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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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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取名《简牍楼札记》，凝聚了西北简牍研究的百年沧桑、作者近三十年学术事业的总结与回顾，以及对未来中国简牍研究与保护的美好愿景。“简牍楼”从无到有，从库房到办公 楼，再到博物馆，一代代学人为之倾注了无限心血。本书分三部分，部分回忆了两位简牍学前辈——谢桂华先生与孟凡人先生，讲述了两位先生对学术的杰出贡献以及非凡人格。 第二部分为书序及前言，概括性地介绍了作者近三十年来参与整理的西北简牍的情况，如肩水金关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等，为读者全方位了解西北简牍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平台。第三 部分是整理研究札记，精选作者的研究心得，如《西北汉简一百年》《悬泉汉简中的中西文化交流》等文，既从宏观的视角展现出波澜壮阔的西北简牍发掘与研究史，如中瑞西北考查 团等跨时代的国际合作，同时又从微观角度生动展示两千年前丝绸之路的繁荣盛况，为读者深入了解“一带一路”的文化和历史底蕴提供了厚重的历史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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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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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芳，1955 年生，甘肃永昌人。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现为甘肃简牍博物馆研究员、甘肃省政府参事、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特 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在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简牍博物馆工作。曾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简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简牍博物馆 馆长等职。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甘肃省敦煌学会副会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等。主持整理出版《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玉门关汉 简》《悬泉汉简（壹）》《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居延新简集释》《武威汉简集释》等，参与完成《中国简牍集成》。撰有《敦煌悬泉汉简释粹》《悬泉汉 简研究》等多部专著及论文16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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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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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01.引言
辑.前辈杂忆
003.斯人虽逝.德业常存
.....——怀念谢桂华先生
019.孟凡人先生对简牍学的贡献
第二辑.书序和前言
037.居延汉简与相关的人和事
052.《秦汉名物丛考》序言
067.河西与汉简.历史与人文
073.《肩水金关汉简》前言
082.《甘肃秦汉简牍集释》前言
094.《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概述
100.《居延新简集释》概述
109.《地湾汉简》前言
119.《玉门关汉简》前言
130.《悬泉汉简》前言
第三辑.整理研究札记
143.悬泉汉简的历史与学术价值
151.西北汉简一百年
177.汉简确证：汉代骊
城与罗马战俘无关
186.悬泉汉简中的“浮屠简”略考
.....——兼论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
198.浅谈河西汉简和敦煌变文的源渊关系
211.悬泉汉简中的中西文化交流
226.任西域都护郑吉“数出西域”考论
233.从长安到敦煌
.....——略述丝绸之路东段交通的行进速度与节奏
242.小人物和大事件
.....——悬泉置啬夫弘
248.汉代的外交官享受什么待遇？汉简告诉你
252.漫步在阿拉木图
258.西北汉简整理的历史回顾及其启示
273.汉帝国政权在政治军事上对丝路交通体系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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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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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93年，我从已经工作了15年的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到了文物考古研究所。虽然业务相近，但它们实际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间过了29个年头。记得当时，桌子上放了两份商调函，一份是省政府体改委（后改称发改委），一份是考古研究所。经过一个多月的纠结思考，终选择了后者。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甘肃能够独具优势的学科，一是敦煌学，二是简牍学。敦煌学在1978年以后一发而不可收拾，实际上已成海内外追捧的热门。而简牍学则比较冷清，尤其是作为简牍大省的甘肃，几乎还有80%的出土汉简没有整理发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领域还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选择来到了考古所，实际就是选择了后半生的人生道路，选择了同这些“竹片木屑”打交道的日常生活。
书中收录的这些文字，就是这些年来整理研究汉简的点滴记录。其中我所在的单位名称一变再变，从考古研究所简牍整理室到2007年成立的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再到2012年成立的甘肃简牍博物馆。与此同时，我个人的身份虽一再发生变化，但我所从事的工作始终如一，一直围绕着甘肃简牍的整理研究、出版发表，吸引了很多海内外学者关注西北汉简并在学术研究方面形成相应的优势和更大的气候。
起初，我们在参加各类国内外相关学术会议时，经常会听到来自各方面的抱怨。一是关乎水平问题，认为整理水平低，又不愿别人染指，致使新出汉简几十年不见天日，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利用。二是关乎品质问题，认为我们垄断资料，迟迟不愿公布，试图靠独占资料取得自己的学术成就。所有这些，使身处其中的笔者深感耻辱，又百口莫辩。能够回答上述质疑的举措就是少说多做、扎扎实实、夜以继日、整理出版，把所有的出土简牍尽快、全数公布发表，使社会各界充分利用。经过这些年的不懈努力，截至目前，所有甘肃出土的秦汉简牍已全部整理完毕，除《悬泉汉简》正在陆续出版，其他出土简牍已全数出版发表。不难相信，过去那种抱怨之声，自然也会适时而止。本书所谓“札记”者，并非有意为之，只是这个过程的平实记录。
所谓“简牍楼”者，其实就是一个半理想半现实的产物。说其半理想，是因为长期以来有“简”而无楼，甘肃的数万枚秦汉简牍并没有一个理想的保护和存放环境。只是到2007年“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后，才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在省委省政府及主管部门的支持下，以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的文物库房和办公楼的名义立了项，建起了今天的办公大楼。要说“半现实”，此时已经有了“简牍楼”的影子。2012年甘肃简牍博物馆成立，有“简”无“馆”又成了问题。直到2017年，唐仁健省长履甘，再加上主管领导的极力争取，简牍博物馆的建设才得以立项，目前正在紧张施工中的工程实体，使理想中的“简牍楼”又再次变成了现实。可见，几十年来，所谓“简牍楼”者，若有若无，若虚若实，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形象，但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名之曰“简牍楼札记”，言之不虚也。
平时写的这些零星小文，从来没有要结集出版的想法。只是朱玉麒教授的美意，才使我改变了以往的懒散，收拾起这些不成系统的文字，纳入了孟彦弘、朱玉麒主编的“凤凰枝文丛”。特别感谢二位老朋友不弃，也感谢凤凰出版社的社长倪培翔先生，是出版社的抬爱，才有了这本小书。
张德芳
2021年5月28日
于兰州简牍馆
辑.前辈杂忆
斯人虽逝，德业常存
——怀念谢桂华先生
2006年6月12日，我正在湖北郧阳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举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突然接到邬文玲女士关于谢桂华先生逝世的电话，初为之愕然，继之则黯然，随之又不禁潸然。谢桂华先生是简牍学界的前辈，是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我与谢先生相知相识已有十多年之久，尤其近年来，多有过从，情谊日笃。听到他身染重病的消息后，心里牵挂，时常为他担忧。一旦噩耗传来，则又倍感意外，深感悲痛。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眼前，同先生交往的一幕幕往事，像电影般清晰如昨，历历在目。
谢先生半生攻治汉简，其人生和学业同甘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72年至1974年间，甘肃有关部门在额济纳旗和金塔县（当时，额济纳旗隶属甘肃省酒泉地区）调查发掘了近2万枚汉简，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后又一次在居延地区的重大发现，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山东银雀山汉简的发现成为当时极为轰动的事件。从1978年起，国家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在唐长孺、张政烺等先生的主持下，统一组织人力对这三批出土文献分组进行集中整理，谢桂华先生从此即投入到了居延汉简的释读研究中。当时他年届不惑，正当壮年，此后一直到2006年逝世，在这二十八年里，始终耕耘在这片园地。谢桂华先生对简牍研究的执着与热爱，对甘肃历史的了解与熟悉，对河西走廊溢于言表的向往，都缘于此。他对甘肃这块土地及其民情、文化、历史和朋友、同事的浓情厚谊也缘于此。
认识谢桂华先生是在1991年8月的兰州会议上。当时，次国际简牍学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许多前辈学者、海内外名家云集兰州，何兹全、裘锡圭、林剑鸣、马先醒、日本的大庭脩等先生都来参加会议，可谓盛况空前。谢先生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既要参加会议的组织工作，又要主持分组讨论，忙前忙后，不亦乐乎。他清瘦干练，精力充沛，热情奔溢，为人谦和。他那滔滔不绝而又浓重的湖南口音给人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后来多次接触才发现，先生并不完全是那种读死书、死读书的书呆子，他不仅醉心于简牍的研究，还关心政治时事，善于组织协调，一段时间还担任过社科院历史所的党支部书记！先生善饮，三杯过后，谈兴骤起，大凡学问、人生、政治、世情他都有很多真知灼见，能趁兴发表一系列对晚辈们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见，性格之豪爽，于此可见。但他说话又极有分寸，尤其不谈论别人的是非长短。
居延新简的整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家单位参加，集众人之手，经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了整理释读工作，原计划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和《居延新简——肩水金关》，前者为满足读者需要先于1990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平装简字本，后又由中华书局于1994年12月出版了包括释文、图版在内的精装本，共收录甲渠候官、第四燧和后来采集的一些零星散简，共收录8420枚简。而后者即《居延新简——肩水金关》计划收录金关等地出土的一万零八百多枚简，但该书的出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期进行。
1999年夏，为了把此事推进一步，我们请谢先生和李均明先生再次来兰州对释文和原简进行校核。初释稿是当年的原稿，于豪亮先生的字迹，极为工整秀丽，蓝色墨水，钢笔竖写，一简一条，旁边时有后来批改的地方。纸色已微微发黄，边角处多有卷折残损的地方。时过境迁，睹物思人，不禁感慨系之。
校核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是在兰州热的七、八月进行的。当时骄阳似火，每天都是三十多度。楼板晒烫了，我们在顶楼的工作室里就像蒸笼一般。一起工作的除谢、李二先生外，还有初世宾、何双全、张俊民诸先生，加上我，还有几个学生，总共八九个人。大家穿着背心短裤仍大汗淋漓。每天要工作八九个小时。间有记者采访，居然对我们深表怜悯和同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可能是世界上单调乏味的工作。可我们不以为然，有时为了一个字、一个符号，随时都有交流切磋甚至热烈的争论，有时谁开个玩笑，又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一个多月闷热酷暑，谁都不以为苦，反倒乐在其中。工作结束了，如释重负，像是结束了一次了不起的经历。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是那样的愉快、亲切和令人怀念。我知道，先生是带着莫大的遗憾离开人世的，因为他没有看到《甲渠候官》的姊妹篇《肩水金关》的出版，他没有看到为之追求奋斗了后半生的整个事业后能有个圆满的句号。可是，责任不在他。每次召开有关秦汉史的学术研讨会，他都在会上主动检讨，为居延新简的长期不能出版而承担责任，我等在场每每如坐针毡，深感汗颜。他是用这种方式敦促我们、批评我们。几次去北京开会见到他，他都语重心长地叮嘱，希望能够抓紧这项工作。2005 年12月我去北京，其时谢先生已身染重疾，而且到了后期。我曾专程去他在回龙观的寓所看望他，临走时，他拉着我的手还在说，他的一大心愿就是希望生前能看到金关汉简的出版。每想及此，无言以对。
除了居延新简的整理释读外，先生还参加了悬泉汉简释文的后审定工作。悬泉汉简是1990年至1992年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当时在一个汉晋时期的遗址上一共出土了三万五千多枚汉简，除一万两千多枚素简外，有字简有两万三千多枚，后经整理编号者有一万八千多枚。就这批汉简的数量、内容、价值和特色而言，它们在历次河西走廊发现的汉简中都是空前的，1991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简文的释读整理工作从1993年开始，主要由甘肃考古所的同志承担。断断续续，时辍时作，历时十年，数易其稿。为了提高简文释读质量，限度地减少差错，2002年底，我们又请谢桂华、李均明和胡平生等诸位先生来兰州，对全部悬泉汉简的释文进行通读通校。韩国学者尹在硕先生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访问学者，也随谢先生来兰州参加了这项工作。两个多月，跨了年，2003年的元旦就是一起在兰州度过的。参加校读的同志三四人一组，共分三个组，每组承担一部分。利用红外线设备，一边看实物，一边看释文，一简一简校读订正，一条一条进行修改。有问题有争议，三个组的同志立即聚首一处集中讨论，一些看似比较疑难的问题经过大家集思广益，很快就有了答案。2003年的天，我们薄酒一席共度元旦，大家围拢一起如同家人，那种友好、信赖和亲密的气氛至今让人难忘。谢先生多喝了几杯，话题仍然是简牍学的人才、未来，谈得相当兴奋，古人那种“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伤感大减。后来胡平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及此次审校悬泉汉简的三点经验，其中一条这样写道：
一是班子的组建很有特色。审校班子包括北京的学者和甘肃的学者，两地的学者，都长期从事西北简牍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从年龄看，老中青三代相结合，60岁以上3人，50—60岁3人，40—50岁3人，30—40岁
1人，20—30岁1人。不同年龄与阅历的人思维方式与考虑问题的角度往往不同，在审校工作中能够开阔视野，很有帮助。从知识结构看，大家各有专精，便于优势互补。有的有较强的识辨简牍草书的能力，有的对边塞军事防务器具与资料很熟悉，有的对各类器物名称掌握较多，有的对简文内在的文例、词例和书写规律烂熟于心。这样一批人，就整体能力而言，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释读西北简牍能力强的班子。经过这个班子“过滤”过的释文，虽然不能保证完全没有错误，但至少可以说，已经把错误降低到的程度。（见《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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