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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仪礼郑注句读》,清张尔岐撰,是清代早期《仪礼》学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为顾炎武等当时学者所推重,是与吴廷华《仪礼章句》、王文清《仪礼分节句读》并称“学礼者阶梯”,是为初学礼学者比较理想的入门读本。本书以上海图书馆藏清乾隆八年初刻本(即和衷堂本)为底本影印,后附关于撰者生平与《仪礼郑注句读》的多种参考资料,有助于使用者“知人论世”,迅速对本书的特点、价值有更为准确的认知。该书堪称《仪礼郑注句读》为易得的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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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清代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一经刊刻即为名震当时的礼学名著,张氏对《仪礼》经文和郑注进行分段和句读,并节录贾疏要点。此书初期以传抄本行世,一直到乾隆八年才有和衷堂初刻本,清代后期翻刻本甚多。《句读》在当时影响不可小觑,后来的《仪礼正义》在这方面受张氏的影响很大。1949年后只有台湾曾经出版过一个影印本,今已不易得。齐鲁书社《清经解三编》曾收录,在大丛书中,一般读者获得不易。今以乾隆8年初刻本即和衷堂本为底本影印,以满足学术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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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张尔岐(1612—1678)字稷若,号蒿庵,山东济阳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2),卒于清圣祖康熙十六年(1677),年六十六岁,教授乡里以终。明清之际著名经学家。晚年精研“三礼”(《仪礼》《周礼》《礼记》),造诣尤深。苦心研读,除将传、注分清外,还删削了疏中烦琐附会的文字,并重新进行断句,纂成《仪礼郑注句读》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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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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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郑注句读
上册
顾炎武序
刘孔怀序
张尔岐序
目录
高廷枢识语
卷一 士冠礼
卷二 士昏礼第二
卷三 士相见礼第三
卷四 乡饮酒礼第四
卷五 乡射礼第五
卷六 燕礼第六
卷七 大射仪第七
卷八 聘礼第八
下 册
卷九 公食大夫礼第九
卷十 觐礼第十
卷十一 丧服第十一子夏传
卷十二 士丧礼第十二
卷十三 既夕第十三
卷十四 士虞礼第十四
卷十五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
卷十六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
卷十七 有司彻第十七
仪礼监本正误
仪礼石本误字
捐刻姓氏
冯秉仁跋
附录
黄叔琳序
李斯孚序(抄本)
李斯孚序(刻本)
胡德琳跋
仪礼校刊记
参考资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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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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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附《儀禮監本正誤》一卷、《儀禮石本誤字》一卷。清張爾岐撰,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八年(一七四三)濟陽高廷樞和衷堂刻本影印。
張爾岐,字稷若,號蒿庵,山東濟陽人,生於明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七月二十二日,殁於清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十二月二十八日。張氏祖輩世代業農,至張行素始銓得石首驛丞,但到任不過三日,便因爲其父張蘭“年已近耄,遽馳歸侍養”。行素“性樂儒術,每以不克竟學爲恨,蓄書延師以教其子甚篤”。其子四人(爾岐居首),除去“失目”的次子外,其餘三人“悉教以儒”,張爾岐學問的基礎就是在父親和老師的指導下建立的。爾岐一生“性好沈思,喜論著”,撰有《易經説略》、《儀禮鄭注句讀》、《夏小正傳注》、《弟子職注》、《老氏説略》、《蒿庵集》、《蒿庵閒話》、《濟陽縣志》、《吴氏儀禮考注訂誤》等書。
儘管張爾岐曾“從事科舉,日與兩弟講究《大全》、《蒙引》、《存疑》,不少變者六七年”,但在仕途上並無過人的表現。他於明季爲諸生,入清則閉户著書,教授鄉里,不通人事,“永棄於時”,嘗自謂“既非太學生,又非生員,只是田野處士而已”,友朋也多以處士目之。其遺囑稱“雖無所建立,頗愛名節,好詩書”,爲世人樂道者,正是他的卓異之行和篤實之學。
易代之際,因爲父弟多罹兵難,張爾岐慟憤之極,“忽狂作,欲蹈水死,自焚所業書義。又欲著道士服,棄家入山。返顧堂上老母郭孺人莫誰事者,復强自抑制,教授鄉里。未幾當貢太學,以病廢,不果行,遂貧賤以終其身”。其純孝如此。兄弟分割先人産業時,失明的二弟“殘廢不能務農”,所分得者較少,張爾岐就代其繳納賦税作爲補償,並堅持三十餘年。即使到臨終之際,仍然通過自述遺囑交代後人“汝二叔、二嬸生存一日,吾家即爲代納賦役一日,直待終養之後,方將賦役撥付承産之人”,其忠厚如此。“居敗屋,不修治,藜莠塞,遂蓺蔬果養母,集其弟,四人講説三代古文於母前,愉愉如也”,其質樸復如此。凡斯種種,俱非常人所能爲。而類似的事跡,却屢見於記録其言行的文獻中。畸人高風,允爲世範,於是“聲華不出州里,而户外錯長者履跡”,與其建交而聲望盛者,當推被尊爲清學開山的顧炎武。
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張、顧二人初會於濟南章丘(關於二人訂交的時間、地點,學界有多種解釋,今從張濤《顧張交往年代辨正二則》説)。相遇過程頗具傳奇色彩,“是時崑山顧炎武以博洽名天下,持厓岸不肯假借,人人得偶語爲大幸。游濟南,偶於官所聞人談《儀禮》,駐聽之,則指畫古宫制,朝聘、大享表次著位,《士喪禮》内外、男女、賓主、東西面、南北面、哭泣、弔問之次,東西階登降、送迎之節。又説《鄉射》、《大射》、《鄉飮酒》、《燕禮》歌樂飲饌之算,纚纚數千言,條理純貫井辨,不閡不慮,衝口鬯肊而辭罔不順比。則大驚,問館人曰:‘彼何者?’館人曰:‘是故鄉里句讀師張生也。’厥明,炎武戒僮僕,肅名刺,修古相見禮,相與論議甚歡,恨相見晚。定交,既别去,相存問甚”(羅有高《 張爾岐傳》)。此後的交往對雙方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顧炎武於四十九歲得識張爾岐,五十歲即立志治禮。其答汪苕文書云:“弟少習舉業,多用力於四經,而三禮未之考究。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方欲討論,而多歷憂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難購書籍,遂於此經未有所得。而所見有濟陽 張君 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其《廣師》云:“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其《哭張蒿庵先生》云:“歷山東望正凄然,忽報先生赴九泉。寄去一書懸劍後,貽來什襲絶韋前。君有《儀禮鄭注句讀》十卷,録其副畀予。衡門月冷巢鵀室,墓道風枯宿草田。從此山東問三《禮》,康成家法竟誰傳?”據此可知張爾岐在顧炎武晚年篤志經史、鑽研古禮的學術轉型過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張爾岐畢生心繫禮學,《儀禮鄭注句讀》是其重要的著作,但書之彰否,並不取决於作者的意願,正如其自叙墓誌所云:“所著有《易經説略》,學者多傳録之;《儀禮鄭注句讀》,鮮受者。”顧炎武作爲該書早的讀者之一,不僅鄭重地保存其過録本(過録者是張爾岐還是顧炎武,前人説法不一,但顧氏極爲重視該書是可以確定的),復藏之於山西祁縣所立書堂,還親自參與過該書的校正工作(今本《句讀》注文中常見“顧炎武云”的内容),更在不同場合多次對張氏其人其書予以褒揚,“根本先儒,立言簡當”“獨精三《禮》,卓然經師”等評語,至今仍然廣爲傳頌。後來論及張爾岐者,必引顧炎武的態度爲證,如《四庫總目》“顧炎武少所推許,……乃推挹之(張爾岐)甚至,非徒然也”、《漢學師承記》“其爲亭林所推重如此”、《國朝先正事略》“崑山 顧亭林亦時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相勖”、《清史稿》“顧炎武游山東,讀而善之”、《清儒學案》“精揅《禮經》,墨守高密,爲亭林所推服”。設無顧氏之扶助,張氏的聲望恐難以達到“清初山左醇儒,學究天人而無理障”的高度,而《句讀》“鮮受者”的局面也將持續更長的時間。
關於《句讀》的撰作體例,作者自序稱:“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則節録其要,取足明注而止。或偶有一得,亦附於末,以便省覽。”黄叔琳序則説得更加明白:“取《儀禮》石經、監本互讎之,刊誤辨疑,章分節解,全録鄭注,精擇賈疏,而附以己意。”具體而言,《句讀》所做的工作包括五個方面:一、校經。録存儀禮與鄭注的全文,並通過明北監本與石經互證的方法校勘經文,所得匯爲《儀禮監本正誤》、《儀禮石本誤字》附於書末。需要注意的是,張氏校經以明北監本與石經爲主,但不限於此二者,如題元吴澄撰的《三禮考注》,雖屬僞托,然“經文差處少,亦似明初舊本”,故間亦參校。還有一些經文的疑點則採用理校或他校,如《士冠禮?記》,張氏校曰:“疑‘委貌’以下節當在‘適子’節之前,與首節皆言冠制,當以類從。”又如《士相見禮》“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張氏校曰:“此經當有脱文,注引《檀弓》亦多‘之老’二字。”二、分節。《儀禮》經文的分節淵源甚古,早在武威漢簡中就有意爲區分篇章的符號,此後唐賈公彦撰《儀禮疏》、宋朱熹修《儀禮經傳通解》皆有分節之舉,《句讀》對經文的分節雖然是效仿前人,但更爲細密全面,所以後來整理研究《儀禮》的著述多沿用《句讀》的分節方案,如胡培翬《儀禮正義》卷一云:“舊本經不分章,朱子作《經傳通解》始分節以便讀者,至張氏爾岐《句讀》本分析尤詳,此書分節多依張本而亦時有更易云。”三、句讀。《儀禮》儀節繁複而文辭簡奥,句讀困難的問題尤爲突出。《句讀》以小圓圈爲句號,離析經文;以“、”爲讀點,梳理注語(包括鄭注、其他舊注和張氏案語),全書内容均加以點斷,對讀者理解經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張氏在小字案語中還對鄭玄、賈公彦的部分句讀疑誤之處提出商榷,如《士相見禮》“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鄭注:“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武,迹也。”張氏云:“舒武,舒徐其足武,不敢疾趨也。鄭乃於舒字斷句。”又如《士昏禮》“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張氏云:“疏於‘貺’字截句。”四、集解。《句讀》雖以“儀禮鄭注”爲名,實採擇節引自唐宋以下的多家禮説,包括賈公彦、陳祥道、朱熹、吴澄、陳澔、徐師曾、李之藻、張鳳祥、顧炎武等人。一般引用他家學説,會在引文前冠以人名或書名,賈疏則徑稱“疏云”。《句讀》引用賈疏多,但張氏對賈疏的評價並不高,自序即云“《疏》説又漫衍”,引用時或加剪裁,或加辯駁,完全是爲了解經服務,未對疏文做深入的發揮。五、案語。《句讀》的體例是經文大字單行,經文下徑接鄭注,唯改鄭注爲雙行小字以區别。鄭注下接以各家禮説或張氏自撰案語, 各家禮説或張氏案語前統一加上大圓圈,以與鄭注分割。即使是該句經文没有鄭注,只有各家禮説或張氏案語,也要在其開頭加上大圓圈。但張氏案語與各家禮説之間並無特定的區别標誌,如果二者皆有,則一般用“愚謂”“愚意”來提示下文都是張氏案語。如果僅有張氏案語而不引各家禮説,則連“愚謂”“愚意”之類的提示語也可省去。關於張氏解經的旨趣,留待下文再做進一步的分析。
《句讀》是好的《儀禮》經注讀本之一,但在讀此書時,還應留意三個問題。
一、其勠力《儀禮》的原因
明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正月十六日,張行素去世,這件事可以説是張爾岐人生的轉折點。關於其父親的死因,大多數傳記資料以“罹兵難”一筆帶過,爾岐本人也只是以“天日之慟”“履大變”含糊言之,但當時的哀苦絶不是這寥寥數字可以概括的。其自叙墓誌云:“形神慘悴,惸惸孤立”,並因此發狂蹈水,焚書棄家。《國朝先正事略》説他“服親喪,三年號泣不輟”,足見心理受創之巨。李焕章的《張蒿庵處士傳》描述其沉痛之情尤爲深刻,其云:“處士慟石首公,終身不服綵、啖肥、娱音樂。”又云:“其所寢處血漬班班,無日不屬石首也,誰謂處士死三十年後哉。”父親的罹難,再加上其“三弟爾徵亡,四弟爾崇死復蘇”,説他與清政府之間結下的是血海深仇當不爲過。明乎此,便知道其當貢清政府太學時“以病辭”“以母老不行”之類的説法都只是藉口。餘生縱然無法復仇,也絶不可能有任何乞食於敵酋的想法。
《句讀》自序云:“愚三十許時,以其周 孔手澤,慕而欲讀之。”張爾岐生於明 萬曆四十年,父殁之年還未滿二十七歲,正與學禮之時相近。其日記又序云:“己卯,有天日之慟。鄉人鮮解禮者,學禮。”《句讀》自序云:“讀莫能通,旁無師友可以質問,偶於衆中言及,或阻且笑之。”而《國朝先正事略》云:“服親喪,三年號泣不輟,殯葬皆遵古禮。”然後可知“慕周孔手澤”只是托辭,其學禮主要還是緣於欲遵古禮葬父而求教無門的刺激。那麽在天崩地裂、國破家亡的亂世,一位年近三十的且過去並無禮學根基的普通人,爲何要開始矢志學習與現實世界没有直接關係的古禮?戴君仁的《書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後》於此間心曲揭示得爲透徹:
張氏不但其志節與亭林、船山相同,且其見解亦復相似。他們都能感覺到國家亡於異族,與尋常易姓换代不同。……實則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若完全喪失了,而替代以異族的文化(不是不吸取外來文化),生活上一切的習慣,都改變爲外國的。那麽,肉體雖是中國人,心靈已是外國人。少許人如此不要緊,全國的人若都如此,等於滅了種族,世代相傳,萬劫不復。這樣情形,僅説亡國是不够的,所以像顧、王這些老先生們,就稱之爲亡天下。……而他在明亡之後,對於《儀禮》,不顧其艱難,特别下功夫,著作成書,含有保存先民衣冠儀容之意,……也可以説,他更想保存古人生活上的文化。他所以有這種意思,我想是受了薙髮易服的刺激。……而文化之保存,應當是“匹夫與有責焉”。張氏著了《儀禮鄭注句讀》,正是盡了他匹夫的責任。
二、其全存鄭注的意義
雖然唐代孔穎達所撰《禮記正義》已有“禮是鄭學”的説法,但因爲《儀禮》在宋以後讀者漸少,其鄭注所受之關注自然也遠不及禮記 鄭注之盛。逮元人敖繼公《儀禮集説》成書,以其簡明條貫,“元明清三朝學者,泰多爲之披靡”,竟能奪康成之席而成《禮》注之正宗,至清乾隆時官修《欽定儀禮義疏》,列諸家之説而必以敖氏居首,敖説的地位已達巔峰,相應地,鄭注的地位也跌至前所未有的低谷。
《儀禮》新注本中全録鄭注者,自宋迄明僅有李如圭的《儀禮集釋》一家,且傳本久絶,明初修《永樂大典》時所抄該書已有殘缺。敖繼公的《儀禮集説》夙稱與鄭注立異,但今本《集説》每見鄭氏已注而敖氏復云未詳的牴牾,由此似可推想在元代,完整的鄭注已不易得(否則難以解釋《集説》中的此類牴牾問題)。在鄭注影響凋敝之極的時代背景下,張爾岐明確地將《儀禮》與鄭注定爲著作的核心内容,《句讀》也因此成爲清代部全録鄭注的《儀禮》新注本,其在學術史上的意義是如何推重都不爲過的。 彭林《清人對敖繼公之臧否與鄭玄經師地位之恢復》云:
有清之初,早系統研究《儀禮》者爲張爾岐。張氏《儀禮鄭注句讀》全録鄭注,全書未引敖繼公、郝敬之説,與當時學風判若兩途。……張爾岐於鄭義多所闡發,於鄭注之疑誤亦時有考辨,但總體不離鄭注左右。張氏研究路徑正確,持論公允,於經義多有發明,似正可成爲扭轉風氣之樞紐。然而,“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時之名”,加之當時《儀禮》研究尚未成爲風氣,故張氏之研究對清初《儀禮》幾乎未産生任何影響,學界佞敖之風依然故我。
學術風氣的演變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清代禮學從尊敖轉向尊鄭同樣如此。《句讀》雖率先全録鄭注,也並未迅速被立爲典範。這一方面是因爲張氏個人“日淹蹇於蓬蒿敗屋中,無意人間世”,另一方面也是因爲《儀禮》研究曠廢已久,興亡繼絶、重振古學的目標固非一人一時即可實現,但張氏“獨精三《禮》”之名在顧炎武的鼓吹下已廣傳四方,“至今江浙間爲《儀禮》之學者,稱蒿庵張先生”,“乾隆中詔徵海内遺書,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册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吴江陸朗夫燿陳臬山東,建蒿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額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四庫全書》抄存《句讀》一書,《總目》對其褒揚有加。清初治《儀禮》而聲名如此煊赫者屈指可數,則“幾乎未産生任何影響”之説似有過苛之嫌。應該説,清代中後期學者重視《儀禮》 鄭注的風氣就是濫觴於《句讀》,只不過張氏對鄭注的態度相對開明平和,不像後來學者那樣奉鄭注爲圭臬罷了。
三、其鑽研經注的旨趣
顧炎武是張爾岐的知己至交,但二人的學風實有一根本方向上的分歧。羅有高《張爾岐傳》云:
炎武以爾岐師法程 朱,好言性命天人之際,致書規勉,謂:“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聖門下學之功,惟‘博學篤志,行己有恥’二大耑而已。心性天命,于學者本務無涉焉。”爾岐復書,其略曰:“伏承德音,訓厲諄切,爲惠甚大。所諭‘博學’‘行己’二事,誠學鵠也。爾岐老矣,博學已無及,竊願底厲其恥,以終餘年耳。性天之説,孔子固不常言,然與門弟子敦復詳説者,何一非性天之顯設散著者與?誠于博學有恥、踐履淵密,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是故滕口説不可也,未始不可默而識;侈于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勥探力索于旦暮不可也,未始不可優柔漸積以俟開寤。如謂于學者本務初不相涉,是將徧窮天下之理而反遺其一身之理。知有未至,其行果能盡善乎?”
爾岐一生重踐行,其治學經歷,變化頻仍,但都是緣於實用。如因多病而學醫書,因醫書思想近於道家而學老子,因興亡之際感慨不能自已而學歌詩,因時重諸子而學諸子。因學科舉,時文多引《周禮》、《禮記》而學《周禮》、《禮記》。因葬親而學禮,因“意有所屬”(可能是想興兵報仇)而學兵書。因兵家天時雜,而學太乙六壬。因酷吏殺人而焚香學《易》,這一習慣同樣體現在《句讀》中。分節句讀便於閲讀自不必言,其附於經注後的補釋,無論是採用他家禮説還是自撰案語,皆以辨明儀節爲目的,不斤斤於訓詁典故。其中有經注已言而簡略未明者,則補釋細節,如《士昏禮》經文“尊于房户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卺”,鄭注僅釋概念,張氏補釋云:“鼎陳寢門外,洗設阼階東南,豆敦饌於房中,羹在爨,内尊在室,外尊在房户東,爵卺篚在外尊南。此同牢饌設之次。”禮器設置方位一目了然。有經注未言之多種情况者,則一一歷數,如《鄉飲酒禮》“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肫、胳、肺”,張氏補釋云:“賓、主俎各三體,而介俎肫胳並言者,以肩臂之下留其貴者爲大夫俎。若有一大夫,則大夫用臑而介用肫;若有二大夫,則大夫用臑與肫而介用胳。用體無常,故肫胳兩見也。”有經注省略主語或賓語恐致歧解者,則簡要指明,如《士昏禮》“舅坐撫之,興,答拜”,張氏補釋云:“撫,撫棗栗笲也。撫之者,示受也。”總而言之,《句讀》撰作之宗旨,在於爲大衆提供一文本可靠、訓釋簡要、儀節清晰的《儀禮》讀本,以説明古代禮典的施行過程,進而達到“俯仰揖遜之容如可睹也,忠厚藹惻之情如將遇也”的境界,旁徵博引、考辨問難等樸學家的方法對於張氏來説是次要的,甚至是有意避免的。其書初名“節釋”,後名“句讀”,即意在盡量淡化《儀禮》 鄭注的學術色彩,使“世之讀是書者,勿徒憚其難也”,作者在臨終前仍念念於此,“《儀禮》欠一净本,若於一二年内能爲之,吾無所憾”,“净本”二字足見其初衷。理解了這一點,然後可知張、顧學風之分歧,然後可知張氏治禮之本心,此書與清代其他禮學著作的軌轍之異也就不言自明了。
關於《句讀》的版本源流,在本書後記中解釋甚細,兹不贅述。句讀傳世版本衆多,而作爲一切刻本及絶大部分寫本的祖本,清乾隆八年和衷堂刻本無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種。但因爲過去大陸的出版社未曾影印,所以讀者易見的只有删去全書句讀的《四庫全書》本和《四庫全書薈要》本而已,甚至連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六年新出版的郎文行點校的《儀禮》(即《儀禮鄭注句讀》)也是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而張濤整理的《儒藏》本《儀禮鄭注句讀》(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雖然以和衷堂本爲底本,惜限於當時的排印條件,仍留有遺憾,“點校本於經注及鄭目録原文,則唯在句讀之處施以標點,以便讀者稍見蒿庵原意(書名號、引號除外。《句讀》有句有讀,今無能依仿其式矣)”。今據和衷堂原刻初印本影印付梓,使廣大讀者得以一睹這部風行三百餘年的《儀禮》經注“善讀本”的原書面目,特别是所謂分節句讀的樣式,自然有獨特的意義。師顧堂諸同仁復校輯相關文獻以介紹其背景,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袁茵女史撥冗考證《句讀》的體例版本以揭示其價值,都對閲讀本書有所幫助。
《儀禮鄭注句讀》是清代禮學研究的起點,本書則是《清學集林》“禮學類”選目的種,我們希望它能爲後續的整理工作開個好頭,也期待廣大讀者給予我們更多的批評與鼓勵。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蔣鵬翔撰於湖南大學 嶽麓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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