人生，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都没有忘记她。“但是所有的爱情都有悲伤的一面，”我回想起这句话，“但凡得到终会失去，凡是不得终会惋惜。”从前，当克莱尔属于别人时，我像错失宝藏一样难过。现如今，我躺在她的床上，躺在她巴黎的家中，躺在室内亮蓝色的云雾里，在此之前我几乎无法想象这一切。而现在，当这一切围绕着克莱尔白皙的裸体，充满诱惑的茂密毛发遮盖住的羞涩私处时，我却感到惋惜，惋惜自己不再对克莱尔有所憧憬。只在许久以后，当我再幻想出另一个克莱尔的形象时，她才在别种意义上再次变得超凡脱俗，就像她的肉体、毛发、亮蓝色的云雾在此之前是那般触不可及。
我想起克莱尔，想起陪伴她的一个个夜晚。渐渐地，我回忆起了此前的一切：我既不明白，也无法说清发生的一切，这让我感到难过。那一晚，我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清楚地意识到，无论如何，我都无法骤然把握和感受那川流不息的思绪、印象与感觉，它们像是一长串幽影呈现在我的记忆中，模糊地投影在滞后的想象力的流动镜面上。其中给我带来为深刻而美妙体验的当属音乐，但如果要一味追逐它奇妙而短暂的存在，也仅仅是水中捞月，而我并不能这样生活。在音乐会上，我常常会突然理解到原本不可捉摸的事物。音乐突然激发了我原以为并不具备的纯物性的感官能力，但是随着后一个音符的渐弱，这些感受也会消逝，我又重新被抛入平日里的迷茫和模糊中。这种病症将我置于现实与虚幻之间，我无法分辨想象的造物和基于事实的真切感受。这似乎是一种精神触觉的先天缺陷。所有事物在我眼中都近乎丢失了物理意义上的轮廓。因为这个奇特的缺陷，我从未完成过哪怕为糟糕的素描。后来在中学里，我绞尽脑汁也无法理解图纸上复杂的线条，尽管清楚地知道它们交错的目的。但另一方面，我的视觉记忆却高度发达。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如此显然的矛盾是如何得以共存的。这算是我身上无数矛盾中早被发现的一个，这些矛盾后来让我深陷抽象能力匮乏的境地。它们让我坚信了一点，即我无法理解抽象概念的本质，这也导致了我的不自信，所以我一度十分胆小。而之所以我野蛮粗鲁的名声在外，在某些如我母亲那样的人看来，其实是因为极度渴望战胜素来的不自信。后来我养成了与各类人群交流的习惯，甚至还摸索出一套严格奉行的交谈策略。其实这些思想简单易懂，广为接受，几乎是常识性的，它们的本质既与我格格不入，又引不起我的兴趣，但我却无法克服身上小小的好奇心，乐意于以此引导他人向我袒露心声。他们有失体面的卑微坦白从没引起过该有的厌恶。这本是合情合理的反感，但却从未出现过。我想，这是因为负面情感的锐利和强烈并不符合我的本性，我对外在的事物往往抱有冷漠的态度。对我而言，只有内心深处的世界才是无可替代的。不过在童年时，它多少还是与外部世界有些瓜葛。后来，我与内心的存在渐渐疏离，它变作了一间暗室，弥漫着伸手可触的浓雾，为了回到那里，我必须跨越一段鸿沟。鸿沟的间距随着我的生活经历、所思所想、所见所闻的积攒而不断地扩宽。有时我会惊恐地意识到，也许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我会永远失去返回自身的可能，届时我将是一具行尸走肉。每当想到这一点，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一个贪食垃圾坑里残羹剩饭的狗头。但是，幻想与现实交织的危险也从未远离过我，我将其视作一种疾病。有时病发突然，我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真实存在。嗡鸣与清响在我耳边萦绕，我拖曳着沉重的肉身勉力迈步，空气密实得就像凝固了一样，四周幻象迭生，构成一道道晦暗不明的风景，脑海里的惊奇暗影轻快地穿行其中。在这样的时刻，我丢失了记忆的能力。尽管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牢记整页的内容，但记忆力其实是我孱弱的能力。它总是给我所有的回忆披上一层透明的、晶莹闪烁的蛛网。它神奇地搅动回忆，变换它们的位置。结果不是思维，而是对感受的记忆变得愈加丰富和有力。我不知道人生中初的感觉是什么，我从未追溯到那儿去。在六岁的时候，我次意识到一件事情的发生并认识到它的原因。而在八岁时，得益于相对大量的书籍阅读(大人们把这些书锁了起来，不过我终究还是翻了出来)，我掌握了用文字表达思维的技巧。那时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猎虎的小说。我只记得一件童年早期的事情。那时候我才三岁，我的父母在离开彼得堡不久后又回来住了一段日子。他们应该在内阁街的外婆家暂住了两个星期左右，那儿也是我出生的地方。那儿四楼的窗户统一朝向内院。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正在客厅给兔子玩偶喂胡萝卜，胡萝卜是我问厨娘要来的。突然，院子里传来的一阵奇怪响声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听起来像是微弱的呼噜声，可时不时又被曳长的金属嗡鸣声打断。我靠近窗户，费力地踮起脚尖，可无论如何都瞧不见内院。于是我推来一张大扶手椅，借助椅子爬上了窗台。这时候我看见两个拉锯的工人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他们有节奏地一前一后拉动木锯，就像扭上发条的劣质金属玩具。他们也偶尔停下来歇一口气。这时候骤然静止的铁锯刀片在空中震颤，发出嗡嗡的响声。我看得入了迷，不知不觉地探身越过窗口，整个上半身都悬搁在空中。锯木工人发现了我：他们木立着，抬头看向我，却没说出一句话来。那时已是九月末，我突然感到吹过一阵寒风，卷起袖口的手腕已经冻得微微发僵。母亲在这时走进了房间。她蹑手蹑脚地靠近窗台，将我一把抱住，关上窗户，接着就昏厥过去。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另一件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事情发生在很久以后。但这两段回忆都能让我瞬间回归童年，回到那段我如今已经难以理解的日子。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我刚刚学会识字的时候。我在一本儿童故事选中读到一个乡村孤儿的悲剧。村里的女老师出于可怜收留他在学校学习。这个孤儿常常帮助学校的门卫生火和打扫房间。他学习勤奋刻苦。可是有一天，一把大火烧毁了学校。他无家可归，只能孤零零在严寒中流浪街头。后来，再没有任何一本书能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仿佛亲眼看见这个不幸的孤儿，看见他死去的爸爸和妈妈，还有火灾后的学校废墟。我心里感到十分痛苦，以至于号啕大哭了两天两夜，寝食难安。我的父亲很生气地说：
“看看，这就是让孩子早早读书的结果。他需要去跑步，而不是阅读。天哪，还好为时未晚。为什么儿童书里要写这种故事呢？”
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我才八岁。我记得母亲如何把我领向他的病床。这是自父亲生病一个半月以来，我们次见面。他消瘦的脸庞、黑黢黢的胡茬还有焦灼的双眼令我大为震惊。他摸摸我的头，低声嘱咐母亲：
“照顾好孩子们。”
母亲无法回答他。这时他格外使劲地挣扎说：“天哪，即使做一个牧童，一个普通的牧童，只要能让我活下来！”
随后母亲打发我离开房间。我走进花园，脚底的沙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天气炎热，阳光明媚，四周视野开阔。在马车里我对母亲说：
“妈妈，父亲的情况看起来还不错，我以为会糟糕得多。”
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将我的头轻轻地靠在她的大腿上，我们就这样回到了家。
我在回忆中总是能体会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快乐：沉浸在复活的记忆片段里，我仿佛看不见，也记不起现实中随后发生的一切，我一会儿变作军事学校的武备生，一会儿是一个小学生，一会儿又成了一名士兵，在仅有的三个形象间变幻，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不复存在。我习惯于生活在虚构的“过去”。我在想象的世界中把握无限的权力，不服从于任何人和任何意志。我会长久地躺倒在花园里，将生活中的熟人们置于幻想的情景中，让他们凭我个人的意愿而行动，这份幻想的快乐逐渐变成了习惯。后来突然有这么一段日子：我失去了自我，甚至认不出画像中的自己。那时候我的阅读量不小。我还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册的作者肖像；大人们从我手上夺走了这本书，然后锁了起来。但我打碎了书柜的玻璃屏风，从浩如烟海的藏书里抽出了带肖像的这一本。我在阅读上从不挑食，可是不喜欢别人硬塞给我的书，也讨厌《金色图书馆》系列丛书，然而安徒生和威廉·豪夫的童话是例外。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在读《堂吉诃德》时，我想象着小说中发生的一切，这想象几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没有经过任何人为的努力。我没有参与愁容骑士的光荣战斗，既没有嘲笑他，也没有嘲笑桑丘·潘沙。我本人似乎根本不存在，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在阅读塞万提斯的著作。我想，那是一段努力阅读和成长的岁月，我完全处在无意识的生存状态，就好像灵魂陷入了深度昏厥。在我心间只存有一种感受，它在当时已经彻底成熟并从此以后一直伴我左右，这是一股澄澈透明的、无缘无故的、模糊的忧伤感。有一天，我离开家，在泛着褐色的田野间散步，远处山沟里尚未消融的雪层反射着春日的阳光。洁白柔和的光线突然闪耀在我眼前，这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么美丽，以至于我激动得想要号啕大哭。几分钟后，我走到了发光的地方，那里只有覆盖在黑土地上肮脏蓬松的雪堆；它泛着肥皂泡似的蓝绿色莹光，全然不是我从远处看见的闪耀模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记得当时幼稚的失望感和那个雪堆。几年以后，当我读到一本缺少封页的感人书籍时，那个春天的田野，远处的雪堆，还有只要一走近就能看见的、肮脏的、融化了的雪渣突然浮现在我脑海。“再没有其他了吗？”我反问自己。人生在我看来也不过如此：在尘世间度过一段岁月后，我将迎来后的时刻并死亡。怎么？就再没有其他了吗？这就是那段时间里我的内心活动。与此同时，我还读了许多外国作家的作品，它们尽是有关异域和遥远时代的故事，这个书中的世界渐渐被我内化，以至于西班牙风格与俄罗斯风格的场景在我看来都变得毫无差异。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年，直到临近升上中学时才消失。直到那时，我对现实的感受才变得明晰，接下来在中学里我得到的仅仅是表面上的知识扩增，它们都微不足道。我的内在生活开始独立于周围的事件。内在的一切变化都完成于暗处，不受学校里的行为评价、惩罚和失败的影响。那段完全沉浸于自我的岁月已经淡化并逐渐远去，只是偶尔回归，像已经缓解但无法根治的顽疾。
我们一家总是从一处搬往另一处，偶尔还会长途迁徙。我还记得搬家时的手忙脚乱，成堆的笨重行李，还有我喋喋不休的提问：放银饰的篮子里有什么？装大衣的口袋里有什么？父亲总是一副无忧无虑、兴高采烈的模样，母亲保持着严肃的神情。她操心着行李的安置和行程安排。她生怕迟到，时不时看一眼当时流行挂在胸前的小金表，而父亲惊讶地看着她并安慰说：
“你看，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不过迟到对他来说算是家常便饭。有一回，他提前三天记起了要出差的事情，并且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迟到。”我们相互亲吻告别，我的小姐姐还流了眼泪，可是半个小时以后，他又像从前那样折回来了。
“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按照我的计划，至少还有十四分钟。可是一到车站，他们就告诉我火车刚刚开走了，真是奇了怪了。”
他总是忙于化学实验、地理工作和社会问题，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无暇顾及其他，就好像其他事压根儿不存在一样。尽管如此，父亲还是醉心于两件事：火灾和打猎。每当发生火灾时，他都迸发出惊人的能量。他竭尽所能地从着火的房子里抢救家什物件。得益于他强壮的体魄，不少柜子都在他的肩背上幸免于难。有一次在西伯利亚，一位富商的家宅着火了，父亲巧妙地顺着木梯滑下保险柜。顺带一提，不久前父亲还向这名商人求租另一栋住宅里的套房。但商人在得知父亲不是生意人后，断然拒绝了请求。火灾过后，商人登门拜谢并恳请父亲搬入他的宅邸，甚至带着一些礼物。父亲有些不明所以，因为他早已忘记了火灾的事情：他乐于助人，但不仅仅是因为同情，还因为对火焰抱有一种古怪的喜爱。但商人一再坚持，傻头傻脑地解释说：“难道我当时能预料到您会救出我的保险柜吗？”父亲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一边生气地说“您在说些什么蠢话，我还忙着呢”，一边赶走了商人。
父亲喜欢运动，他是一名优秀的体操运动员和不知疲倦的骑手。他常常嘲笑两个龙骑兵士官表兄的骑术。按他的话讲，“直到毕业，他们也没能在骑术学院里学会骑马。而且他们从小就对此一窍不通，他们之所以入读骑术学院是因为那里不用学习代数”。除此之外，他还是出色的游泳健将。我从未见过谁能像我的父亲一样，在深水处完成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动作：他可以在水中如坐平地，甚至抬起双腿，令身体弯曲成一个锐角，然后像梭子一样突然在水里旋转。我还记得，小时候的我是怎样赤身坐在岸边大笑，搂住父亲的脖子，伏在他毛茸茸的宽厚肩背上泅到对岸。他还痴迷打猎。有时在一天一夜紧张疲惫的捕猎后，父亲驾着无座雪橇回到了家里。雪橇上的驼鹿尸体睁圆了晶莹剔透、失去活力的眼睛。他在高加索狩猎过野山羊。对他来说，受邀前往几百公里外的地方打猎是小菜一碟。他从不生病，也不知疲倦，能在满是烧瓶、蒸馏器和装着黏性物的箱子的房间里一连待上许多个小时，接着立马出门打猎，追逐野狼三天三夜，几乎不合眼休息。狩猎回来以后他又立马坐在书桌前，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每晚都用石膏粘制高加索地图，准确标记每一个地理细节。有一天，恰巧父亲不在，我走进他的工作间。父亲制作好的石膏地图被放在架子高处。我伸长了胳臂，想要拽动它。结果它掉了下来，在地板上摔得粉碎。父亲听见响动后走进房间。他责备地看着我说：
“柯利亚，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可以进入工作间。”
接着他用肩膀驮起我，带我去母亲那儿。他告诉了母亲我打碎地图的事情，还说：“你看看，现在不得不从头开始了。”他着手工作，直到第二年年底才完成了地图。
我对父亲知之甚少，但却了解关键的一点：他喜爱音乐，能长久地静坐着欣赏一段旋律。但他不能忍受钟声。他无法理解，也仇视一切令其稍微联想到死亡的事物。所以他讨厌墓地和纪念碑。在明斯克的时候，有一天，我发现父亲格外紧张，神情失落，这实属罕见。原来他得知了一位猎友的死讯。这是一名可怜的小公务员，我并不记得他的名字，印象中他身材高大，秃顶，眼神无光，衣着寒酸。可每当说起松鸡、兔子和鹌鹑时，他就变得十分活跃。他偏爱这些小野禽。
“猎狼不能称为打猎，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他气鼓鼓地和父亲争论，“这是闹着玩，猎狼是闹着玩，猎熊也是闹着玩。”
“怎么是闹着玩？”我的父亲很愤慨，“那打驼鹿呢？打野猪呢？您知道什么是野猪吗？”
“我不了解野猪，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但是我再和您说一次，您是不可能说服我的。”
“那就随您的便吧，”父亲突然平静下来，“那喝茶呢？您也觉得是闹着玩吗？”
“不，喝茶不是，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
“那我们喝杯茶吧。您都在扯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倒是让我看看您能喝几杯茶。”
在明斯克的时候，这名小公务员和画家西波夫斯基是我们家的常客。西波夫斯基是一个高个老头，身形魁梧，肩宽体厚，总是扬着两道怒眉。他是个灵缇犬猎人以及艺术爱好者。他的口袋深不见底。有一次，他来我家扑了个空，家中除了我和保姆，谁也不在。他一直看着我，结结巴巴地问道：
“公鸡，见过吗？”
“见过。”
“害怕吗？”
“不害怕。”
“那你看好了。”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竟从那儿掏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公鸡用爪子蹬了蹬地板，开始在前厅打转。
“您拿公鸡干什么？”我问他。
“画画。”
“它不会顺从地坐着不动。”
“但我会让它乖乖听话。”
“不，您做不到。”
“不，我可以。”
我们进了儿童室。保姆挥舞着双手把公鸡赶了进来。西波夫斯基一只手按住公鸡，另一只手用粉笔在地上绕着它画了一个圈。出乎我意料的是，公鸡摇晃了几下，就静止不动了。西波夫斯基快速地描摹起来。我还记得他的另一幅画：一名猎人歪斜着骑在马上，身前的两条灵缇犬正死死地制住野狼。猎人红光焕发，露出无所畏惧的表情。画中的四条马腿不知怎么地交错在一块儿。西波夫斯基把这幅画赠给了我。我非常喜欢一切动物画，对各类野生动物了如指掌，尽管我从未有过亲眼观察的机会。卜列姆的三卷本，我从头到尾通读了两遍。当我恰好在读《动物生活》第二卷时，父亲的拉维瑞克赛特犬下崽了。他将还未睁眼的狗崽子分送给熟人，只给自己留下了一只强壮的小狗。三天后的晚上，那个小公务员来找父亲。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他甚至没和我们问好，就哭丧着说，“您把所有的狗崽子都送出去了吗？怎么，没有我的份吗？”
“忘记了。”父亲有些尴尬，看着地板回答说。
“所以一只也没有剩下吗？”
“有一只，留给我自己的。”
“送给我吧，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
“不行。”
小公务员绝望地说：“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既然您不愿意送给我，那我就决定偷走它。”
“您尽可以试试。”
“如果我偷走了，您又没有发现呢？”
“那就是您走运。”
“您不会向我讨回去？”
“不会。”
小公务员离开后，父亲突然大笑起来，高兴地说：
“这就是猎人啊，我可太懂了。”
几天以后，当狗崽子真的失踪以后，父亲甚至感到十分满意。他还故作生气地说：“看吧，这个家里啥都放不住。”保姆出人意料地支持父亲，附和他说：“今天是狗崽子，明天就是茶炊要被顺走了。”姐姐的好奇心格外强烈，她追问母亲：“然后是钢琴吗，妈妈？”不过显然，父亲一点儿也没有因为狗崽子的失踪而生气。在这以后，小公务员一直没来过我家。直到两个星期以后，他才露脸。“那狗怎么样？”父亲问他。小公务员没有回答，只是咧着嘴大笑。那只小狗长得很快，小公务员给它取名“特雷佐罗”。每当小公务员来我家做客时，特雷佐罗都会伴随其后，我们几乎把它当作自己人。有一次，父亲出门了，母亲在房间里看书，那是秋后阳光明媚的一天。特雷佐罗伸长了舌头，一脸血迹地从某个角落里飞蹿出来，直奔向我，一边狂吠，一边咬住我的裤子，想让我跟着它。我跑在它身后，一路穿过城郊的犹太区，来到了城外的田野。在那里我看见了小公务员，他脸朝下，一动不动地扑倒在草地上。我扯了扯他的衣服，大声喊叫，试图翻起身看看他的正脸，但他还是死死地扑倒着。特雷佐罗舔着他血迹斑斑的秃顶，渗出的鲜血早已干涸结痂。接着特雷佐罗蹲坐着，开始放声嚎叫，它因嚎叫而喘不上气来，一会儿尖叫狂吠，一会儿哀嚎。我害怕极了。我们三个待在旷野上，风从河面上吹来。可怕的旧式猎枪倒在小公务员的身旁。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跑回家的。一看见父亲，我立马告诉了他所有的事情。父亲刚到家，听完后皱起眉头，二话不说就跨上还没卸鞍的马匹，直奔田野。二十分钟后，他回来了，并向我们解释说，小公务员在给猎枪填弹时走火了，一整发霰弹让他的脑袋开了花。父亲因此消沉了好几天，不苟言笑，甚至没有关心过我。在午饭或者晚饭餐桌上，他会突然停止咀嚼，陷入深思。
“你在想什么？”母亲问他。
“这是多么没有意义的事情啊！”他回答说，“人死得多么愚蠢！你看，他就这样没有了，而你什么也做不了。”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父亲才恢复常态。他像从前一样，每晚为我讲述无穷无尽的童话故事：我们一家的航海历险记，而我是船长。
“我们不带上妈妈，柯利亚，”他说，“她害怕大海，这样只会妨碍勇敢的旅行者。”
“那就让妈妈待在家里吧。”我同意爸爸的观点。
“那么，我和你正航行在印度洋上。突然，海面上袭来一阵暴风雨。你是船长，所有人都向你求助。你镇定地下达命令。什么命令呢，柯利亚？”
“放下舢板！”我激动地大喊。
“噢，现在放下舢板还为时过早。你说的是：拉紧风帆，不要害怕。”
“他们立马去稳住风帆。”我补充说道。
“是的，柯利亚，他们去稳住风帆。”
我在童年里就这样完成了数次环球旅行，后来还发现了新岛屿。我成为一岛之主并修筑了跨海铁路，用火车将妈妈接到了岛上，因为妈妈很害怕大海，但她居然不以为耻。我养成了每晚都要听航海旅行故事的习惯，要是故事偶尔中断了，比如父亲正巧外出，我会难过得几乎泪流满面。但是之后，每当我坐在父亲的大腿上，不时地望向常伴左右的母亲平静的面孔时，一种真正的幸福在我心中油然而生，那是只有孩子或者心灵充沛的成年人才能体会到的感觉。但是后来，童话故事永远地中断了：我的父亲因病去世了。
他死前哽咽着说：
“我只有一个请求，不要请牧师，不要举行教会仪式。”
但神父还是参加了葬礼：父亲所厌恶的教堂钟声飘荡在上空。高高的蒿草在寂静的墓地里疯长。我恭敬地亲吻了蜡黄色的圣像额头。我被牵着走近棺椁，因为太过矮小，舅舅将我举了起来。这是我一生里骇人的瞬间：我困难地挂在舅舅的手臂上望向棺内，看见了父亲黑色的胡须和紧闭的双眼。回音在教堂高耸的圆顶内嗡鸣，姨妈们的裙子窸窸窣窣，我突然看见了母亲扭曲僵硬的面孔。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一切，冰冷刺骨的死亡将我攥紧在手心，我感到一阵痛苦的狂怒，我瞬间看清了在无尽遥远处的人生结局，那也是同样的、我父亲这般的命运。我宁愿在那一刻死去，至少分担了父亲的命运，不再与他分离。我感到两眼昏黑，头晕目眩。人们将我领向母亲，她冰冷的手抚摸着我的额头。我望向母亲，可是她没有转向我，也没有注意到我站在她的一旁。我们很快离开了墓地，坐车回家。弹簧马车一路颠簸，父亲的墓地被抛在了身后，天空在我眼前左右摇晃，一切都无声无息从马车两侧掠过，渐行渐远。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可父亲还一动不动地躺在原地。我与他一同死去了，我的神奇帆船和盖满白色建筑的印度洋小岛也与他一同死去了。风吹进我的眼睛里。一道黄光陡然在面前闪过，那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如烈焰般的阳光，血涌上我的脑袋，我感到身体十分不适，一到家就躺倒在床：我患上了白喉。
印度洋，大海上黄澄澄的天空，黑色的舰船缓慢地劈开波浪。我站在舰桥上，玫瑰色的鸟儿盘旋在船尾，空气中嗡鸣着灼人的热浪。我孤身一人驾驶着我的海盗船。父亲在哪儿？当船只沿着岸边的一片密林驶过时，我透过瞭望镜看见了林间飞驰的身影，那是母亲健壮的溜蹄马，还有紧随其后的父亲的黑色快马，它正潇洒地撒开蹄子在密林中飞奔。我升起风帆，长久地与马儿们并驾齐驱。突然间，我看见父亲的脸转向我。“爸爸，你要去哪儿？”我喊叫着。父亲的回答声微弱又缥缈，我并没有听清。“去哪儿？”我重复问道。“船长，”水手对我说，“这个人已经被带往墓地。”果然，一辆空荡荡的没有驭手的灵车正沿着土黄色的道路缓缓向前。白色的棺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爸爸死了！”我哭喊着。母亲俯身靠近我。她披散着头发，枯槁的面容显得僵硬而令人害怕。
“拉紧风帆，不要害怕！”我命令道，“风暴即将来临！”
“又在喊叫了。”我的保姆说道。
但我们驶过了印度洋并抛锚停靠下来。一切都陷入了晦暗不明中。水手们睡着了，岸边的白城睡着了，父亲在我身边睡着了，陷入了深深的黑暗中。飞翔的荷兰人飞翔的荷兰人：又被称为漂泊的荷兰人，是传说中的一艘幽灵船，被诅咒在北海不停往返航行，直至审判日。的黑旗缓缓地掠过上空，越过了我们熟睡中的船只。
我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所好转。保姆长时间地陪在床边，给我讲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从她那儿知道了许多有趣的东西。她告诉我，人们在西伯利亚的大街上是怎么卖冻奶圈的，夜里如何在窗台放上食物，默默施舍给那些在寒冬里四处流浪的苦刑犯。按保姆的话说，我父母在西伯利亚的生活是美好的。
“小姐一点也不懂家务，”保姆说，“一问三不知，她甚至连鸡和鸭都分不清。我们养了很多只鸡，可没有一只会下蛋，所以要在集市上买鸡蛋。那里的鸡蛋很便宜，一百个蛋只要三十五戈比，不像在这儿。每磅肉也只要两戈比，黄油是成桶成桶卖的，就是这样。俺们的女管家很狡猾。有一次已故的老爷在大街上遇见一个老太婆。她问老爷，您知道这儿的护林员一家住哪儿吗？也就是俺们家。老爷说，知道，您找哪位？老太婆说，他们家的女管家。她还说，女管家的鸡蛋卖得比市场上便宜多了。他们一起去找女管家，老太婆走在前面，老爷跟在后面。就这样，女管家的伎俩被识破了，她一直哭，一直哭，真是令人害臊。”
“那瓦西里耶夫娜呢？”
“现在就讲瓦西里耶夫娜，她是小姐雇的厨娘。这是个身份不一般的女人，大概五十岁，也有可能是三十岁。”
“这是怎么回事，这可差得多了。”
“没什么差别，”保姆笃定地说，“你好好听着，不然我就不讲了。”
“我再也不插嘴了。”
“大家称呼她瓦西里耶夫娜。她自我介绍说：‘我不是当地人，从彼得堡来，儿子在服苦役，我会做各种样式的菜。’她说得不假，果真啥都会做。就这么，我们一起生活着，生活着。有一天小姐宴请了宾客。瓦西里耶夫娜负责做馅饼，她白天里就准备好了晚饭。到了傍晚时分，小姐骑马回来了。小姐总是骑着马，她有一匹枣红色的好马，尽管俺们觉得枣红色别扭，但那可真是一匹好马。小姐一回来就发现餐桌上空无一物，就是说啥都没有，一干二净，没有馅饼，餐具都被打碎了。她走进厨房看见瓦西里耶夫娜正原地坐着，老天爷啊，她的脸涨得通红，目露凶光。小姐问她为什么不准备晚饭。‘瓦西里耶夫娜，您怎么了？’而她回答小姐：‘我自己也是小姐，瞧瞧你大喊大叫的样子。我不想再服侍别人了，我自己想吃，所以我把馅饼吃光了。’然后瓦西里耶夫娜就疯跑出院子，七天以后才回来。她回来的时候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大哭着说：‘对不起，请原谅我，我有酗酒的毛病，我也没有办法。’这可真是一个细致认真的人啊。”
“谁？”
“细致认真的人？瓦西里耶夫娜。现在你该睡觉了，你的病也会睡着的，然后你就康复了，睡吧。”
大病过后，我次出门是在天清气爽的结网日按照俄罗斯的民间风俗，七月三日为结网日，这一天蜘蛛会编织人们的命运。。小朵小朵的白云弥散在远处。而在东边已经汇聚着一团团青紫色的寒气，我想到，在这样的日子里，安徒生笔下的田鼠已经锁好了洞门，检查过种子的储备，准备躺下睡觉，它对收留的拇指姑娘说：“嗯，现在只差办婚礼了。你应该感谢上帝，因为不是所有的未婚夫都像鼹鼠先生一样，拥有一件那样的大衣在安徒生童话《拇指姑娘》中，鼹鼠先生是“富有的人”，拥有一件天鹅绒大衣。而且也请你别忘了，你可是没嫁妆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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